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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安康城南曾家梁汉代墓葬发掘取得重大成果

发布时间:2011-01-13文章出处:国家文物局作者:

 
    继陈家沟文昌宫梁发现汉代墓葬之后,近日安康城南曾家梁市政建设工地再次发现汉代墓群。安康历史博物馆田野考古队对其中已经暴露的两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出土各类文物两百多件,极大的丰富了安康市馆藏文物的种类和数量。
   
    墓群位于文昌宫梁东约500米的曾家梁,因市政建设工程取土暴露,安康历史博物馆田野考古队接到热心群众举报后,迅速组织精兵强将进驻施工现场,对已经暴露的两座砖室墓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科学清理发掘工作。
   
    两座墓葬均为东西坐向,自北向南依次编号为M1、M2,一号墓系单室券顶式结构,前带墓道。墓葬形制呈刀把形,墓室用绳纹砖铺地,子母砖券砌,墓室后半部分设成二层台,应是放置棺椁的地方,这种做法显然是筑墓者出于防潮排水的考虑。墓砖侧面模印几何纹,墓葬总长5.5米,其中墓室长4.2米,宽2.6米,墓室顶部发现两个盗洞,随葬品大多被盗,仅出土少量陶制鼎、灶,五铢铜钱等生活用品及随葬明器。二号墓因机械取土,墓室前半部分被毁,分析其形制为矩形单拱砖券墓。这种类似土洞墓的砖室墓,其修筑方法是以大开挖的方式凿出墓室,然后砌砖券拱,填土封顶,是西汉末年安康地区普遍流行的墓葬形制。整个墓室以侧面带有菱形几何纹的子母砖券砌,虽因年久坍塌,所幸未遭盗扰,经清理出土新莽“大泉五十”铜质货币近两百枚,以及釉陶鼎、灶、烘炉、重沿带盖罐、动物獠牙等等。墓室内遗存大量色泽鲜艳的朱色漆皮,表明该墓葬曾随葬一定数量的漆器,惜年代久远,加之当地酸碱土质的破坏,仅存铜质饰件。而两颗动物獠牙的发现,则为该墓葬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这种独特的葬俗在其他相邻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中未见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曾在安康市城南一里坡战国墓葬中发现过与之相同的随葬品,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时隔二十年后再次面对这一文化现象,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从战国时期开始,以动物獠牙作为随葬品,成为汉水中上游地区,特别是汉中郡所辖今安康地区带有一定地域性的独特的埋葬习俗,并且一直延续到汉代,这种形同弯月,大小相等,并且经过人工打磨的动物獠牙被有意识的作为随葬物品掩埋在墓葬中,是汉代人灵魂不灭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真实体现,其作用在于使活人家宅安宁,使死者冢墓稳定,在幂界不受鬼魅侵扰,安享太平生活,具有明显的镇墓辟邪的作用。汉代神学泛滥,这种带有地域特征,具备特别功能的随葬品,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道教巫术有关,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曾家梁汉代墓群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解决了安康地区同时期墓葬的时代归属问题。按照以往的田野考古发掘经验,我们将出土釉陶器的砖室墓葬的年代大致定在东汉甚至魏晋时期,曾家梁汉代墓葬的成功发掘,打破了以往的认知界限,为重新界定同时期墓葬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准确的科学依据。二号墓出土的铜质货币为清一色的新莽“大泉五十”,从类型学的角度仔细比对近两百枚“大泉五十”铜钱发现,大小相近,厚薄不一,轻重有别,版式比较复杂,时代特征极为明显。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经济状况恶化,外戚王莽乘机篡汉立新,托古改制。于西汉居摄二年始铸“大泉五十”,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时,定为“六泉”之一。是新莽铸钱中行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经历了新莽居摄二年、始建国元年、二年以及天鳳元年四次币制改革,贯穿新莽一朝始终。初铸者钱体厚重,文字深峻,铸工绝佳。而曾家梁二号墓出土的“大泉五十”显然不具备上述特征。多为减重型的“大泉五十”,窄郭广穿,钱体轻薄精整,字文纤细秀丽,悬针篆特征明显;“大”字的写法多为“燕翅型”和“窄肩型”,与新莽始建国元年至天鳳年间所铸“大泉五十”完全相同。而一号墓出土的五铢铜钱,肉质轻薄,钱文模糊,字体圆柔,五字交笔弯曲,上下两横不出头,笔划软弱无力,减重现象尤为明显,东汉晚期五铢钱的特征显露无遗。
   
    从两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看,陶制明器及生活用品占有较大比例,与西汉前期盛行以贵重物品随葬的风气大相径庭。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汉代庄园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丧葬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将生前享用的一切制作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埋入墓中,比埋入数量有限的贵重物品更能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另一方面,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变革以及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频繁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兵连祸结,民户丧亡。东汉建安年间曾任尚书郎的仲长统在其所著《昌言》中说:“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经济窘困,物资匮乏,加之盗墓猖獗,使人们没有能力,也无暇顾及身后之事。曾家梁汉代墓葬中缺少贵重物品的实情与史料正相吻合。
   
    综上所述,初步认为,安康城南曾家梁一号汉墓的时代属东汉晚期,而二号墓葬的具体下葬年代当在新莽始建国二年到天鳳六年,即公元10年至公元19年之间。
   
    安康城南市政建设工程仍在紧张进行,安康历史博物馆田野考古队正密切关注施工进展情况,一方面加紧修复整理已经获取的考古资料,同时积极备战,随时准备迎接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陕西省文物局 沙忠平 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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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安康城南曾家梁汉代墓葬发掘取得重大成果

发布时间:2011-01-13

 
    继陈家沟文昌宫梁发现汉代墓葬之后,近日安康城南曾家梁市政建设工地再次发现汉代墓群。安康历史博物馆田野考古队对其中已经暴露的两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出土各类文物两百多件,极大的丰富了安康市馆藏文物的种类和数量。
   
    墓群位于文昌宫梁东约500米的曾家梁,因市政建设工程取土暴露,安康历史博物馆田野考古队接到热心群众举报后,迅速组织精兵强将进驻施工现场,对已经暴露的两座砖室墓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科学清理发掘工作。
   
    两座墓葬均为东西坐向,自北向南依次编号为M1、M2,一号墓系单室券顶式结构,前带墓道。墓葬形制呈刀把形,墓室用绳纹砖铺地,子母砖券砌,墓室后半部分设成二层台,应是放置棺椁的地方,这种做法显然是筑墓者出于防潮排水的考虑。墓砖侧面模印几何纹,墓葬总长5.5米,其中墓室长4.2米,宽2.6米,墓室顶部发现两个盗洞,随葬品大多被盗,仅出土少量陶制鼎、灶,五铢铜钱等生活用品及随葬明器。二号墓因机械取土,墓室前半部分被毁,分析其形制为矩形单拱砖券墓。这种类似土洞墓的砖室墓,其修筑方法是以大开挖的方式凿出墓室,然后砌砖券拱,填土封顶,是西汉末年安康地区普遍流行的墓葬形制。整个墓室以侧面带有菱形几何纹的子母砖券砌,虽因年久坍塌,所幸未遭盗扰,经清理出土新莽“大泉五十”铜质货币近两百枚,以及釉陶鼎、灶、烘炉、重沿带盖罐、动物獠牙等等。墓室内遗存大量色泽鲜艳的朱色漆皮,表明该墓葬曾随葬一定数量的漆器,惜年代久远,加之当地酸碱土质的破坏,仅存铜质饰件。而两颗动物獠牙的发现,则为该墓葬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这种独特的葬俗在其他相邻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中未见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曾在安康市城南一里坡战国墓葬中发现过与之相同的随葬品,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时隔二十年后再次面对这一文化现象,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从战国时期开始,以动物獠牙作为随葬品,成为汉水中上游地区,特别是汉中郡所辖今安康地区带有一定地域性的独特的埋葬习俗,并且一直延续到汉代,这种形同弯月,大小相等,并且经过人工打磨的动物獠牙被有意识的作为随葬物品掩埋在墓葬中,是汉代人灵魂不灭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真实体现,其作用在于使活人家宅安宁,使死者冢墓稳定,在幂界不受鬼魅侵扰,安享太平生活,具有明显的镇墓辟邪的作用。汉代神学泛滥,这种带有地域特征,具备特别功能的随葬品,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道教巫术有关,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曾家梁汉代墓群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解决了安康地区同时期墓葬的时代归属问题。按照以往的田野考古发掘经验,我们将出土釉陶器的砖室墓葬的年代大致定在东汉甚至魏晋时期,曾家梁汉代墓葬的成功发掘,打破了以往的认知界限,为重新界定同时期墓葬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准确的科学依据。二号墓出土的铜质货币为清一色的新莽“大泉五十”,从类型学的角度仔细比对近两百枚“大泉五十”铜钱发现,大小相近,厚薄不一,轻重有别,版式比较复杂,时代特征极为明显。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经济状况恶化,外戚王莽乘机篡汉立新,托古改制。于西汉居摄二年始铸“大泉五十”,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时,定为“六泉”之一。是新莽铸钱中行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经历了新莽居摄二年、始建国元年、二年以及天鳳元年四次币制改革,贯穿新莽一朝始终。初铸者钱体厚重,文字深峻,铸工绝佳。而曾家梁二号墓出土的“大泉五十”显然不具备上述特征。多为减重型的“大泉五十”,窄郭广穿,钱体轻薄精整,字文纤细秀丽,悬针篆特征明显;“大”字的写法多为“燕翅型”和“窄肩型”,与新莽始建国元年至天鳳年间所铸“大泉五十”完全相同。而一号墓出土的五铢铜钱,肉质轻薄,钱文模糊,字体圆柔,五字交笔弯曲,上下两横不出头,笔划软弱无力,减重现象尤为明显,东汉晚期五铢钱的特征显露无遗。
   
    从两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看,陶制明器及生活用品占有较大比例,与西汉前期盛行以贵重物品随葬的风气大相径庭。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汉代庄园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丧葬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将生前享用的一切制作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埋入墓中,比埋入数量有限的贵重物品更能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另一方面,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变革以及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频繁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兵连祸结,民户丧亡。东汉建安年间曾任尚书郎的仲长统在其所著《昌言》中说:“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经济窘困,物资匮乏,加之盗墓猖獗,使人们没有能力,也无暇顾及身后之事。曾家梁汉代墓葬中缺少贵重物品的实情与史料正相吻合。
   
    综上所述,初步认为,安康城南曾家梁一号汉墓的时代属东汉晚期,而二号墓葬的具体下葬年代当在新莽始建国二年到天鳳六年,即公元10年至公元19年之间。
   
    安康城南市政建设工程仍在紧张进行,安康历史博物馆田野考古队正密切关注施工进展情况,一方面加紧修复整理已经获取的考古资料,同时积极备战,随时准备迎接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陕西省文物局 沙忠平 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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