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进贤白崖山红石场遗址新发现
白崖山红石场遗址，位于进贤县三里乡新强村委会白崖山村北面，遗址紧接村庄处，有三条小路通往遗址形成的红石水塘，当地村民称“古塘”。白崖山红石场遗址基本西南东北走向，长1900米，宽100~700米不等，由60多个不同时期的采石场，连为一处上千亩面积的石窟水塘。水塘范围内，有采石历史上留下的石壁沟，并形成多处小岛。白崖山红石场遗址深多在十几米至二三十米之间，东北、北部最深处可达百米，有“四两黄丝打不到底”的传说。遗址水塘鱼类丰富。
白崖山红石场遗址地处红壤丘陵向滨湖地带过渡的地域，是鄱阳湖地区少见的丹霞地貌地区经初步探明，遗址周边面积约3000亩，红壤层下面有2~3亿立方米的红石蓄量，深度可达100~200米。遗址上层覆盖有3~5米的红壤土层，红石上层为粉状性质，较脆，10米以下变得坚硬，较有韧性，20米以下石质最好，有的带金星点，适宜雕刻建筑工艺构件。
白崖山红石场遗址所有洞窟陡峭，从上往下开采的石层痕迹明显，遗址北面10米以下往白崖山村落底下挖掘，形成深层的平“凹”形状。遗址现在开采的石窟有3处，面积达20亩，深30余米。
白崖山红石场遗址所在的白崖山村，始建于宋初，由熊氏开基于现白崖山村东北部，当时村庄的地势为18~25米，算是背山面水而居。熊氏建村之初，就地取材，打红石建屋。后来附近不少居住民都来此取红石做建筑材料。据雷氏家族成员说，开山打石，是他们祖先最早的副业生产活动，有千余年的历史，例如进贤县城中始建于宋代的三孔大石桥所用的红石，即出自白崖山红石场遗址。开始雷氏家族聚居在现三里乡的庄溪雷家，即白崖山村西略偏北2600米处。因为打石的方便需要，名德公在明代初期迁往白崖山村，至明末天启年间，庄溪雷家一大批人迁来居住开山打石。应该说，900多年至600多年前，白崖山红石场遗址的规模不是很大。开山打石规模的真正扩大，是在明代后期由雷氏大家族发展起来的。白崖山村中后部现在的一棵古香樟（该树因主干枯死后再在边上长成大树，近期又在第二代枝干根部长出新树，当地群众称“祖孙三代”），相传是雷氏家族迁徙白崖山村的起祖公雷名德所植，有600余年历史，是雷氏家族迁居的见证物。
白崖山红石场遗址及白崖山村附近，本来就多白鹭、白天鹅、白鹤等飞禽栖息，所谓雷氏家谱纪录的“白鸟绕梁”即是其明证。白崖山地名的由来，在雷氏家族成员口口相传中，有了一个民间掌故。相传名德公迁来打石的时候，紧靠现白崖山村东部的熊家山居住，就地打石，据说有一天，他在现在两棵古枫树东北60米的熊家山崖壁上打石，突然从红石的裂缝中凿掉了一条飞禽的脚掌，血摊在红石上，使红石更红，发出“咕咕”一声哀鸣，呯的从红石缝中窜出两只白色崖鹰，飞往东北部的余干县，这两只白崖鹰在余干县呼应了两位书生，当年双双考中了进士，其中一位进士的脚是拐的，即传说中的那只被打掉了脚的白崖鹰。人们只见过黑崖鹰，白崖鹰是稀罕之物，因此人们为了纪念这个美好的故事，把这个打飞了白崖鹰的张家山改成了白崖山。村庄叫做白崖山村。还有人说，白崖山边上的两棵古枫，之所以600年枝繁叶茂，就那是白崖鹰在显灵，古枫也成为白崖山的守护神。
后来，雷氏家族在白崖山开山打石，越发起劲，生意越来越红火，技艺也越发提高，由只搞建筑材料的开山打石，到打制建筑艺术构件并装饰，带动起来一系列相关产业。至清代康、雍、乾期间，雷氏家族红石雕刻艺术大进，与江西“样式雷”家族的建筑工艺有密切关系。本地曹门万家乾隆十四年的节孝坊，青石红石相间，榫卯结合石雕艺术，就出自于白崖山雷氏家族的手法。庄溪雷家乾隆中期的雷家花屋（两幢）上的红石雕刻，也全部出自雷氏家族石工之手。后来，雷氏家族打石雕刻的技艺陆续传往进（贤）余（干）南（昌）东（乡）四县。雷氏家族这门技艺的形成大约花去了明代早期至清代中后期400年的历史。
再后来，清代中后期的乾隆嘉庆年间，由于雷氏家族开山打石及雕刻技艺的繁荣扩大，外姓如周、高、许、邱、罗等十三姓纷纷加入到开山打石的行列中，迁入白崖山村，从事红石手艺。现在白崖山村中有周家巷、万家巷、吴家门、许家舍等门巷小地名，即是打石工匠们聚族而居的见证。
白崖山红石场遗址北部现在的开采处叫张家山，明代嘉靖五年（1526年）第二甲第四十九名进士张臬，官至兵部尚书，相传葬此。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第三甲第一百三十六名进士熊明遇，也葬在附近。清代乾隆十九年（1754年）第三甲第一百五十二名进士雷跃龙，就出自于白崖山村雷氏家族。
白崖山红石场遗址以上千年的开采历史，上千亩的开采面积，上千万立方的开采容量，成为江西地区典型的丹霞地貌自然与人文价值相结合的典范。白崖山红石场遗址属于信江流域汇入鄱阳湖的尾端，是鄱阳湖地区最大最典型的千年采石场，采石量为江西省乃至全国红砂岩采取遗址所罕见。白崖山红石场遗址形成的历史脉络清晰，且与进贤地区“样式雷”建筑家族有关，人文价值丰富，上千年来连绵不断，至今仍在开采，是采石行业采石工艺延续的见证。
2010年3月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90万处新发现中，他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65项重要发现之一。
（文先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