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14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会议室举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应邀作了题为“环黄海之路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考古学探索”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刘国祥研究员主持并点评。

主讲人 白云翔研究员

　　以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为主体的东北亚各地，从遥远的古代起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因此，对东北亚各地古代交流的研究，长期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古代东北亚各地之间古代交流的路线有两条，即辽东陆路和海上水路，而后者更为重要。但是，以往关于海上水路路线问题的研究，或语焉不详，或认为该路线是从中国大陆横渡黄海或东海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跨海水路。白云翔研究员认为，由于当时航海技术和海流的制约和影响，在东北亚各地交流的早期阶段，这条跨海水路并不存在。

　　随后，白云翔研究员就“环黄海之路”的提出及其概念进行了说明，并通过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对“环黄海之路”进行了阐释。“环黄海之路”（the circum-Yellow Sea roads），是指沿黄海近海北上、东进、南下、东进又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线，主要由苏鲁段、庙岛群岛段、渤海支线、辽东段、朝鲜半岛段以及对马群岛段等构成。

讲座现场

　　白云翔研究员认为，环黄海之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具体而言，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6世纪，是环黄海之路形成的“前奏”期。从史前稻作遗存的扩散、胶东与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联系、以及青铜时代环黄海地区石棺墓、支石墓（石棚）的扩散来看，这一时期东北亚各地的文化交流，是间接性的和偶发性的，具有渐次传播和单向扩散为主的特点。

主讲人ppt中内容

　　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末，是环黄海之路形成的“序幕”期。这一时期，以黄海近海水路为通道的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山东、辽宁等地发现了来自吴越地区的刻纹铜器，而东北系琵琶形铜剑也经由庙岛群岛向南输入山东。经研究，在韩国西南部沿海上林里发现的青铜剑，应系东渡的吴越铸剑工匠采用吴越铸剑技术在韩国铸造而成。吴越工匠的东渡，表明以黄海近海水路为通道的远距离人员移动开始出现。

讲座现场

　　公元前300年前后至公元前1世纪末，在东亚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背景下，环黄海之路经历东北亚各地交流的三次浪潮后逐步形成。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环渤海和黄海西部沿海地区先后发生了燕齐之间的频繁攻战、徐福东渡、西汉王朝经略朝鲜北部、倭地诸国与汉朝建立官方联系等重要历史事件。从考古材料来看，带有燕齐文化和汉文化特征的铁制品、铜兵器、钱币、瓮棺葬、坟丘墓、筑城技术等大量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地区扩散。最终，以环黄海近海水路完全贯通、双向的人员流动和交流的形成、真正的商贸活动逐步出现、官方交往形成等为四大标志，环黄海之路最终形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环黄海之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是一条人群移动之路，是一条政治、军事和外交之路，公元前1世纪末形成之后逐步成为一条商贸之路。环黄海之路作为连接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水上通道，不仅把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连接了起来，而且北与亚欧草原通道的东端相连、南与东海乃至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相接，因而在古代中外交往和交流乃至整个东北亚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刘国祥研究员为白云翔研究员颁发讲座证书

　　最后，白云翔研究员指出，进行“环黄海之路”研究，在全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环黄海之路的深入揭示和阐释，虽任重道远，但前景广阔。

　　讲座结束之后，演讲者和听众还就早期航海技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与交流。

　　撰稿：陈嘉轩

　　摄影：王海燕

　　审核：刘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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