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考古
大云山汉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山顶，海拔高程73.6米，西距盱眙县城30公里，南距汉代东阳城遗址1000米，西南与青墩山、小云山汉代贵族墓地相邻。
2009年初，大云山发生了严重盗墓事件。2009年2月至3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由于现场不断受开山采石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南京博物院对大云山汉墓区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揭示出一处比较完整的西汉江都王陵园，出土了大量陶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等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套），许多文物均为首次发现，收获巨大。
大云山江都王陵考古工作的理念
大云山汉墓的考古发掘，得到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盱眙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项目一开始，南京博物院就确立了以“边发掘、边保护、将来展示”的理念实施：
发掘时首先重视了整体概念，为弄清整个陵园的布局，进行了7个月的考古勘探，在所有墓葬、陪葬坑、陵园建筑设施的框架结构清晰后，再决定先发掘哪个遗迹；在确定墓葬为汉代诸侯王级别的大型墓地后，全面收集相关的考古材料，并实地调查周边区域汉代诸侯王基本墓地的性质，结合文献记载，初步判定墓葬的时代和性质，为后期的发掘研究及保护利用提供基础材料；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分轻重缓急有序进行发掘；发掘过程中，强调进行现场文物保护和遗迹现场保留。
在上述理念下，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制定了完备的发掘方案，在组织领导、人员组成、技术路线、保障措施等方面，对先进发掘方法做出了努力尝试。
重视多学科的协作和合作。考古业务由南京博物院考古所负责，而现场遗迹保护、出土文物保护、发掘信息全方位记录、出土文物收藏与临时保管、文物安全、媒体宣传等事务则分别由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所、信息中心、保管部、保卫处、办公室等机构完成。
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在勘探、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修复及资料整理过程中除采用常规技术手段外，尤其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如在陵园与墓葬整体信息提取过程中，除充分运用全站仪测量、TrimbleGPS定位、飞艇航空摄影、模型直升机航空摄像外，对重要遗迹试用三维影像技术进行全息扫描，全方位的记录相关信息。
对出土的漆木器、金属器、丝织品等各类遗物由南博文保所专家专人负责。对遗迹的处置强调现场性，尤其是车马陪葬坑与兵器陪葬坑。此外，在考古队驻地设立现场漆木器与金属器保护修复工作室，及时对重要遗物进行处理。
发掘过程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对陵园内所有遗迹均采用保护性发掘原则，清理过程中尽可能保留现场遗迹。对重要遗存遗物则在现场文保处理后，整体打包提取，转入室内进行二次发掘清理。
按照新规程的规定，准确、全面、规范的记录各项文字与影像材料。发掘期间，专人专项完成规程所需的各项文字记录，并迅速输入电脑，制成电子资料。根据规程，对遗迹、遗物进行全面摄影摄像记录。本次发掘中，尤为强调现场的影像记录，视频累计摄录时间达500小时。
工作过程中，发掘现场管理科学有序，各种标识齐备醒目。发掘期间，对整个发掘区域做封闭围挡，进行封闭化管理。由保卫部门专人专点24小时进行安全保卫。
对出土文物的安保做到专人专管，严格遵守考古工地出土文物管理制度，对所有库房均安装红外线探头，与地方110报警系统联网，进行24小时监控。
发掘过程中及发掘完成后，对陵园内所有墓葬、陪葬坑等遗迹搭建钢架大棚保护，对陪葬坑内的遗迹遗物进行不间断防霉、防潮文保处理。
课题研究意识贯穿整个田野发掘过程中。目前，包括编钟编磬、玉棺、铠甲、车马坑复原等各项课题在发掘过程中已经贯彻实施，并已取得阶段性效果。
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结合，充分运用文化遗产保护发掘的理念，考古队通过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博物院古建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全面参与了大云山江都王陵遗址公园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为考古文化遗产的运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上述各个方面的工作方法，有些已经远远超出传统考古学的工作范畴，但这些手段依然为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的巨大成果提供了基本保障。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发掘项目，这些发掘手段与新的思路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新方法论的有益尝试做出了努力。
考古收获
陵园结构与平面布局
勘探与发掘表明，大云山山顶区域为一处西汉诸侯王陵园。陵园总体布局清晰，陵园平面近似正方形，每边长490米。陵园内共发现主墓三座、陪葬墓十一座、车马陪葬坑两座、兵器陪葬坑两座。其中，主墓均分布于陵园南部，陪葬墓均分布于陵园北部，车马陪葬坑位于陵园南部，兵器陪葬坑分布于陵园北侧，紧靠陵墙。整体布局排列有序，严谨规整。陵园建筑设施，对陵园四面墙体、陵园内道路、排水暗沟、东司马道等遗迹进行了清理。
主墓
一号墓
1号墓出土鎏金铜犀牛与驯犀佣
M1位于陵园东南部，发掘前地表留有大型封土堆，残留的封土直径至少在150米以上。因早期大规模盗掘采用大揭顶方式自封土堆顶部一直向下深挖，封土顶端在大规模盗掘结束后自然坍塌形成一个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水塘，深约1米。
M1平面呈“中”字形，墓室与墓道的墓壁每向下5米均向内收缩形成台面，自开口向下到墓底共形成四层台面，每层台面宽0.7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开口南北35.2米、东西26米，深19米。墓室南北均为斜坡形墓道，墓道底端均高于墓室底部。
M1墓室结构为黄肠题凑，包括外回廊、题凑、前室、中回廊、内回廊、内椁、外棺、内棺。尽管受到早期盗墓影响，但墓室内还是出土了陶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等大量精美文物10000余件（套）。
鎏金铜鹿灯（1号墓出土）
发掘表明，外回廊结构保存最完整，回廊内随葬品几乎未受盗扰影响。回廊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共放置模型车二十余辆，从车厢内放置的大量铁剑、铁刀、铁戟、弩机、箭镞、弹丸等兵器可以看出车的性质主要是战车。回廊下层随葬品按功能分区放置，南回廊下层西部为洗浴用品区，西回廊下层中部和南部为乐器区，北回廊下层为车马明器区，东回廊下层北部为钱库区、中南部为庖厨区。
前室与内椁内被盗严重，残迹表明，内棺为镶玉漆棺，做工极为精细。尽管被盗，但前室仍出土了一大批精美文物。
二号墓
M2平面呈“中”字形，与M1东西并列。M2墓室西南角与M1墓室东北角相距13米，两墓封于同一个封土包内。墓室开口南北长15米、东西宽14.4米、深15米。南北墓道均为斜坡结构，南墓道长30米，宽5.7~11.2米；北墓道残长11米，宽8~11.2米，近墓室处斜坡未至墓底。
墓室结构由一棺一椁、东西边厢、头厢、足厢构成。玉棺是二号墓最为重要的发现。玉棺主体结构清晰，是迄今为止发现最为完整的玉棺，为研究汉代玉器殓葬制度、玉匣制度等相关课题提供了材料，并解决了玉片镶嵌于漆棺内壁还是外壁的争议。
八号墓
M8在M1以西140米处，墓葬平面呈“中”字形。墓葬开口已被破坏，二层台墓室长26米、宽24.5米。南北均为斜坡形墓道，南墓道破坏严重，北墓道相对完整，开口长32米。墓室深度根据北墓道长度和斜坡坡度推算为20.5米。
M8早期遭严重盗掘，整个墓室在盗掘后还遭受彻底火烧。通过对墓室底部的细致清理，仅能在墓室近坑底处发现木椁痕迹，但棺椁形制、结构、数据均无法获得。
陪葬墓
陪葬墓均位于陵园北部，共发掘了11座（编号M3—M6、M9—M15）。均为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并皆有用石块垒砌的“中”字形墓域。其中M9、M10位于陪葬墓区南部，规模较大。M3—M6位于M10以北，M11—M14位于M9以北，由南至北，依次排列。M15位于M14正东方向，相距40米。
M9、M10两墓东西并列，封土与一号主墓北侧封土相邻，两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岩坑墓，形制与规模相同，在墓室西北方向各自拥有独立的陪葬坑（K8、K9）。M9墓室开口长7.2米、宽5米，深6.5米。墓室为“亚”字形棺椁结构。M10出土多件漆盘外底均针刻铭文“淖氏”，由于江都王刘非曾有一名称为“淖姬”的宠妃（“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汉书·景十三王传》），故M10墓主人极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淖姬”有关。
陪葬坑
陵园内共发现车马陪葬坑2座（K2、K7），兵器陪葬坑2座（K3、K6）。对陪葬坑的发掘均采用保护性发掘的原则，尽量保存现场遗迹。
车马陪葬坑K2
K2位于一号墓西南侧，坑体平面呈长方形，方向91°，为竖穴岩坑。坑室开口长24.1米、宽5.7米，深6.1米，西侧开有一长条形坡道，长16米、宽3.8~5米。坑体中部置长方形木椁，椁室未经盗扰，结构清晰。椁室内自东向西共放置车马5辆，五辆马车中，除了四号车铜构件采用错金银工艺外，其余四辆车铜构件均为鎏金工艺，装饰极为华贵。由于马车的漆木构件保存较好，本次发掘出土的五辆马车为研究汉代车马制度提供了难得的现场资料，极具研究价值。
车马陪葬坑K7
K7位于M2东南侧，处于陵园东南角。坑口平面呈“甲”字形，墓道朝北。木椁置于岩坑中部，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北边宽9.5米、南边宽14.5米、东西两边各长18.6米。通过对椁室盖板的局部揭露，采用保护性发掘手段共清理出明器马车4辆，初步推测，整个木椁内共放置明器马车50余辆。从清理出的大量铁戟、铁剑等兵器来看，木椁内的马车应为战车，联系椁室中部清理出的大量木俑，整个K7战车与木俑的排列极可能与汉代军阵制度有关。
兵器坑K3与K6
K3与K6分别位于陵园北墙外与西墙外，坑体均紧靠陵墙。K3平面呈长方形，东西走向，与北墙走向一致。K6平面亦呈长方形，南北走向，与西墙走向相同。通过保护性发掘，两坑均清理出大量模型兵器，种类有弩机、箭镞、铁戟、铁剑、漆盾等，军事意味浓厚。
墓主人的身份
从墓葬的时代、形制、规格、墓室结构、玉棺玉衣制度、高等级随葬品等诸多方面可以确定一号墓的墓主人身份为西汉诸侯王。从西汉时期墓葬所属地先后分封的诸侯国看，大云山先后属于刘贾荆国、刘濞吴国、刘非刘建江都国。
从发现的铭文材料来看，“江都食长”封泥、“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银盘、“江都宦者六年”铜灯、“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漆器、“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等，表明墓葬时代为西汉江都王刘非时期。“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全为明器，不具有实用功能，应均为特意给墓主人随葬的手工制品。如此，在刘非死亡的当年（二十七年）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只可能在刘非的墓葬中。
出土文物结合文献材料表明，大云山一号墓的墓主人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大云山汉墓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的陵园。
发掘意义
明确了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园的基本结构和平面布局。对陵园内三座主墓的全面揭露，出土了大量漆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等精美文物，尤其是编钟、编磬、玉棺、金缕玉衣等都极为罕见，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对陪葬墓的发掘和分析表明，陵园内的陪葬墓区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所有陪葬墓布局整齐划一，墓葬营建规模、棺椁结构、随葬品种类与数量等因素皆以该墓距离主墓的远近逐次降低或减少，统一的营造模式显示出墓主人之间浓厚的身份与等级差异。通过对陵园内的陪葬墓进行全面揭示，对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号墓墓主人明确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改变了以往关于西汉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诸侯王葬地的认识，为重新考虑诸如仪征庙山墓地的性质（以往一直认为庙山墓地为江都王墓地）等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大云山西汉诸侯王陵园的确认，为重新认识东阳城遗址提供了契机。新发现表明东阳城除小城外存在着范围3.5平方公里的大城，江都王陵园与东阳城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东阳城的性质也需要重新评价。
总之，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园的发掘，出土材料极为丰富，为进一步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并为汉代考古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开拓了新的视野。
专家评价与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下一步的发掘、整理、保护、规划等相关工作，2011年11月20~21日，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人民政府主办了“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成果论证会”，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各相关省市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论证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大云山汉墓的发掘成果，同时对今后的发掘、保护、后期展览等工作提出了各项建议。
专家一致认为，大云山汉墓的发掘，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收获，是新世纪以来我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同时它也展现了当今中国田野考古一个新的水平。在发掘的整体概念、发掘过程中新科技手段的运用、发掘过程与文物保护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机结合、发掘过程与学术课题研究的结合等方面所作的有益尝试。李伯谦认为，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就是一个典型。
陵园制度方面，焦南峰认为，大云山江都王陵的考古发现，不仅对西汉诸侯王陵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西汉帝陵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可以对帝陵制度研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性的认识。葬制方面，赵化成认为，汉代的黄肠题凑葬制在大云山是处于由早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这为全面理解汉代黄肠题凑制度提供了全新材料。出土文物方面，白云翔对3件裂瓣纹银器进行了深入解读，认为加强此类器物的研究对我们理解汉代的中国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交流至关重要。安家瑶通过对大云山汉墓出土实用玻璃质编磬的考察，认为如此尺寸的玻璃制品背后反映的是汉代高度发达的玻璃制造业，改写了中国古代玻璃工艺史。李银德对大云山一号墓与二号墓出土的玉棺进行了探讨，认为出土的两具玉棺是理解汉代玉匣制度迄今最为直观的材料，为进一步了解汉代贵族丧葬礼仪提供了契机。此外，郑同修、李虹分别就大云山汉墓与定陶汉墓、六安王墓做了比较研究，认为大云山汉墓为汉代诸侯王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各位专家还对后续工作提出了大量可行性建议。田野工作方面，白云翔就陵园外遗迹、陵园修筑技术方面提出了完善性建议；刘庆柱就陵园门址与车马坑的位置问题提出了工作方向；邹厚本就陵园与东阳城遗址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下一步研究方向；李小宁就现场的文物保护提出了可行性建议等。资料整理方面，白云翔强调，大云山汉墓的报告不仅仅是一个田野考古报告，更需要成为一部研究性报告。张昌倬等建议大云山汉墓的报告需要列出计划，尽快公布出版。
另外，李伯谦、信立祥、宋建、高大伦、郭伟民、林留根、邱永生诸先生在陵园寝庙建筑、东阳城与陵园关系、后期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建设、现场遗迹保护等方面提出了各自建议，为后续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撰稿：李则斌 陈 刚 盛之翰 《中国文物报》2012年2月3日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