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候鸟般，每逢春暖花开时节展开翅膀飞向天山南北各地州辛勤觅食，待寒风吹起、雨雪霏霏之际又携带着找到的美食、佳肴飞回鸟巢，趁与伙伴们相聚的时刻，纷纷展示自己多半年的收获……

 

　　上述文字描述的是已坚持了数年的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会。

 

　　2016年12月17日至18日，由自治区文物局主办、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2016年新疆文物成果汇报会”在自治区科技馆礼堂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文博系统的专家、学者及嘉宾100多人参加了此次汇报会。40多位与会代表采用PPT的形式，呈上了异彩纷呈的成果报告，内容涉及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遥感考古、人类学、年代学，以及环境学等多个方面的新成果。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发掘文物之重大，为历年来稀见。尤其是其中几项重大考古发现，吸引了众多与会者关注的目光。

 

　　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新疆境内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被同仁称为“福将”，曾于2011年在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也拉曼墓群发现岩画颜料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建军研究员首先向大会报告了《阿勒泰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和布尔津县海流滩墓地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

 

　　通天洞遗址位于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一处当地人称为“通天洞”的洞穴中，遗址所在地理环境属于花岗岩球状风化地貌，地形多样，为古人类提供了优良的居住环境和狩猎场所。

 

　　洞穴顶部有大面积烧火形成的烟炱，在洞口及洞前斜坡上考古队采集到夹沙灰陶、红陶片及石杵残件，陶片表面能见到刻划纹、剔刺纹构成的折线纹及素面陶片。

 

　　2014年，新疆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北疆文物认定组与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文物局工作人员在吉木乃工作途经阔依塔斯村时，发现此处遗址，初步认定该遗址属于青铜时代古人类生活居住遗址。201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派专人对遗址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2016年7-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建军等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古队前往吉木乃县对通天洞遗址进行了发掘。

 

　　于建军介绍说，为了探明该洞穴遗址的规模和性质，考古队在洞穴内外各布置一个5×5米的探方，以便发掘认识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相关遗存。

 

　　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发现，洞穴外的探方由近现代生活的层面逐步向下呈现为早期铁器时代的层面，出土了大量的夹沙红陶片以及零星有刻划纹的陶片，并有石磨盘等石器和大量动物碎骨。探方东侧可能存在三间连着房屋的、石块垒砌的墙基，其间为较硬的踩踏面，于建军说，2017年他们将进一步扩方进行清理。

 

　　洞穴内的探方在早期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层位下面出现了较为纯净的黄沙层和碎岩石块层，东壁、南壁剖面上显示出东南角碎岩石块堆出一小岩石堆，其下层位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核、石片以及碎动物骨骼化石等遗物。

 

　　整个发掘共出土约400件旧石器时代的标本。通过对出土旧石器及其所在的地层，结合遗址周边的考察，初步认定通天洞遗址最早的年代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甚至可能更早。

 

　　于建军说，通天洞位于阿尔泰山南麓，属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是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迁徙的重要路径，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旧石器文化的迁徙交流等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也为东亚现代人起源、人群迁徙以及人类行为复杂化等多项研究填补了空白。

 

　　据于建军研究员介绍，通天洞遗址不仅是阿勒泰地区首次发现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遗址，更是新疆境内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同时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

 

　　于建军在说明通天洞遗址考古学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提出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一项需要多年延续的工作，对该遗址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完成的工作。

 

　　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的发言仍围绕着通天洞展开。他以《新疆旧石器与远古“丝路”——吉木乃通天洞遗址试掘成果的初步观察》为题，发表了自己对通天洞遗址的研究结果。

 

　　他认为：石器是远古人类迁徙流动的最直接、最确切的证据。吉木乃通天洞遗址试发掘中发现的地层与旧石器文化遗存出土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代表不同技术与文化的旧石器材料，不仅证明新疆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史前时代，也为进一步证明联结旧大陆东西方远古人类与文化交流的史前丝路的存在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据和更确切的新资料。

 

　　他评价说，吉木乃通天洞遗址考古的重大收获，开启了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篇章。结合新疆地区独特地理环境特点，以及更新世气候与环境变迁等影响因素，进一步探讨新疆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特点，及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与旧大陆西侧早期人类与文化交流与发展进程中的桥梁作用尤为重要。

 

　　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青铜时代聚落遗址

 

　　对中国冶金考古研究意义重大

 

　　2016年在伊犁进行考古发掘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永强向大会汇报了《2016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发掘》的情况。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民族乡恰勒格尔村东1.5千米处。地处喀什河出山口处北岸二级和三级台地上，该遗址于2015年发现并发掘，随后被评为年度全国重要考古发现。201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王永强介绍说，2015年他们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发现有房址5座，灶址8座，灰坑50余座。就在这些房址堆积层和灰坑内均发现了大量煤块及燃烧过的煤渣和煤灰，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居民已成熟地掌握了煤的使用方法，将煤炭作为生活或生产燃料来使用了。遗址内用煤遗迹的发现，将人类用煤记录前推了近千年，人类第一次点燃煤火很有可能就是在伊犁河流域，是人类对煤利用的开山之作。

 

　　2016年，在2015年发掘的基础上，考古队又发掘近1500平方米。发现房址15座、灶址10余座、灰坑40余座，墓葬4座。在遗址的最西端，发掘后确认的一座房址总面积为300多平方米，是新疆青铜时代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单体房屋遗址。

 

　　最让人惊奇的是，在这些房址中，除了有陶、铜、石、骨器等遗物外，有关冶金的遗物种类最为丰富。有作为原材料的铜矿石、冶炼用的陶风管及坩埚残部、炼铁遗留的铜渣、铸造用的小块石范和陶范等，这些遗物证实了吉仁台沟口遗址存在着小规模的炼铜和铸造活动。在遗址内还发现了三块铁块，由于锈蚀较重，是否为成品铁器还有待于研究。

 

　　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掘收获巨大。青铜时代遗址和墓葬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伊犁河谷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内涵。铜矿石、铜渣、陶范等冶铜铸铜遗迹遗物的发现，使得吉仁台沟口遗址存在冶铜和铸铜活动的证据链得到证实和充实。遗址内铁块的出土不仅将新疆铁器出现年代大大提前，还将为铁器的传播路线研究和冶铁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新方向。对探索伊犁河谷文明源头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奇台石城子古城遗址

 

　　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完整汉代古城城址

 

　　脸上似乎还带着夏日考古工地风尘痕迹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小红副研究员介绍了奇台石城子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她和同事吴勇在今年的发掘中多有收获，发现了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完整的汉代古城城址。

 

　　石城子古城遗址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方向，地处国家4A级旅游区“江不拉克”景区内。古城北高南低，依地势而建，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古城北面和西面建有子城，东北为制高点，方圆动静尽收眼底。城东、南为绝壁，临深涧，水源丰富。古城居天险，易守难攻，附近又宜于农耕屯田，极利于军事防守。古城城北可通奇台县、吉木萨尔县，城南越天山达吐鲁番盆地，控扼天山南北谷道。西汉武帝前，该地域为车师后国，属西域都护府管辖，为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商埠，与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花谷道等多条军事古道相连。

 

　　2013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石城子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至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对石城子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清理。据田小红介绍，考古队先后发现3处灰坑、5个柱洞、10余条车辙痕迹；揭露两组房址，10余间房间，部分房间地面还铺设有地砖，规格等级较高；同时还出土了钱币、瓷器、释陶器等文物，采集了一批典型汉代风格的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和方砖。在房址大量坍塌的瓦片下，还发现有红烧土、炭粒、灰烬等火烧痕迹，初步推测古城应毁于火灾。这些发现，为全方位认知古城形制布局，了解汉代边城的建筑风格，设施构造，构建丝绸之路北道沿线军事防御体系提供了实证资料。

 

　　在考古发掘中期的2016年8月下旬，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区内外专家学者亲临考古工地进行现场论证，专家、学者们观察考古发掘现场，结合周边相关遗存对石城子古城的历史地位、性质等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石城子古城是具有明显军事性质的完整的汉代古城城址。

 

　　作为汉代戍边固边、稳边兴边的重要设施，石城子古城遗址揭示了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该古城的发掘研究对当下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古楼兰交通与古代人类村落遗迹

 

　　调查中发现一处“双河”遗址

 

　　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承担的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罗布泊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考察”于2014年正式启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其中的《新疆古楼兰交通与古代人类村落遗迹调查》子项目。经验丰富的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勇参加了连续三年的调查活动。

 

　　楼兰古城位于若羌县罗布泊镇西北约81.5公里、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盆地西北。罗布泊盆地一般泛称罗布泊洼地，东抵北山，南达阿尔金山北麓，西邻塔里木盆地，北至库鲁塔格山脉，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罗布泊区域人类活动历史比较悠久。距今4000年左右，就存在着较大规模的从事畜牧经济活动的人群，西汉初年，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国所在地。公元前77年，更名为鄯善，迁都泥城，位于今若羌县附近。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汉设西域都护府，鄯善属西域都护府管辖。东汉至魏时期为西域长史所在地。公元4世纪左右废弃。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先后有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克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贝格曼，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等外国探险家和中国学者黄文弼、陈宗器到罗布泊地区进行过探险和考察。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学者西尼村、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等先后在该区域分别进行了地理地质、文物考古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

 

　　罗布泊、楼兰可谓是有着辉煌历史和传奇故事的地方。

 

　　吴勇大致介绍了这两年在罗布泊的考察收获。吴勇说，楼兰确实是新疆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虽然历经1500余年的自然和人为破坏，但地表残留的遗迹、遗物还是比较丰富的，其中既有古城、寺院、民居、烽燧、墓地等社会类遗存，也有耕地、河渠、林带等生产类遗存。

 

　　在2015年的调查中，发现了“张币千人丞印”，该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以往百余年的楼兰探险和科考历史中，尚未见到有印章发现的资料。该发现填补了楼兰探查史上的一项空白。据研究初步推断该印是一枚魏晋时期的官印，属于西域长史营下的一位中下级军官，秩在三百石左右。此印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西域长史职官制度体系，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为我们了解魏晋时期职官制度中的印章制度等提供了佐证。

 

　　吴勇说，2016年的考查区域位于楼兰古城南部。在涉及的18个区块中，他们新发现了一处遗址，并将其命名为“双河”遗址。该遗址位于一条古河床西岸台地上。遗址面积约200平方米，可见陶、铜、铁、石、玻璃等器物。另外还发现马牙等动物骨骼以及部分炼渣。在采集的遗物中石器所占比重较大，铜、铁、玻璃器等较少。在遗迹附近、古河床两岸台地上，随处可见陶器残片等遗物，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研究罗布泊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吴勇说，通过2014～2016年三个年度的调查，他们对楼兰地区的人文与自然遗产分布概况、保存现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根据现有遗存及遗物特征初步判断，该地区曾经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人类活动。一次可能距今4000年左右；另一次可能在距今2000年至1600年左右的汉晋时期。

 

　　塔什库尔干“石头城”遗址

 

　　出土做工考究的四直腿箱式木棺

 

　　在新疆西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管所的配合下，对著名的石头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参加发掘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艾涛在发言中介绍说，2015年，在遗址北部部分城墙及相邻区域发掘清理了长约20米的城墙、马面、房屋、地窖，总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2016年9～11月，他们继续在遗址北部房屋遗址发掘，发现此地房屋经历过多次的改扩建和修复，在墙体表面局部发现有涂抹白灰以及地面涂牛粪的现象。一些特别厚的墙是由于墙体的重叠造成的。在有着蓄水池的地层中发现较多的动物骨骼，其中以马骨为主，还发现有疑似泉眼的构造。遗址西部城墙和马面构造比较复杂，其中城墙外修建有加宽部分，各部分的修建年代也有明显的早晚关系。

 

　　在原疑为房屋遗址下发现有墓葬，墓葬分布比较杂乱，埋葬较浅，出土了多具人骨和木棺，其中部分有被扰乱和破坏现象，葬式基本为仰身直肢，头的朝向不一，其中有婴幼儿个体。并且出土了做工考究的四直腿箱式木棺。木馆带转轴的关扇式棺盖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色。据从出土“开元通宝”等遗物及箱式木棺分析，墓地的年代为唐代，推测当为朅盘陀国居民的公共墓地。

 

　　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火台

 

　　发掘清理出多件木简、文书

 

　　在汇报会上，有关为配合新疆长城资源保护与加固工程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也颇引人注目。

 

　　近两年，西北大学的赵丛苍教授带队在哈密地区完成了古代烽燧遗址调查。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胡兴军带队完成了和田地区烽火台、城堡的调查，并对墨玉县扎瓦烽火台、于田县阿其克城堡、普基城堡三处遗址进行了局部解剖，初步认定和田地区长城资源均修筑于唐代，是唐代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之一的于阗镇下的重要军事设施。其结构布局、修筑方法等为研究古代西域地区军事防御建筑形制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吐鲁番地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党志豪带队，对吐鲁番市境内的42处亟需抢险加固的长城资源开展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并对其中部分遗址进行了清理，出土了少量的木简、文书和其他遗物。

 

　　年轻、充满活力的胡兴军还带队调查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沿丝绸之路分布的33处烽火台遗址，其本体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方法等揭明了汉唐时期军政建置的形制、规制、布局规律以及军事设施与周边城池的关系。胡兴军一行重点对尉犁县孔雀河下游7处烽火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克亚克库都克烽火台经探方发掘，在对坍塌土的清理过程中，发现有木简38枚，纸质文书82余件，而且上有可辨识文字有“开元”年号及唐代军事设施“守捉”字样的汉文题记。另在千间房南烽火台西围墙内发现有房屋建筑，屋内残存有壁画残片。调查期间，在敦里克烽火台南还新发现烽火台一处，根据形制，推测其年代也为汉唐时期。

 

　　围绕新疆长城资源而展开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将有力地推动新疆长城资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40余场报告，40余幅被“复活”的有关新疆大地过往历史的生动画面，让人目不暇接，久久难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相关资料、图片）

 

（原文刊于：《新疆日报》2017年1月13日A10版）
 

（责编：李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