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1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张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系研究生10余人组织学术沙龙，张东做了题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学文化动态发展的思考——以洛阳盆地为出发点》的报告。沙龙持续时间为2小时，大家就演讲的题目与内容的适配性、研究理论和方法、资料的应用等进行了热烈而开放的辩论，基本达到了沙龙追求学术自觉、人格独立的宗旨。以下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在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洛阳盆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背后反映了强烈的人群融合。根据孟津小潘沟和王湾遗址的陶系统计材料看，洛阳盆地王湾三期文化晚段陶系绳纹和黑陶的比例极低现象不容忽视。方格纹在比例上高于篮纹，达到20~30%左右。篮纹仅次于方格纹。而二里头文化一期陶系以黑陶类居多，篮纹为所有纹饰中最高，方格纹比重小，二期以后甚为罕见。另外，龙山文化常见的折腹斝、双腹盆、罐形甑和斜壁器盖的典型陶器组合不见于这里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还有学者从遗迹角度考察这一突变。根据近年来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资料，我们发现区域内聚落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盆地中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邙岭南麓、伊洛河北岸和伊洛河下游坞罗河流域在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变化同步进行。新出现的大型中心型聚落都另外选址，没有沿用龙山文化晚期的区域中心型遗址，表现出不同于本地龙山文化传统势力的独立性。然而龙山晚期的传统区域中心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仍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二期以后，规模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数量没有增加反而有减少的趋势，但是流域遗址总面积则呈近乎直线的增长态势，说明人群的聚集程度显著提高。通过对这里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这很可能为人口迁徙的结果。

    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遗存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与东部郑州平原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新砦期”早类遗存相关性最强。“新砦期”早类遗存在嵩山北麓出现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新砦期”早类遗存与嵩山东南麓龙山文化的关系不容回避。作为过渡地带的郑州平原地区为我们寻找文化传播的路线提供了线索。我们以竖河和大河村遗址为例，龙山文化最晚段遗存一改早段以绳纹陶装饰为主的作风，方格纹比重上升至第一位，篮纹次之，绳纹还有相当比例。从竖河的统计数字上来看从龙山3段（龙山最晚阶段）到二里头1段（二里头文化最早阶段）之间纹饰构成发生了突变，体现在方格纹的突然减少和篮纹比例的上升。此前龙山文化晚期方格纹是该地区比重较高或最高的拍印纹饰，如牛寨统计方格纹比例最高为30%左右，大河村龙山文化中期到晚期绳纹比例稍有下降，与竖河一致，方格纹最高也达到30%左右。这里方格纹比例的突降也与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出现时的步调一致。由陶系和器物组合的对比，我们将花地嘴“新砦期”早段遗存的相对年代定为龙山文化最晚段，可能与以竖河龙山3段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最晚段遗存年代相当或略晚。但其文化性质已明显不同于龙山文化遗存，此类遗存同本地龙山文化传统差距较大，陶器反映的文化主体与颖河中游的煤山类型文化面貌较为一致。

    郑州平原以南的双洎河流域文化面貌的变化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这里代表当地文化传统的古城寨遗址绳纹比重相当高，与郑州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早段传统保持一致（如竖河龙山2段和大河村龙山文化中期绳纹比重都居首位），延续至龙山文化晚期。伴随古城寨城址的废弃，新砦遗址的出现，绳纹拍印陶器的传统地位被篮纹陶取代，新砦一至三期绳纹装饰传统都保持了很强的生命力。（新砦遗址一期遗存性质属于龙山文化晚期，一期至三期篮纹比例始终最高，绳纹和方格纹的比例从第一期的不相上下，第三期绳纹比例升至第二位接近篮纹比例，方格纹则降至最低。总的趋势是篮纹和方格纹逐渐减少。）新砦遗址二期，即“新砦期”类遗存表现出一种新社会风尚的来临，大量的棱角分明的器物开始出现，早段折壁器盖大量出现，陶豆口沿外折或内勾，下腹软折；晚段折腹豆腹部转折更明显、一部分豆的下腹转折呈双腹状，折肩罐和尊类器折肩的特征普遍流行。棱角分明是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制器风格，吉德炜先生在《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中提到东部沿海的居民是棱角分明、形态各异陶器的设计师，这反映了东部地区人们潜意识中对世界的改造欲望，拥有卓越的工艺技术和物质创造能力[1]。面对这些鲜明特征的器物，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的制作方式和使用方式同制作和使用器物同时也与由此塑造而成的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但是陶器组合和陶系反映的制作技术与颖河流域典型的煤山类型确是一脉相承。

    颖河流域为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核心分布区，瓦店遗址一至三期绝大多数单位的篮纹统计比例都远高于其他纹饰。极个别单位方格纹比例较高，有超过篮纹的现象。绳纹数量极少，比例超过5%的单位都很有限。王城岗遗址与瓦店的陶系状况类似，表现出篮纹和方格纹比例较高，篮纹居首位，而绳纹比例极低。需要指出的是，王城岗遗址的这种纹饰比例构成直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才发生改变。绳纹比例由二里头文化一期的5%升至54%，反映了文化面貌的突变。瓦店龙山文化遗存的主体器物群与王城岗相同，还包括少量文化因素来自南部石家河文化和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因素。

 

    关于考古学文化互动过程两点思考：
    一、从陶系反映的陶器制作技术审视文化传播
    能够反映陶器制作技术的因素有很多，陶质陶色和器表修整纹饰是我们能够便利获得和有效利用的基础材料。在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的陶器组合研究前提条件下，将陶器制作技术的时代风格，抑或是地域传统作为我们理解过渡性遗存的辅助手段能够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审视我们先前所得出的某些结论。柴尔德在用器物的组合来定义考古学文化时，强调了文化中器物功能差异的意义，指出由于工具和武器的实用性使得它们很容易被仿造和交换，而像装饰品、纹饰及葬俗则反映了传统和习俗的差异，一般较为保守而不会轻易变化，所以前者适于探索文化关系，而后者适于分辨民族群体 。绳纹、篮纹和方格纹这些纹饰是陶器制作最后一个阶段进行器面调整时留下的痕迹，主要采取拍打和滚压的方法，和一些特殊的花纹或图形装饰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还不尽相同。有日本学者研究发现，这类纹饰有陶器制作上的必要性和容易模仿的特点 。通过我们的比较发现，从洛阳盆地至嵩山东南麓区域内，陶器器表拍印纹饰能够表现出一个地域内的文化传统。鉴于其易模仿的特点，根据一个地域内陶器拍印纹饰构成的显著变化并不能确定族群的改变，但可以佐证陶器组合发生变化的同时，陶器制作技术确实发生了一连串变化。
 
    二、区域内文化格局形成与打破
    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洛阳盆地至嵩山东南麓文化格局逐渐形成，并趋于稳定。从两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来看，洛阳盆地同豫西晋南地区的联系较多，庙底沟二期文化影响长期存在；而嵩山东南麓颖河流域同豫东的联系较为密切，一度被纳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中。王湾三期文化形成后这种格局依然明显，晚期伴随煤山向周围地区的扩散，这种传统格局开始崩溃。煤山类型北进形成“新砦期”遗存，同时主要融合了造律台文化因素。由于煤山类型和造律台文化同为早期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继承者，他们的发展表现出同东方海岱龙山文化较强的相似性。“新砦期”遗存在郑州平原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洛阳盆地内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我们考察嵩山东南麓从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演进和聚落分布变化后发现，仰韶文化至龙山早期时段内，不仅奠定了该地域的文化分布格局，而且奠定了聚落分布的基本格局。伴随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西进的影响，原分布颖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传统因素逐步退出这一地域，而北部的双洎河流域本地文化传统得以延续。颖河中游北岸原仰韶文化遗址，进入龙山文化早期后均被废弃，新出现的龙山文化遗址都分布在颖河南岸。龙山文化这一变化仍在加强。聚落的这种分布模式可能和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间的冲突有关。进入王湾三期文化晚段，双洎河流域代表本地文化传统的古城寨遗址走向衰落，伴随着城址的废弃。新砦遗址成为该聚落群的中心性聚落。伴随出现的是煤山类型文化因素的逐渐增多，煤山类型出现向北移动的趋势，为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出现奠定了基础。
    我们不是考古学阐释的极端传播论者，文化传播的动因是复杂的。在宏观视野下，气候、环境、资源以及由其决定的经济模式以自然环境的大背景影响着考古学文化的传播；而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代表的文化传统从人类社会自身角度反映着文化传播的主体，更容易在考古遗迹中留下线索。而政治上的联盟与冲突，以及贯穿其中的贡纳、贸易承担了具体的执行角色，这些因素仅通过考古材料很难解释清楚。本文我们主要从陶器反映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统分析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互动关系，并尝试辅之以聚落形态变化方面的印证。面对同等重要的自然环境因素，则考虑较少。在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希望在今后能够从更多角度理解考古学文化传播和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