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9日，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两天讨论圆满结束。李伯谦、饭岛武次、沈长云、杨育彬、高炜、宋豫秦等6位先生在开幕式大会上进行了主旨发言，殷玮璋、刘绪、冈村秀典、邓聪、夏正楷、梅建军、栾丰实、宫本一夫、苏荣誉、王立新等10位先生在闭幕式大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其他与会代表分别在三个小组会上进行了演讲。整个会议先后约有60多为学者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学术交流。最后由王震中先生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他将这次会议的学术讨论概括为六个方面。

 

会议现场

 

　　一是对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年代以及夏文化、商文化进行探讨。这主要是对以往观点的重提和进一步的深入，包括刘绪教授的“困惑八问——向偃师商城西亳说求解”，殷玮璋先生的“在反思中前行”，李维明研究员的“关于偃师商城与夏商分界探讨的几点认识”，李锋教授的“夏商分界及汤亳问题研究现状、困境与曙光”等。

 

　　其中第二组讨论中饭岛武次教授作了关于“二里头类型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的发言，他认为二里头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在型、式上不相同，不主张二者在年代上并行，提出二里岗下层文化第1期则是先商文化的一部分，二里岗下层文化第2期才是殷王朝的成立时期。在大会开幕上，饭岛武次先生还提出偃师商城是汤亳的可能性较大。

 

　　刘绪教授提出：偃师商城成汤时期的考古遗存是否与汤都匹配，他认为偃师商城第一段遗存太少，似不能与汤都匹配。他还对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记成汤“作宫邑于下洛之阳”的认识问题，西亳说者理解为是指成汤建西亳于下洛之阳，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殷玮璋研究员对偃师商场30年间的研究与探索之路作回顾，在总结与反思中寻找差距与不足。他总结道，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像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这样的研究对象，需要通过考古发掘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料，持续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才能有序地推进研究。考古材料在研究中必须起到主导作用，并作严密论证是关键。
 

刘绪先生演讲

 

　　朱乃诚研究员通过对牙璋的分析，提出：二里头三期、四期是夏都的延续，但年代已进入商王朝，这是商王汤作夏社的结果。相应史书包括《史记•殷本纪》等里面记载的“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如此商汤对夏的都邑并没有损坏。王震中先生赞同这样的解释，他在2010年出版的《商代都邑》里也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提出二里头四期是夏社。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二里头遗址在三期时进入商朝这种认识，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对二里头遗址进行的碳十四系列测年，将公元前1600多年定为二、三期划界，但是他认为公元前1600多年不是一个定论，它是个变量，商的开始年代也有可能是公元前1500多年，由此对何时进入商，就不能成为定论。

 

　　许宏教授的“‘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以及孙庆伟教授都讲到了夏王朝的有条件的未定论，就是什么年代、在什么遗址是夏文化是不能确定的。王震中先生认为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能不断推进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分期以及与文献材料的对比研究。

 

　　二是对二里头玉器、青铜器、动植物、祭祀用牲、手工业产品的生产技术等方面进行讨论。这包括梅建军教授的“浅议青铜礼容器与块范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的兴起及其意义”、苏荣誉研究员的“中国早期青铜器的生产性质初探”、久保田慎二博士后研究员的“陶寺与二里头铜铃的出现背景——由对新石器时代陶铃的分析入手”、宫本一夫教授的“再论二里头铜铃”、赵海涛的“二里头遗址手工业品生产地点分布初探”、张昌平教授的“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生产”等。

 

　　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大多为个人装饰品和小件工具，而中原地区却很早就表现为以铸造礼仪性青铜容器为特征。梅建军教授从块范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讨论这种差异的形成。他认为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业已经形成的以使用礼仪性陶容器如觚、爵、鼎等为核心的祭祀礼制，构成了社会对礼仪性青铜容器的客观需求，进而催生了块范铸造技术的兴起。他在演讲中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仪性陶器和青铜容器为例，重点阐述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演进及其社会文化背景。苏荣誉研究员考察了中国冶铜术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从考古发现的青铜器和铸铜遗址探讨中国早期青铜器的生产。他认为商周青铜器生产的性质主要是王朝高度控制的大型工场制作，青铜原材料来自不同地域，但加工作坊几乎都在都城。王朝对青铜器生产的垄断性操控使得青铜技术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形成了强大的技术传统，造就了独特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貌和内涵。春秋时期中央控制乏力、地方势力的增强和地方间的竞争，才形成了若干个青铜器生产中心。

梅建军先生演讲



苏荣誉先生演讲

 

　　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考察了铜铃的发展和意义。他认为，从陶寺文化早期阶段开始，代表祭祀权的乐器被定位酋班阶层的随葬品，而由此转化成铜铃。铜铃代表了以中原为中心的青铜文化特征，也就是其早期阶段开始偏重彰显威信财富与身份地位的功能。从技术上来看，陶寺的铜铃是一个外范，到了二里头铜铃有两个外范，后来又演化到两个外范和一个顶范。他在演讲中还加入了很多祭祀方面的讨论。
 

宫本一夫先生演讲

 

　　邓聪教授以玉牙璋为研究重心，讨论夏商时期玉礼器产生与国家政治制度形成的关系。具体分析了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牙璋的异同，探讨和确认牙璋在二里头文化中自身的制作技术和特征上的变化。以此为基础，解释二里头文化牙璋在中原以外及东南亚地区渗透过程的影响。他认为牙璋是二里头文化政治制度中重要的物质代表，牙璋扩散很可能是一种国家政治模式的复制，或者更可能代表政府权威转授即权力转授的物质载体。
 

邓聪先生演讲

 

　　王青教授的“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对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牌饰进行了梳理，对其构图方向和佩戴方式以及定名、功用及墓主身份做了系统的研究，他把牌饰还原到墓葬的出土环境里，和墓主身份一起讨论。他观察到随葬铜牌饰的墓葬不出玉牙璋，不随葬铜牌饰的墓葬里则出土玉牙璋。他还对璧戚用于乐舞做了一定的讨论，在林沄先生对甲骨文研究的基础上，推测璧戚在三代更多用于祭祀仪式上的乐舞。他还谈到铜牌饰与铜铃的组合，将铜铃视为祭祀神祖仪式上的乐器，使用铜铃的祭司身份更高，使用仪仗性法器镶嵌龙形器的祭司很可能是这隆重仪式的主祭，将玉钺、玉牙璋视为在非祭祖的法器里。

 

　　三是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夏正楷教授讨论二里头遗址的古环境及其对二里头遗址兴起的影响。认为伊洛河下游在4050-3800 a BP前后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洪水事件，洪水过后，这里出现了广阔平坦的泛滥平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二里头时期稻的种植规模比龙山时期有明显扩大。同时造成古洛河的决口和改道，使得二里头地区一改先前两河相夹，地域狭小的封闭状况，成为位于伊洛河北岸冲积平原最南端的一个高地。这为二里头遗址发展成都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夏正楷先生演讲

 

　　四是历史文献方面的考据、考订。有王占奎研究员关于“居邑无固”的考证，吕世浩研究员关于“皇甫谧‘殷有三亳’说辨误”等。

 

　　五是对夏商时期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关系的讨论，有栾丰实教授的“二里头文化中的东方因素”、常怀颖博士的“夏末商初中原腹地北邻地区的文化演进”等。栾丰实教授再次演讲了二里头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当地和自身因素之外，还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其中，来自东方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在二里头文化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一是普通的遗迹和遗物方面，如墓葬、陶器、石器等；二是社会上层或用于礼仪方面的遗存，如玉器（玉钺、玉戚、玉刀、玉璋）、高端陶器（陶鬶）等。
 

栾丰实先生演讲

 

　　六是对中国早期城市的出现、早期国家的起源以及围绕黄河U形谷底为核心的中原地带展开讨论。这方面的发言有冈村秀典教授的“中国早期城市形成的四个阶段”、徐义华教授的“河谷效应与边缘效应”、张渭莲教授的“黄河U形谷底都邑地带与中原核心的形成”、戴向明研究员的“从陶寺到二里头——中原早期国家的出现”、西江清高教授的“关于二里头文化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模式”、韩建业教授的“二里头—二里岗时代早期中国的四层次结构”、王立新教授的“也谈‘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根由”、张国硕教授的“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的延续年代”等。

 

　　其中，冈村秀典教授考察了新石器时代的环濠村落直到西周时代的王都、都市形成的进程，从外形和内在两方面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石器时代的环濠聚落，第二阶段是公元前三千年纪的城郭村落，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是公元前二千年纪的黄河中游的王都。第三阶段以宫城的成立为标示，表明了王权的诞生。第四阶段是商晚期开始，古代的都市化（cosmopolitanism）王都。他认为第二阶段除去聚落规模的不同，与第一阶段的差距很小。第三阶段由于王权的扩张产生了的王都，在第四阶段随着国家体制的进一步整顿，诞生了古代都市的社会和经济。
 

冈村秀典先生演讲

 

　　王震中先生指出：陶寺遗址究竟是进入早期国家的聚落都邑还是城内外没有差别的村落，标准不一，意见不一。如果我们认为国家强调强制性的权力、国家统治者有宫殿居住，社会里有阶级区分，那么陶寺是一个都邑。如果以王的出现为国家，那么夏朝以前都不叫国家，夏朝以后才是国家。因为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判断的性质不一样。陶寺现在发现有宫殿区、文字、青铜器，大墓与小墓反映出的阶级差别也很显著，所以陶寺包括良渚莫角山290万平方米的城址怎么看？他认为冈村秀典教授划分的四个阶段还可以再细分，如环壕聚落，环壕聚落之后的城邑，是因为军事得以产生的，在北方是仰韶时代，在南方是大溪文化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到公元前2000年间，这个时期内出现规模很大的城（如陕西神木石峁）还是一个简单的邦国，是区别于王朝国家的城市。 

 

　　有学者提出，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迭相以河洛之间为都（或别都），主要是出于生境优化的选择。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认为，地理位置和资源的优越性虽是三代立都于此的重要原因，而自夏朝以来所产生的王朝正统观念——占有并支配前朝的地域、民众和财产，以维护其王朝正统的地位和彰显自身权力的合法性——的不断强化，也应是导致这种历史发展趋势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正是出于强化这种王朝正统观念的需要，商、周两代才会迭相以夏王朝的腹心地区为都。 

王立新先生演讲
 

　　两天的学术会议，内容丰富，演讲精彩，提出了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研讨会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