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取得重大收获
春秋文化遗存的发现
根据《史记》《左传》《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文献记载，吴国晚期都城在今苏州一带。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引《世本》载：诸樊徙吴。（唐）张守节正义：“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
《越绝书·吴地传》载：“阖闾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三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闾所造也。”
近代考古学兴起后，以考古学成果实证文献所记载的吴都之所在，找出实实在在的城址遗存成为学术界的期盼。多年来，苏州考古工作一直将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目标。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五峰山土墩墓的发掘就揭开了苏州地区青铜时代研究的序幕。历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苏州范围内发现了大量高规格的春秋时期遗存，为探索本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2000年，苏州考古人员通过考古调查，在灵岩山侧发现了大量的长条形土墩和长方形土墩，总长绵延数千米，并初步判断为一处古代大型遗址。2001年春对三处长条形土墩进行的试掘解剖，从土墩结构和出土印纹陶片的时代可初步推测其为春秋晚期城墙。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苏州西部山区的诸多山脉，如上方山、七子山、天平山、五峰山、观音山、树山、鸡笼山、真山、华山、胥山、横山等，在山峰、山脊上存在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这些墓葬有着高大的封土，特殊的墓葬结构，具有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其中也不乏高等级墓葬，如真山、树山、阳宝山、观音山、华山、鸡笼山大墓等。这些大型墓葬多位于独立的小山丘顶部，有的凿山为穴，封土高大，直径在40米以上；有的垒石成室，有墓道有甬道，气势宏大。
2007年底发掘的鸡笼山D1M1为石室土墩墓，由石室、甬道、通道、外围挡土墙、封土组成。 D1土墩呈馒头形，底部南北宽30米、东西长40米、高约10米。石室长13.5米、底宽1.84、内高4.60米。此墓残出有印纹硬陶罐、盂，原始瓷碗、豆，夹砂红陶釜、玉璜、玉玦、弯月形玉饰、玉坠饰，玉瑗、玛瑙玦，绿松石珠、管饰件，水晶饰件等玉石器200余件（粒）。从墓室的规格形制以及出土器物来看，该墓为一座春秋时期的高规格贵族大墓。
1994年发掘的真山D9M1，墓内葬具为七棺二椁，出土随葬品万余件，包括玉覆面、由玛瑙管、绿松石珠、水晶珠、绿松石珠相间重复串成的玉衣等玉石器，还包括有陶瓷器、贝及漆器等。根据墓内出土器物推断，墓葬年代在春秋晚期。封土台的取土量达万余方，需动用浩大的人力物力。巨大的规模、多重棺椁、玉覆面的使用，表明墓葬等级之高，为吴国王室的墓葬。
2010年4月发掘的真山D33M1，为一座东西向土墩墓。先在山体基岩上铺垫一层厚约30-40厘米的碎石，形成较为平坦的基础，然后用石块在基础上垒砌石构建筑“石椁”，“石椁”呈长方形，外围东西13米、南北9.3米；内径东西7.2米、南北6米，最高处为1.80米。“石椁”建好后，作为墓穴，进行埋葬墓主等活动，之后，再覆土成堆成墓。保留的2处器物坑，共出土印纹硬陶器与原始瓷器近60件。从出土器物特征与纹饰判断，该墓葬下葬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2010年10月发掘的观音山D1M1，与真山D33M1相似，也有“石椁”结构。它是从基岩下挖形成南北长5.3米、东西宽3.7 米、深2.6米墓穴，然后，在墓口上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垒成南北长12米、东西宽10米的“石椁”。“石椁”建造极为整齐，望之肃穆。在墓坑外西北侧发现器物坑，出土器物21件，主要为原始瓷器、印纹硬陶以及青铜残片等。
这种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堆筑的“石椁”结构墓葬，墓穴大，结构复杂，建造规整、封土巨大，且多带有专门用于陪葬器物的器物坑；这些大型土墩墓埋藏集中，年代接近，形制统一，随葬品规格高，应为高等级贵族墓葬。从出土随葬器物原始瓷、印纹硬陶器、玉石器以及青铜器等判断，其埋葬年代应为东周时期。这些高等级墓葬的结构形制、文化性质、时代特征等方面，均显示出与一座大型古城密切的关系，为重构当时以古城为中心的聚落群提供了重要基点。
除各种等级的石室土墩墓或土墩墓广泛分布外，在苏州一带还发现有器物窖藏。
1986年，严山玉器窖藏发现，窖藏内共出土遗物402件，包括玉器、彩石器和料器。其中玉器204件，包括璧、环、瑗、璜、琮等礼器55件，各种装饰品149件。彩石器有绿松石、玛瑙、石髓等。这批玉器造型奇特，制作精良，纹饰繁缛，推测为当时王室用器。
1980年，在何山枫桥水泥厂征得青铜器35件。有鼎、盉、簠、缶、匜、鉴、矛、镞、軎、辖等，其中大部分为吴文化遗物。
在苏州的周边漕湖、越来溪、消夏湾等地出土有多把精美青铜剑。
另外，苏州范围内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两周时期遗址，如越城、吴城、张墓村、新庄、高景山、茶店头、平江山、彭山、宝山、舟山等，这些遗址构成一组聚落群。
这些同时期高等级墓葬、玉器青铜器窖藏以及聚落群遗址多集中在苏州西部以及山区一带，它们与苏州春秋古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地区应该存在一处与这些遗存相匹配的高等级中心性聚落城址。寻找这一中心性聚落城址成为学术界的期望和苏州吴文化考古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
苏州木渎春秋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
2009秋季至2010年秋季，联合考古队在苏州西部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工作区域位于苏州市的西南部，太湖的东北侧，包括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胥口镇和穹窿山风景区三个乡镇的部分地区。此区域包括灵岩山、大焦山、天平山、天池山、五峰山、砚台山、穹窿山、香山、胥山、尧峰山、七子山等一圈山脉，以及由这些山脉所围成的山间盆地。
经过近一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目前已发现五峰北城墙与城壕遗址、新峰南城墙以及水门遗址、刘庄木东公路附近的东城墙遗迹以及穹窿山脚下堰头村一带的西城墙遗迹。
发现城墙、城壕以及水门遗址，古城四至范围明晰
1.五峰村北城墙、城壕遗址
据地面调查，五峰段城墙东南侧起自狮子山脚下，向西略偏北方向延伸，然后又折向北方，至吴家弄村西南折向西，一直延伸向五峰山。该段城墙总长1150米，现存宽度在20~26米之间，高于地面约0.5~3米。
发掘地点位于木渎镇五峰村吴家弄西约130米处，为北城墙南北向往西北拐弯处。本次发掘横跨城内、城墙和城外的护城河。
在此次发掘的城墙地层中出土了一些陶片、石器等，陶片的纹饰有云雷纹、方格纹和绳纹等，为东周时期陶片。在TO346和TO345内城墙叠压的N⑨层中也出土有云雷印纹陶片，表明该城墙建造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在直接叠压城墙的N⑦层中也仅出土了东周时期的云雷印纹陶片。据此推测，城墙的使用时间可能很短。
通过横跨城内、城墙和城外护城河的解剖沟，我们可以知道城墙的结构和堆筑方法。城墙横截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上宽12.9~15.35米，底宽22.3~22.35米，现存最高处3.2米。
从解剖沟看，根据土质、土色，城墙可分为A、B、C、D、E五段夯土，应是同时分五组进行堆筑的。总体来说城墙的堆筑是无序的，且没有统一的夯层宽度和厚度标准。
2. 新峰村南城墙、水门遗址
据地面调查，在新峰村附近发现一段城墙遗迹。此段城墙正处于清明山和尧峰山之间山口的北侧。城墙总体呈东西走向，总长约560米，在西侧有一豁口，两侧城墙分别向南延伸，形成“两墙夹一河”的基本布局。城墙向南延伸部分长约360米。城墙现存地表墙宽15~45米。
发掘点位于胥口镇新峰村的河头村北约120米，顾家上村南约130米，城墙豁口处。其中，两端堆筑土为城墙遗存，发掘区内的堆筑土可分为南北两部分，相距约12.2米。
北侧部分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约78~116米。南侧部分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与之相对应的沟也是由东北-西南走向逐渐拐为南北向，两者走向一致。修建方式采用的是堆筑方式。堆积的厚度不一，薄处仅有8厘米，厚处达38厘米。
在两段“城墙”之间，为一条宽约12.3~13.9米的沟状遗存。此遗存的发掘部分总长约26.3米。东北侧呈东北-西南流向，至南侧，拐为南北流向。沟内填充着很厚的河相堆积，表明其为一处古水道遗迹。
沟深约1.75米~1.9米。沟内的堆积主要为河道使用时期的淤积层，可分为7小层。按照堆积情况，又可分为三大层。淤积层中出土了原始瓷碗、陶钵、陶瓦片、木构件、铜镞等遗物。
由相关层位关系、城墙和G1内出土的遗物可知，以上遗迹时代均属东周时期。从平面图上可知，三个遗迹的位置相近，走向一致，有着密切的联系，构成一组密切相关的遗存。三者应是同时期修建和使用的遗存，是一处“水门”遗迹。
3. 东、西城墙与城壕遗迹
2010年秋季，为寻找东西城墙，在盆地内的东部和西部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
在位于木渎刘庄以及向北的木东路一带，发现了南北向的推测为东城墙的遗迹。这段土岗在刘庄与新峰村南城墙隔一条现代河相接，其地势明显高于两侧，宽度约30米左右，最高处约1米。考古勘探显示，在土岗的东侧、南侧均有一条宽度10余米的老河道，其中南侧的河道位于地表以下1.5米左右。这条沿着土岗的河道对土岗的保护、包围之势非常明显，应为南、东城墙外的城壕遗迹。
根据2009年11月~12月的调查资料，在古城西部靠近穹窿山景区一带，联合考古队对重点土墩进行有针对性的勘探，并最终确定三处土墩进行挖掘，其中位于穹窿山风景区堰头村、仰家村东侧的土墩宽20米左右，高1.5米，地层中出土有原始瓷片、印纹硬陶片等，时代为春秋时期，其南北两侧还有多处断续分布的土墩，应为西城墙遗迹。
另外，经过钻探，在新峰南城墙、水门遗址附近，我们发现了早期石板道路、河道遗迹，为了解古城的道路、水路系统提供了新的线索。
古城格局、年代的重要线索——石器作坊、陶窑等在古城内发现
2009年11月至12月，联合考古队对山间盆地内约2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详细的区域调查，其中在五峰山下发现了石器作坊，在穹窿山脚下发现了陶窑遗址。
马巷上石器作坊遗址位于马巷上村北的五峰山山脚下，山坡下部。遗址范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在地面上发现陶片、大量石制品半成品，成品等，所见器形有石锛、石刀、石坯等。在遗址的西端发现了两处地层堆积，包含一些陶片和红烧土。在其余的部分发现有丰富的地层，同时有的地面上铺满了大量的与石器加工有关的原料、坯料。
南野竹制陶遗址位于村北东西长约250米，北侧被采石场破坏。在地面上采集到一些陶片。在断崖西侧发现一座灰坑，出土陶片、陶拍等。在东侧断崖上发现一座残陶窑。
这些发现对了解本区域古代聚落布局、城址年代、性质和结构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城内土墩遗迹群的发现丰富了古城的内涵
在区域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了密集分布的土墩群。共发现、登录土墩遗存235处。土墩形状不一，或呈长方形，或为长条形，或不规整。高度不一，低的仅稍稍高出地面，高的高约4~5米。土墩较为密集的地点包括五峰地点、新峰地点、廖里地点和社光地点。在不少土墩的堆积中采集到东周时期的几何印纹陶片、原始瓷片等遗物。除一些晚期遗存外，许多土墩遗存应为东周时期的遗存。
木渎古城发现为解决吴都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近年来吴文化的考古发现已经大量涌现，但许多重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关键就是都城问题。木渎春秋城址规模大，保存完好，内涵丰富，特别是城墙、河道、水城门、作坊、墓葬等遗存的发现，是吴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
1．古城时代特征明显
依据出土陶片特征、地层堆积关系和城墙等古代遗迹的结构特征，可以初步判断：北城墙修建于春秋晚期；南城墙与水道密切关联，彼此之间形成一座南方古城特有的水门遗迹。河道淤泥层中出土物如印纹陶片、瓦片、铜镞、原始瓷碗、陶钵等显示其使用时期为春秋晚期。古城具备明显的春秋时代特征。
2．古城规模宏大
从目前已知的南、北、东、西四处城墙遗迹来看，该城址位于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依山临湖而建，呈不规则状，似扇形。据现有资料可知，南北两道城墙之间的距离为6728米。如果计算南北城墙之间的正南北直线距离，也有6145米。东西两道城墙之间的距离为6820米，如果计算东西城墙之间的正东西直线距离，也有6450米。经测算，古城总面积约24.79平方公里。
木渎古城是目前所知我国春秋时期面积较大的古代城址，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尚能保存如此规模的古代城址，尤为难得、可贵；古城址内已经发现的种类丰富的遗存，如城墙、河道、水城门、作坊以及周边的墓葬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时期该地区的文明程度。
3．城址性质明确
在苏州西部山区的诸多山脉上存在的大量春秋战国时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其中许多是高等级墓葬，但一直未见与之相应的中心性遗址。此次木渎春秋古城的发现证实了大型中心性遗址的存在。高等级石室土墩墓、土墩墓与木渎古城相对应，关系密切，同时证明了古城这一中心性遗址的核心地位。
另外，严山玉器窖藏、多处同时期青铜礼器、兵器遗存以及广泛分布的越城、鱼城、张墓村遗址等中小型聚落遗址也围绕木渎春秋古城周边分布。
如此大量的各等级墓葬，城内石器作坊、陶窑等手工业遗址，周边相当数量的两周时期遗址，青铜器、高等级玉器窖藏共同构成了一处较为完整的聚落群。这一聚落群联系紧密，结构复杂，共同烘托出位于聚落群核心的高等级政治中心——木渎春秋古城遗址。
依据对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城墙、城门、护城河、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一般居址、墓葬、窖藏等各类遗存的年代、等级和性质的研究及对由各类遗存所构成的聚落群的综合分析，可初步认定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存在一处大型遗址，其性质应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
木渎古城考古的学术价值
木渎春秋古城考古所取得的成果为吴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线索，对解决吴越地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迹等相关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一，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吴国曾建都于苏州一带，但一直未获考古发现证据的支持。本次春秋时期大型城址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线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认为，上世纪30年代，在浙江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当时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献为基础和对象，基本上没有进行考古发掘。1982年吴文化研究会成立，至今也已20多年，如今因为苏州市考古所的成立，使得吴文化的考古研究首先有了组织保证，同时又与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社科院考古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这就预示着吴文化的探索一定会有很大的突破。从吴文化研究史上看，将会开启吴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从学术研究上看，吴文化有五大课题——起源问题、都邑问题、王陵问题、石室土墩的性质问题、青铜冶炼技术问题。苏州古城的项目至少可以涉及到其中的四个问题——都邑问题、王陵问题、石室土墩的性质问题、青铜冶炼技术问题，意义重大。本次考古，从工作成果看，理念明确，思路非常清晰，调查和发掘工作规范。发掘成果突出，通过新峰城墙和五峰城墙、城门等的发掘，证明它是堆筑起来的，与北方城墙一层层打夯是不太一样的。从城墙里面的包含遗物来看，没有晚于春秋晚期的文物，因此确定了遗迹的年代为春秋晚期，性质为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性遗址。这次考古工作是区域考古的一次尝试，成果明显，所取得的成果是我国东周时期吴越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木渎古城是东周时期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非常重要，首先，是东周时期吴越地区最大的古代城址。第二，保存较好，在江浙地区，城墙能保存得这么好，超出了想象。第三，遗存种类丰富，不仅发现有城墙，还发现了作坊的线索和重要墓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根据。有些形制比较特殊，在南城墙发现的两道城墙，以前未见过这些设施。北城墙也很独特。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就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它是东周时期一个都城或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意义非同一般。
其二，过去在苏州一带发现大量各种等级石室土墩墓、土墩墓，以及玉器窖藏、一般遗址等，但一直未见与之相应的中心性遗址。本次考古发现显示当时存在大型中心性遗址。以这一中心性遗址为核心，各种等级的遗址、墓葬，构成了较完整的聚落群。这一聚落群对我们理解苏州地区东周时期的各种遗存现象和重构当时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基点。北京大学教授刘绪认为，从目前的发掘工作看，根据城址的范围、长度、宽度，以及外面的护城河，加之附近有大型墓葬。先秦时期城址附近往往有大型墓葬，这也是一个旁证。这些墓葬和发掘的城址，年代上基本可以吻合。城的规模，在现在知道的东周时期的古代城址中，面积最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玮璋说，本次发现的学术价值将在日后慢慢凸现。这个大遗址的规模很大，高等级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高规格墓葬的寻找，对解决、探索遗址的布局和性质，意义重大。苏州市应将这次发现纳入大规划中，制定长期规划，落实执行，不断推出阶段性成果。
其三，本次联合考古队将工作重点放在包括区域调查、城址发掘、墓葬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上，试图将吴越文化考古由重在墓葬发掘、研究转变到聚落视野下的区域考古研究，是吴文化研究中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思路和方法转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认为，苏州古城址考古的思路值得肯定，第一，不是直接去抓木渎古城，第二，也不是在木渎城的年代范围之内考虑问题，是要建立东周陶器分期的序列。此次考古开展了有效的文物保护工作，大遗址的工作一定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展，要有长期性，延续性、系统性，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工作按城墙，城门，道路，上下水道的顺序进行。
其四，从学术研究来看，吴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上两周时期的一支重要地方文化，在中国东南地区文明进程和文化创造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多元一体民族文化史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迄今为止，吴文化的研究还很薄弱，诸多基础研究尚需强化，如东南地区的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一直未能真正建立，对此区域中考古学文化面貌及进程尚不清晰。两周时期，多个政治文化体，如吴、越、奄、邗等的面貌和彼此关系有进一步加以厘清之必要。各个历史时期、各地区的中心性聚落都是研究、认识当时社会、文化的关键之所在，纲举目张，通过对从早到晚吴国都城及相关聚落群的考古研究来建立多方位吴文化历史研究架构是一种有效且必需的途径。
木渎盆地内古城址规模大，遗迹丰富，对其的考古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对古城址的考古工作，能够为建立此区域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进一步深入探讨吴越诸国的文化面貌、历史关系等提供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在考察木渎考古工地后指出，考古工作队在大的框架下，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比较的细致和认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下一步工作，按照大遗址的要求展开工作，范围、规模和布局都要明确，要搞清周边遗迹，如土墩墓、手工业作坊等遗存与这个城址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也对今后的古城考古工作提出了希望，要争取基本搞清楚大城的范围、主要城门的位置、尤其是它的年代，包括修建年代、使用年代、废弃年代以及它在吴越文化和吴越历史上的地位。据此，联合考古队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包括区域调查、城址发掘、墓葬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从而使吴文化考古由以往单一的墓葬发掘研究向聚落视野下的区域考古研究的重大转变。
(《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18日6-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