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摘要

 
 

    黄可佳在《中原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发表的《试论郑州小双桥商代祭祀遗存的有关问题》一文，认为：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了众多与祭祀有关的遗存，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性质为宗庙祭祀。但是与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宗庙区祭祀坑以及秦雍城马家庄祭祀遗存相比较，郑州小双桥遗址祭祀坑分布凌乱无规律，与宗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存结构布局不清楚，遗址存在年代较短，这与宗庙祭祀遗存所应具备的条件有很大出入。而另一方面，从其发现的夯土基址、采集的青铜装饰构件、祭祀坑中人骨、牛头、牛角以及出土的长方形穿孔石器等遗存或遗物来分析，结合甲骨文的有关记载，郑州小双桥遗址表现出与自然神或战争有关的祭祀内容的可能性，因此，郑州小双桥遗址从目前资料来看不可能是宗庙祭祀场所，而更有可能是对自然神或战争进行祭祀的场所。

 
    王兴亚等在《中原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发表的《博爱发现明末李岩李牟的重要资料——唐村〈李氏家谱〉历史价值探析》一文，认为：康熙五十五年《李氏家谱》记载的是博爱唐村李氏谱系，该谱为李元善所修，仅有手抄本，为李氏族人收存。家谱依据李元善当时所闻所见的资料，记述了该村李氏家族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李仲、李岩、李牟与李友籍贯、事略的记叙，材料具体，鲜为人知，为确认曾是明末清初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麾下将军的李仲、李岩、李牟与李友四人的真实身份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阎道衡等在《中原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发表的《吕坤的“一师六友道脉之图”和“身家衰盛循环之图”碑》一文，认为：商丘市博物馆珍藏一通明代思想家吕坤撰书的《一师六友道脉之图》和《身家衰盛循环之图》碑，分别刻于石碑的正背面，且图文并茂，内容是吕坤晚年亲手所撰，而且写于他辞官居家不久、其哲学思想形成初期，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是研究吕坤哲学思想的珍贵实物资料。《一师六友道脉之图》作于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一师六友道脉”是吕坤一生哲学思想的精华，《道脉图》的发表澄清了吕坤哲学思想形成方面的重要史实。《身家衰盛循环之图》作于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是继《道脉图》之后吕坤晚年代表作之一。他依据阴阳八卦中的衰盛循环、物极必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而作，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吕坤也借此告诫子女要居安思危、勤俭好学、济人利物、多做善事，从这一角度分析，他的《循环图》至今仍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徐少华、李海勇在《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发表《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一文，认为：通过对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的分析讨论，说明战国中期楚人即在江南逐步设置郡县，数量不断增多，体制渐趋完善，以郡统县的格局逐渐形成。比较而言，春秋时期楚人仅在南方置有江南县，到战国中期设置有洞庭、苍梧诸郡，而县和封郡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同时，新出考古材料表明，秦王朝在南方的地方行政建制多沿袭楚国旧制而来，汉初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这对我们深入探讨江南地区楚、秦、汉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以及洞庭、苍梧、长沙、黔中诸郡的建置沿革与地理变化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赵志军、吕烈丹、傅宪国在《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发表《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一文，认为：通过植硅石研究在顶蛳山遗址第四期文化堆积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稻谷遗存，说明大约在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稻作农耕经济已出现在这一地区。顶蛳山遗址稻谷遗存的突然出现说明栽培稻和稻作生产技术都有可能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稻作生产方式在当地虽然出现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研究的结果还显示，在稻作农业经济出现之前，顶蛳山人赖以生存的是采集狩猎经济，优越的生态环境为当地先民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而且回报率高的野生物资源，这应该是农耕生产方式在当地乃至大部分岭南地区出现较晚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