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远古及古代史（据考古学材料）：旧石器时代——公元前5世纪》在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完备和详尽的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概论性著作，其作者包括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学家。

 

　　《中国远古及古代史（据考古学材料）：旧石器时代——公元前5世纪》是在谢尔盖﹒齐赫文斯基院士领导下历时八年所完成的大型项目，十卷本《中国通史（远古时期至21世纪初期）》中的第一卷，主编是阿纳托利﹒捷列维扬科院士。
 

 

　　该书的主要作者是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科学家。如此大规模的同类项目在俄罗斯尚数首次实施，在过去的20年内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任何一部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总结性和概论性著作，虽然有很多关于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某一特定阶段的史学著作。这本书是对之前所积累的材料的全面盘点和总结，这样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不对已经积累的与中国早期历史有关的材料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学科就无法进一步向前发展。该系列中的九卷是按从远古到当近的时代序列组织安排，第十卷是关于香港和澳门。分析是在自然和人文科学的交叉下进行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结合，有助于阐明中国早期历史的很多方面。

 

　　第一卷在该项目完成前的最后阶段出版，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现阶段的中国考古学正在飞速发展，空前繁荣。每年都能引入学术界数十个新的考古遗址以及成千上万的遗物，并且其中不乏具有世界性轰动效应的重要发现，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和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塑像等。新材料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因此非概论性的工作不能涵盖所有的新发现。

 

　　之所以决定该卷由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家领衔编纂，是因为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考古学期刊杂志的种类和数量在俄罗斯首屈一指，并且由维塔利﹒拉里切夫在70年代创办的新西伯利亚“东方考古”学派实力雄厚，且久负盛名。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悠久和丰富的文化史，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为发展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这保证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在远古时代曾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大约在4000年以前，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创造了绚烂的物质文化，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文明的标准：有礼仪性建筑的中心城市、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军事组织、宗教，但最重要的是象形文字系统，其几经演变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所有这些元素共同显示出了中国境内所发现的考古遗存的卓越性。

 

　　在发展的过程中，古代中国人曾与现代各语系（突厥、蒙古、藏缅、南亚语系等）民族的祖先不断地发生互动，因此中国的考古遗存一直在吸引着邻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

 

　　编撰这样一部囊括千年历史的大部头的著作，作者不能不吸取《剑桥中国史》的经验。《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在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倡议和领导下进行的，原计划出版6卷，但是目前已经出版了13卷，并且工作仍在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该系列巨著的缔造者最初拒绝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的第一卷的写作，因为他们认为，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新发现的爆炸式增长，人们已经数次改变了对中国史前史的看法。作为补充的概述自文明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的附加卷 (Michael Loewe, Edward Shaughnessy 主编)，在1999年才得以问世，此后再无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大型著作出版，此间考古资料的数量已经不是成倍增长，而是增加了一个数量级。

 

　　在该卷的编写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以往国内的汉学研究存在不足之处。该系列中一些已经出版的著作已经受到了批评。但是我们仍应以已经做过的大量工作为开端。在该卷中，我们成功地将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和年轻的研究人员团结在一起，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在俄罗斯今后持续进行下去的保证。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学者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教师占据了该书作者的大多数，其中包括阿纳托利﹒捷列维扬科院士、维亚切斯拉夫﹒莫罗金院士、尤里﹒胡贾科夫教授、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博士等。相信作为十卷本《中国通史》中的一卷，该书必将会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值得指出的是，该书的编撰得益于与中国同行的密切合作以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的合作协议。

 

　　像其他的大部头著作一样，该卷融合了俄罗斯学者的不同观点。这样的妥协是必然的，因为如此大量的材料致使不得不吸纳来自其他东方学研究中心的学者加入到工作中来（比如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国家学院等），他们的观点有时与考古学上公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不同。

 

　　对材料的介绍方法也存在不同，总编委员会对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该卷应该具有科普性质，而大多数以阿纳托利﹒捷列维扬科为首的该卷编委会成员都一致认为，应该以科学性为先。最终，作为妥协，不得不删除了大量的注解与注释，但我们保留了一份详尽的参考文献。我们认为，已经完成的工作，不仅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还为研究西伯利亚、中亚、中央亚细亚，甚至是整个亚太地区的远古及古代历史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者：谢尔盖﹒科米萨罗夫 S.A. Komissarov、王鹏)

（责编：李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