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成为2009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Science）周刊第5943期的主题。该期封面为良渚文化反山墓地M12出土玉“琮王”（M12：98）上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并以“中国的多源”（China’s Origins）为封面标题。周刊内的新闻焦点（News Focus）板块以14页的篇幅（930－943页）介绍了以中华文明探源为核心的中国考古学热点问题。该板块的作者，《科学》周刊记者安德鲁·劳勒尔（Andrew Lawler）于6月中下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排下，他先后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学术单位，采访了多位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者，并实地考察了陶寺、二里头和良渚等与中华文明探源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在中国之行之前，安德鲁还采访了美国和加拿大关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知名考古学家。第5943期新闻焦点板块的内容，就是安德鲁在实地考察和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完成的。

 

 

 

    该板块由3篇正式报道和4篇穿插于其中的专题短文组成。

    主题报道以《黄河之外：中国如何成为中国》（Beyond the Yellow River: How China Become China）为题，着重介绍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在浙江良渚遗址群、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河南二里头遗址和四川三星堆等遗址的重要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引发的中外学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是一源还是多源、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的热烈讨论。

    中外学者在采访中一致认为，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重大史前考古发现表明，黄河流域不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应该以多源的观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在周边地区令人震惊的发现之前，我们研究的焦点在中原地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黄河流域。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其它地区的文化同样灿烂，如满天星斗。很明显，各地区中心的发展都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各地区间的交流和竞争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

 

 

 

    但中外学者在对各地区间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差别。中国学者更强调各地区文化的“一体性”和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核心作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则认为：我们对各地区如何互动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而且这种互动在数千年的时间中是不断变化的。考虑到各地区文化的独特性和长时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他甚至建议放弃“中华文明”的概念。

    该篇报道提及了雄心勃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多学科协作的学术工程，并引用王巍在接受采访时对此项工程的评述：“探源工程的焦点不是单纯证明中华文明如何辉煌，而是要探讨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想知道细节。”

    在另一篇正式报道《搭建连接东西的桥梁》（Bridging East and West）中，作者介绍了新疆小河墓地和洋海墓地的发现，引发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东西方交流所发挥的作用的讨论。作者引述了多位接受采访学者关于青铜制作技术的起源和传播的观点，并提及小麦、绵羊、山羊和黄牛的传播问题，意在指出中西之间的交流在史前时代即已开始，并可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作用。作者虽然引用了未提及姓名的一位中国考古学家的“十年前，你不能说中国采用了西方的任何东西。”的片面观点，但还是承认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对东西交流问题持开放的态度，并引用了王巍的观点：“中国考古学家仍然相信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也相信，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发生过重要的交流。”

    另外一篇正式报道介绍了中国考古学家在配合基本建设发掘的浪潮中为保护文化遗产付出的努力。这是作者事先未预定、在参观访问过程中产生观感而形成的文字。

    专题短文的第一篇题为《建立王朝还是神话？》（Founding Dynasty or Myth?），介绍了中国考古学家在河南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发现和对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关系的看法。接受采访的考古学家倾向于以“二里头文化”而非“夏文化”指称二里头遗存，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王朝的文化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并指出应该摆脱长期以来古史传说的束缚，以考古学的方法开展研究，把研究重点从“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转移到对该文化政治经济结构的分析上来。

    巧合的是，在最近一期英国《古物》杂志上，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刘莉教授发表了题为《学术自由、政治正确性和中国考古学中的早期文明：夏——二里头关系的争论》（Academic freedom,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early civilisation in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debate on Xia-Erlitou relations，ANTIQUITY 83 (2009), 831－843页）的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外学者对二里头文化与夏的关系的认识。文章的起因之一是，罗泰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一篇书评（FALKENHAUSEN, L.V. 2007.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by Li Li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 (1): 178-93.）中提出：“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即夏的主要原因是怕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因为，荒唐的是，在现政权的革命意识形态下，对古代文献记载不加批评的接受已经成为衡量‘政治正确性’的标准。”刘莉的文章以对中外学者的问卷调查为基础，批驳了罗泰的臆断。上述中国学者在《科学》周刊记者面前发表的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言论则以实例表明，中国学者在探讨与中华文明起源有关的问题时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另外3篇专题短文分别介绍了海外留学学者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有关粟的传播的研究和中国古墓盗掘问题。

    因为对中国考古学缺乏深入了解，文章中有些常识性错误，如把红山文化兴盛的年代误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250年，把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地点误为城子山等。此外，作者在言辞之中也流露出对国外学者观点的倾向性。但总体来说，这些文章对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做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展示了中国考古学家的学术见解和自信心。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