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蓝田新街新石器时代遗址
蓝田新街遗址位于蓝田县华胥镇卞家寨村西南，在西安市灞桥区燎原村东北。地理坐标为N34°15′04″，E109°09′15″，海拔488±3米。遗址坐落于灞河东岸二级台塬之上，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50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遗址西南与白鹿原隔灞河相望，距今灞河河道约100米，高于今灞河河床约30~40米。遗址西南距华胥镇约3公里，距泄湖遗址约12公里，距蓝田县城约20公里。遗址西北部有一条近东西方向的沙河沟，沟北即为著名的老牛坡遗址。遗址的西北方向还有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两地相距约10多公里。
新街遗址1957年被中国科学院的考古人员首次调查发现，1992年被蓝田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
2009年，西安—商洛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该公路选址涉及西安老牛坡，蓝田华胥镇新街、孟家岩、兀家岩，蓝田泄湖，蓝田玉山等多处古文化遗址，为了做好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门组建了西商高速公路考古队，负责公路沿线（除老牛坡遗址外）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经报请国家文物局获准，发掘证照为考执字（2010）第200号。
西商高速公路在新街遗址中部呈东南—西北向穿过，路基经过遗址部分长约200米、宽约90米、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2009年8月~2010年6月，西商高速公路考古队对蓝田新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共布10×10米探方64个，实际发掘面积共计约6000平方米（部分探方未打隔梁）。通过发掘，了解到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为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共发现上述时期的房址3座、陶窑9座、窖穴（灰坑）400个、灰沟33条、马骨坑1座，同时出土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日用陶器以及装饰品等文物。
仰韶晚期的F1为近东西向长方形地面建筑，被H52等仰韶晚期灰坑打破。房址东、西、北三面墙基槽保存较好，基槽宽40—60厘米，深40多厘米，基槽内有排列有序的柱洞，推测当时墙体应系木骨草拌泥结构。该房址的原始居住面已遭破坏，室内长9.8米、宽8米，总面积近80平方米。房址的东、西两侧有门。房址附近发现有大量红烧土堆积，其中有不少墙皮，因此推测该房址应当因火烧而毁。
F2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房址西部因故未能发掘），东南部被龙山早期H89打破。该房址室内有5层红烧土居住硬面，居住面下有8层垫基土，垫基土总厚约0.5米。房址中央有一椭圆形灶圈，直径40—50厘米，灶内出土有仰韶晚期尖底瓶残片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房址的居住面、灶址和垫基土层整体呈30°倾斜，即西北方向严重翘起（经解剖了解，可排除自然沉降因素），再联系该遗址所发现的“沙脉”、地层断裂错位以及窖穴大块崩塌等迹象，因此我们推测在当时（仰韶晚期）很可能发生过一次较强烈的地震。
F3为一圆角方形地面建筑，四面墙基槽保存完整。墙基槽宽65—110、深60—80厘米，经解剖发现基槽内有柱洞，直径约6—8厘米。室内长8.5、宽8米，总面积约68平方米。该房址室内东北角保留有大面积白灰地面，白灰面厚8—10厘米，质密而坚硬，表面平整光滑。房址中部有一近圆形灶址，并有两层灶面，当系较长时期使用形成。房址的东、西两侧有门，东侧门道宽1.1米，门外有平整的地坪。西侧门道宽0.9米，门外似有较平整的小院。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房址室内中北部发现有一个长方形竖坑，坑内埋有一具完整的马（？）骨（尚待进一步鉴定），初步推测应系该房址的奠基坑。
可能与建筑有关的发现是砖，共发现6件，其中4件出自仰韶晚期灰坑或地层，1件采集自仰韶晚期灰坑，另1件出土于龙山早期灰沟内。这6件砖的标本均残，其中较大1件（H22：1）系细泥红陶质，保留直角，长边15.7、短边10、厚3厘米。砖的一面和侧边平整光滑，另一面稍粗糙，似有曾经粘贴过的泥（沙）浆。从形状看这种砖应系板砖，但其在建筑中的具体部位尚不明了。龙山早期灰沟（G27）中出土的一件标本为泥质红褐陶，形似于条形砖，保留直角，残长15、残宽11.5、厚5~6厘米。砖体薄厚不均（中部较厚），表面呈暗红色，砖心呈灰褐色，烧制技术显得较原始。另外，从H291（仰韶晚期）中所出土的一件未烧制过的泥砖坯来看，当时砖的制作已经采用木模具（？）成型技术。
6座仰韶陶窑分布得较分散，但形状与结构基本相同。保存较好者如Y6，窑室呈圆形，直径0.9、残深0.5米；烧火坑呈长条形，口与窑室底平，长1.6、宽0.4—0.8、深1.2米；有三股火道通往窑室。由于长期使用，烧火坑与窑室内表均形成琉璃层。
346个仰韶灰坑的分布似无明显规律，形状多为圆形袋状，有的坑口很小，如H401等，口径仅0.6、底径1.8、深1.6米。还有2个圆形袋状坑的底部向下再挖有一个圆形袋状坑。不少灰坑中发现有植物朽灰，经浮选初步辨认有粟和大米等，说明有些灰坑当时应系储藏粮食的窖穴。
32条仰韶灰沟的分布亦似无规律，形状多长条形，深者可达5米，推测应当与建房取土或与制陶选土有关。
仰韶晚期灰坑等遗迹单位中出土了大量遗物，工具类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刀、石锛、石楔、石凿、石钻、石钻帽、石抹子、石杵、石球、石网坠和砥石等；还有打制的陶刀、陶纺轮、陶轮盘、陶错以及骨铲、骨锥、骨镞、骨针等。日用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泥质和夹砂灰（黑）陶次之，并有少量泥质白陶。泥质陶器表面多素面抹光，但也有少量彩陶。彩陶以黑彩为主，红彩次之，也有黑白彩兼用者，同时还有白衣或红衣彩陶。彩陶母题主要有弧线、三角、圆点等，H91中所出土的一件红衣彩陶盆，在其上腹和口沿上各画有由圆圈和网纹组合而成的“目”形图案，构图繁缛但笔划纤细匀称，似乎应是使用毛笔之类工具为之。夹砂陶器表面多有绳纹和附加堆纹，也有少量弦纹和压印纹。许多器物上都有双鋬，个别器物上则涂有朱砂（？），还有一些陶盆等器物上则有刻划符号。常见器形主要有羊形鼎、盆形鼎、鸟形壶、缽、碗、盆、带流盆、甑、喇叭口尖底瓶、小口细颈瓶、漏斗、釜、灶、罐、瓮、缸、器盖和器座等。上述器物中的羊形鼎和鸟形壶等器物，除实用功能外，推测其很可能已经具有原始礼器的性质。装饰品数量较多，主要有玉筓、石笄、陶笄、骨笄、玉环、石环、陶环、蚌环、绿松石珠、鱼形骨坠等。
除玉、石制品外，还发现有石钻、砥石等治玉工具，同时发现有玉、石钻芯和块料，有些玉、石料块料还保存有切割痕迹，以上发现为研究当时治玉（石）工艺提供了实物标本。此外，还发现多件陶塑艺术品，其中圆雕或浮雕人像6件、圆雕熊（？）头像1件、圆雕鸟头1件、浮雕鹿形1件。
仰韶晚期灰坑、灰沟等遗迹中，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其种属尚有待进一步整理与鉴定研究。
本次所发现的龙山早期遗迹有陶窑3座、灰坑55座、灰沟1条。陶窑均保存不佳，形状结构与仰韶晚期陶窑基本相同。灰坑分布较分散，全为圆形袋状，同仰韶晚期相比，该时期灰坑容积普遍增大，口径多在2.5米、底径多在3米以上，如H29的口径为2.5、底径2.7、深0.8米，容积约3.6立方米；H36口径2.7、底径3、深1米，容积约5.5立方米；H88口径2.4、底径3.2、深2.1米，容积约12.6立方米；H153口径3.1、底径3.85、深1.8米，容积约16立方米。且坑壁规整，坑底平整光滑，因此推测，这种灰坑当时作为穴居的可能性较大。
龙山早期亦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遗物，其日用陶器的时代特征比较鲜明，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黑）陶为主，夹砂和泥质红（褐）陶次之。器表除素面外，主要纹饰有篮纹、绳纹和附加堆纹。代表性器物有鼎、斝、豆、喇叭口圆肩平底罐、刻槽盆、联体釜灶等。同时还出土有较多的动、植物遗存。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新街遗址仰韶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西安半坡晚期、临潼姜寨四期、宝鸡福临堡二、三期等遗存基本相同，此类遗存以往多被称作“西王村类型”或“半坡晚期类型”，其时代应属于仰韶时代晚期。新街遗址龙山早期遗存以陶器群为代表的文化面貌，扶风案板三期以及陕县庙底沟二期等遗存有一定的共性（如在陶系、纹饰以及部分器形方面），但也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差异性（如一些器形方面），说明它们时代应当基本相同。此类遗存以往多被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或被称作“案板三期文化”，其时代当处于龙山时代早期。
我们初步认为，本项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收获和学术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大量仰韶晚期与龙山早期遗迹、遗物的发现，为进一步揭示这两种遗存的文化面貌，并研究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
2.仰韶晚期疑似地震迹象（倾斜房基地面、地层断裂错位、沙脉、窖穴大面积崩塌等）的发现，可能对我国史前时期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3.仰韶晚期“板砖”（？）和龙山早期“条形砖”（？）的发现，对我国砖类建材的起源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实证意义。
4.大量仰韶晚期玉制品的出土，为研究先民们何时认识和开发利用蓝田玉（？）提供了实物佐证，同时也为史前时期治玉工艺研究增添了新的标本。
5.仰韶晚期马骨坑的最终确认，将对我国马的来源与驯化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6.仰韶晚期与龙山早期大量动、植物遗存的发现，必将为农业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提供新的重要素材。（执笔：杨亚长、邵晶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