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在谈到中国近代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过：“其实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之关系，好像炼丹学之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于现代植物学。炼丹采药，自有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然而决没人说它们就是化学或植物学。”这一论断可以从两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上理解，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传世的孤立存在的 “古物”；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那些存在着广泛联系的遗存。这种广泛联系的遗存是由经过科学发掘和科学记录所获得的考古情境展现的。考古情境不但可以为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年代学的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还可以为“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的考古阐释学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开辟广阔空间。请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个案。

    研究个案一：俞伟超关于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

    研究个案二：张忠培关于元君庙墓地社会组织的推定

    个案三：林沄关于青铜弓形器功能的推定

    个案四：卜工关于磁山祭祀遗址的推定

    个案六：许永杰关于陶抄功能的推定

    上举五个考古情境分析个案均为超出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考古年代学研究范畴的考古学研究，属于“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的考古学阐释研究。

    情境分析主要包括再现情境、分析情境并得出初步认识、给出结论并重建历史几个部分：

    再现情境需要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情境，决定考古情境是否典型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考古遗存的废弃形式，其次是考古遗存的保存形式，再次是考古遗存的发掘和记录质量。

    分析情境是对再现的情境进行初步的分析，从中发现特殊性，总结规律性，并得出初步认识。对考古情境中发现的特殊性和总结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有直接产生和间接产生两种形式。直接产生的形式主要是今人的生活常识，认识论的基础是古人与今人在人类认识上的连续性。间接产生的形式较多，在本文所举的研究个案中主要有古代文献记载、中外民族志记录、中外考古材料的比较，在方法论上均属比较研究。

    给出结论是对分析情境的深化认识，重建历史则是情境分析的终极目标。作为结论的认识和重建历史的认识也是对考古材料的间接认识，需要借助中介手段（或称“中程理论”），在本文举例的个案中主要涉及历史文献的记载——“历史考古学”和民族志的记载——“民族考古学”。

    情境分析作为一种考古学研究的阐释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中出现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当时学科的学术背景是俞伟超、张忠培等一些具有一定学术造诣并已取得一些成就的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只是以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坛坛罐罐”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将“透物见人、以物论史”作为学科的目标，努力对已有时空定位的考古遗存作出进一步的阐释，情境分析与民族考古学的阐释方法都是这一时期的有益而成功的尝试。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和两代学者的实践，至21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者已能自觉的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考古材料，解决中国问题。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