岫岩玉 玉文化 玉器考古学研究——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在论述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长期起到积极作用的文化因素时，谈到玉器的社会功能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对玉情有独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征，赋予它人格化、社会化种种性质，给予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殊地位，恐怕要追溯到近万年前。在阜新查海、敖汉旗兴隆洼所发现的七八千年前的玉器，已是用经过认真选择的真玉加工而成的。”苏先生进一步指出，“对玉独有所钟这一文化现象，最初可能出现于北部、东部几个文化大区之内，后来随方国间文化的交流、夷夏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传统美德得到共识，体现美德的玉器遂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珍视，成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

    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在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中国最古老的玉种——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奠基之功逐渐明晰。近日，在“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数十位研究玉器的学者专家用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岫岩玉堪称“中华第一玉”。   

    岫岩闪石玉的确认，为史前文化中玉料来源提供了新线索和依据

    岫玉就是低质的蛇纹石玉的这一错误观念，随着北京大学岫岩玉研究课题的深入，首先从宝石学特征的角度就予以纠正。王时麒教授明确指出，岫岩玉包括蛇纹石玉和透闪石玉,前者是人们常说的岫玉,属于玉质硬度相对较低的玉石，而后者也就是所谓的“软玉”,具有与新疆和田玉一样优良的品质。尤其是透闪石河磨玉更是岫岩玉中的上品。岫岩闪石玉的确认，为岫岩玉古代开发利用的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更为探索兴隆洼、查海、红山、新乐、小珠山等史前文化中上百件玉器透闪石玉料的来源提供了新线索。

    北京大学赵朝洪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对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史前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标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与测量，包括微量元素、同位素的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闪石玉的颜色、色泽、质地与岫岩闪石玉非常接近。由此得知，岫岩玉开发利用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辽宁小孤山一带的先民已经开发利用了岫岩玉。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辨识和加工岫岩玉的技术,制作了玦、管、匕形器等多种玉器，铸就了中国玉文化史上早期的辉煌；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古代先民的治玉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制作了形式更加多样，内涵更为丰富的玉器，出现了玉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而对红山玉器的研究更为这一结论增添了依据。郭大顺先生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经对部分典型红山文化玉器作矿物学鉴定得知，红山文化玉器选料63%是岫岩的透闪石软玉。近年对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作全面观察还得知，红山文化玉器中重要玉器的选料，如堪称“中华第一龙”的“C形龙”、玉人、“玉猪龙”等，又以透闪石中的河磨玉为主，这类玉器一般玉质较纯，有以红褐色为主的皮壳，有原岩面的保留。对比各地出土和收集的红山文化玉器，这一认识得到进一步认证。

    专家们指出,已有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八千年的中华玉文化历史,所用玉料自始至终是以透闪石玉为主导。而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则用无可争议的事实说明:岫岩透闪石玉是我国开发和利用最早的玉料，从而奠定了岫岩透闪石玉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先导地位。

    为了更好地认识岫岩玉的悠久历史及其在中华玉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逐步解决一些认识上仍有的困惑。专家建议，有必要对对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玉矿特别是透闪石玉矿作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对岫岩玉矿所在和紧邻地区的玉器标本作科学鉴定，这是探讨岫岩玉矿早期开发史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必将会对进一步考察岫岩玉与红山玉的关系，以及与东北其他地区和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玉器的关系，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同时进一步加强同俄罗斯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有关玉器研究方面的交流与探讨。

    岫岩透闪石玉的传播,使玉成为连绵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东北地区是中国玉文化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而在东北除辽西以外的其他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诸多考古学文化中均发现有岫岩玉的踪迹,彰显出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形成和传播中的影响力。

    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认为，玉文化的形成有三个条件，玉器的象征性意义的创造、玉器加工技术的开发和软玉矿源的存在。早在兴隆洼文化时，玉器就不再是普通的工具或佩饰，而是被赋予了特定的性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了象征性意义。而我国玉文化形成阶段，又较大的倚重了辽东岫岩软玉为原料。他根据自己的考查,估计中国在新石器时代从北至黑龙江、南抵长江沿海数千公里范围,都有可能使用了岫岩透闪石玉。“最少在距今7000-8000年阶段,内蒙古东南以至东北三省,均已使用岫岩透闪石玉,形成中国北部早期透闪石玉器流通网络的雏形。”

    王时麒通过对各地出土玉器的调查与分析，粗略地勾画出一幅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岫岩玉传播图,以今辽宁岫岩为起点,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辐射。向北至今吉林和黑龙江；向西至今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再折向南至今河北、山西、河南和陕北；向南经辽东半岛和渤海的庙岛群岛至今山东地区,再向南传播到江淮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更远的广东地区,涉及了整个中国东部广大地区，形成了一幅壮观的岫岩玉石之路。

    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邱立诚的介绍，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考古学上的实证。在广东海丰县田墘出土的两件新石器时代玉琮,其玉质为岫岩透闪石玉,泛淡黄绿色。南岭未见玉矿及史前制作场,而玉器出土于滨海区,玉琮形态与良渚文化同类器相仿。他由此推测,可能是岫岩玉南下。他认为:“岫岩玉自北而南的分布体现了透闪石玉文化在东亚的延伸,对探寻中国古代观念的形成至为重要。”

    考古发现在殷墟妇好墓、山西晋侯墓地、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玉器乃至宫廷玉器中,岫岩玉被作为重要玉料之一延续使用，足见岫岩玉在众多玉石角色中处于主角地位，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由于岫岩玉在史书中的记载较少，自汉代以后，对玉器的鉴赏以和田玉为佳。但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在中华玉文化8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于前4000年间，中国玉文化对岫岩玉开发利用最早。在距今4000-2000年间，岫岩玉与和田玉并驾齐驱，为中华玉文化的纵深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岫岩玉还对东亚玉文化产生影响。殷志强研究员认为岫岩玉对早期东亚的影响体现在玉料、玉器、用玉制度及用玉观念的输出等方面。

    玉器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仍需探索

    以往的学术研究多是将某一大类器物的研究归为文物学的范畴。 近年来，随着大量玉器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加快，对玉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加速度阶段。一方面，玉文化的研究应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玉器的出土状态、摆放位置所蕴含的信息反映玉器的功能和用途。丧失了这一最初信息的文物更多的具有鉴赏价值。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中也越来越重视对文物出土状态等细节和资料的提取。对玉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正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所说，“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玉器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玉器,就无法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研究中华文化更离不开对中国玉文化的研究。”

    对玉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探索也正在学界进行中，从宏观的研究线路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对玉文化的研究线路要向相关学科回归是王仁湘研究员的观点，玉器研究不是考古学家和考古学能够独立完成的事。研究玉质与产地，要回归到矿物学。其他研究要回归到艺术、技术、文化等领域，但考古人对于整合各领域的研究，负有主导职责。张敏则对考古学的传统方法（如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等是否适用于玉器的研究进行思考，呼吁将玉器研究的理论方法提升到学术层面迫在眉睫。栾丰实认为，可以根据玉器研究的具体内容决定研究方法，形制的研究可以用类型学的方法，技术生产过程研究可以借助实验考古学的思路，而对社会层面的研究需要相关领域学者的参与。这三个方面应组成玉文化研究的一个有机体。

    对玉器考古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学者们也提出了建议：玉料的矿源研究近些年随有很大进展，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当尽快建立起产地玉料的数据库，将出土古代玉器的矿源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研究史上玉料与玉器输出的路线，了解玉料玉器的贸易过程。以岫岩玉为例，矿源地除了输出原料，有没有早期玉器作坊，有没有玉器输出，这些问题都需进一步探究。玉器的造型及纹饰主题，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学者最后呼吁，玉是贯通中国文化近万年之久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象征。研究是为了传承，品玉藏玉，也要正确引导，让玉文化优秀的内涵得以传承是每一位研究玉、爱玉、信玉之人的责任。(《中国文物报》2011年8月5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