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摘要

 
 

    冯时在《考古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发表《新莽封禅玉牒研究》一文，认为这件罕有的王莽封神玉牒当制作于始建国四年，即公元１２年。牒文书体是以缪篆为主，隶书佐之。玉牒文由于有“封  泰山”等重要内容的存留，因而可确知其为封禅仪具。古代封禅在于报天地之功，封礼为筑坛以祭天，禅礼为除  以祭地；封礼必行于泰山，禅礼则于泰山下之小山如梁父，社首举行。祭天为主，是封禅的重点。此件新莽封禅仪具只可能为封禅告天之玉牒。
   
    从对玉蝶文的逐句考证可知，新莽封禅玉牒当为封祀泰山告祭昊天上帝之礼器，其本应在举行封礼时秘藏于泰山上所筑登封坛之石憾，但因王莽封禅未成，故封祀玉牒留置长安。
   
    桂宫位于未央宫北，地处汉长安城宫殿区之北，依后天八卦方位，西北恰属乾位，而乾位即合天位，与封禅祀天的方位相符。所以怀疑，新莽封禅玉牒本当藏存于桂宫北部的某座殿室。

   
    齐东方在《考古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发表《唐代的丧葬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一文，认为唐代墓葬的演变表现出的理想性、灵活性和显示性，大体构成了唐代埋葬出现的三次转折。王朝建立之初，高级贵族和品官埋葬继承北朝传统的长斜坡墓道带小龛的形制，随葬以军事气氛浓厚的仪仗佣群，适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中宗“李唐复辟”时出现的一批超越丧葬礼仪的豪华埋葬，是政治背景的反映，利用丧葬进行权力之争逐渐改变了埋葬自身形式。安史之乱爆发，虽然没有导致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的本质破坏，丧葬活动的具体做法的合理地位却发生动摇，发生了操作手法和表现形式的变革。八世纪中期唐代墓葬的变革，甚至可以扩展为中国古代墓葬演变上的大转折。变化的关键，在于整个丧葬中的丧、祭地位被提升，使得葬的直接表现形式墓葬变得简陋起来。
   
    丧葬活动的最终形式——墓葬只能显现出人们对死后世界的装扮和向往中的部分内容，无法钩稽缀合整个丧葬过程的全貌和生人要表达的目的。结合对当时的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的分析，才可能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
   

    陈洪海在《考古》２００６年１期发表《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中的二次扰乱葬辨析》一文，认为以师赵村石岭下类型墓葬作为甘青二次扰乱葬的源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至于二次扰乱葬的结束，则与关中地区文化的影响有关。即随着中原文化的西进而逐渐消失，时间各不相同。二次扰乱葬的时间与空间分布，马家窑类型时期甘肃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现二次扰乱葬，青海地区则二次扰乱葬多于一次葬，但总体墓葬数量偏少。半山——马厂时期，最多的集中在青海境内的黄河流域，较多的在甘肃境内黄河流域及其支流洮河流域的兰州临夏之间，数量较少的在湟水中游的西宁民和之间，基本不见的湟水下游以及河西走廊的东段。齐家文化时期，二次扰乱葬比例最高的是青海互助总寨，而永靖秦魏家也达到６０％以上，柳湾依然是比较少，武威黄娘娘台墓地也有发现。青铜时代，仍是黄河、洮河、湟水流域最多，其余地区略少。总体来看，二次扰乱葬的分布区域是随时间而扩大，数量比例大致呈增多的趋势，兰州以西的黄河两岸始终是一个中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