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
2008年12月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淅川下王岗遗址考古发掘中，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铜矛，均长37、宽12.5厘米。铜矛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形制特殊，十分罕见，意义重大（见图）。与青海西宁沈那遗址采集铜矛形制完全一致。H181开口于西周中晚期地层④B层下，打破龙山地层⑤层。H181堆积分上下两层，上层表界面上出土西周中期楚式鬲足，上层内部堆积和下层堆积内部仅见龙山陶片，铜矛出在H181下层坑底界面上。2009年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邀请有关专家观摩其中一件铜矛，围绕铜矛的年代、形制、文化性质、文化背景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并就如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建议和看法。
下王岗4件铜矛之一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先生首先欢迎各位学者出席座谈会，谈了组织这次小型观摩讨论会的缘起和初衷，着重谈了铜矛发现的重要性，认为这虽是一件小的青铜器，但却显现的是一些大的问题，很可能反映了中国乃至欧亚大陆之间青铜文化的互动，以及早期冶金技术在中国的扩散问题。以往发现的此类铜矛，多是采集或流散之物，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出土铜矛原来认为属于齐家文化，后来在展览图录却又改动为齐家文化至卡约文化，确切年代难以推定。这就使得这次集中发掘的4件青铜矛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下王岗发掘领队何努先生详细介绍了铜矛发掘出土的情况以及遗址与之相关的其他遗存，并播放了铜矛出土情况的幻灯照片和发掘时的录像材料。之后与会专家一边观摩铜矛，一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下王岗铜矛的年代问题是与会学者讨论的最主要的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先生认为从齐家文化出土的其他铜器情况看，还没发现像下王岗铜矛这种档次的东西，青海西宁沈那齐家文化铜矛据简讯是出土于灰坑中，但未见伴出的陶片，所以不排除属于卡约文化时期。卡约文化时期应已具备铸造此类铜器的工艺技术，也见有铜矛，但与此形制不同。如果属卡约文化，那么卡约文化上限或早期阶段大概是公元前1800，也有人认为是公元前1600年，晚期年代不清。下王岗铜矛出土于西周文化层下，年代就可能早于西周，何努推测可能属于二里头时期。沈那铜矛与下王岗铜矛形制相同，年代可能早于西周而晚于二里头文化，应相当于商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副所长持有大体相同的看法，认为下王岗出土的这4件铜矛发现比较孤立，恰恰是孤立才显得重要。这么重要的发现，首先是年代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西宁沈那铜矛是齐家文化也好，是卡约文化也好，这就涉及到西北地区此类铜器年代问题。我们原来认为的齐家文化的年代，可能是它的偏早阶段，齐家文化年代是否大概是公元前2000左右需重新考虑。二是卡约文化的年代。到目前为止，卡约文化的年代实际是相对其前、后考古学文化推定出来的。整体看，他个人认为其主要年代可能为公元前1500左右。下王岗铜矛应是从卡约文化传播过来的，其年代不晚于西周，不早于二里头阶段，相当于商代这一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认为，地层关系的考古证据已经做到的极限，仅能给出不早于龙山时期、不晚于西周时期的时间段。有此时间跨度也差强人意。铜矛的形制很特殊，不是中原的传统，从外面传来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为何在下王岗一埋就是四件？在当时铜比较珍贵的情况下，却埋入灰坑不要了，值得深究。所以检测是十分必要的，最好与青海沈那铜矛一同检测比较。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青年学者赵海涛赞同青海西宁沈那铜矛年代属于卡约文化中晚期的看法，而下王岗铜矛时代不排除为西周时期，可能属于其中晚期，并结合文献进一步推断铜矛可能与西周的申国有一定关系。
何驽则特别强调，下王岗上个世纪和本次发掘根本不见任何商代遗存，将铜矛时代定为商代缺乏文化载体。
中国文化与遗产保护研究院梁宏刚先生则提醒注意铜矛的土壤埋藏环境对铜器的锈蚀状况，会干扰年代的判断。就目前铜矛的锈蚀情况看，似乎貌似有些“年轻”。因此有必要充分重视埋藏微环境的土壤酸碱度对铜矛锈蚀的影响。
尽管如此，就铜矛的时代，专家们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目前的考古地层关系仅能表明铜矛的时代不晚于西周，不早于龙山。采集铜矛銎内和附着在矛叶上的炭样做碳十四年代测定，有望能够解决铜矛的绝对年代。一旦下王岗铜矛的年代定了，我国境内发现的其他同类形制的铜矛年代也可参照下王岗铜矛而定了。
下王岗铜矛的来源及其反映的东、西早期青铜文化交流问题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下王岗铜矛明显不属于典型的中原文化系统是与会学者的共识，大多认为来源于我国的西北地区，或认为源于齐家文化，或认为源于卡约文化。
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概述了国内外此类铜矛的发现情况，指出目前此类铜矛下王岗发现4件、青海西宁沈那1件，陕西西安博物院和山西省博物院各1件，出土不详。国外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出土1件，时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黑海地区发现有5件，年代偏早，可能相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黑海铜矛头较尖，较瘦长；下王岗与沈那的铜矛形制基本相同，只是个体较大较长。黑海铜矛年代早期，很可能是从这一地区传过来的，并且实用性减弱。此外，与会学者认为下王岗所在地区是沟通西北、中原以及江汉流域的通道，铜矛的发现反映了这一点。王仁湘先生更具体指出此矛的出现已深入到中原腹地，到了河南的淅川，接近江汉平原。其实早在湖南澧县的城头山遗址就曾经出土过庙底沟文化的彩陶片。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曾见马家窑的彩陶片。《后汉书》载“西羌之本出于三苗”，西北和中原与江汉平原的交往由来已久，下王岗遗址地处交通孔道之上，这条交通孔道古已有之。
下王岗铜矛是否具有实用性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群先生认为下王岗铜矛前锋并不尖，且器形又大又长，显得笨重，其上的钩子也可能用于挂装饰物，所以铜矛作为兵器的实用性不强，可能是礼仪性用品。谷飞先生持有相同观点，并补充认为此铜矛易弯质软也说明了不实用这一点。王仁湘先生不太赞同上述看法，认为西宁沈那铜矛器形大但其倒钩小，下王岗铜矛倒钩大，可能有实用性，或者仿实用器。
陈星灿副所长提出，下王岗铜矛显然是有意识埋藏，所以应当在今后的继续发掘中，特别注意周围的存在背景关系，以了解其功能。铜矛的制作技术可能是龙山和二里头时期难以达到的。将同类的矛集中在一起，尤其是将俄罗斯境内的同类矛的资料纳入进来，形成一个小课题来进行综合研究，应当很有意义。白云翔副所长也有相同的提议。
刘煜就铜矛的铸造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直观来看铜矛的红铜可能性很大，其他添加物即使有也很少。相关的检测将会最说明问题。铜矛是范铸的，但是四件铜矛不是同一个范铸的。另外她认为，下王岗铜矛的圆锋相对于黑海铜矛的尖锋，大约是中国国产化的结果，时代可能会稍晚一些。
由于下王岗铜矛很可能来源于西北地区，所以砷铜问题也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内容。白云翔副所长据山东一些早期遗址以及二里头遗址新的发现指出砷铜也不仅发现西北地区，这可能与矿源有关。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着重谈了有关砷青铜的问题，也认为西北地区砷青铜可能与铜矿本身有关。
最后，与会专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下王岗铜矛发现意义重大，并建议抓紧时间做相关年代测定、成份测定分析，同时可与发现此类铜矛的其他地区单位合作设立一个专门的课题，以进一步推进研究。
此外，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此次小型观摩讨论会，轻松灵活，观摩实物资料，展开有的放矢的讨论，学术气氛活跃，不失为一种学术沙龙性质的学术交流形式。许宏先生最后表示，此次观摩讨论会话题集中，积极而富有成效，使我们获益匪浅，山西队下一步对下王岗的发掘研究工作和铜矛深入研究工作方向更加明确。而且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希望借此契机，本着学术“双百方针”，讨论“不求结论、但求交流”的宗旨，将这一轻松活泼的学术交流活动继续坚持下去。
（责任编辑：高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