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北海市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北海市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隆重举行。

 

　　自汉武帝设置合浦郡以来，合浦逐步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合浦附近发现了城址、墓葬、窑址等大量汉代遗址，其中包括大浪古城、草鞋村遗址，以及风门岭汉墓、母猪岭汉墓、九只岭东汉墓等近万座汉墓群。大浪古城遗址中央有大型夯土基址，城西门外临江处还有码头依存，是一处西汉中期前后的城址。在草鞋村遗址发现窑址、建筑基址、城墙和护城河，年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晚期和三国，很有可能是东汉时期的合浦郡治。合浦汉墓群出土了许多琉璃、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金花球、香料、胡人俑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或是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遗物。这些城址、墓葬、手工业作坊及琉璃、琥珀等遗物，对于研究汉代合浦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会前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会议主办方说明此次会议选址在北海市的主要原因在于北海合浦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弘扬“海丝”精神，促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巡视员、广西文物局副局长谢日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安文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副处长王铮，北海市委副书记、北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李延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发来书面致辞。参会学者来自比利时、德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以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考古文博机构和相关高等院校，参会人数共计130余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3篇，内容包括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汉文化考古研究等诸多方面。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中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新闻媒体记者到会采访报道。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做了题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探讨了关于“海丝”的国家决策与行动的问题，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以商贸为主，是一条和平之路。北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宣传部部长朱会东做了题为《“一带一路”构想下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与管理》的学术报告，介绍了北海在“海丝”史迹保护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北海市文物保护与博物馆等相关机构广泛参与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北海市政府积极推动北海与“海丝”沿线国家在文化领域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熊昭明做了题为《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报告，分析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对合浦汉墓及其出土相关文物进行了简要介绍，探讨了合浦地区输出、输入文物与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对合浦地区城址及港口位置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2016年10月28日下午、29日全天进行了9场分组发言和讨论。与会代表围绕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汉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汉文化考古研究和国外相关考古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一、汉代丝绸之路与边疆考古研究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丝绸之路的路线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课题的基石。丝绸之路的路线可以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又可细化为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比较引人关注的路线是通过东南亚沿岸诸港口的下南洋之路。徐昭峰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有“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之称的山东沿海—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西海岸—日本列岛这一海上交通道路进行了研究，认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距今4000年以远至距今3400年左右的小珠山五期文化至双砣子二期文化时期，发展至第一次高峰期，在晚商两周之际一度沉寂，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再度兴起并成为一条常态化的海上通道。田立坤分析了汉代在辽海地区设置郡县、置戍屯田、修筑长城、移民实边等政策，认为这是汉帝国在战国燕秦开拓东北地区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对辽海地区的开发，使辽海地区一度社会安定、城郭相望，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其影响的深度、广度都远远超出燕秦时期。高崇文对广西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变迁与汉代合浦重要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讨论。王伟昭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对汉代合浦关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释。陈洪波强调了在汉政府的有意限制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很小，并未对岭南社会经济文化面貌造成很大影响。然而在汉帝国境内，岭南沿海各郡之间的贸易活动比较繁荣，今天留下的考古遗迹，大多数是海上丝路境内段商贸活动的结果，与远洋贸易关系不大。

 

　　郑君雷探讨了连接云贵高原和越南北部的滇越通道的线路问题，认为其主要是依托元江—红河及其主要支流而通行，并称其为“红河交通道”。“红河交通道”在华南战国秦汉时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主要表现在西南夷、骆越、南越和汉人等族群集团社会文化的整合方面，尤其是决定了以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交趾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决定了红河三角洲在华南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霍巍根据近年来在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工作新进展，认为这一区域早在汉晋时代就已成为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复杂社会。联系北朝和唐代陆上丝路往来官员、高僧的行经路线来考察，西藏西部地区早在汉晋时代就已成为欧亚大陆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中原汉地和中亚、南亚等区域和国家有着密切的往来，从而完全改写了这一地区过去被视为“高原人类禁区”的陈旧历史面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一带一路”高原线路的认识。仝涛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认为近些年来在西藏西部考古发掘中获取的汉晋时期丝绸，可能通过塔克拉玛干地区输入，对于研究丝绸在青藏高原的早期传播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这些丝绸的分析，可以了解青藏高原在汉晋时期与中原文明接触的途径与方式，以及相互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北部湾地区的众多汉墓及出土的诸多遗物是汉代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内容。李青会将我国广西合浦、广东广州以及云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珠饰与南亚、东南亚、东亚地区相关制品进行比较分析，以典型器物如多面体玻璃珠、玻璃器皿、蚀刻石髓珠、多面体石质珠、多面体金珠、绿柱石珠等，勾勒出了这些器物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分布与传播概况。董俊卿、王亚伟、李青会采用多种便携式无损分析技术对合浦汉墓出土的宝石珠饰等遗物进行检测分析，结合合浦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的研究结果，倾向于认为大部分宝石珠饰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经东南亚传入合浦的舶来品。黄启善通过对北部湾地区汉代玻璃的考古发现概况、科学的化学成分分析、器物造型、纹饰、烧造工艺以及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等方面的再研究，认为这些玻璃器既有中国产品又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甚至有可能是随船出海的越人在西方学到烧制玻璃技术后在北部湾地区开炉烧造玻璃，以供市场需求，并非全都是从海外输入的西方玻璃。王煜认为广西贵港出土的一面三国时期的四叶纹瑞兽对凤镜，镜缘内侧连弧纹带中与星象共存的螃蟹和瓶子图形应可确认为黄道十二宫中巨蟹和宝瓶图像。黄道十二宫图像初入之时，人们还不能正确地将其理解为星象，但更多是将之作为海外传来的神兽和瑞物图像，并与一些关于海外的奇闻异事相联系。黄道十二宫图像的传入是否与占星术有关，尚不能确定，但其与佛教的传播是密切相关的。从目前的材料看，其应自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来，说明海路确实是早期佛教尤其是吴地佛教传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利时学者米夏通过比较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及周边发现的大量黄金饰品，尤其是柬埔寨波赫遗址、越南沙黄文化的榕兰和菜宜遗址，以及越南南部的奥克?艾奥遗址等，认为发源于犍陀罗希腊式佛教艺术少量的黄金饰品影响到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并由本地工匠把它们的风格与技术复制下来。这种地区间的互动同时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从而把印度北部、孟家拉湾和南海这三个贸易网络结合起来。她认为黄金饰品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社群中具有权威物品的功用，是当地和区域的精英阶层所热衷的象征身份的物品。

 

　　汉代许多遗物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特征。李银德梳理了国内战国晚期至汉代新出现的深腹杯的出土地点与年代，并将其与亚述和乌兹别克斯坦出土的深腹杯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深腹杯应由西亚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周旸以在丝绸之路沿途发现的纺织品为重要物证，阐述丝绸作为丝绸之路开创的原动力，在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及东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梁小春、吴小强以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南越国出土文物为中心，结合历史文献，从女性文化的角度，对秦汉南越国出土的文物遗迹进行阐释，认为秦汉时期岭南女性文化是南越土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邻近楚越文化，以及因对外交流而传入的早期域外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徐汝聪将云南江川李家山遗址出土的多件扳指与非洲努比亚人的扳指进行比较，认为努比亚人的扳指形制与江川李家山遗址出土的扳指形制极其接近，并对李家山遗址出土扳指的西来因素进行分析。

 

　　全洪通过比较岭南地区砖室墓与以洛阳、关中地区为代表的砖室墓的穹隆顶技术差异与时间差异，指出岭南的砖室墓是在中原内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但浑圆叠涩穹隆顶的形式可能是受罗马建筑的影响，依靠所掌握的中原砖券墓葬技术仿效其形状而产生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但罗马穹顶和拱券是混凝土浇筑，而印度建筑在公元前后很少使用拱壳结构，因此岭南叠涩穹隆顶技术来源的具体线路及传播方式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刘中伟回顾了岭南地区汉唐时期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研究的学术史，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张卫星以岭南地区为例讨论了汉代国家形成的一个方面。四川西部芦山、汉源等地和滇东北黔西北昭阳、鲁甸、威宁、赫章等地分别约为东汉时期的蜀郡属国和犍为属国辖境，出土的东汉中晚期属国时期遗存有墓葬、石刻、遗物等。通过比较分析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与东汉中晚期的各类遗存，对汉代西南边疆属国遗存进行相关研究。

 

　　二、汉代城市与聚落考古研究

 

　　刘瑞梳理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战国秦汉考古》教材的历史和流变，分析指出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编写讲义《战国秦汉考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该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被全国开设考古专业的大多数高校所翻印或采纳。这部教材第一次系统揭示出苏秉琦先生在战国秦汉考古学领域的学术思想。

 

　　秦汉时期城市聚落考古是传统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罗瑾歆认为西汉甘泉是夏宫，并重新对夏宫进行定义，认为夏宫是京畿地区非常重要的政治性和礼仪性的宫殿建筑群，也是都城宫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比一般离宫的等级高。她结合西汉甘泉宫的考古勘探与历史文献，阐释了甘泉宫在西汉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和重要作用，认为西汉甘泉宫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汪勃关于扬州汉广陵城的探寻与研究，继《汉广陵城的研究与探寻》发表之后，又在近两年发现了与汉广陵城的城圈、城门、城壕、城内遗存相关的迹象。他在介绍这几处相关遗迹的基础上，就汉广陵城的位置和范围以及其“斗城”形状、新发现城门的结构及其用砖规格和砌法等略作探讨。易西兵根据近年广州古城的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对蕃禺城的历史地理格局进行初步讨论，认为西汉南越国蕃禺城平面为不规则四边形，东界在今仓边路以西的旧仓巷，南界从中山四路长塘街交界向西南至龙藏街和惠福东路交界东北角，西界在流水井—华宁里以东，北界在今越华路南，城圈长度约2500米，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蕃禺城东、南、西三面临水。蕃禺城东、东北、北和西北面的山岗为南越国臣民墓葬区。蕃禺城东、今中山二路和农林下路一带可能存在手工业作坊区。李珍、王星结合历史文献材料以及近年来为配合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做的考古工作，认为七里圩王城约建于西汉中期，废弃于魏晋时期；通济城的年代应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之间。结合城址结构及文献记载推测七里圩王城应为汉始安县县治；从出土遗物的年代和发现大量楚器现象分析，通济城很可能是秦始皇征服岭南时所筑的城址。

 

　　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出现以及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城市水利建设及周边水系研究近年来引起学者关注。张建锋对广西秦汉时期水系以及城市水利建设进行初步考察，认为已发现的广西地区汉代城址，大多在河流岸边及其附近，基本上遵循了临水而建这一原则。城墙多数用土夯筑，城外有城壕。城内存在排水的暗沟等。这些与中原地区的城市基本相同。个性表现于城市对于水利的着重点，较多在于水运，城市大多在重要水运交通要道的附近；城墙与城壕之间过渡地带一般很小；城壕的外面有的还有一道土堤，以起到防御洪水的效果；有些城市利用了自然河流作为城壕的一部分；运河在有的地方可能通到城内；网坠的出土，说明水产捕捞也是水利的一个重要方面等。张凤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对黄河下游地区汉代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两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建设基本是围绕黄河展开的，渠灌范围大都是黄河两岸郡县。除了水渠水利建设，治理黄河水患也是重要的举措。黄河下游尤其是兖州、冀州与青州相邻的平原地带，通过引水灌田、改变土质，仍然可以进行适宜的作物种植，或者采取适宜的耕作技术进行生产。

 

　　三、汉代陵墓考古研究

 

　　汉代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传统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段清波通过对两汉帝陵封土形态演变的考察，探讨了汉文化天圆地方理念的确立，认为从考古学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王莽时期完成了汉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以规矩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和阴阳五行宇宙观一起，成为中央集权体制社会治理体系健康运转的两大支撑。历史悠久的天圆地方盖天说，经过王莽期间的文化整合，成为天地阴阳五行宇宙观的核心要素。梁云讨论了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认为新莽之后战乱频仍，赤眉军入关后大肆掳掠，西汉诸陵几乎悉被盗掘，使光武帝产生薄葬的念头，摒弃了代表厚葬风气的西汉制度。东汉帝陵一条墓道带回廊的砖石结构墓，流行夫妇同穴合葬。这种形制不见于西汉帝陵及诸侯王墓，却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的南阳地方豪强墓很相似。东汉政权是在南阳豪强地主集团的基础上建立的，帝陵形制很可能采用南阳的传统。由于上陵礼的需要，东汉帝陵继承了西汉陵寝的旧制，而且有扩大化的趋势。柴怡、王艳朋介绍了杜陵75、76号陪葬墓前建筑遗址的平面布局与形制、出土遗物等考古新发现，认为这组建筑属于宣帝时期。75、76号陪葬墓前建筑应为杜陵高等级陪葬墓的寝园建筑，其中3号建筑基址可能为管理陵寝建筑的人员日常生活之地。杨爱国对汉代回廊墓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西汉一部分诸侯王(后)使用的黄肠题凑墓是一种更复杂的回字形椁，那些不使用黄肠题凑葬制而使用崖墓的诸侯王极有可能用开凿的回廊来代表黄肠题凑。这种墓葬形制是“周制”发展“汉制”的显著标志之一。西汉诸侯王黄肠题凑墓和东汉时期的诸侯王砖室墓中的回廊应是葬制规定，而西汉晚期以后，二千石官员及其以下人员使用带回廊的墓葬更可能是受到当时阳宅的启发。刘涛以云梦睡虎地汉简《葬律》的相关材料为依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已发现的近20座西汉列侯及夫人墓葬考古资料做系统梳理，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汉列侯墓葬的墓葬、棺椁尺寸，并对其进行换算，分别归纳其所用汉尺的规格，探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汉列侯墓葬的尺度的异同。同时，结合《葬律》中有关墓葬尺度的记载，以揭示西汉王侯墓葬制度下不同王侯墓葬尺度的共性与个性，进一步丰富西汉丧葬制度研究的内涵。

 

　　文化因素分析法与类型学相结合，是考古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应用于汉代墓葬考古并对人员构成进行分析是汉代陵墓考古学方法论之一。蒋璐将北方地区汉墓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对其文化构成分别加以分析，认为北方地区汉代居民主要是由汉人和内附匈奴构成，同时北方地区发现的一些人物形象暗示出北方地区的汉代居民也包含一定数量的其他少数民族。潘玲通过对鞍山市羊草庄墓地78座汉墓出土遗物进行类型学分析，指出具有代表性的腹部略长的束颈壶是该墓地仅有的陶壶形制，此外还有12件大口深腹罐。这些陶器与汉墓常见的陶器共存，但是与指环、臂钏、链饰等铜器不共存。这类束颈壶和大口深腹罐只见于鞍山、抚顺和辽阳的少数汉墓，年代也与羊草庄墓地出土的相当。但据文献记载和目前的考古发现可知，匈奴和鲜卑并没有实际控制上述地区，在这里也没有发现他们的遗存。因此，这类束颈罐和大口深腹罐的使用者应是与匈奴和鲜卑有密切关系的北方民族——乌桓。羊草庄及附近地区汉墓发现的束颈壶和大口深腹罐，是寻找乌桓遗存的重要线索。宋蓉从关东地区汉代墓葬的研究出发，考察关东地区汉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区域差异与等级差异，提出关东地区汉文化是在列国文化基础上，以复兴六国遗风为名，顺应崇尚富足生活的时代新风尚而形成的，而两京地区是汉文化形成的中心。西汉中期前后随着皇权的强化，汉文化自西向东影响关东，以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消弭了关东各地的地域差异，平稳而有效地实现了关东地区文化的大一统。滕铭予、尚如春从赣鄱地区两汉墓葬材料入手，初步建立了赣鄱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及年代标尺，将赣鄱地区两汉墓葬大致分为三期，分别是西汉中晚期、东汉早中期和东汉晚期，并通过文化因素分析确定其文化属性。通过统计分析各类文化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消长对比状况，进一步考察赣鄱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及其变迁以及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融合过程，结合历史文献探讨赣鄱地区汉文化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可以发现赣鄱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历时性差异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郭俊峰考察了济南魏家庄汉代墓地出土的席枕、熏炉、铁炉子等器物。这些器物在山东地区都是第一次出土或少量发现，在国内确有零星发现，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这些器物很有可能是特定群体之间物质交流的结果。

 

　　霍宏伟通过对汉河南县城遗址内外两座纪年墓的分析，探讨了城址与墓葬关系的变化。自西汉早期，城墓分离制度已得到了较为严格的贯彻。由于东汉晚期政局动荡，都城西迁，导致洛阳地区城市废弃，城址沦落为墓地是城市彻底衰落的标志。李继鹏介绍了洛阳市瀍河区东花坛三座西晋墓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等考古新发现。东花坛三座大墓形制相同，全部是带长墓道、南北两侧带有宽大侧室的长方形单室墓，是西晋时期高等级墓葬，反映的极有可能是高等级墓葬由东汉、曹魏时期的多室墓向西晋时期单室墓的过渡阶段。这一带极有可能是除首阳山陪葬墓群外，西晋早期高等级墓葬的又一集中埋葬区。周润山通过分析焦作地区的汉代墓葬及其出土遗物，从社会经济状况、建筑风貌及建筑技术、装饰艺术、思想文化等方面讨论了焦作地区的汉代社会生活状况。白岩介绍了2016年通州潞城镇汉代考古新发现，勘探了101.3万平方米的范围，调查确定汉代城址1座，发掘战国至清代墓葬1092座、汉唐窑址68座、灰坑8个、水井10口、道路1条。出土各类陶器、瓷器、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料器、皮革器等遗物4000余件（套）。

 

　　吴桂兵将多人合葬分为夫妻合葬、分层合葬、家族合葬等多种形式，在此基础上将三峡地区的汉晋多人合葬与中原地区、河西地区、西南夷地区的多人合葬材料比较，内地和周边地区均有多人合葬，出现的原因或与非正常死亡和非正常丧葬礼俗有关。陈斌介绍了2015～2016年湖南蓝山县五里坪两汉墓葬重要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目前已抢救发掘两汉墓189座。这些墓葬年代跨度大，基本为中小型墓，墓葬葬式不明，朝向不定，以南北、东西向居多。无明显的分区规律，有合葬墓，随葬器物少且地域特征明显。早期墓葬保留楚越文化遗风。此次发掘对建立湘南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及年代框架、深入认识两汉时期湘南地区的埋葬习俗和文化面貌以及为进一步认识湘南地区文化与湘北、岭南等周边地区两汉时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岭南和中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韦伟燕介绍了越南境内汉墓的分布、形制、出土遗物等基本情况，其延续时间从西汉中晚期到三国初年。她从埋葬习惯和随葬器物两个方面入手，讨论越南境内汉墓和广西合浦地区汉墓之间的关系。郑红莉从图像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陕北画像石中历史故事题材的考证分析，认为陕北画像石中出现的历史故事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风气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关。历史故事刻绘于墓门之上，具有驱邪避凶的意义，并与墓主的志向和爱好有关。同时亦是墓主向仙界彰显自己的德行，祈求收留。

 

　　刘兴林对汉代土墩墓的由来、汉代土墩墓的定义和特点、汉代土墩墓的分布和传播、汉代土墩墓的性质和兴起原因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吴越土墩墓是汉代土墩的直接源头，北传的路线比较清楚，即江南—江北—鲁东南、胶东—韩国马韩（忠清、全罗道）。汉代土墩墓的兴起顺应了家族墓地发展和封土墓推广普及的形势，是汉代家族墓的一种形式。原丰介绍了2014年发掘的新沂高庄墓群68座汉墓，包括60座竖穴土坑墓、5座砖室墓和3座石椁墓，结合宿迁、淮安、扬州地区的考古发现，认为江苏北部为汉代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区域，这类土墩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土坑墓和封土墓，尤其应该把土墩墓与封土墓区别开来，土墩墓所代表的丧葬文化应是人员移动和民族融合的结果。李晖达对浙江汉代早期墓葬进行分析。浙北地区尚存浓厚的楚文化因素，而在南部则与闽北的闽越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汉文化对浙江地区的真正渗透始于文景至汉武初，最终在王莽时期基本定型，东汉之后浙江的主流文化体系则完全融入汉文化圈。

 

　　四、汉文化考古研究

 

　　汉文化研究内容极为丰富。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目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热点。张闻捷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乐钟的考察，分析海昏侯墓乐钟的组合情况，并与其他汉代出土编钟进行比较，以了解汉代乐钟的编列规范，梳理汉代不同社会等级、地域对于乐钟使用的异同，与先秦时期乐钟制度的比较，探讨汉代多种乐钟规范的礼制渊源与消亡问题，并通过比较汉代诸多出土乐钟的摆放形式，探讨汉代随葬乐钟的摆放与乐经所载乐悬制度的异同问题。徐龙国对刘贺墓出土的一套砝码的用途进行推测，认为它很可能是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珍贵青铜器等物品的。这些贵重金属及珍贵器物，因赏赐、赠予、交换等途径在贵族之间多次易手。汉人虽然有些东西在出品时就已经铸刻了重量及容量，但每一次易手，都会在器物上再次加刻重新测量的重量及容量。对贵族之家来说，天平及砝码必不可少。王方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的玉质、雕刻技法、服饰纹饰等方面的详细比对，发现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与同时代、同级别墓葬出土玉舞人显著不同，而与战国时期的玉舞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推测这件玉舞人很可能为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玉器。韦正通过对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质错金或银质的马饰进行研究，对比国内外独角鹿（羊）马饰的发现，认为独角兽渊源古老，但其在西汉中后期的兴起，与汉武帝追求升仙有直接关系。这种独角兽很有可能就是麒麟。在蒙古及中亚地区发现的独角兽形象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苏奎同样就海昏侯墓出土铜质错金或银质的马饰进行研究，梳理国内外相关考古材料，认为这件马饰是马珂，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独角兽的形象重新进行解读，考证其为羱羊，即北山羊或野山羊，并认为马珂上的羱羊纹应来自西亚、中亚一带，最早是长安城内皇室成员所有，后辗转至江西南昌的昌邑国和赏赐到广西西林的句町国，还专门特制了部分赠送至蒙古的高勒毛都和诺彦乌拉以及俄罗斯查拉姆的匈奴国，并在该区域出现了仿制品。羱羊纹马珂是汉代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王小迎对2015年发掘的一座西汉竖穴土坑墓中新出土的26枚圆形带有外国字铭文的铅饼和6枚长条形龟背纹铅条进行研究，认为其属于西汉“白金三品”，并进一步探究汉代丝绸之路与扬州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姜宝莲、赵强对陕西西安、扶风、甘肃灵台等地出土一批上饰龙形图案、马形图案以及龟形图案的银质或铅质货币的形制、纹饰、材质等研究，认为其属于文献所记载的“白金三品”，“白鹿皮币”、“白金三品”这些白色货币的出现，都具有象征意义，应与武帝时期“天、地、人”及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有一定关系。

 

　　杨哲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岭南地区两汉时期陶瓷手工业发展状况进行初步梳理，可为正确认识汉代陶瓷手工业发展的区域格局以及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张翔宇通过对西安地区近900座汉墓中所见釉陶器进行统计，分析了两汉时期随葬釉陶器风俗的出现、发展与衰落，并对不同时期随葬釉陶的流行趋势进行了总结。蒋志龙介绍了云南金砂山墓地M117首次出土的一套陶阙的情况，并将之与四川、山东等地发现的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作为墓葬随葬品的陶阙比较少见，并探讨了其出现的历史背景。朱连华依据近年在西安南郊杜城村周边发掘的部分西汉早期墓葬中墓室棺痕四周出土的陶璧，联系其他地区出土材料，对这些陶璧的作用和丧葬意义、文化来源进行讨论，认为棺外饰璧的丧葬习俗可能起源于战国中晚期的楚地，在西汉高等级墓葬中较为流行，东汉以后流行于四川、山东地区的画像石棺上。李飞将宜宾市南溪县长顺坡发掘了一批崖墓中出土的一件圆雕陶佛像俑与昭通、泸州地区出土的同类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一件灯的底座，时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佛像陶灯的出现很可能受到了新莽时期西王母陶灯的影响，并且仍然表现了以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信仰。陈彦堂以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为依据，从年代学和文化传播两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的起始年代应该是春秋时期，以临淄齐故城战国墓葬为代表的战国作品，已经是比较成熟铅釉陶器，开启了两汉时期此类器物勃兴的先河。胡继根对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长江下游一带的高温釉陶器上出现的较多的鸟纹装饰进行分析，认为其出现原因有二，其一是早期图腾崇拜的再现，作为一种“引魂升天”的象征；其二是与星象有关，鸟纹的下部出现的几何形图案形如星宿。

 

　　虽然与商周时期相比，汉代青铜器逐渐式微，但是汉代青铜器仍然是汉代物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肖明华对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出境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认为集中分布于泸水县、隆阳区、昌宁县、腾冲县、芒市等地的青铜器器形与滇文化的相似，但纹饰有别有同，年代也与滇文化相当。这些地区的青铜文化应当是滇越、哀牢的青铜文化，其中的差异性则反映了不同邑王间的文化差异，出土青铜器也当是一个邑王或几个邑王区的青铜文化表现。赵德云考察了岭南地区汉代考古中偶见一些青铜器种类，如钵、高足杯、侈口杯等，造型较为独特，常见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葬，难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找到明确的渊源关系。这类青铜器的出现，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受到进口的域外玻璃器等造型艺术的影响，作为替代品新出现的青铜器种类。研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在考古学上的体现，绝非仅是殊方异物的进入，更有可能随着经由岭南地区向其他区域的传播，影响着中国本土传统审美情趣和制造工艺。赵化成对细线纹铜器和漆绘铜器的铸造方式、纹饰、器类以及年代和分布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是岭南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两类铜器，可谓岭南汉代铜器的双绝。日本学者川村佳男认为温酒樽中有一个类型应该是岭南系青铜器，将这种温酒樽归为“Ⅲ型”，判断其年代为西汉中期和晚期，集中出土于岭南地区或湖南、云南等邻近地区。以錾刻纹为最大特征的岭南系青铜器，并非在西汉后期突然完成，而是在之前阶段，岭南地域存在着“原型”青铜器，这些“原型”青铜器受其他地域影响而逐渐演变而形成岭南系青铜器。吴小平以六朝唐宋时期贵州地区出土大敞口、鼓腹的釜作为切入点，比较巴蜀地区的同类釜，认为大口釜是魏晋宋明时期牂牁僚人的炊具，鼓形釜是两汉时期南中僚人的炊具。两种釜先后在巴蜀地区发现，反映了僚人两次大规模入蜀的事实。大口釜应是东汉时期鼓形釜演化所致。大口釜和鼓形釜入蜀之后均逐渐消失，反映了入蜀的僚人最终被汉化。在贵州境内，僚人的生存状态并未受到外来因素的太多干扰，因此大口釜在宋代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汉代铜镜是汉代物质、精神文化的载体，并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赵宠亮根据合浦地区已发表的铜镜材料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将其按照西汉中期、西汉后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后期分为五期。合浦汉墓出土铜镜与广西其他地区以及广州汉墓出土铜镜有一定的关系，反映了当时两广地区文化面貌的相似性。韩建华对西域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的铜镜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认为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民间交往由来已久。西域地区在匈奴统治时期，流行圆形素面镜和有柄铜镜。西域地区出土的铜镜似乎不存在“仿汉镜”，应均是从中原传入的。与汉镜同出的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梳妆工具，反映了以汉镜等物质为代表的汉文化广泛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西域地区出土的汉镜大部分残碎，推测存在破镜随葬的可能，这或许与匈奴的统治或影响有关。高继习认为汉代博局镜的山字纹、TLV纹、绣穗纹以及各种边饰等纹样，只要能产生倾斜纹样的规则图像，几乎都是尾端向左旋的。博局镜动态纹样的设计理念来源于至少自战国时期就形成的“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宇宙观，是华盖坠饰“璧婴”的写实性描绘。

 

　　张合荣对贵州出土青铜戈、剑进行考察，分别对戈、剑进行类型划分和文化因素比较分析，揭示各型青铜戈、剑的来源、发展变化趋势和地域文化特征，借以反映在战国秦汉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活在今贵州境内被称为“南夷”的地方各族群，对周边其他族群青铜文化的吸收与整合情况。杨勇对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葬出土小铜鼓的特征与来源进行阐释，认为其是来自越南东山文化的小铜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西汉武帝时期居住于故鄣城内的中小地主或官僚阶层，结合汉武帝统一岭南并设郡管辖的历史背景，认为上马山小铜鼓经由陆路或内陆水道到达浙江地区的可能性最大。这件东山文化小铜鼓传播至浙江地区的个案，折射了当时岭南地区与内地间联系不断加强的史实以及汉王朝统一、经略南疆过程中各色人物南下北归的历史图景。上马山小铜鼓与其他地方偶见的东山文化遗存，应当都有一些偶然因素，并未形成实际的文化上的影响。富霞认为北海地区征集所得7面铜鼓中，5件东汉铜鼓的年代存疑。通过比较北海周边灵山、浦北、北流、玉林等地所出的灵山型与北流型铜鼓，认为北海所见这5面“汉代”铜鼓，年代归为南朝前后应更为妥当。韩茗通过对六朝铜香熏的收集和整理，对六朝香料来源及使用情况进行考察，探究熏香习俗背后的六朝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往情况，并通过梳理六朝铜熏源流来把握其继汉启唐的阶段性特征，以期对汉唐物质文化发展及其动因的研究有所启示。黄娟梳理文献记载，结合出土的简牍材料，并充分搜集和利用已有的考古材料，对西汉早期半两钱的生产与管理情况进行研究，以期为西汉早期整个铸币业的研究提供基础。

 

　　汉代铁器及冶铁遗址在汉代手工业考古研究中占相当一部分比重，也是近些年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李延祥对广西贵港早期块炼铁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孙凯通过分析郑州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遗迹分布，并结合实验情况，对该遗址的鼓风问题和冶铁用煤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认为遗址冶铁高炉的鼓风设施应为多人合作的皮橐鼓风，而非装置有转轮机械的鼓风设施，并且该遗址冶铁所用的燃料仍然是炭。该遗址出土的煤并未用于冶炼。刘尊志对两汉时期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的出土位置、功能等进行分析，认为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对全面认识墓葬的修建和封护、深入了解陪葬内容及其墓主的丧葬需求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漆器由来已久，经春秋战国发展，在汉代达到鼎盛时期，因此对于汉代漆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旭红考察西汉时期长沙王陵出土漆器，注意到庙坡山汉墓部分漆器上刻画与刻画铭文间、刻画与漆书铭文间、刻画与烙印铭文间有先后关系，从而发现漆器流动方向是“库”→“仓”→物主，与漆器生产、收储、使用恰好吻合，结合其他地区资料，推测“库”应是生产、收储多种产品的生产机构，其人员在产品上留下生产、收储记录等。洪石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油画漆器进行研究，认为汉代油画漆器多为梳妆用具、家具和葬具，纻胎或木胎，图案以云气纹为主，基本在器物外表施加，多为黑地彩绘，色彩丰富，包括红、绿、灰、褐、白、黄等色，纹饰风格粗犷，使用者身份等级很高。漆器油画工艺的起源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寺文化，其后不断发展，至隋唐时期衰落。王树芝对定陶灵圣湖二号汉墓和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木材进行分析，探讨西汉时期人们墓葬木材利用折射出的丧葬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木材的社会属性。西汉人认为人的灵魂具有魂、魄二元性，西汉时期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西汉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和“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思想观念。凡国栋结合历史文献对随州周家寨汉墓出土的一件T形木器进行考证，认为这种T形器可能与墙上的钩状物配合成套使用，其名称极有可能就是《礼记?内则》中“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悬于夫之楎椸”所记载的“楎椸”，其作用或类似今人挂衣服用的衣架。

 

　　巩文对中原和长江流域晋代大中型墓葬中女性头部位置出土的金属桃形金叶和金花饰进行考察，认为晋多沿袭汉制，步摇饰得以延续流行。而更接近于《后汉书·舆服志》描述的步摇形制的装饰物在辽宁、内蒙一带不断发现。所有的发现基本都是魏晋北朝时期鲜卑族的遗存。隋唐统一之后，步摇逐步消亡。步摇和步摇冠饰是特定人群的装饰品，在中原汉文化传统地区是特定阶层妇女的装饰品，在北方的鲜卑是男女共用的，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张翠敏对大连地区两汉墓葬出土金带扣、铜承旋、铜镜、花纹砖、壁画等多件四神图案文物进行研究，对四神有关文物涉及的时空关系、年代、社会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进行了对比研究。郭晓涛考察了汉晋六朝墓葬出土的滑石猪，探讨了滑石猪的源流与演变，以及滑石猪出土位置的转变所反映的汉晋时期丧葬习俗的变化。汉晋之际滑石猪出土地点北方少、南方多的现象，或许是汉末晋初的衣冠南渡所致，中土文物制度在南方得以根植。滑石猪在南方地区的大量出现也应与毗邻滑石产地有关。聂菲以马王堆汉墓出土十余件玳瑁制品为切入点，结合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考证广东番禺、广西合浦共同构成南海两大对外贸易的海港，而长沙国首都临湘（今长沙）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番禺港和合浦港至长江流域各地、中原、京城长安的重要中转港口。林冠男对战国晚期到西汉晚期的墓葬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对国产玻璃来源进行分析，对比中外平板玻璃的制造工艺技术，探讨汉代的玻璃制造发展水平，从而对这一时期岭南地区古玻璃制造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胡建对广州南越王墓和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提桶和铜鼓等铜器表面装饰的船纹的祭祀活动场景进行研究，认为其是一组前后连贯的船体画面，叙说了船只的一段航行经历。南越国铜器装饰船纹显示岭南以及南海领域具有浓郁的船文化，分布范围从陆上江湖水域，航行到近海岸和海洋岛屿。

 

　　五、国外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

 

　　会议中，部分国外学者分享了国外考古发现与研究。越南学者阮文越介绍了今天越南沿海地区汉代海港及汉文化遗存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探讨了交州商人在当时海上国际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汉代海上国际贸易促进了交州一带造船业的飞跃及经济的发展。日本学者黄晓芬介绍了越南交阯郡遗址的考古发掘调查情况以及对与交阯郡的最新认识。发掘调查结果表明，越南北部古城就是帝国南端的交趾郡城。交阯郡城址的使用年代为西汉晚期，经东汉～六朝，一直延用至隋唐时代。日本学者山形真理子主要讨论了越南中部地区发现的汉式遗物。这些遗物的年代从铁器时代的沙黄文化(Sa Huynh Culture)一直延续到林邑时期。这些汉式遗物表明汉文化在沙黄文化向林邑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学者雷安迪介绍了越南南部三处西汉晚期墓地出土金银器的最新分析结果。来自东南亚地区17个遗址的共计182件金银器在德国做了分析，这些遗址的年代横跨4个世纪，分别分布于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其中，出土于13个遗址的164件金银器属于西汉和东汉早期。重点探讨了最近调查发现的23件金面具和金银饰品，它们分别来自于及遗址，年代都约在公元前1世纪。韩国学者裴德焕、权钟皓、沈宗薰介绍了韩国出土的少量来自中国、日本、西亚和中亚等地区的遗物，这些遗物可以作为古代韩国对外交流的物证。其时间从铁器时代初期一直延续至高丽时代。依据这些出土文物，分别介绍与分析当时韩国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认为大陆两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沟通与平衡关系，以及各地域的货物交易经由多条通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北海近代外国领事机构历史陈列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以及合浦汉墓群金鸡岭保护区。通过考察，合浦地区丰富绚丽的中外文化交流遗物使参会学者切实体会到合浦在汉海上丝绸之路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加深了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的认识，也感受到北海地区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与付出的努力。

 

　　2016年10月30日下午，“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在广西合浦县举行，闭幕式由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信立祥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白云翔进行总结发言，首先对本次会议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向为会议付出努力的各会议主办方、承办方，向全体会务人员和媒体朋友表示感谢。然后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目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以及推进深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方式等几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应当服务于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倡议，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倡议，为其提供学术支撑。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城址、聚落、墓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汉代南海地区、汉代南海沿岸地区海港城市的探寻等是今后考古工作的中心。考古工作的现状是比较擅长城址、聚落、墓地的考古发掘，海港、码头的调查与发现仍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因此，今后应当加强与汉代“海丝”有关的田野考古工作、加强对已有的汉代“海丝”考古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点、面结合，更多的关注节点、重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加强多学科合作，尤其是加强科技考古工作者和田野考古工作者的合作。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要在整个丝绸之路视野的背景下，来理解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更要具有国际化视野。闭幕式上，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林强、中共合浦县委书记王方红、北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冯学清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祝贺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代表们围绕会议议题积极发言讨论，主题突出，内容广泛，有材料，有新意，展示了合浦地区丰富多彩的汉代历史文化，宣传了北海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通过召开这次会议，很好地完成了展示成果、推进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的目标。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国内外学者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然而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还任重道远，相信考古学界会以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逐步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相关领域研究。（罗瑾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