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兵兵赴美学习圆满结束

 

    付兵兵同志获得了2010年夏季赴美国哈佛大学和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和学习的机会。在此间的一个多月中，他完整的参加了哈佛大学Peabody 博物馆组织的发掘课程，在专业方面收获巨大，还结识了很多渊博的学者、有趣和充满活力的朋友，极大地拓展了眼界。
    Peabody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Summer Field School，经过Fash馆长与夫人的悉心筹划，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迹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参与了上述大部分活动，他还在发掘环节和哈佛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Jeff合作完成了两个探方的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学习，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现状及其考古工作的方法。
    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付兵兵同志认为，中外考古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工作表象的对比得到较全面的认识，但通过比较还是能获得不少可供我们的工作借鉴之处。
    首先，由于私有制度和考古工作的基本物质支持主要源于私人力量，当地的考古工作将新进展与新发现对公共的呈现和宣传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此显示考古工作的社会价值进而争取更多的支持。比如此次Summer School本身即是主要面向非考古专业的学生，资金也源自学生和热心的私人机构。又如发掘中自始至终都穿插公众宣传的部分，他们邀请有兴趣的同学参与社区活动，给当地小朋友的考古启蒙老师，带着他们参观考古发掘现场和博物馆，讲解什么是考古发掘。发掘中还特意保留几个探方内建筑遗迹初次暴露时的情况，不做进一步的清理，作为向游人展示发掘工作现场的生动材料。
    玛雅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与西方势力进入中美洲几乎同步，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内，不同背景与制度下的学者和机构竞相参与，其学科发展沉淀了各种文化与历史因素，本身就是研究考古学的好材料。比如中美洲考古研究者在分析陶片时使用的类型学方法就很有特色。与我国相似，他们所用的分类法也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type”与“variety”，但与“型”和“式”不同的是，某个“type”与“variety”指特定遗址或地区特定的一种陶器，此种陶器是在陶质、陶色和纹饰方面皆有特殊性，且每种“type”与“variety”有特定的名称——通常是一个与陶器特征无关的人名或地名。这样，每个地区和遗址的典型陶器得到了精确的标记，也有助于当时不同城邦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方便之处是体系庞杂，种类繁多，导致分类工作较为繁琐。
    与之相比，我们对器物特别是陶器的分类方法在形式上更有统一的标准，质地、颜色和纹饰大家都使用近似的语汇加以描述和区别，比如质地大致都分为夹砂与泥质，夹砂又分夹粗砂与夹细砂，陶色则以目测区分为红、褐、黑、黄等。但是上述特性的表述皆依赖于发掘者和写作者的个人经验，读者仅通过考古报告的文字和线图基本无从知晓陶片的真正样貌，也难以红与褐、粗砂与细砂的区别，即使研究者和作者也经常使用“较多”“较少”来区别某一特征的在不同型式的差别。因此，为了让器物特别是陶器分类的更为精准，不妨借鉴中美洲地区陶器分类的上述办法，一方面，可以给重要的典型器类固定的名称。同时，对陶质、陶色等描述的指标在全国或者一定时空范围内统一进行量化和标准化，比如利用地质学的资料与方法或者引入标准化的色谱统一土色的表述，在分析已有材料的基础上统一对陶色的表述等，这都有助于提高考古报告与考古研究的严谨和精细程度。
    在波士顿期间，付罗文教授特地带他参观了Peabody博物馆出版社。尽管该出版机构所有工作人员数量尚不及《考古》月刊现有的编辑人数，但他们每年都能成功推出5、6本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书籍，更有许多获得诸多出版与图书奖项。此外还有一人专门负责市场与营销。他们专业与高效的工作是值得认真学习的。
    此次行程首尾三天皆在波士顿度过，Fash馆长和付罗文教授在转机、办理签证等必需程序以及食、宿、行、游各方面皆有热情而悉心的安排，大部分时间更是亲自陪伴，耽误了他们不少时间精力。另外UCLA考古学研究生Kate也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很大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