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日下午1:30-4:0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做了题为“考古发现与研究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以古代都城考古发现研究为例”的讲座。本场讲座系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20讲（考古名家讲坛第十三讲），由文博系王志高教授主持。裴安平教授、刘可维副教授等校内外师生近200人聆听了讲座。

　　讲座伊始，刘先生回顾了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一个学科的创建，在于有基本材料的积累和方法论的探讨，考古学的方法论主要源于18、19世纪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考古学是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近代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寻找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发现了古代人类活动的遗存，考古学由此逐渐产生。利用考古学，人们逐渐认识到祖先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考古学史的梳理，刘先生认为在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初期，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和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是学科建设头等重要的任务，这是解决“是什么”的学科发展阶段的核心任务。直到改革开放前期，中国考古学总体上一直处于“是什么”的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学者特别重视资料的收集与积累，区系类型等理论即在这一阶段提出。

　　刘先生指出，长期以来，考古学在历史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充分，有待加强。究其原因，考古研究过多停滞于“描述”阶段，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其实，历史上许多“形而上”的“大问题”，考古学不是“没有发言权”，而是长期以来的考古研究停滞于“是什么”，考古学者缺少“为什么”意识的科学紧迫感。他进而指出，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考古学要求进一步体现学科的社会价值，考古学要通过对“遗物”“遗迹”的研究，进一步在“是什么”基础之上，揭示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考古学研究所说的“透物见人”。换言之，考古学“是什么”之后的“为什么”，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刘先生认为，都城是“四个中心”，即政治统治中心、军事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和经济管理中心，因而都城考古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都城考古主要为“描述”阶段，即考古学者仅对都城的形制等情况进行介绍，但对它们各自产生原因、都城不同形制的内在关系与相关制约机制没有给以更多关注。

　　刘先生以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为例，对都城的“双城制”与“三城制”，都城的“双轴线”与“中轴线”，都城城门与国家观念，“中”与“中和”理念之下的“国家认同”强化、深化的历史发展，及汉长安城多宫城与西汉“二元政治”的关系等五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向与会听众介绍考古发现与研究如何从“是什么”到“为什么”。

　　刘先生认为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都城由“双城制”转变为“三城制”。王国时代的都城是“双城制”，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均由两个城组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王国管理范围小，国内机构简单，国王居于宫城，其大臣则住在临近的郭城中。至帝国时代，随着国家发展，管理区域扩大，各个部门职能逐渐细化，内城（皇城）出现，国家的主要机构皆位于内城（皇城）之中，而外郭城则成为了各部门吏员、各种辅助工作人员所居住的区域，这样就出现了“三城制”。刘先生指出，真正的“三城制”出现于北魏洛阳城，其核心是政治统治集团的组成。在“双城制”演变为“三城制”的过程中，秦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过度阶段。这一时期，由先前“宫庙并列”，变为“左祖右社”与“大朝正殿”居中，宗庙被移出宫城。发生这一变化的内在原因，是由于王国时代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并立，转变为帝国时代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至迟在秦代都城咸阳城遗址，宗庙已建在都城之外的“渭南”地区。刘先生指出，在考古研究中，要注意文化相对政治变化的滞后性。

北魏洛阳城 

　　其次，刘先生介绍了都城的轴线问题。他指出，都城轴线的变化规律，是从王国时代“双轴线”变为帝国时代的“中轴线”。在二里头宫城遗址与晚期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中，出现的“双轴线”规划，这应该与当时宫城中“左庙右宫”的“宫庙”并列布局有关——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决定了都城之宫城中“宫庙”并列的“双轴线”。而都城中轴线形成的早期阶段，“中轴线”并不是科学的、严格的建筑规划意义上“居中”与“左右对称”。但是随着古代都城的发展，都城“中轴线”越来越接近“居中”。古代都城中轴线真正实现“居中”，应该是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此后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当宫城、都城之内形成单一轴线——中轴线时，代表着“一元”的帝国政治(地缘政治)取代了王国时代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都城“中轴线”的形成与定型，是帝国时代形成的标志之一。

唐长安城 

　　刘先生接着谈到了都城城门门道数量与国家观念的关系。一门三道最早见于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的院门。考古人员在楚国纪南城遗址也发现了两座一门三道的城门。至帝国时代，“一门三道”规制形成，汉长安城城门皆为一门三道；北魏洛阳城不仅是城门，宫门亦为一门三道。据文献记载，唐长安城明德门与丹凤门、北宋东京城宫城宣德门、明清北京城皇城天安门亦为一门五道。刘先生指出，门道越多，对国家的认同要求越强，从“一门三道”到“一门五道”，代表着国家理念的强化与深化。

唐长安城明德门平面图 

　　刘先生继而对都城的“中”与“中和”问题进行了解读。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代表着周人定都的标准即是“中”。“中”代表着公允，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而“中”的核心是“和”，对四方而言要“和于中”，对中而言则要平衡四方。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都城需四面开门，以面向四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汉长安城与未央宫即“四面辟门”。后来辟雍、社稷、宗庙与汉陵陵园各辟四门，则代表着“中和”思想的强化与深化。

　　最后，刘庆柱先生对汉长安城多宫城与西汉“二元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解读。未央宫、长乐宫遗址的考古资料所揭示的两座宫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形制、宫殿建筑特点等，说明在规制方面，二者的“地位”是相同的。形成这样的原因，与西汉王朝的“二元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和以太后(也包括皇后)亲族为代表的外戚集团，这两股政治势力的结合，成为西汉王朝中后期国家统治集团的中坚，成为国家的核心政治力量。刘先生指出，考古学不能仅介绍现象，还要对不同的现象给予科学合理的、既符合形式逻辑也符合思辨逻辑的解读。

西汉长安城 

　　演讲结束后，主持人王志高教授进行了总结。王老师首先感谢刘先生为我校师生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讲座。他说，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处于刘先生所说的“是什么”阶段，侧重于基础资料的积累。而从本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对考古资料进行深度、科学的解读。这一工作不仅需要刘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继续探索，更需要在座的同学——未来的考古学家参与其中。随后，王耀文和其他三位同学就与都城考古相关的问题向刘庆柱先生求教，刘先生一一予以了耐心的解答。

　　交流环节结束后，文博系本科生代表向刘庆柱先生献花致敬。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作者：左凯文　摄影：倪雨诗　刘慧敏　田恬）

（图文转自：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