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于1955年１月10日创刊，2009年5月，《考古》即将出版第500期。为加强期刊建设与考古学的发展并纪念《考古》创刊500期，2009年3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举办了“期刊建设与考古学的发展暨纪念《考古》创刊500期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20余家考古文博类期刊及报纸的负责人，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相关科研人员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共同庆祝《考古》创刊500期，并就期刊建设与考古学的发展等主题进行研讨。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主持，他宣读了《文博》编辑部对《考古》刊发500期的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正和《文物》主编张昌倬先后致辞。

 

    王巍在发言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里，中国考古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考古学的发展，也包括了考古学期刊所取得的成就。我国的考古学刊物，从建国初期的三种已发展到今天的数十种。这些刊物是应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创办的，是为学术服务的。它们是报道考古资料、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交流的园地。在学术日益繁荣的今天，这个学术园地更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并激发出新的思想。因此，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刊物的服务与引导。《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块重要的学术园地。500期的历程就是《考古》努力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服务的历程，也是《考古》促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今后《考古》应争取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几十年来，《考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严谨扎实、朴实无华。从内容到形式都追求真实、朴实、扎实。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中，包括《考古》在内的考古期刊有责任在净化考古界的学术风气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应当倡导严谨扎实的优良学风，引导学者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考古学家甘于寂寞，十年磨一剑的优良传统，抵制浮躁、急功近利、抄袭剽窃等各种不良风气和行为。总结《考古》办刊几十年来的经验，结合日新月异的学科发展状况，《考古》除需要继承过去优良的办刊传统外，还应当努力使刊物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国际性。考古学刊物的时代性，是指刊物要始终站在学术发展的前沿，顺应学科发展的趋势，及时地反映考古学界当前的重要课题与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和准确把握那些具有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观点创新意义的作品，引导中国考古学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考古学刊物的科学性，一方面是指更为科学地报道考古资料，力求发表资料数据的准确、翔实，另一方面是指反映当今考古学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广泛应用给考古学带来的深刻变化，发表在这方面做得好、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文章，促进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考古学也日益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在这种新形势下，刊物还应当具有国际性，在保持其学术传统的同时，还有必要不断开阔视野，更多地关注世界考古学的发展，积极吸收考古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更多地反映国外学术界研究中国考古学以及中国考古学界研究世界考古学的新成果。只有如此，我们的考古刊物才可能具有国际性，也才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考古大国的地位相称。《考古》除了发挥它的学术作用外，长期以来，《考古》还成为考古研究所联系和团结考古学界的桥梁，同时它也是考古研究所建设的一个窗口。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都高度重视刊物的建设，对刊物和办刊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考古》的几代编辑也为办好这个刊物付出了不懈努力。从200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实施了“学术名刊建设”，对包括《考古》在内的全院刊物进行专项资助，同时也对刊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然而，《考古》并不是考古研究所的所刊，它属于整个中国考古学界。从创刊以来，《考古》就在为整个考古学界服务，它的创办和成长同样也离不开全国考古工作者、作者和读者以及各兄弟刊物的关心和支持。500期《考古》的成绩是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取得的。《考古》今后的发展和进步，更需要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希望整个考古学界、考古期刊的同行们继续关心和支持《考古》，共同努力，把《考古》办得更好。

 

    王正在发言中指出，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一个会议非常及时，从刊物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讨论，是考古学在新的时期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探讨如何办刊，从而推动考古学科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古》自创办以来，在考古学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被考古学界同仁所认同、所推崇，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担负着传播学术成果、交流学术心得、活跃学术思想、倡导优良学风的重任。这个刊物的许多栏目都办得很好，融入了几代编辑和几届所领导的心血，同时也得到我国整个考古学界以及国内各考古学兄弟刊物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及时地报道和反映最新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推动学术发展，是包括《考古》在内的所有专业刊物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应该说，《考古》创刊500期以来真正能够承担起了这个重任。学术刊物要发挥学术导向作用，真正发表高质量的学术文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努力，《考古》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名，在中国的考古学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成为各个大学、各个专门研究机构重要参考资料的来源，也成为各类社科核心期刊中很重要的刊物，《考古》所发表的文章应代表了我国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平，在引导学术、推动学术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刊物要办好，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倡导好的学风，《考古》自创刊以来倡导好的学术风气，引导学术界按照规范的学术原则、学术要求来进行科学研究和办刊。一个刊物要办好，还需要领导的重视和编辑队伍的建设。学术期刊还应努力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
    张昌倬在发言中指出，《考古》自创刊以来办刊作风严谨扎实，历任所长对《考古》杂志非常重视。《文物》与《考古》一起经历很多磨难，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学术地位。发现和培养作者，使一代代学者成长起来，使刊物越办越好，编辑们做出了很大贡献。《考古》与《文物》都在解放初期创刊，改革开放之后，考古事业迎来了黄金时代，考古刊物也迎来了黄金时代，考古期刊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考古》与《文物》互相学习、竞争，形成良性循环，使两个兄弟刊物关系越来越紧密。《考古》也给《文物》很大帮助，在审稿方面大力支持。《考古》在很多方面值得《文物》学习，首先是队伍建设，《考古》的编辑人员整齐；其次是严谨的学风，朴实无华；再有就是学者型的编辑。
研讨会共分三个主题进行研讨。第一场研讨的主题为“新中国的考古学与考古学期刊”，由陈文华（《农业考古》）、张小舟（《文物》）主持。
    施劲松（《考古》）以《<考古>500期》为题首先发言，他回顾了《考古》自创刊以来的发展历程，指出从创刊至今，《考古》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始终以服务、繁荣和引导学术作为自己的宗旨。500期《考古》所刊发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了各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动向、特点和学术关注点。500期《考古》所刊发的考古资料，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的基础，在《考古》上提出和讨论的很多问题，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在今天和今后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自创刊以来，《考古》也在不断进行自身建设。一方面，《考古》坚持忠于学术的传统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并保持了刊物传统的学术风格。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化而增添新的内容。根据内容的变化又就设立栏目等不断进行形式上的改进。随着学术的发展，《考古》也不断更新办刊理念和调整办刊方针，比如为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和发挥刊物的引导作用，加强了选题策划；为提高刊物的质量而严格编辑规范；为增强办刊的主动性和活跃学术氛围，《考古》还组织或参与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活动。随着学术的进步，《考古》需要有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考古》是由老一辈考古学家创办的，500期的编辑出版凝聚了几代编辑人员的心血，也得到了无数学人的支持。1955年《考古》第1期的创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个刊物的问世，对于推进中国考古事业有着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是要求全国考古工作者一同负担的”。《考古》创刊时提出的使命也是今天的使命，《考古》希望与全国的兄弟刊物和全国的考古工作者一同担负起这一使命。
    袁道俊（《东南文化》）以《期刊应成为引领学术发展与进步的旗帜》为题指出，《考古》期刊以朴素、简约、大气的形式，强调突出内容、扎实严谨、重视学科前沿性而倍受学界推崇。长期以来，《考古》期刊成为引领全国考古学术发展和进步的旗帜，也成为省市级文博期刊学习的榜样。《东南文化》的办刊特点是“立足东南，辐射周边”，用稿并没有考虑地区的分配，完全以论文特色、学术质量随机采用。各栏目用稿篇目不等，反映出编辑对期刊内容的倾向和栏目结构的主次。经过对《东南文化》一个阶段的简单统计，可以看到办刊中有进步，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具有学术冲击力的稿件难以求到，像重大考古发现、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一般都涌向了国家级期刊，而另一方面人情稿又不断充塞核心期刊，这些稿件为了评职称、评学位，有的选题陈旧、缺乏新意、论证薄弱，直接影响期刊的学术质量。编辑部自身也存在问题，如编辑的主体性意识发挥不够，缺乏选题计划，也不主动去组稿，依赖自由来稿，这也是造成期刊没有特色、质量不高、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李红岩（《历史研究》）以《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题指出，办好我国的学术期刊，并通过学术期刊来引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关键是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精粹的理论思维。把握住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就把握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从时代特点出发，才能做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潮流的事业，同时为时代增加光彩。从具体的工作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能够为我们提供切实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启示，甚至能够为我们直接提供办刊的“点子”。比如“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要义之一。许多年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措施，来保证所发文章的原创性。对来稿所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严格审查其原创性。即使准备刊用的稿件，也要与作者签定承诺书，以合同的形式保证所发文章的创新品质。再比如，受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启发，《历史研究》着重倡导了社会史、环境史研究。在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和支持跨学科研究与学科交叉研究，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深化相关认识。
    周广明（《南方文物》）以《质量与创新并举，学术与思想并重——关于<南方文物>办刊的一点思索》为题，对《南方文物》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指出在《南方文物》成长的道路上，一直是以《考古》为学习的榜样和效仿的对象，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办刊思路、选题策划、编辑工作以及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学术活动等诸多关于学术刊物本质的东西。从2006年开始，《南方文物》提出“质量为本，创意是帆”的办刊思路。首先是坚持正确的导向，坚守刊物的学术质量。从形式上，包括刊物的纸张、设计、装祯、印刷、编校等诸多的技术层面上，增加了投入，加强了管理。内容方面包括文章的选择、高端作者群的形成，始终关注学术前沿，捕捉新的前沿课题和领域。其次是有所创新，以具有学术品味和特色的栏目带动整个刊物整体质量的提升，并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主持专栏，使刊物与作者、读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所开栏目既注重考古学研究的历时性，又关注区域性和专题性。一个刊物除了追求其学术性外，还必须注重思想性。从本质上说，思想主要是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和新观念的创立。如果说思想是着重“原创”的话，那么“学术”则更多地体现为知识、学问和积累，是对思想材料的梳理、继承、总结和积累。学术的基本特征就是累积性、探索性与创新性，作品的思想性是与学术相关的一种思维超前性、创新性和先进性。根据这一理念，开办了“心路历程  薪火相传”、“经典重读”、“人物图像”等有关学术史的栏目。“文博讲坛”、“学海泛舟”则侧重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相关探索，力图做到学术与思想并重。
    曾德仁（《四川文物》）以《立足地方特色，促进西南地区考古事业发展》为题，指出《四川文物》是西南地区惟一公开发行的文物考古专业杂志。从创刊伊始,就尝试立足于四川，以宣传报道本地文物考古成果作为办刊宗旨，在介绍四川文物考古科研成果及培养四川地方基层文博队伍上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全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迅猛发展，为加强《四川文物》的学术性，在2000年后，《四川文物》多次改版，扩大印张，办刊方向由普及转向深入，加强对四川及西南地区文物考古调查发掘研究成果的宣传报道，明确提出要立足于西南地方特色，开辟有特色的专栏，在巴蜀文化、崖墓与汉代文明等专题上做重点突破，组织了一批学者撰稿；还先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单位合作，稿源及稿件质量得到保证，提高了《四川文物》的学术水平，促进了西南地区文物考古的发展。此外，还积极主动地与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同行联系，争取让西南地区考古研究成果都能在《四川文物》上有所反映。在看到刊物的取得的一点进步的同时，更感到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同行之间的竞争。如何将压力变为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彭卫（《中国史研究》）以《学术的继承与创新》为题，谈了三点看法。第一，学术期刊的继承和创新。学术期刊具有双重本质，一方面它具有稳定性，并通过这种稳定性维护学术研究的延续。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创新，并通过合理和必要的创新活动使其更具生命力。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来说，寻找新的增长点较之遵循固有模式更具挑战性，需要具有国际性眼光，以及思考包括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在内的前沿问题。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和考古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所谓“被侵占”，即在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本学科的特征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出现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作为地理学的考古学、作为生态学的考古学，甚至“作为文学的考古学”。与之相关的是，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概念似乎也受到挑战。例如，国内学者经常谈到“二重证据法”，但国外有的学者提出了相反意见，即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之间的脱节或不可互证。这样重要的问题应该在我们的期刊上有所反映。第二，学术期刊的个性化。中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又因为存在与学位和职称挂钩的所谓“核心期刊”制度，使得一些学术期刊更加高枕无忧。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不少学术期刊都是等米下锅，而不是找米下锅，编辑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明显不足。其后果是杂志的风格相近，缺乏个性，创新意识欠缺。一个优秀的学术期刊应当具备品牌意识和品牌效应，而品牌的确立离不开杂志的个性化。学术期刊的“个性”主要应当从整体学术风格上把握，不仅突出各自的风格，而且也形成互补关系，有益于学科的建设。第三，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作用。学术期刊面对的是相关领域的整体性研究，编辑人员通常也是业内人士，其中的许多人还兼做研究工作，因此在学术研究的整体性把握上可能具有一般研究者所不具有的优势，对学术发展的前瞻性可能更为敏感，从而对学科建设也承担了一种职责。在国外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学术杂志带动了一个学科发展的实例。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其是主编，在充分了解本学科已有的研究状况的同时，应当对某些新的研究范式给予重点关注，努力开掘其中可能具有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价值，将这类研究成果由潜在的学术意义转为实在的学术意义，在建设和发展本学科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得水（《中原文物》）以《刊物在学科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题指出，《考古》对地方刊物始终起到引导和帮助的作用，地方刊物在坚持地域性的同时，对整个学科又是非常有益的补充，表现在地方刊物可以充分发掘地方资源，并解决发稿难的问题。从《考古》500期，可以看出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的历程，同样也可以看出几代编辑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编辑工作是一项创造性、技术性要求比较高的工作，需要编辑人员发挥更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刊物的定位，如何根据地域的、行业的、资源的特色，给刊物定位，本身就需要刊物科学的分析、论证。《考古》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考古界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同样与其准确的定位有关。当然，《考古》的定位与其自身的优势是密切相关的，《考古》能够集中国内学术资源，能够获得最好的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作者队伍能够集中国内乃至国外研究中国考古学的专家学者，这与她的定位是相辅相成的。《中原文物》在定位问题上，其根本就是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二是期刊的选题策划也是一项创造性工作。编辑的选题过程，是在对整个学科研究动态充分了解，对学术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时刻关注学科发展的动向，是对编辑的基础要求。学术期刊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动地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它同时应自觉担当起学术组织和学术引导的重任。《考古》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组织专稿对一个地区考古成果的集中发表，组织重大发现、热点问题的集中讨论等。三是专业性的期刊编辑，同时要求是本专业的研究者。否则，不仅无法判别一份来稿的好坏，也很难真正把握住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及前沿领域。《考古》杂志社的编辑，都是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研究者和专家，这也是刊物发展的先决条件。四是期刊在学术讨论中是开放的、平等的，博采众长，而不是一言堂。《考古》专门开辟了“讨论与争鸣”栏目，对一些焦点问题进行讨论，有益于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五是校对工作同样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校对一是校异同，二是校是非。校是非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考古》较低的差错率和较高的编辑水平，同样值得学习。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以《刊物在学科转型中应起到引领作用》为题指出，中国考古学正步入“后大家时代”，必须准备迎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断奶期”。在这样一个学术权威缺失、充满活力的变革时代，学界需要充分的讨论和思想的碰撞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从而推进学科的发展。而这个讨论和思想碰撞的窗口，就应该是刊物。在学科转型的过程中，学术刊物应起到导向和引领的作用。除了具有示范意义的田野考古报告、简报的选用外，不能再回避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了，不能再回避争鸣和讨论了，说得严重一点，不能再回避应有的学术责任了。刊物如果不站在时代的前列，就要被时代抛弃。早年的《东南文化》等刊物和近年《南方文物》所做的尝试和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上半叶，曾经有很好的学术批评的氛围。在经历了50～70年代种种社会思潮之后，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学术批评超出了学术的范畴，整个学界做不到心平气和地探讨学术问题，往往“将正常的学术批评上升到私人恩怨”；二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没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刊物上健康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是学术之需、时代之需，是推进学科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宗教考古研究室）以《导引、扩容与提速——谈考古学刊物建设的理念更新》为题指出，在目前田野考古材料大量增加、研究队伍不断扩展、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办刊理念应当有所更新。一是导引，刊物负有导引学科发展的责任。加强编辑力量、编辑的素质，站在学科前沿看问题；培养作者，发现大作；切实发挥编委会作用。编委会对办刊每年都应有指导性意见，也要有长期的建议。建议增加动态栏日，如发掘动态、课题申报评审动态、课题目录、在研动态、重大学术活动等。二是扩容，目前三大主体杂志的容量非常有限，与考古事业发展不相适应。扩容增量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如果扩大2倍的容量，在目前可能较为理想。三是提速，三大主体杂志都存在积稿多和刊发时间长的问题。提速刻不容缓，可参照对待名家稿件的态度处理，尽快发表。处理一个稿件，要设定最长限期，建议面世不要超过1年，特殊的可以有例外约定。不能只是单向的编方市场，作者的权益要保护，超期的要承担责任。要保证新出炉的论文都是新作，这是编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不采用的稿件，要尽快退还作者，3个月的期限可以定为最高期限。专业报纸和杂志应当有互动，在报纸上刊登目录是必要的。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以《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题指出，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是基于考古学发展的要求而创办并发展的。分析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状况，可以窥见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专门期刊，从1929年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算起，有80年了。而1936年由《安阳发掘报告》改为《田野考古报告》（1947年改为《中国考古学报》），则是中国田野考古向安阳以外地区、商代以外时段发展的结果。1949年，考古文物类期刊开始走上发展的道路。除《中国考古学报》（1953年改为《考古学报》）外，创办了《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1959年，《考古通讯》和《文物参考资料》分别改名为《考古》和《文物》，内容上更突出了学术性。在1972～1978年中国考古学复苏时期，创办的近20种刊物，推进了中国考古文物工作的发展，是当时学术研究的愿望突破禁锢之后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形式。1979年，中国考古学开始步入成熟发展阶段，考古文物类期刊也开始得到了大的发展。除三大杂志外，现在的许多考古文物类期刊，大多是在1979年以来创办的，基本形成了现在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格局。近10年来新创办的刊物约有15种，主要刊物的栏目形式有了变化，但研究论文与田野考古报告二者并重的办刊方针在总体上没有改变，新增加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和科技考古的分量，一些刊物中增加了公众考古的内容。
    第二场研讨的主题为“考古学期刊与考古成果的报道、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由张得水（《中原文物》）、周广明（《南方文物》）主持。
    方燕明（《华夏考古》）以《关于期刊发表考古成果的一些思考》为题，谈了两点看法。其一，关于考古成果发表的周期问题。一个考古项目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简报和报告发表或出版是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如果是连续多年工作的考古项目，其成果发表的周期会更长。一个考古项目正式考古报告的出版快的要3～5年，慢的要10年左右，更慢的要几十年。但年度考古成果的及时发表，将有利于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在及时发表考古成果方面，期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在于如何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考古》和《文物》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值得学习和借鉴。其二，关于期刊发表考古稿件的分类问题。依照张光直关于考古学研究资料、技术、方法、理论的概念，以《华夏考古》1987～2008年发表的稿件分类统计为例，资料类的稿件发表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是大体满足学科发展的速度和需要的，但技术、方法、理论类稿件发表的数量太少，不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甚至制约学科发展的速度。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些有关考古技术、方法、理论的著作和文章的发表，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影响和推动是有目共睹的。进入21世纪的考古学，更需要技术、方法、理论的支持和指导。评价考古学研究的水平，不是看你发现了什么资料，而是更关心用什么技术如何发现资料，以及用什么方法、理论研究和解释资料。考古期刊要重视考古技术、方法、理论类稿件的发表，既欢迎介绍考古技术、方法、理论的稿件，更欢迎技术、方法、理论在考古实践中成功运用的稿件，以期不断推进考古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冯时（《考古学报》）以《学术争鸣与学术批评》为题指出，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学术争鸣是指就某一个学术问题各抒己见，更多的是要依赖作者。各个刊物做得都不错，这样有利于推动学术的进步。学术批评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于某个人的某部著作进行系统评价，这样的事情受特定学术环境的制约，其实很不好做。现在的很多书评都是出版社的任务，或者是作者的人情。就刊物本身来说，非常欢迎言之有物、有针对性的批评性书评，但是很难产生这样的作品，还要呼吁整个学术界动员起来，使学术氛围更宽松，不要认为写书评是针对个人。采取迂回的形式，不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而以争鸣的形式出现，这种做法也不是特别好。真正的学术批评应该是很健康的，如果整个社会学术氛围很健康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国外刊物大部分的篇幅是书评，很有针对性，这也是我们整个学术界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目前期刊可以操作的学术批评，一种是自我批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刊物的勘误，过去很长时间内，凡是著名的刊物都有勘误表，这个很好的传统没有沿袭下来，与现在特有的评价机制非常有关，如果某个刊物勘误了，好像意味着责任编辑没有尽到责任。如果我们提倡这种学术批评，每个刊物是否可以从这个工作做起。另一种学术批评是对现有的出版原则的反思，某些原则是可以商榷的，甚至是错误的，针对这些问题，刊物是否可以制定出自己的规范。
    王小蒙（《考古与文物》）以《关于新时期考古学刊物规范化操作的一点思考》为题指出，科学严谨是学术刊物的本色，符合学科要求、遵从学术规范是办刊的基本要求。考古学刊物很早就注意到编排的规范化建设，举办了一些培训班或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文博期刊编排的专业化和规范化进程，在考古学刊物技术规范方面树立了可资参考的标准。但是在编辑过程中，仍有一些困惑和想法。首先，是否依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数据规范》进行操作的问题。中英文摘要、作者介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等，这些信息便于电子检索，也许值得采用和推广。文博期刊界或许也应制定一个适合考古学刊物和书籍著作的权威性规范，其中既有专业技术方面的规范，又有编辑体例等方面的规范，既符合学科特点，又与国际惯例接轨，并兼顾检索因素。其次，关于审、编、校各环节的操作机制。目前通行的“三审制”、双向匿名审稿是保障学术评价客观、公正，减少和杜绝人情稿的有效办法。可设计一张初审表格，列出详细的必须评价的项目，请专家填写和打分，供二审时参考。双向匿名审稿是指在审稿阶段作者和审稿人相互匿名，但通行的做法是论文发表时也不公开审稿人姓名，这使审稿人的工作无法得到评价。近年《南方文物》设立了栏目主持人，对栏目内文章进行点评，值得借鉴。用稿标准可以简单归结为是否有学术积累或学术创新。在每期各类稿件采用比例方面，刊物应该密切关注学科发展的方向，及时调整；在严格遵循用稿标准的前提下，对一些作者群有所扶持，对热点问题有意识推崇、鼓励，加强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科研成果的报道，有意识地促进某一专题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对利用考古资料进行历史、民族学、建筑学等研究文章，应注意如何掌握其比例的多少。除合理安排不同类型的稿件外，不同的作者群的比例也要引起注意。对可用的博士或硕士论文可附上导师的点评，指出文章的创新点，也必须注明不足之处。文博科研院所的稿件质量差别较大，这一作者群处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前沿，掌握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必须密切关注。最后，如何更有效地防止一稿多投和抄袭剽窃。一些兄弟刊物的做法值得参考。《历史研究》等七刊曾发表《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各编辑部将严格遵守各刊与作者约定的审阅处理稿件的期限，并将及时奉告处理情况；作者接获编辑部的采用稿件通知后，需以书面方式确认将被采用的稿件系首次刊发，并承诺不再交其他刊物同时发表；对于违反约定而造成不良影响者，七刊编辑部将联合采取必要的抵制措施；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各刊编辑部将不予受理；严禁抄袭剽窃，凡投稿而有抄袭剽窃行为者，七刊编辑部在五年之内均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这一声明同样也适用于考古学专题研究类论文。另外，规范和严格要求引文注释也是有效方法。
    张静（《考古学集刊》）以《田野考古工作的资料报道的与时俱进》为题指出，当前发掘简报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发掘资料报道的完整程度参差不齐，可使用的地点准确、详尽的遗迹资料有限。能够完整提供发掘探方分区图及探方分布图的不多，而在发表所有遗迹分布图基础上举例介绍典型遗迹单位的不多，使得提供的探方剖面和列举的典型遗迹失去地点和代表性。二是相对发掘简报对遗物资料详尽的报道，各种遗迹现象的介绍不能与遗物相呼应，使得可用的典型遗迹单位的遗物不够丰富、完整。鉴于现状，提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发表发掘简报。墓葬简报应提供墓葬分区图、墓葬及其他遗迹的分布图；各类遗址的简报应发表探方分布图、遗迹分布图；城址简报除发表城址位置、城址平面图以外，同时应关注城址周边的地势、河流及相关遗迹的分布，并在城址平面图或相关遗迹分布图中表现出来。总之，任何遗迹的报道都要与遗址整体、田野考古工作的整体、遗物的报道密切相关，相互呼应，尽可能使每批考古资料都能提供最大的信息量。发掘简报还可以多种形式报道，除常规的分为遗迹、遗物报道外，可以遗迹为单位逐一报道遗迹及其遗物，还可按田野工作实际采用的科技手段的顺序逐一报道，或按课题设立、实施、结项的顺序报道。这样，才能使得学科发展带来的进步得以充分体现。
    李缙云（《文物》）以《谈期刊确保考古新发现报道的及时性和完整性》为题指出，《文物》、《考古》以及类似的期刊都承担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表“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简报、简讯”。在今天“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中，一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往往在田野工作还在进行或刚转入整理阶段时，消息已见于新闻媒体，受到相关专家学者和广大公众的关注。因此，及时约组、编辑、刊发考古新发现的文章，已成为对文物考古类期刊的重要要求，并且越来越趋于时效性。一篇文物考古新发现的简报，从编写到刊出，平均需要1年，甚至更长时间。以简报报道中的清理发掘结束时间为编写简报的开始时间，对2006～2008年《文物》发表简报类文章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文物》月刊在这3年间发表的文物考古新发现的简报，大部分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表，其中内容重要的“一类简报”，基本是以较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简报与所报道的文物考古发现时间相距较长，这一方面是由于简报的作者因各种情况有所拖延，另一方面有时也是因刊物来稿较多所致。这在编辑部的选题策划中，要注意达到一个平衡。同时，对那些读者热切期盼而很长时间还没有发表的重要文物考古发现资料，要锲而不舍地敦促简报的编写，并尽快发表。对于考古新发现的简报，除要尽量要求做到及时之外，还必须要求具备一定的完整性，对其发现时间、地点、遗迹、遗物的描述和统计要准确外，必要的图要齐全，所发现的重要器物，特别是有铭文等可资断代的材料，要尽可能地发表齐全。考古新发现简报的及时性和完整性，有时又是互相矛盾的。为了材料的完整，有些器物需做清理修复等，简报的编写、发表往往会因此而延后一段时间。
    李维明（《中国历史文物》）以《对考古刊物学术报道的几点认识》为题指出，考古刊物报道成果应注重几个问题。一是时效性，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成果应及时公布，以便为学术研究提供最新的材料、最新的信息、最新的学术动态。刊物作为媒体平台，应相互支持，共同发挥窗口的作用。二是前沿性，报道学界当前关注的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热点问题。三是客观性，如实报道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在报道中摆正主观与客观的位置。四是全面性，报道材料应全面(包括统计数据)，研究成果要全面(不同的研究方式)，学术观点要全面(不同的学术观点)。另外考古刊物应重视学术批评与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繁荣发展的良性环境。学术讨论是针对具体学术问题开展的一种研讨，依据是客观材料，原则是实事求是，目的是推动学术进步，检验标准是考古实践。考古刊物应正确对待和引导学术讨论，积极提供讨论的平台，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以《促进学术争鸣的几点建议》为题，提出三点具体建议。首先，要树立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的气氛，发表学术质量高的稿件，不发像广告一样的书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批评。也可以参考国外杂志的做法，把审稿人意见和作者的答复发表，《考古》可以选择相关文章进行尝试。其次，因刊物容量有限，可以考虑利用网站这一平台，开办专栏，引导一些讨论。最后，考古杂志社有一个每年一度的考古新发现论坛，能否有一个学术研究的论坛，采用考古新发现的运作模式，请各地专家学者提供当年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评选六大研究，作为六大发现的后续，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平台。

 

    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以《略谈考古简报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为题，从读者、作者和审稿者的角度指出，考古简报写起来要比考古学专刊更难，需要发掘者用心去提炼。从发表的资料看，考古简报良莠不齐。要提高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考古学专刊和考古简报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是前提。一篇高质量的考古简报，必须具有科学性和完整性，使其他学者能很好地利用这批原始资料进行再研究。所谓科学性就是发掘资料本身要真实、可靠，表述清楚准确；所谓完整性就是要保证发表单位资料的相对全面。不论是作者、审稿者或责任编辑，都应以此为一个基本的标准，来衡量一篇考古简报是否可以刊发。目前存在两种不好的考古简报。一种是因为发掘本身不够规范，所以报道的考古资料不够科学和完整。有些材料确实很重要，审稿时应仔细地核实原始资料，特别是要根据图版来校正文章中的描述，针对问题提出修改意见。编辑应多用图版来弥补文字描述的不足，并请作者补齐遗址位置示意图和遗迹平、剖面图等基本资料。这样做，可以从刊物的角度，让作者尽可能地了解和遵守田野考古发掘和整理资料的规范。另一种不好的考古简报，就是报道时发掘者有意无意地人为取舍太多，材料零散，不按单位发表资料。考古学专刊应按考古单位公布原始材料，考古简报也应选择典型单位，完整科学地公布材料，才会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学科的发展。考古类期刊有必要也有责任引导发掘者发表考古简报时要强调科学性和完整性。
    丛德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以《从<考古>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及题目的变化看考古学科的发展》为题指出，《考古》200期目录上刊载的论文数量平均每期不到2篇，而2001～2008年，平均每期的论文数量已达3篇左右。虽然数量上只有少许的变化，但是如果考虑到目前我国考古类期刊已多达40余种的现状，这个数量变化仍然可以反映考古学发展壮大之冰山一角。考古学科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步入了开拓发展的快车道。与这种发展相适应，考古论文题目的变化也反应了时代和考古学科的发展状态。在《考古》200期刊载的论文题目中还存在较多定义不明确的内容，比如“几个问题”、“相关问题”、“几点认识”等，似乎说明作者对论文的主题没有充分的提炼，或许表明作者并没有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从宏观的角度说，这可能与学科发展水平和时代局限有一定关系。在2001～2008年以来发表的论文中，这类现象已经越来越少，大量的论文题目鲜明，让读者感受到考古学可与世界同行比肩而行的发展状态和研究者睿智而活跃的思想。这正是考古学刊物所应起到的作用——引领中国考古学科发展，不断挑战自我，迈向辉煌。
    第三场研讨主题为“期刊交流与自由讨论”，由方燕明（《华夏考古》）、王小蒙（《考古与文物》）主持。
    梅华全（《福建文博》）以《以开放的精神办好<福建文博> ，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文物考古工作服务》为题指出,《福建文博》的办刊宗旨为“以福建和东南沿海地区文物考古资料为依托，面向全国和东南亚”。由于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地方特色浓厚，并且是一扇了解福建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可或缺的重要窗口，现已越来越引起专业同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福建文博》长期关注海峡两岸考古学的发展动向，在刊物中专门设立了“闽台文化交流”栏目，先后发表了两岸学者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极大地密切了两岸的文化关系，促进了两岸文化的交流，为促进祖国的早日统一做出了贡献。《福建文博》努力架设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为福建文物走出国门开辟窗口。对于福建地上水下出土的涉外文物，《福建文博》都努力在第一时间发表相关的考古简报，引起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注。《福建文博》在改革开放的春雷中破土而出，在服务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展，与许多兄弟省的同类期刊相比，还很稚嫩，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张露（《故宫博物院院刊》）以《<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学术特色及其成果报道》为题指出，《故宫博物院院刊》不同于大多数依托于考古所的考古类刊物，一般的考古类刊物是以发表考古简报、研究成果或区域考古成果为主体，而《故宫博物院院刊》依托于故宫博物院，以古代艺术品研究、尤其是故宫自身的收藏、明清宫廷史研究及古代宫廷建筑研究为特色。随着学术的发展，这一特色有所延伸和拓展，如依托本院藏品，借助其他学科专家研究的优势，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往仅停留于文物修复经验性总结的文保科技栏目，近年来不断增加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论文，其中包括对于古建筑、古陶瓷的研究，还涉及方法论的日益多样化。为加强学术成果的报道，首先要求编辑对于学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意识地围绕学术热点、具有可持续研究的问题组织学术栏目，另一方面关注国家“十一五”重点文物考古攻关项目，组织与本院藏品有关的专题研究。此外，借助学术会议的机会挖掘和组织新选题。为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要求，采取了具体办刊措施，如发表院内外文物研究成果，巩固以往刊物优势栏目；借助故宫文物优势、栏目优势，组织专刊，多角度开展对遗存的研究，通过整合全社会的研究力量和成果，宣传自己，促进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发表有关考古新材料的研究论文，扩大院内科研人员的视野，推进作者和读者对学术的思考；将文物研究放在大历史的视野下，努力形成学科优势互补。
    陈文华（《农业考古》）以《风雨相识五十年——我与<考古>》为题，叙述了自己与《考古》一同成长的历程。从1954年开始，就与《考古通讯》结下不解之缘，《考古通讯》成为辅导老师，指导田野工作，并指导如何编写发掘简报。1981年创办《农业考古》后，每期都发表“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因此每期《考古》必读。《农业考古》的编排也以《考古》为参考。有鉴于此，当《考古》出版500期之际，要向《考古》表达诚挚的谢意。与《考古》半个多世纪的交情，可以说明《考古》对本学科的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考古》，人们就不可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真实面貌，不可能了解它所取得伟大成就。同样，如果没有《考古》，也就不可能有《农业考古》，而如果没有《农业考古》，中国农业考古学也就不可能产生。
    吴来明（《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以《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发展与<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为题指出，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具有特有的研究对象（各种质地、可与不可移动文物）、独立的研究范畴（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特殊的研究任务（保存、传承与利用），形成了多学科和多领域相联合的独特学科特征。但目前尚未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完善和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学科体系任重道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要览（2004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研制和公布，为我国中文期刊学术地位评价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文化遗产保护科学领域的学科仅有“考古学”或“文物考古”一类，收入的核心期刊数量因而也比较少，而且尚未区分和照顾到文物保护科技领域学术成果的自然科学特性。参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统计分析9种核心期刊自创刊起到2002年所发表的有关科技考古文献，可以清晰看到我国科技考古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年）、初步发展期（1978～1988年）、快速发展期（1989～2002年）。统计数据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包括不少高新技术已在考古事业中得到应用，核技术方法及物理和化学方法占据了重要位置，充分显示了文物保护科技学科的自然科学、多学科联合和应用科学特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坚持以文博研究与科技研究交叉结合为特色，以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研究领域的应用、提高我国文物保护技术水平和推动科技考古的深入研究为宗旨，跟踪报道文物保护科学、修复技术、古代工艺、科技考古及其相关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应用经验，注重创新和实用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并重，反映国内外同领域研究中的新进展和动向，重点介绍新技术、新方法、新经验，为推进我国文物保护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是目前我国惟一一份文物保护科技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将继续努力，为提升我国文物保护科技水平做出新贡献。
    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以《加强期刊建设，推进学科发展》为题，从科技考古的角度对期刊建设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希望编辑人员进一步加强知识结构的更新。《考古》历来主张学者办刊，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和规矩，只有坚持学者办刊，才能保证刊物的质量。随着科技考古的大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考古研究论文已经不是在报告测试结果的基础上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大多数文章有了质的变化，既包含单个领域的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也包含多个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的凝练。如何进一步写好这样的论文，对科技考古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对于审稿的编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走在学科发展的前沿，逐步做到知识结构的更新，掌握更多、更新的科技考古知识，做好科技考古论文的审稿和编辑工作。其二，建议《考古》进一步加强评审制度。是否可以考虑有意识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批科技考古相关学科的专家作为科技考古论文的审稿专家群体，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审稿。对一篇科技考古文章从初审开始就请多人评审，不但要保证方法的科学性、前沿性，同样也要求研究结果与考古学紧密结合，保证评审的质量。从某个角度说，评审的质量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也能相应地水涨船高。
    此外，李力（《内蒙古文物考古》）、曹楠（《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孙秀丽（《中国文化遗产》）、李政（《中国文物报》）、张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文物处）、刘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等代表参与了研讨。
    施劲松（考古杂志社）作会议总结。他指出，60年来，考古学期刊始终是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部分，它们在刊发学术成果、引导学术方向、弘扬学术精神、培养学术人才、传承学术知识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如何更为科学、完整和准确地报道考古材料以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并通过资料报道的变革来带动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方法的提高，这是期刊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此外，及时报道新发现、加快信息交流、加强学术专题成果的组织与刊发，这些是对期刊的一贯要求，也始终是期刊建设的重点，对此各刊物需要不断交流各自的认识、实践和经验。刊物对于研究成果的报道，应当突出重大课题和热点问题，把握学科发展方向，推出学术界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刊物只有以学术发展为前提、以已有成果为基础，同时自身又具有敏锐性和主动性，才能引领学术的发展。刊物还应提倡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学术研究需要反思，反思并不只是对既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而是要不断地运用新的理论、方法、视角和材料对已有学术成果和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和考量，这势必会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意见，提出新的问题。因此，学术研究需要健康的、合乎学理的学术批评和争鸣，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刊物应该为此提供充足空间并加以必要引导。刊物不仅需要就具体的学术问题组织讨论、争鸣，发表不同的观点，更重要的还在于倡导不断反思的学术精神。除了以上主题外，很多代表的发言还研讨了办刊的方向、理念和措施，刊物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刊物与学术规范、刊物与学风、刊物间的协作等，以及各自刊物的特点与发展等。归纳起来，研讨的都是如何发挥刊物的功能和实现刊物的使命。在这次会上还有很多研究人员参与研讨。他们从发掘者、研究者、作者和读者的角度贡献了自己的观点。这些发言研讨了刊物与学术的发展，也对刊物提出了很多新的目标和希望。要实现这些目标，刊物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支持，刊物间的协作需要增进；同时，刊物自身也需要开阔视野、不断提高。《考古》500期为促进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500期并不单纯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传统和积淀。这种无形的传统在今天已成为一份精神遗产，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陈列厅。
    这次会议代表们发言踊跃，讨论热烈，各刊物将自己的办刊经验和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以期更好地繁荣学术、引导学术，将考古学期刊办得更好。本次会议达到预期目的，取得圆满成功，也必将会对我国考古学期刊建设和考古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