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发掘
作为淮河流域大型的龙山文化遗址，禹会村遗址经过规模性的发掘，2009年度又获得了重大收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为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型祭祀台基的发现，为考证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2009年度，对拥有2500多平方米的祭祀台基进行了全面揭露，从而揭示了龙山文化晚期淮河流域一处大型的祭祀场所。台基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呈南北狭长形布局，南北长100米，东西宽25米，略呈北宽南窄状。经过对台基的解剖获知，该处遗存为槽式堆筑而成，堆筑程序为，先在原地挖出坑槽，槽内堆筑约60厘米的灰土至坑口，其上铺垫一层约10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之上再铺垫约10厘米厚的白土，从而形成了一处巨大的白土覆盖面。从不同部位的剖面来看，其黄土、白土覆盖面的厚度也不尽相同，北部最厚，白土为30厘米，黄土为10厘米；中部次之，白土为7厘米，黄土约9厘米；南部较差，白土仅有2厘米，黄土约5厘米。尤其从中部提供的剖面显示，从下至上的灰、黄、白土堆筑层次分明，明显地表现出是经过一定规划而实施的一项工程。
土壤的不同颜色，是化学成分和矿物结构不同所引起的。根据土壤学测试研究结果，白色土主要同石英、高岭土、石灰和水溶性盐类这四个最广泛的组分有关；黄色土，是水化氧化铁，首先是褐铁矿在土壤中聚积的结果。判断这几种土壤的来源不同，应是经过了人为选择或加工而成。在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应有其特定目的。
值得重视的是，在白土面之上，位于中轴线位置，由北往南分布着众多的迹象，构成了复杂的文化内涵。
第一、沟槽和圜底坑，在白土面分布的北端，环于火烧堆北侧存在一条呈东北－西南向的不规则沟槽，沟口宽2～4米不等，对称于火烧堆北侧部位稍宽。坑壁多为40°～60°倾斜，从坑壁到坑底的弧状剖面也同平面一样，堆筑或铺垫成白土、黄土上下叠压。同时，在白土面上，还分布有若干个圆形圜底浅坑，一般直径为1米，深0.5米。其剖面也是堆筑或铺垫的白土、黄土上下叠压，显然是人类有意而为。
第二，火烧堆，位于台基的北部中央，为东西长4米呈椭圆形分布，其迹象是在白土面之上又铺垫一层灰土，再进行烧祭，从烧烤的程度看，应该经历了一定的时间和规模，从而把地面烧的平整、坚硬。尤其是烧面西侧的沟槽，为烧祭活动附入了复杂的内容。
第三，方土台，位于火烧堆南侧，呈1米见方，现存高度为1米。该土台是在白土面上重新挖槽堆筑（板筑）而成。土台的质地具有一定的密度和硬度，明显的显示了是经过人力作用所为。
第四，长方形土坑，位于方土台南侧，坑呈东－西向，为南－北并列布局，坑的长、宽、深分别为1～1.3米、0.4～0.7米、0.3～0.4米，坑边不甚规则，但间距基本在0.3～0.4米之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每个坑的西端都有一个圆形柱洞，从而又构成了其中的复杂内容。
以白土覆盖的祭祀台基面，是禹会村遗址最主要的文化现象，而其白面上的多种迹象，又构成了祭祀过程中复杂的内容，也从中显示了祭祀的规模和形式。
另外，位于祭祀台基面中部的方土台西侧，存在有一条南北长30.6米，东西宽0.9－2.9米，深0.6米的灰沟，沟内填土除包含有较多的红烧土块、草木灰、磨石、麓山绿石料外，龙山文化的陶片和被火烧过的兽骨极其丰富，由于灰沟与白土面属于同一层位，又与白土面一米之隔，由此可以看出，沟内遗存与祭祀台基紧密相关，是祭祀过程中的重要附属设施。包含物中的器物残片，陶质酥松，成型者较少，其中，出土的陶塑造型，极富研究和观赏价值，应该具有一定的含义。
祭祀坑的发现，丰富了祭祀的内容和规模形式。
在相距大型祭祀台基约100米的西南部，所发现的小型灰坑内，均有单件较完整的陶器或磨石出土，呈现出与同期遗址中一般灰坑的明显区别。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三个埋藏有别的大型祭祀坑。
编号JSK1者，平面近圆形，剖面呈口大底小状，东西长3.6米，南北宽3.4米，深3.8米。中部以下埋藏有完整和较完整的鬶、盆、罐、鼎、甗等各类较大型陶器共28个个体，应为一次性掩埋而成，填土中包含有较多兽骨和木炭等。
编号JSK2者，呈椭圆形亚腰状，坑口直径南北为5.4米，东西4.2米，深1.1米，经过两次堆筑、烧烤、丢弃器物后掩埋而成。第一层出土器物27个个体；第二层出土器物43个个体，并能明显地观察到一件器物在丢弃时散落于坑沿、坑壁及坑底的现象。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不同阶段的祭祀活动。同时，每层的堆积中都有较多的木炭灰和被火烧过的兽骨、兽牙等。
编号JSK3者，呈不规则形，东西长4.6米，最宽处3.4米，深0.3米－0.4米。坑内为一层堆积，除含有较多的草木灰外，也有少部分被火烧过的兽骨，坑内均匀地分布着不同类型的陶器，共计40个个体，为一次性掩埋而成。
从三个祭祀坑出土的陶器来看，基本分为两种现象，一是小型器物如蛋壳陶类的高柄杯，器形规整，制工讲究，火候较高，应为陶器中的高档品；二是大型陶器，多见鬶、盆、罐、鼎、器盖等，火候较底，制作粗糙，陶质酥松，有的甚至在清理后能明显看出器物的造型，但却无法提取，应该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因长期埋在具有腐蚀性的土壤中有关，还是专为祭祀而作，我们正在测试研究中。
禹会村遗址的文化内涵，既具有中原河南龙山文化的面貌，又有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的多种因素，同时也具有本地区的特点，因而形成了淮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独特类型。是文化的传播所致，还是另有别的原因，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禹会遗址位于涂山脚下，因“禹会诸侯”而得名。文献中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之兴，源于涂山”等记载。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对考证涂山地望，考证传说事件，具有一定的价值。种种迹象表明，禹会村遗址是一处以祭祀为主的礼仪性基址。利用C14和加速器测定的年代为距今4140年－4380年，这个时期，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晚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根据它的年代和地域构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因此，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是揭开淮河流域文明化进展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在对江淮地区的文明探源中，起到支撑作用。（发掘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执笔：王吉怀 张莉 赵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