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群调查与陶寺城西钻探收获

    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第四课题“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流域都邑性聚落综合研究”所规定“陶寺遗址专项”2009~2010年度任务要求，本年度，山西队开展了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研究调查和陶寺城址西部微观聚落形态勘探工作。
    壹、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
    一、调查计划与实施
    陶寺遗址群调查于上个世纪70 年代进行过第一次普查，调查范围为晋南地区，发现陶寺文化遗址70余处。由于采取的是沿水系线性调查法，调查并不全面。调查目的在于陶寺文化分布范围的划定，更多地出自文化谱系研究的考虑，而宏观聚落形态上的考虑不多。
    本次陶寺遗址群区域调查的目的在于，初步弄清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宏观聚落形态背景情况（GIS信息系统），聚落等级制度的分层状况；陶寺文化作为国家政体社会组织的总体构架；探索陶寺遗址如何成为都城聚落；陶寺遗址群内部聚落功能是否存在着专业化倾向及其与陶寺城址的功能关系；陶寺晚期陶寺文化的政治中心是否转向塔儿山东麓，从而了解陶寺遗址作为都城衰落的背景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制定了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区域调查计划，报请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同意，会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文物局，于2009年10月下旬组成“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区域调查联合工作队”，领队何驽，成员7人。根据时间与经费的情况，计划调查区域为塔儿山东、西两麓黄土塬，北起临汾的山前，南至浍河北岸，西起汾河，东至塔儿山东麓滏河上游。南北70、东西25公里，面积大约1750平方公里。
    调查方法采用网格法，50米间隔布置1人，拉网前行踏勘，一旦发现遗存，集中进行遗址四至的确定调查，记录剖面，采集标本。记录完毕，调查小组继续向前推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根据实际行政区划情况，分襄汾、临汾、曲沃区块进行，以地埝定南北纵向跑线，间隔50米，每负责人一条，重点勘查断面、断崖。

 

    调查自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8月5日完成，发现和确定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或遗存点128处，其中陶寺文化遗址54处。
    二、陶寺遗址群聚落等级与社会组织结构新认识
    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所反映出来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
    陶寺城址为都城，280万平方米。
    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邑）——县底和南柴（方城）为大遗址，面积100~200万平方米。
    区中心邑下辖二至三片区的中型聚落群（乡镇），面积10~99万平方米。
    部分中型聚落下辖一至三个小型遗址（村），面积1~9万平方米。
    多数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可能有些特殊的职能，所以很可能并不构成一级功能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
    从各级聚落数量上看，都城1座，大型遗址（邑）2处（总计3座，同时存在2座）。中型遗址（乡镇）23处，其中下辖村者为乡，否则为镇；其中乡9个，镇14个。小型遗址（村）14处，微型遗址（据点）14处。
    从数量上看，陶寺遗址群社会组织结构以乡镇为基层组织之中坚。村级组织是乡镇组织的延伸，但发育并不完全，许多镇没有村级组织分支。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陶寺遗址群社会组织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分支发散式发展模式（国家），而非自下而上的聚落自发集中凝聚式发展模式（酋邦）。
    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在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有着较大的区别。
    陶寺文化早期，聚落层级有四级，社会组织可能有两级，即都城和镇村两级，没有邑一级的大型聚落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存在。镇与村分野不清，微型据点不是一级基层组织。中央与地方行政网络虽然已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却很不完善。
    中央与地方行政网络的存在，以曲沃周庄驿站遗址为物化表现。
    周庄遗址位于陶寺城址东南163°，22.2公里，步行4小时路程，面积1598㎡。遗迹有灰坑，遗物有小口罐、釜灶、斝、直壁缸等。釜灶为主，量大。灰坑内采集釜灶4、小口罐3，斝1，直壁缸1件。遗址面积极小，器物数量却较多，炊器和盛储器为主，生活用器数量大大多于居址常驻人口量，具有驿站遗址特征，很可能是陶寺城址行政交通线上的驿站，由区北部的八顷遗址管理和供给，由东常据点和东吉必据点支撑。
    陶寺文化中期开始，陶寺城址分别在南北两区建立邑级中心，加强地方政权建设，进一步完善了都-邑-乡镇三级行政组织，开始发展村级第四级最底层基层组织，使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网络日趋成熟，唯管理的范围仍以临汾盆地为中心，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仍未超越陶寺文化分布区。
    三、陶寺城址的都市向心力现象
    从城市形态学可及性理论而言，2公里处于城址可及性阈值最大阈值。陶寺城址周围2公里内没有陶寺文化聚落，表明陶寺城址都市化生活方式对于居民的吸引力巨大，此范围内的居民尽可能住进城内，享受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这与良渚城址和石家河城址聚落拱卫城址的聚落形态有着本质的差别。表明陶寺城址才具有真正都市化的生活方式。
    四、陶寺城址的消费支撑
    根据调查资料，陶寺城址比较明确的特殊功能职称聚落有东邓、张纂、伯玉、大崮堆山采石场、古暑遗址。
    东邓遗址位于陶寺遗址西北333°，13公里，面积40万平方米，南北长2400米，东西宽约200米。位于汾河主泓道东侧二级阶地上，现高于汾河河面20米，海拔436米。以大型窖穴为主，有少量房子、陶窑。遗物有瓮、大口罐、釜灶、鬲。其北为下靳墓地。这里很可能是陶寺城址的货运码头。
    张纂遗址陶寺遗址正东90°，3.9公里，面积3.5万平方米，遗迹以陶窑为主，可能为陶寺提供陶器。
    伯玉遗址位于陶寺城址西南213°，9.9公里，面积10354平方米。有成组的陶窑8座；西侧和西北侧为分散的陶窑4座；北中部断面暴露出一个近30米长的活动面。在东北部见到有白灰皮碎片。该遗迹可能为陶寺遗址供给陶器。
    大崮堆山采石场位于陶寺城址南174°，5.3公里， 面积5136平方米。打制石片堆积主要集中在大固堆山东侧山坡上。岩相测定发现部分陶寺城址石材与大崮堆山石材接近。
    古暑遗址位于陶寺遗址东南111°，16.1公里，面积90万平方米。发现白灰面房、夯土基址、陶窑、窖穴。出土遗物有肥足鬲、折肩罐、釜灶、圈足罐、甗、陶泥等。该聚落可能为陶寺城址提供陶器，并有工官管理。
    五、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计划的问题回答
    本次调查，初步弄清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宏观聚落形态背景情况是，以陶寺城址为核心的京畿区，分别被南北两区地方聚落群所拱卫。GIS信息系统正在建立之中。
    陶寺文化聚落等级制度的分层为超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聚落等五个层级。
    陶寺文化作为国家政体社会组织总体构架为都-邑-乡镇-村四级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结构，其中村级基层组织发育不全。
    陶寺遗址一开始便是都城聚落，并非从微型聚落，经小、中、大至超大聚落自发发展壮大形成。
    陶寺遗址群内部聚落功能存在着专业化倾向，如口岸、制陶、采石遗址，部分这类遗址直接为陶寺城址提供相应的服务与产品。这需要科学测定进一步确证。
    陶寺晚期，陶寺文化的政治中心是否转向塔儿山东麓，因方城遗址没有重要的都城指徵性的遗存，因此尚难做结论。
    六、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区域调查说明的理论问题
    本此调查结果表明，聚落层级数与社会组织行政分层数并不一一对等。而酋邦社会与国家社会聚落形态的本质差别在于，酋邦遵循自下而上的聚落自发集中凝聚式发展模式，形成聚落等级和社会组织分层；国家社会则遵循自上而下的行政分支发散式发展模式，通过行政手段去建设必要的各级下层社会组织和聚落甚至包括据点。
    都市的形成，可以城址的向心型聚落形态为考古指徵。
    都城是以消费为主的聚落，因此宏观聚落结构中，必定设置有专供都城消费品的专业手工业聚落。这些聚落由属地乡镇工官管理。
   

    贰、陶寺城址西半部的钻探收获
    陶寺中期城址内西半部，除了寻找中期南、西城墙时进行过十分有限的线性拦截钻探，从未进行过普探。本年度勘探目的在于了解城址西部的遗存分布的大致状况，管窥微观聚落形态手工业与普通居址分区状况。
    一、陶寺遗址III区沟西部分物探
    钟健采用高密度电法和多频电磁法为辅的考古物理勘探。测区南北长近1000米，东西宽约400米，测区的覆盖面积近40万平米。钻探结果表明，物探结果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对铲探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二、钻探收获
    钻探自2010年10月10日至12月8日结束，历时60天。高江涛、何驽负责，使用探工8人。钻探方法基本依地块走向东西向网格布孔，孔距4米。目前钻探沟西村以北、机耕道以东、沟西沟以西地区，已打探孔6626个，钻探面积近15万平方米。
    钻探发现遗迹现象227个点，初步判断包括城墙1、夯土基址8、灰坑165、灰沟4、房址27、墓地2、窑13、操作坑或操作面及活动面4、人工渠2、蓄水池1座。
    1.陶寺中期西南小城的发现
    新发现夯土墙10YJ54，与南城墙Q6平行，二者间距约80多米，方向及走向一致，钻探长度83米，宽10多米，方向68°，构成陶寺中期西南小城，已知面积约1万平方米。城内有小型夯土基址2、小房子3、小墓地2（可能是一处两片）、石灰窑1、陶窑4，灰坑13。显然是一处身份和等级较为特殊的制陶家族生产与生活区。钻探出陶片以黑皮低温陶为主，似主要生产祭器和冥器。故与陶寺中期东南小城鬼神区毗邻。
    2.水管理体系与工官管理作坊区的布局
    （1）水管理体系由YJ63-64蓄水池、YJ57管理房、YJ77-YJ80闸（？）、YJ76主渠、YJ209支渠组成。YJ76已钻探长360、YJ209已探出63米，渠深5~10、宽8米。
    （2）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除了西南小城内YJ30所辖陶礼器冥器制作家族外，手工业作坊区内还有YJ5所辖石器工业园（包含生产和生活场所）、YJ75所辖石器、YJ14所辖石器、YJ126所辖制陶工业园。
    （3）手工业作坊区北侧即主渠YJ76下游和支渠YJ209渠首，为普通居址的南界。
    YJ63西坝墙长约25、北坝墙约33米，蓄水池YJ64面积约1000平方米，深约2~3米。南坝墙利用城墙YJ54，东坝墙被沟西沟所侵蚀。该水池有沟西沟从城外引水，成为主渠YJ76的源头。
    3.陶寺钻探收获的意义
    （1）首次明确了陶寺城址西南的水管理系统的存在。
    陶寺水管理产生的环境因素为当时的宋村沟并不存在，没有地表径流。而城内西南地势最为高亢，地下水埋深超过陶寺人打井的技术深度（13米以上），因此无井水可用，于是引入地表径流和人工渠相配套的水管理体系，则成为生产与生活的必须设施。
    水管理系统是城西南区域手工业园区和普通居址生产与生活的命脉，生产生活遗迹主要沿水渠沿线分布，在深层次上标志着社会管理职能的存在与强度。在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内的水管理系统与道路网络同等重要，应当在都城考古中加以充分重视。
    （2）钻探确定陶寺城址西南地区确系手工业功能区划。
    手工业功能区内，若干个手工业园区由工作场所和工匠生活场所构成以相对独立的园区，分别由各自的工官管理，以小型夯土基址为衙署物化表现。因此，陶寺城址工官管理手工业，是中国古代国家社会与城市工官管理手工业的制度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