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远古认“宗”——“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

　　2017年2月17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会议室举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作了题为“我们从哪里来？——关于人类起源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的进展与思考”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多家科研院所的广大师生全程聆听了本场讲座。


　　作为迄今未能破解的重大谜团之一，学界从未停滞过对“人类起源”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 “人类起源”问题的探讨不仅是为了正确的认识人类的过去与现在，更是为了预知人类的未来；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已将 “人类活动”纳入地球环境改变的重要外力因素，因此，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科学普及与教育变得尤为重要。高星研究员首先阐释了“人”的定义，古人类学界已经放弃以“制造与使用工具”、“拥有语言”作为区分古猿与人的标准，而是采用生物特征标志将灵长类动物中能常规“两足直立行走者”定义为“人”。随后，高星研究员分别从四个方面针对“人类起源与现代人类起源问题”进行了解读：

　　一、最初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证据及遗传、环境机制

　　高星研究员介绍了近年来学界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新发现，同时进一步强调了由达尔文所提出的重要结论，即“人类是从古猿中分化出来”，在获得直立行走的能力以后，不断演化至今。现代科技分析发现黑猩猩与人类基因仅存在2%的差异，为这一结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长河中，先后经历了地猿、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阶段。高星研究员分别做了说明，首先是两项较新的发现：2002年于中非乍得地区发现的距今600-700万年的萨赫勒古猿（亦称托迈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具有直立行走能力的化石证据，可能代表着人猿分别后最早的人科成员；2000年，在肯尼亚发现的距今600 万年的“千僖人” 被命名为原初人图根种。上述化石的发现，其年代与分子生物学推断的人猿分化时间相吻合或者稍早，并呈现出了人猿混合的镶嵌特征，当属目前已知最为古老的可能位于人猿分叉位置的化石标本。

　　在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初始阶段以及演化图谱上，所涉及的化石材料均来自非洲，故高星研究员提出了被学术界所公认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结论，并引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人类化石证据与始新世-渐新世的环境变化两个方面加以诠释，同时他还提出了“演化的根本原因是遗传变异或DNA复制错误，那些适应环境、有利于生存的变异经过自然选择得以保留并在群体中扩散，带来种群的基因变化，并进而发生相应的体质和行为变化”。

　　为了进一步阐释有关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古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和灵长类学证据，高星研究员向听众推荐了三部较权威的科普读物：一部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的成名之作《裸猿》，该书分别从人类起源、性、育儿、探索、争斗、觅食和进食、整饰和舒适以及人和动物的关系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人类行为的动物特征及其背后的基础的动物行为；第二部是由美国科普作家、记者、电视制片人奇普•沃尔特所撰写的《重返人类演化现场》，重点诠释了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的六个最明显的区别——大脚趾、能对掌的拇指、生理结构特殊的咽喉，以及笑、哭和亲吻的能力。这六个特征看似无关，其实却是紧密相连的，它们各自在人类演化的道路上标示出一个岔路，而我们就在这些岔路口与其他物种分道扬镳，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人类演化故事；第三部是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所著的《猿形毕露》，通过对进化中和人类最为相似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两种动物的群体关系、家族构成、性格甚至两性关系的研究窥见我们自己的进化的影子，寻找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源头。

　　二、长期狩猎-采集经济模式对现代人影响

　　高星研究员根据对人类先祖长期从事的狩猎-采集行为的研究，在现代人类生产生活中找到了映射关系：男性作为狩猎者，获得具有高营养成分的食物，增强人类体质，促使人类大脑快速发育，同时促进了工具制作技术和食物获取技能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男性做事专注、方向感强、善于独处、热爱工具、易暴力等特质都与原始狩猎行为有着微妙的关联；而女性作为采集工作者，在早期进化过程中亦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而现代女性喜欢逛街、方向感差、善于结伴、擅长以牙齿和指甲作为工具、暴力倾向弱等可能与采集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随后，高星研究员对于进化过程中人类体毛的退化问题进行了说明：实际上人类体毛和毛囊的数量并不比其他猿类少，体毛只是更加细短，研究发现非洲人MC1R基因（影响毛囊黑色素的重要候补基因）出现于120万年前，证明人类体毛退化至少有上百万年的历史，而狩猎采集活动、直立行走、奔跑可能都对人类毛发退化产生过一定作用。

　　三、现代人起源的争论与证据及最新发展　

　　高星研究员阐述了“人类起源”与“现代人起源”概念的区别。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人类是在200-180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来自非洲。然而，在进化阶段上称为晚期智人的现代人类，被认为是有别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一个新的演化阶段，出现的时间约为10-20万年前。

　　近30年来，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1987年，美国3位遗传学家以现生人群的线粒体DNA研究结果推定，从母系角度追溯，提出“夏娃假说”，提出现代人群可能在20-10万年之前起源于非洲，其后走出非洲，先后来到欧亚美大陆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即所谓“出自非洲说”，或称为“完全替代说”。而欧亚大陆原来已有的本土居民因末次冰期气候恶化等原因都灭绝了，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居民都是20万年前非洲一位老祖母的后代。2000年左右，又有遗传学家以现生人群的Y染色体，从父系角度做追溯，提出“亚当假说”，并提出早期现代人群可能不止一次走出非洲。按照这一理论，非洲之外的地区的现代人都是在非洲诞生的早期现代人群向外迁徙扩散的结果。该假说曾经认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遗传鸿沟，已完全灭绝。而在中国, 现代人大约于6-5万年前从南部进入并向北迁移；在现代人到来之前, 中国本土原有人群已因末次冰期而灭绝,  故二者之间没有交集。

　　与“出自非洲说”相对立的观点是“多地区进化”及“连续进化附带杂交”，20世纪90年代，吴新智院士提出东亚地区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核心论点为：东亚地区自直立人以来人类进化是连续的，不存在演化链条的中断，其间未发生过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该地区古人类与外界有过一定程度的隔离，使其得以保持区域特点，在形态上有别于旧大陆西侧的人群；但这种隔离并非绝对，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发生过并与时俱增，这使得该地区的人类与外界人群作为同一物种得以维系，但这种基因的混合、交流与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相比是次要的，本地主体人群与少量外来移民之间是融合的关系，而非替代。　

　　随着古DNA分析技术的进步与新的化石标本的发现，以“完全替代”为核心的“出自非洲说”受到了一定挑战。西伯利亚南部Denisova洞穴出土的一段指骨的线粒体DNA测序结果表明它属于一个生活在距今3-5万年前的未知人种，而同一时期，携带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的古代人群就生活在距离不足100千米的地方，而被作为现代人行为标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在距今4万年前后广泛分布于阿尔泰地区。这种时空上的共存关系表明三支基因差别显著的人群可能在西伯利亚南部同时存在, 没有发生过人群的完全替代。另一新的发现也修正了“出自非洲说”的错误观点。中澳考古人员据对云南马鹿洞和广西隆林两处洞穴出土的人类化石进行研究后宣布发现了一个混合了现代人和古代人特性的新人群。2010年一篇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报道称在克罗地亚的一个洞穴发现了21块尼安德特人化石。通过对其中三块骨片的DNA测序与分析及其与现代人基因的对比，发现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人群（例如法国人、中国人等）较生活在非洲的人群（例如南非人、约鲁巴人）在基因组序列上离尼安德特人更近。即欧亚大陆的现代人很可能和尼安德特人发生过混血。总体来看，现代人基因组中有大概1-4%比例的区段可能来自尼安德特人。其后，尼安德特人与早起现代人混血的遗传与化石证据不断被发现和破译。

　　由于发现尼安德特人与出自非洲的所谓“早期现代人”发生过基因交流，现代人的基因库中含有一定的尼安德特人的遗传信息，于是部分“出自非洲说”的支持者做了一定的改变与调整，偏离了“完全替代”的论述，转而主张“部分替代”或“同化假说” 。针对上述情况的发生，高星研究员提出考古学界的证据与思考：首先，考古学证据表明精美的石器、骨器在尼安德特人遗址里已出现；然而，人类的行为变化要比体质变化大，考古学文化无法与人类的特定演化阶段相对应。

　　四、中国东亚地区人群的来源与演化

　　关于东亚地区人群的来源与演化，高星研究员首先介绍到在人类化石上已明确表现出系统性的、在时序上连续性的形态特征，例如：颅面部水平方向扁平、鼻梁较矮,、鼻腔与眼眶之间骨表面平或稍凹、 眶形近长方形、上颌骨颧突下缘弯曲、与上颌体连接处位置较高、额骨与鼻骨和上颌骨相接的骨缝呈大致水平的弧形、额骨正中线上最突出处靠下、颅骨最宽处在中三分之一部的后段、上门齿呈铲形等。随后，高星研究员又介绍了近年来在我国境内新发现的古老型智人向早期现代人过渡的化石证据，例如：在贵州省盘县大洞内发现的距今13万年的人类牙齿上已经呈现早期现代人特征；在湖南道县发现的距今12-8万年的道县人类化石，提供了迄今最早的现代类型人类在华南地区出现的化石证据。这些发现和研究使得古人类学界认识到更新世晚期东亚人类演化比以往认为的要更加复杂。对道县人类化石的年代和形态研究显示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特征的人类在东亚大陆的出现时间比欧洲和西亚要早至少3.5-7.5万年。上述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于探讨现代人在欧亚地区的出现和扩散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发现再次冲击了“出自非洲说” 设定的 “早期现代人群” 到达中国地区的时间节点，而强化了对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论述。

　　2013年1月21日，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题为“对出自中国田园洞的早期现代人所做的DNA分析”的论文，介绍了对该洞穴出土的生活在4万年前的一个人类个体所做的DNA提取与分析结果。该文的基本结论是：这具人骨携带着早期现代人的基因，与当今亚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蒙古人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与现代欧洲人（欧罗巴人种）的祖先在遗传上已经分开，分属不同的人群。该项研究从分子生物学角度辨识出了现代亚洲人群直接祖先群体中的一个成员，是一项重大的研究突破。田园洞人DNA的测序分析使相关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将东亚现生本土人群的直系祖先追溯到4万年前的北京地区。但田园洞人之前的演化故事，还有很多未解之处。

　　再者，高星研究员指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遗存对研究中国乃至东亚更新世人群的演化过程、规律及现代人起源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信息和重要的启示。透过石制品原料特点及开发利用方式，石器制作技术，石制品类型、形态与组合特点，以及区域文化传统演变等文化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进而说明这里的古人群是生生不息、连续演化的；通过对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勒瓦娄哇技术制品、具有阿舍利风格的石制品组合和石叶技术产品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特点的文化成分的辨识与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更新世期间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生产技术基本维持在奥杜威模式体系内，即北方的小石片工具体系和南方的大型砾石石器体系，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间或出现过，但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对土著文化的置换，表明这一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移民和人群替代事件。基因混合与文化交流应该发生过，但其过程是融合而非替换；许家窑—侯家窑、北窑、大地湾、徐家城、萨拉乌苏、乌兰木伦、织机洞、秦岭地区诸遗址、井水湾、黄龙洞等遗址的地层和测年数据表明，神州大地不存在距今10~5万年间的材料空白，人类演化的链条在此期间没有中断过。

　　古气候和古生物信息也对“出自非洲说” 设定的末次冰期导致本土人群灭绝的论断提出质疑。据高星研究员介绍，古环境学研究表明：末次冰期气候不足以导致本土人群灭绝。末次冰期气候变冷始于7万多年前。在此期间还有过多次冷暖波动。最冷的末次盛冰期发生在2-1.8万年前，这个节点已经远远晚于早期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事件。东亚地区的末次冰期气温要高于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没有被冰川覆盖；对黄土高原的季风气候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末次冰期期间并不存在足以导致生物大灭绝的极端气候条件, 即使在最寒冷的时段仍有很大区域适宜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中国华南在整个更新世时期持续存在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其主要成员如猩猩、剑齿象、犀牛等都是喜温暖-炎热气候的动物。

　　高星研究员还指出，“多地区进化说”并非只是中国学者提出。该假说最初由西方学者魏敦瑞提出，后经美国人类学家 Wolpoff 发展推广，目前越来越多的欧洲考古学家成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拥护者。它是目前在已有材料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诸多假说中最能合理解释中国古人类化石和考古遗存特点、最大程度整合各方面证据和论述的学说，东亚地区的化石记录表明当地现代人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地区主导性特征在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的连续性表明，近现代东亚人群不可能仅是入侵性非洲人种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既包括非洲人，又包括在不同时期进入东亚南部和北部的其他人群以及更早的东亚人。遗传证据能够明确显示的是尽管我们所有人都有显著的非洲血统，其他人群与非洲人的混合也是显著的。

　　最后高星研究员强调：对于人类起源尤其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目前主要在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遗传学三个领域内进行，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每个学科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在解决人类起源与演化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独享其成。因而，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传统的古人类学、考古学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交叉与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呼吁“共同立项，做交叉与整合研究”，最有效的交叉、合作是共同立项，在同一学术目标下组成研究团队，对重大人类起源与演化问题从不同侧面做整合研究，并选取资源丰富、条件成熟的某个遗址或区域为依托。这需要凝练科学问题与学术目标，建立由各领域精兵强将组成的能有效合作的研究团队，确立合理的技术路线，制定可行的研究与管理计划。相信这样的综合性项目会取得更大的创新突破，会产生重大学术成果，也会培养具有广博视野的跨学科新型人才，促进相关学科间的交流、交叉与合作，反过来会促进各个学科的长足发展。


　　讲座结束后，针对现场学者的提问，高星研究员耐心的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解答，他科学严谨的学者风范也给现场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讲座不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汇报，更是一次关于“人类起源”的科普盛宴。最后，陈星灿所长再次向高星研究员表示感谢，并颁发了讲座嘉宾的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