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发掘

 
    2009年3月至7月，承担国家文物局大遗址项目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为配合国家青（岛）兰（州）高速公路建设，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陕西富县桦沟口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还对富县以南的陕西黄陵、甘肃合水的直道进行了调查。

    一、秦直道简况

    秦直道始修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体现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

    秦直道自陕西淳化（古云阳）北部的秦林光宫（即汉甘泉宫）北门始，向北，经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榆林等地，再经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东胜、达拉特旗至包头。道路全程直线距离约700公里，已发现遗迹的道路全长约750公里。

    秦直道西侧的甘肃正宁、宁县、合水、华池等地，也发现了可连成一线的道路遗迹、烽燧及故城，一说为秦直道的支线。

    与常规道路沿河谷选线不同，秦直道的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陕甘交界处的子午岭，以及陕北、陇东及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形地貌，建成了中国古代唯一沿山脊和高地选线的国家级交通大道。修成的直道线形顺直，弯道很大，道路标准很高，被誉为中国高速公路之祖。

    秦直道修筑方式以堑山为主，仅在河谷或低凹处垫方夯筑（《史记》中称为“堙谷”）。在山区，直道路面一般宽10－30米，部分路段宽40－50米。秦直道一线两侧，共发现秦汉时期的宫殿、城址、兵站、关隘、烽燧等遗址及墓葬百余处，出土大量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铁器及兵器等遗物。

    东汉以后，佛教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到达陇东后与秦直道交汇。再向东，则呈放射状传播，佛教遗存猛增。至今，秦直道两侧共发现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石窟数十处，说明秦直道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秦直道自秦至隋唐一直沿用，整体路段宋代以后开始废弃。千余年间，它不仅是中原王朝北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北方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秦直道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对于中国古道路考古、中国秦汉史、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史、佛教传播史和交通史，乃至对黄土高原及沙漠草原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布线于山脊和高地的秦直道修筑艰难，工程量极大，但一旦修成，却较少河流冲毁和水土流失的侵蚀。对于今天的考古界，地处僻远、人迹罕至、多被林木掩盖、而绝少与现代道路重叠的秦直道，又恰恰成为人类文明干扰最少、原始遗迹保存最多、最接近两千年前风貌的古道路标本。

    陕西境内已发现遗迹的秦直道全长498公里，其中富县段长125公里，其路面一般宽30—40米，最宽处达58米，是直道全程十余个县中路段最长、遗存最典型的地区。

    桦沟口段直道位于富县张家湾乡五里铺村的陕甘交界处，是自南而北沿盘山道下子午岭支脉后过葫芦河前的一段，地处葫芦河与其支流桦沟河交汇地带，呈西北—东南走向。发掘中心区地理坐标北纬36°04′135″，东经108°41′26″，海拔1103米。共钻探1.2万平方米，开5米×5米探方68个，探沟9条，发掘面积约2050平方米。

    二、主要遗迹

    地层关系较单纯，大部分地点分为3层。第1层为耕土或植被层（扰动层），厚15-30厘米；第2层为自然堆积层，厚25-60厘米；第3层为路土碾压层，一般厚15-35厘米。再下即为生土层。该地的生黄土纯净，质地细密、坚硬，不少地点夹杂有大小不等的礓石（钙结核）。

   1、路面、车辙

    在坡度为6°～8°的发掘中心区（暂命名为直道关卡遗址），揭露出道路路面总长71米，大部分为上层路面。出于对上层路面的保护，其下一层的路面绝大部分没有发掘。下层路面中，除原上层路面已破坏，直接揭露出的5-6处路面外，仅对两个地点的上层路面进行了解剖，并发现其下的道路。

    在中心区的整体平面上，两层路面的车辙均呈放射状分布。中心区的下方（东南方）有11—13道车辙辙梁，分布宽度约24米。随着上坡向前，路面变窄，车辙辙梁合并减少。至中心区西北方的咽喉处，车辙仅有6—7道，分布宽度仅约10米。

    咽喉处的关卡地势极为险要。靠山一侧的西南方，紧贴人工开凿的高10余米的陡峭堑山面；靠河一侧的东北方，下临高出葫芦河20多米的绝壁。关卡上方转弯处的路面更窄，仅5—6米，残存的一段路面的车辙距堑山面山根仅1米余。

   车辙间的辙梁系经过车轮反复碾压、挤迫形成。大多数辙梁剖面略呈梯形，个别的呈半圆弧形。一般上部宽20-45厘米，下部宽30—55厘米，高（也即辙沟深）4 -11厘米。由于碾压过甚，个别辙梁呈扁平状，高仅2—3厘米，上部宽达80厘米，下部宽达88厘米。这一类辙梁上，往往又重新碾压出车辙印（辙沟）。

   辙梁及踩踏面与上层剥离明显、层次分明，表面呈深褐色，质地坚硬。经对辙梁解剖，其厚度一般为15－35厘米，最厚处达53厘米。其结构呈斜坡向千层饼状，每层厚2-3毫米。为了加强路面的强度，一些辙梁上还铺垫有经过加工的礓石碎块。不少辙梁上还残存有类似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属工具铲挖的痕迹。

    对T309的解剖得知，上下层路面相距12厘米左右。其他探方的上下层路面相距一般在20—25厘米。下层路面的土质一般较上层更黑、更坚硬。从成组或对称的车辙印判断，当时的车辆轮距有3种，即110厘米、130厘米和140厘米。下层路面的轮距多为110厘米和130厘米，上层路面的的轮距多为140厘米，其中上层路面的轮距，与西汉景帝阳陵陵园发现的轮距大致相当。

    重要的是，多处路面上叠压有秦代和西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两处路面上还出土了战国晚期至西汉年间使用的三翼铜鏃和西汉末年的“大泉五十”铜币，为道路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 
    2、路面脚印

   在4个探方或探沟里，共揭露出方向杂乱（有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七个方向）的脚印21个，脚印分为成年男子、女子和儿童。脚印一般长20-25厘米，宽9-10厘米，深2-6厘米。其中最大者（成年男子）长28厘米，宽12厘米；最小者（儿童）长17厘米，宽7厘米。判断为女子的脚印长19-22厘米，宽10-12厘米。

    脚印数量最多的是Ｔ309，该探方位于靠近直道关卡的下方，共有脚印13个。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脚印全部分布在上层路面。我们的初步解读是：在秦直道刚刚废弃的一个雨夜，很可能是中原方面（汉族）的一两个家庭成员从这里匆忙行走所遗留。他们走后不久，山体滑坡，泥石流掩盖了直道。

    3、建筑遗迹

   在发掘中心区直道最狭窄处两侧的建筑基址中，揭露出数处夯土磉墩和置于磉墩之上的石柱础。夯土磉墩呈圆柱形，直径约55—65厘米。其上的石柱础仅存一件，系用当地的灰砂岩略经加工而成，向上的一面平整，直径44—46厘米，高22厘米。从残存磉墩的布局看，在道路两侧，各建有一排房屋，房屋面宽约3.5米。由于葫芦河冲刷和人工的破坏，每排的间数和房屋进深不详。基址中，有大量秦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甑等残片堆积。

   在这段直道的外侧，即靠葫芦河一侧，还发现基本连成一片的多处同期建筑基址。基址的基础均为夯土，最大者面积达200余平方米。

   据推断，该建筑基址是秦直道上规格较高的关卡性质的遗址。

    4、靠河护坡

   以往的调查和试掘发现，秦直道靠河或靠沟一侧，一般都建有夯土护坡。此次发掘，在中心区及其上、下方，都发现了与直道平行（也与葫芦河平行）且规格很高的夯土护坡。

    中心区的夯土护坡在直道外侧均有发现。其剖面略呈倒梯形，靠外一侧高3米以上，整个护坡向里（靠山一侧）延伸5—6米以上，厚度递减。夯土细密、坚硬，夯层厚6—8厘米。

    由于葫芦河、桦沟河的冲毁及人为破坏，中心区下方的夯土护坡保存较差。但在靠葫芦河一侧高速公路建设方的施工沟里，仍然发现了长达66.5 米、向里延伸4米以上的夯土护坡。该护坡靠外一侧残留高度1.4—1.6米，夯层厚12—24厘米，其硬度和细密程度不及中心区的夯土护坡。

    中心区上方的夯土护坡也遭严重破坏，但仍然在四个地点有发现。这些护坡的夯土残留高度为1.2—1.8米，夯层厚6—10厘米，硬度和细密程度与中心区相当。

   上方夯土护坡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在探沟3里，直道外侧夯土护坡的剖面呈直角梯形，而不像中心区那样呈倒梯形。也即在修筑护坡时，先将道路外侧挖出垂直的生土面，再紧贴生土面夯筑出护坡。

   其二，在直道转弯处，路面外侧夯土护坡以外20余米，又发现与之平行的夯土，两道夯土并不相连，这可能是类似陕西甘泉县方家河秦直道的夯土隔墙。即在需要大面积夯筑垫方（“堙谷”）的直道外侧，顺路夯筑出数个平面方形隔墙，隔墙内填土以形成护坡或路面。（方家河的夯土隔墙，顺路的每边长12—15米，与路垂直的每边长6—9米，墙基宽2-3米，残高5—8米，甚至10余米）。以最外侧夯土为边测量，这段直道转弯处的宽度达61米，符合历次调查所见：直道转弯处弯道大、路面特宽阔。

    5、靠山护坡

    历次调查和2006年、2007年春试掘，均未在直道靠山一侧发现护坡，此为首次发现。

    靠山护坡位于中心区关卡的内测，对其解剖的探沟显示，夯土护坡外侧较陡，高约4—5米，夯层厚6—8厘米。夯土纯净、细密、坚硬。夯土护坡包裹形成的高台长约20米，宽约15米，台面较平整。高台居高临下，正对着下方直道路面出土铜鏃所指的方向，关卡、直道、葫芦河历历在目。初步判断，该高台是直道关卡上的一处哨卡遗址。

    6、之字形盘山道

    发掘中心区向上转弯后，进入上山的之字形盘山道。盘山道一共5条，典型的之字形。第一条向西，尽头后转向东，进入第二条。前行，再转向西，再向东、再向西，盘山道结束，向南，攀上子午岭支脉的山脊，群山在眼底。

   自下而上，5条盘山道分别长约260米、310米、290米、210米和170米。

    对第二条盘山道进行了解剖，探沟开于盘山道中部偏东（上）处，由于路面遍布林木，称之为结森林探沟。探沟总长47米，揭露出的直道路面（含排水沟）宽约45米，可见当时的规模。

    探沟内发现了残存的路土、高约4.1米的夯土护坡和排水沟。排水沟位于路面靠山一侧，与直道平行。排水沟宽约1.3米，深30-50厘米。沟内上层为斜坡状叠压堆积土，下层为淤土，沟底铺垫有碎礓石。

    盘山道探沟的发掘，印证了2006年和2007年直道发掘的总结，即直道道路的三要素：路土（包括车辙）、夯土护坡和排水沟。
探沟中部还发现了人工开挖的沟槽，见下述。

   7、人为破坏道路现象

    此次发掘，至少发现三处明显的人为破坏直道路面现象。三处现象分布范围在300米以内。
其一在关卡遗址。路面揭露出人工开挖的沟槽宽4米以上，深约30-70厘米。沟槽与道路同一个方向，上部较窄、较浅，下部较宽、较深，显然是利于流水的冲刷。沟槽打破了上层路面和房屋基址，直道两侧建筑倒塌后，大量筒瓦、板瓦覆盖在沟槽内。

   经对沟槽底部的进一步发掘，其下发现了下层路面，说明沟槽的时代晚于上层路面，但稍早于路旁建筑的毁坏、废弃。

   其二在关卡遗址上部转弯处的直道探沟内。人工沟槽宽1.6米，深约30厘米，沟壁较陡直，沟壁依稀可见人工凿痕。

   其三位于第二条之字形盘山道的探沟（森林探沟）内。人工沟开凿于直道路面中部，呈槽型，与直道平行。发掘显示，最初开挖的沟槽宽约4.5米，深约20-45厘米，两侧沟壁陡直，与地表几呈90度，沟壁上有人工凿痕。经过近2000年的冲刷，沟底已呈尖底，深度距当时的路面已达1.8米。

   在黄土高原地带，山水对地貌的冲刷带有强烈的加速度特征。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人工沟槽的威力就在其下方约80米处显现了出来：宽仅4米多、深不到半米的人工沟在此引发了南、西、北三个方向的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形成了最宽近100米，最深达30多米的深沟。不仅宽40余米的第二条之字形直道在此嘎然中断消失，还波及其下方的第一条之字形直道，以及两条路的转弯连接处（“≯”的右半部）。

   小小一条人工沟造成的损坏：上下两段国家级道路的彻底冲毁，总长度约230米。

   道路的破坏者，很可能是中原（汉族）一方。原因是：两汉至南北朝的数百年间，他们基本处于被动的守势。另外，作为修路和道路养护的一方，他们更了解直道的弱点。

   三、遗物

    1、铜镞

    1件，出土于直道关卡下方约50米的直道上层路面车辙上。铜鏃为三棱三翼形，锐部锋利，铤部缺失，长2.9厘米,宽约1.2厘米，保存完好。铜鏃方向向上，指向守军的一方，据此判断，为北方（匈奴或其他少数民族）军队发射。

    一般说来，此类三棱三翼铜镞出现在战国晚期，沿用至两汉。考虑到铜鏃使用者是北方少数民族，比起中原有一个时间差，结合铜镞的出土地层，我们将时代定在两汉之间或稍晚。
可资对比的是，2007年春，在车路梁直道出土的一件铜鏃与此迥异，为三棱形，铁铤，与秦始皇兵马俑坑所出的相同，应是秦朝军队所用。2007年发掘地点位于此处以北，直线距离仅约2.2公里，说明地处要津的该关卡周边，曾经发生过多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南北战争。

    2、钱币

    出土于关卡遗址中部的直道上层路面。古道路上发现钱币的几率，等于今天在高速公路上捡到钱包，极为意外。出土铜币为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直径2.2厘米，厚0.3厘米。方穿，未剪轮，有锈蚀。

    3、筒瓦、板瓦、陶器

    出土大量绳纹筒瓦、板瓦，及少量陶罐、盆、甑等器物残片。

    筒瓦、板瓦的外面多饰粗绳纹、细绳纹，还有在绳纹上用手指抹成的与绳纹垂直的带状纹（简称抹带绳纹）。内面纹饰多为布纹，也有大麻点纹、光面、席纹、方格纹，还有极少量的粗绳纹、细绳纹等。

    陶罐、盆、甑等均为泥质灰陶，器表多为素面，有少量弦纹、细绳纹等。

    四、时代判断

    此次出土的遗物中，铜镞和钱币的时代较明确，在两汉之间或稍晚。

    在陕西关中的秦汉考古中，一般说来，筒瓦、板瓦外面的抹带绳纹，时代早于一般的绳纹；筒瓦、板瓦内面的大麻点纹，时代早于布纹和其他纹饰。

    秦始皇陵及西汉阳陵等地的发掘资料显示，抹带绳纹和大麻点纹大量使用在战国晚期和秦代，西汉早期也有沿用，但不见于西汉中期及以后。筒瓦、板瓦内面的布纹，虽在战国晚期和秦代也少量出现，但大量使用一般在西汉早中期及以后。

    经初步统计，此次出土的筒瓦、板瓦中，抹带绳纹和大麻点纹约占纹饰总数的8～9%。在筒瓦、板瓦和陶器中，尚未发现明确的东汉及其以后者。

    总之，发掘出土的所有证据都支持这样一种判断：桦沟口段直道及其附属建筑，始建于秦代，沿用至两汉之间或稍晚，废弃。其中，直道下层路面的时代约为秦代和西汉早期，上层路面的时代约为西汉中晚期。

   五、小结

    1、古道路考古，是中国田野考古的薄弱环节。秦直道的研究，始于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的田广金先生（1974年）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1975年）。三十多年来，参与者不少，但仅限于史料考证和实地踏查，几乎从未进行过考古钻探和发掘。这次考古发掘，是对秦直道遗址及其上下山盘山道的首次大面积发掘，具有突破性意义。
秦直道全程，上下山、过河（较大的河）有六、七次，遗留下来的上下山盘山道和过河遗迹也有六、七处。此次发掘地点是上述遗址中最典型、保存较好的一处。对于了解以山脊和高地布线的秦直道如何解决上下山和过河的难题，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2、秦直道中段的走向，学术界一直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走陕北，其二认为走甘肃。此次发掘，以多处准确的地层叠压关系，第一次卡住了秦直道（即下层路面）的绝对年代，为前一种观点的确认提供了科学依据。

   如此，甘肃古道路的性质就有了三种可能。一、它也修筑于秦代，是秦直道的支线，因为，甘肃古道路的宽度及附属遗址的规模均不及陕西。二、陕西中段的秦直道废弃后，自兴隆关（位于陕西黄陵与甘肃合水交界处的子午岭上）新辟之路。三、前两种可能的结合：开始是支线，陕西段废弃后变为主线。不过，这些都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认定，特别是对甘肃古道路的发掘。

    3、秦直道旁的同期建筑遗址的发掘，也属首次。为了解秦直道附属设施的分布和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

    4、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秦直道热方兴未艾。此次发掘，也为秦直道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础。

    鉴于此，从发掘开始不久，考古队就与建设方交涉，要求保护这段秦直道。经过陕西省、延安市文物局等方面的努力，以及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大遗址项目秦直道考古队顾问叶学明先生等专家的呼吁，建设方已将这段高速公路改线，为子孙后代永久保下了这段秦直道。（执笔：张在明）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