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了了，仍未了

 

　　二十多年前的一场关于“中国考古学向何处去”的争论，似乎早已烟消云散了。随着今年张忠培先生的故去，参与争论的核心主角俞伟超、张忠培以及调停者张光直三先生均已化归尘土。然而，那一场争论至今仍有回响，猛然让人想起了2003年张忠培先生悼念俞伟超先生的文章标题：“了了，仍未了”。先生们的考古事业是如此，中国考古学之路何尝又不是如此！在那篇情真意切的怀念文章中，张忠培回顾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和俞伟超一同为发扬苏秉琦“两论”做的几件大事。他们进行了亲密无间的合作，共同扛起了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大旗。随后他笔锋一转，又写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场争论：

 

　　“伟超和我都是苏门弟子，属于同一学派，彼此从来认为任何一学派的生命力，在于学派内部的争鸣，学术见解上的分歧，过去我和伟超之间经常存在，相互之间，从不苟同，有的或通过谈话交流解决，有的则见诸文章，各人讲各人的，从不正面交锋。在这次中国考古学走向何方的问题上，伟超和我也有不同的认识，交锋争鸣，这显示了我们从业之道。”[1]

 

　　作为走在世人前面的探路者，从来都不缺乏胸襟气度。张忠培试图用一句话来结束那场争论，他说，90年代以后他和俞伟超的著述，“形异而质同”。[2] 最早试图调和两位中国考古学权威的观点，是另一位考古学界执牛耳的人物张光直先生，1994年他专门就以“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文物报》的专栏上。[3] 二十多年过去，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层出不穷，各个领域的考古学者仍在从各个角度来回应和延续这一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张忠培所希望看到的——以争鸣延续学脉，借分歧繁荣学派。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这场争论也貌似了了，仍未了。

 

　　作为一个初涉考古学的新人，笔者试图努力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同情地理解”那场争论的当代语境，并从历史背景、个人性情乃至学风思潮的角度略加以分析。当然，这只是意图勾勒出前辈学人观点异同的一个“思想侧影”，还远不足以清晰地展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全貌，尽管如此，也权且算作是后学追寻前贤的脚印、向前辈中国考古学者致敬的一份读书笔记吧。

 

　　第一部分“谁之学派”，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出背景进行回顾，实际上这也是俞伟超、张忠培思考的共同起点，属“求同”，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主流下提出“中国学派”所面对质疑和压力。第二部分“何种考古学”，讨论两人在探索考古学“中国学派”新方向上的分歧，梳理他们在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学科性质、发展阶段等“存异”的若干争点。第三部分“语境阐释”，从个人性情、学风思潮即心理和历史的双重语境，对这场论战略加辩证解读。

 

　　一、谁之学派？

 

　　（一）中国考古学主体意识的高涨

 

　　由俞伟超、张忠培二人联署的“《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的编后记”（以下简称《编后记》）写于1983年，是两位苏门弟子珠联璧合的标志。直到多年以后，俞伟超在提及撰写这篇《编后记》缘起时，心情仍难以平静，他回忆到，“写作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回想起我们学科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最后我甚至流下了眼泪”。[4] 花了二十天的时间写出的这篇编《编后记》，名之为“追求与探索”，既是苏秉琦一生学术思想的写照，也借以暗示其中所遭遇的曲折。尽管有些小插曲，但此文于1984年一经发表，无疑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俞伟超的泪水既是对恩师的感念，也是对自己数十年亲身参与和见证这个学科所走过的道路和命运的喟叹。共同署名的张忠培，也从不讳言中国考古学需要回答“扛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他一直把苏秉琦视为“中国考古学的旗帜与永远屹立着的丰碑”。[5] 这篇《编后记》，可以说处处积蓄着一种以建立“考古学中国学派”为己任的情怀和担当。

 

　　“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一词，是极具主体意识的提法。苏秉琦和两位苏门弟子无疑是扛旗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研究百废待兴之际，考古学界能率先提出这一极具主体意识的概念，远早于其他学科，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要知道，据说直到1988年的“两会”上，戴逸还以“哲学贫困”、“史学危机”、“法学幼稚”、“经济学混乱”来形容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状况，[6] 成为当时学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断语，这其实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的“集体焦虑”。不过早在1983年，北大考古专业就从历史系独立出来，所以考古学似乎也无须划入面临“危机”的史学。而在某种意义上，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所不甚了解的考古学，不得不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例外”。

 

　　苏门师徒之所以敢于率先树起“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大旗，从客观上说，也是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所致，考古发掘在建国后占尽地利、独享材料。尽管与其他学科一样，与海外学术交流也是基本中断，只能闭门研学，但考古学却不至于像其他学科完全为政治挂帅左右，虽也有影响波及，但尚能保持其自身的主体性，而且还能有所发展。[7] 而历史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其服务于现实政治而成为任人装扮的小姑娘，由于最高领袖的史学偏好，学术完全沦为“影射史学”的政治斗争工具。此外，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这些社会科学，由于学科性质本身，改革开放后才大量移植西方学术概念、理论、体系，直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才逐步开始反思各自学科作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问题。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秉琦就展露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的理论雄心，在经历30多年思考之后，更明确提出“建设一个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其有中国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8] 而俞伟超、张忠培合署的《编后记》，则首次将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归结为三大特点。想必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在此仅略述之。第一个特征，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观察分析考古现象和材料，这是具有明显时代烙印的方法论。第二大特点，是区系类型理论，从分期分型分式到分区分系，极大拓展发展了考古类型学方法，这一条被认为是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最核心特征，也是苏秉琦最大的理论创见。第三个特点，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强调考古学是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为目的。这一条其实写得比较笼统，用“激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民族团结思想情感”等相对政治性的话语来表达。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深一层次的理解为，这一条，意味着考古学“中国学派”既是对“五四”以来“疑古”思潮的回应，也是开启了后来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系列理论探讨，也不免被目为“民族主义”倾向的考古学特点。但是这三大特征，是否足以支撑起一个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法呢？

 

　　（二）夏鼐的一盆冷水：中国学派特色在哪里？

 

　　毋庸置疑，建国后的中国考古学发展，无论其问题意识、思想方法，都是来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即大家所熟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等等。对考古学理论没有太大兴趣的夏鼐都承认，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考古学思想，是“中国考古学这个新阶段的标志”。[9] 既然如此，俞、张两人把“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作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首要特征，就不可单纯看作只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修辞书写，而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面对以这两位苏门弟子为代表的学术“主体意识”的冲动，夏鼐却对“中国学派”的提法泼了一盆冷水。在1984年的夏鼐日记中，我们看到接连几天记录了他对俞、张两人的稿子以及所谓“中国学派”的看法：

 

 

　　2月19日 星期日

　　……阅新出的《文物》1984年第1期，主要为张忠培、俞伟超的《探索与追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的“编后记”）。其中有些论据颇有问题，用铅笔注于旁……写信给张忠培同志。

 

　　2月20日 星期一

　　……与他们[安志敏与王仲殊]二人谈及《文物》这一期《探索与追求》一文，他们都有些意见，尤其认为关于考古学“中国学派”一称的提法，很不恰当。[10]

 

　　又过了一天，2月22日夏鼐甚至直接找到苏秉琦，谈俞伟超、张忠培的稿子，劝苏秉琦“最好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以误传误”。[11] 可见夏鼐还是颇为郑重其事，认为“中国学派”的提法很不恰当，有必要当面指出。其实据俞伟超回忆，夏鼐在1983年郑州考古学会上，就否定了考古学会的年会应讨论理论问题的提议。正是这一刺激，才促使了《探索与追求》那篇文章的产生。探讨夏鼐和苏秉琦在考古学研究学术背景、方法进路等方面上的异同，并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12] 如果我们暂且忽略两位前辈大家私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那么，夏鼐认为“中国学派”提法究竟“不恰当”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月，在参加成都会议期间的日记中，夏鼐又进一步对苏秉琦在会议提出的“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进行了全面质疑：

 

　　[苏秉琦说]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它的主要标志是：

 

　　一、已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的，扎扎实实的而不是草率的田野考古工作、工地和原始资料（鼐按：这只是相对而言，“新时代”是质变而不是量变。从量变到质变，什么数量才算是“新时代”呢？）。

 

　　二、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鼐按：曾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的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他说这是后者)。

 

　　三、已有一批在建国后新培养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鼐按：要有新人，是必要的，但有新人并不便是新时代，还要新人的学术思想及拿出的成果，是否足以代表一个新时代）。[13]

 

　　夏鼐针锋相对的按语值得玩味，尤其是第二条则颇为击中要害。其实，后来张光直对此也有过和夏鼐一样的逻辑质疑，他在为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9）》一书写的序言里问道，“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应有什么样的重要特征？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14] 由于张光直的疑问并不针对具体的个人，也许更能说明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与夏鼐的质疑相比，张光直的问题不可谓不尖锐。尽管夏鼐也承认，考古学研究对象毕竟是社会现象，“需要通过实物来研究社会组织、经济状况和文化面貌，也便是由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以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夏鼐只是十分谨慎的认为，“我们从前曾号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但是现在仍是不能认为已有这样一个体系”。[15] 也许可以将夏鼐和张光直的疑问换成一种更加直白的表述：是不是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特色主要在于内容是中国的材料？而“体系”即问题意识、分析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则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

 

　　（三）苏秉琦“一个人的学派”？

 

　　当时，俞伟超、张忠培无疑都直接感受到了来自夏鼐的压力，毕竟夏鼐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质疑至少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因为，如此若可称之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话，那么，同时代的历史学乃至其它学科只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框架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似乎也可以称之为某某学“中国学派”了。[16]

 

　　而张光直的追问则包含了另一个视角，暗示着中西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对比，换言之，如果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特征，那么除了研究对象不同之外，与西方其他受马克思主义方法影响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区别？比如柴尔德就接受了苏联的影响，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17] 又与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有何不同之处？[18] 当然，从源流上说，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所受的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于苏联学者，比如苏秉琦就回忆吉谢列夫的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报告指出苏联考古学与旧俄罗斯、英法美考古的区别在于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一方面，“历史唯物论是抽象的灵魂，可是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真实的，要有血有肉”，另一方面“论又不能离开史，史就要讲理论”。[19] 但实际上，这也还不足以成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标识。何况此后，苏秉琦很快意识到，“当时以为一手拿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一手拿着考古实物资料，两者一结合，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但结果谁都不满意，他经过反复思考后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与考古学专业理论属于不同层次，发展中国考古学并没有现成模式，只有开辟自己的路”。[20] 直到晚年，他还强调“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和中国“大一统”观念一样，是考古学理论研究需要打破的“两个怪圈”之一。[21]

 

　　其实，俞伟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中国考古学的野外能力和器物分期能力都具有国际水平”，但“‘中国学派’的真正内涵（或其特征）仍未得到真正的确立或被认可”，所以他认定“中国学派”的重点还是“区系类型理论”。[22] 苏秉琦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问题也一直念兹在兹，1995年他到南开大学演讲时说，也回归到自己最具创见的区系类型理论：

 

　　1975年我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讲解区系类型说时，就提出过（中国学派）这一问题。之后，在1981年和1987年分别提出来过，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一个考古学上的“中国学派”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说什么中国学派，不就是你的学派！[23]

 

　　苏秉琦对此不以为意，可见他对自己以区系类型的方法论为核心的思想充满信心，并在后来不断推演到对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多元论等创建，他以一己之力创设区系类型理论固然已载于中国考古学术史册。后来，张忠培选取了六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考古学史进行分期，这六个标志分别是：

 

1. 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 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 1948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

4. 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

5. 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

6. 1984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重大课题》讲演。[24]

 

　　他以此作为关键节点，将中国考古学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基本上以10-15年为一个发展阶段。这一划分标准中，选了苏秉琦三篇文章，占了一半，具有明显的苏门色彩，因此要说是苏秉琦“一个人学派”恐怕并不为过。不过，与其说所谓“一个人的学派”有着俞伟超、张忠培为其座师开宗立派的目的，不如说这也促进了两人对超越区系类型理论本身的所作的尝试和努力。因为，如果说考古学“中国学派”这只是苏秉琦“一个人的学派”，则必然会遭遇瓶颈，依靠一个人开创的时代终将会过去。此后，俞伟超、张忠培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于是也才有了两人在发展中国学派究竟需要“何种考古学”上的分歧。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就是不断延续和发展他们老师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对于这一点，两人有着清晰而坚定的认识，与俞伟超撰写《编后记》时动情落泪相比，张忠培在2009年纪念苏秉琦百年诞辰演讲时的结语，则显得掷地有声：“当今中国考古学仍处于苏秉琦所开创的时代，我们仍要高举苏秉琦的旗帜，才能将中国考古学推向前进，才能超越苏秉琦，走出苏秉琦时代”。[25]

 

　　二、何种考古学？

 

　　如何走出苏秉琦时代？两位苏门高弟开始分道扬镳，张忠培持论谨慎，始终在固守原有的阵地；相比之下，俞伟超的步子则迈得很远，不断向前拓展考古学的前沿，终于导致了两人的那场公开争论。论争的高潮是1992年俞伟超发表了《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以及随后张忠培没有点名、却针锋相对的回应——《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简言之，俞伟超趋新求变，张忠培谨守务实。但如果仅给两位当代中国考古学权威贴上“开新”或“守旧”的简单标签，似乎不足以将二人争论的学术史意义充分显露出来。更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至今也尚未走出这一争论的“当代语境”，让我们来看一看两人的争点在哪些方面。

 

　　（一）考古学方法论是“车之两轮”，还是“多元一体”？

 

　　以考古研究方法论创新为核心，是苏门“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张忠培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确定考古遗存时空关系的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坚持和发展。他用了一个比喻，认为两者是近代考古这部车子的“两轮”，没有车轮，车子便不能向前行驶，近代考古学也不能向前发展。[26] 张忠培强调“层位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大支柱”这一论断并不是没有经过反思，实际上，他此前在大学期间就对此产生过疑问。但急于在考古研究中“见人”的他在写实习报告时却很快发现，“考古学研究光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不够，还要有适合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此后他1964年在苏秉琦指导下完成了《元君庙仰韶墓地》的编写，在史前墓葬研究方面分期分类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这也让张忠培切身感到这两大方法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意识到，“层位学和类型学并不是仅仅研究一些表象问题，它能够透过遗存现象去探讨深层次的历史社会问题”。[27]

 

　　与张忠培一样，俞伟超同样就地层学和类型学写过专门的长篇讲义，成为发展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经典文章。但是俞伟超似乎一直更倾向于认为，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论有“三个”。这第三种方法究竟是什么？他的认识经历了从模糊的感觉到深化运用的过程。早在1984年他在国家文物局主板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讲课时就认为，还应该增加“另外一种方法论”，但这种方法论“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名称，总的内容就是根据实物来恢复历史面貌”。[28] 随着俞伟超将研究重心逐步投入到楚文化之后，他试图归纳出一个新方法论名称，将之称为“文化因素分析”。他最开始的观点是，文化因素分析“本是考古类型学的一部分内容”，是指“源自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那些互相有区别的特征”。[29] 不过，俞伟超并不满足于此，《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他终于将“文化论”上升到考古学理论中的“本体论”，甚至强调“文化论是考古学理论的核心”，与层位论和形态论成为考古学的“老三论”。[30] 此外，在考古学方法论层面，俞伟超还总结归纳出了“环境论”、“聚落论”、“计量论”、“技术论”乃至“全息论”等新的方法论。他认为“层位论”和“形态论”仅是“传统考古学”的两大支柱，也就意味着，新考古学的方法论已经变成了“四梁八柱”，颇有意在打破分型、分式、分期在考古学研究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于俞伟超这种考古学的“新理解”，张忠培仍然坚持认为，层位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论之所以能成为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不是由哪一位考古学家的主观意愿所规定的，而是由考古学遗存自身存在的两大特点所决定的——考古学遗存总是有序地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其一它存在于一定的层位中，其二它各自具备一定的形态”。如果以为层位学、类型学仅仅只能搞清楚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建立一定时空范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这种观点“不是对考古学的误解，就是对考古学的贬低”。[31]

 

　　张忠培并非不愿意去了解俞伟超《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提出的“中间四论”的新方法，比如就聚落考古而言，俞伟超谈聚落形态研究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内涵上，除了聚落的经济、社会因素之外，他还突出了审美因素，甚至将苏秉琦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列入聚落论，这其实已经拓展了聚落研究的最初外延。[32] 张忠培则专门写了一篇“聚落考古初论”，谨慎地指出这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是“考古学引进社会学及人文地理学原理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只不过落脚点仍是一直以来他对于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思考，同意聚落考古的目的是“探讨居住于一聚落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曰聚落的社会结构）”，这其实又回到了他研究元君庙墓地的基点，他认为半坡、元君庙搞的就是“聚落考古”，至少在字面上，他并不认为“聚落考古”能够达到与层位学、类型学相提并论的高度，但也承认这“在考古学研究处于较高的层次或层面”。[33] 如果说张忠培在方法论的认同上，尝试向前迈出半步的话，这半步也许就是“聚落考古”。

 

　　至于环境论、计量论、科技论也好，张忠培觉得这尽管能给考古学研究增加不少新的信息，但“是否称得上考古学上的方法论，很值得怀疑”，而且用科技手段鉴定、测试古代遗存，“其结论和评价仍需接受层位学及类型学的检验与评估”。[34] 总之，张忠培依然坚持自己对考古学理论基础的基本认识，认为“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新方法能与两大支柱相提并论，因为现有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并没有让考古学的产生实质性改变”。[35]

 

　　应该说，俞伟超与张忠培都未否认类型学与层位学是考古学的两大支柱，区别只是在于需不需要将“两大支柱”拓展为“四梁八柱”。除此之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二人在对考古类型学的思想认识上，都十分尊崇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主张，并致力于发展师说。张忠培认为，此文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析法”。[36] 其实，苏秉琦自己对类型学不是没有过有担忧和反思，他指出，“如果僵化地，一成不变地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它，无疑会束缚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一个学科本身是个多面体，仅从一个方面着手势必要有尽头。繁琐到终极必然导致简单，这也是否定之否定”。[37] 为避免考古学“分型分式”简单化的不良倾向，苏秉琦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提出“要有个新的开始”，即“动态考古学”，但他没能来得及展开论述。[38]

 

　　实际上，俞伟超、张忠培都已在区系类型学的动态发展方向了进行探索。一方面，他们都赞成考古学文化不应只是区系类型学分析的结果，而是要实现从静态到动态的“谱系分析过程”。如俞伟超关于早期中国的“九大文化区和四大联盟集团”的动态分析，就是将区系类型学下推至早期国家形成的夏商周时期。[39] 张忠培更是极大深化了“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析法”，发展出了“亲族文化区”的概念，对中国北方、黄河以及长江流域的“亲族文化区”都进行了具体两类的区分，指出亲族考古学文化区的具体地理范围,会随着不同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强弱及其势力消长，而出现变动。[40] 另一方面，如果从“学科多面体”的角度，也许俞伟超方法上的“多元论”要比张忠培更贴近老师苏秉琦的思路。也许他已经意识到，类型学方法早已被苏秉琦推演到极致，由分析一种器物（瓦鬲）到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再由中华文化的六大区系类型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辩证法，[41] 运用得至臻纯熟，业已达到其顶点。其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此，但其局限也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考古学还只是从不同角度变换提出新的分类的标准，继续运用于不同研究对象、不同时空尺度、不同地域，然后具体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是一分为若干谱系，只能说是对区系类型理论的认识深化了、细致了，但恐怕就谈不上对他们的老师苏秉琦在方法论上超越。

 

　　（二）考古学文化内涵变了么？其研究对象包括精神领域吗？

 

　　对于“考古学文化”定义和内涵的不同理解，[42] 可以说是俞伟超、张忠培两人争论的又一个核心争点。

 

　　张忠培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基本上是接受了夏鼐的主张，也即延续了柴尔德建立在器物分类特征之上的经典思想，主要依据陶器的组合来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张忠培指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考古学文化，而考古学文化反映了“人类活动遗存的类别或不同群体的区分与联系，以及由它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进程”。当然，张忠培也突出强调，这实际上是对人群的区分的一个手段，考古学文化是开放系统，存在大量的文化传播和迁徙。[43]

 

　　上文已经提及，俞伟超在《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更进一步将“文化论”作为考古学理论的“本体论”鲜明地提了出来，一下凌驾于层位论和形态论“两大支柱”之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因素分析法”。这就涉及到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畴的问题。无疑，俞伟超所提到的“文化”内涵，是已经改造过了的“文化论”，其范畴被赋予了与先前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全然不同的新解释。这种新理解来自吸收了人类学“文化”概念的新考古学，其范畴包含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整体。根据以宾福德为代表的新考古学观点，考古学应以研究人类文化的“进化发展过程”和“文化动力法则”为目标，并应对此提出系统性的解释。[44] 俞伟超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比如，他提出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而把“文物”理解为“文化遗物”，就包含着“文化”方面的东西，所以“应该追寻它所含有的社会组织和精神世界的奥秘”。[45] 俞伟超也由对楚文化研究引申开去，而写了一篇“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范畴问题”，虽然不如张忠培论述得系统，着眼点也不一样，无非是坚持“文化三分法”，强调“文化特征”包括了人类群体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他所指的“精神领域”，是一种决定同一区域内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政治体制等方面有相同特点的“文化观念”，俞伟超举了一些比较笼统的例证试图对此进行说明，如楚文化的幻想色彩要高于黄河流域，鲁地的工艺风格平淡和拘谨，等等。[46]

 

　　我们发现，如果说，俞伟超、张忠培两人关于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看法，都源自于“透物见人”的回应和思考，却又因人而异，二人对“考古学文化”概念范畴及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看法并不相同，不同的关节点之一，就是在于考古学“透物见人”的“人”，只是止步于人类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结构领域”，还是包括人类的“精神领域”呢？

 

　　首先，应该说，对于考古学“透物见人”，需通过考古学文化分析，进而对古代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等领域进行研究，俞、张两人在这点上是没有疑议的，而且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次，至于“精神领域”是否属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两人意见相左。为此，俞伟超专门写了《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文章中并不讳言他受到了新考古学的影响，并对新考古学“意在探讨人类文化进程的规律”给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把考古学研究提升了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解答了许多传统考古学无力回答的新问题。[47] 俞伟超认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应作大的拓展，要用“大文化概念”来进行思考，因为物质遗存的特征是个总体，包括了最广泛的含义，而“决定这些特征的，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因素”。由于对不同地理环境影响的不同应对方式，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多样性的原因，处于同一物质水平的若干文化，“心理因素”存在差别。因此，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基础是三分法，即是一个特定的人类共同体在精神、社会关系、物质生活能力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综合体”，而其中“最难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精神特征”。[48] 张忠培也有探求背后社会规律的思想冲动，只是他务实的认为，需清晰地划定考古学研究对象即考古学文化的界限。在他眼中，俞伟超的“三分法”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另一种形式的表达”。[49] 张忠培指出，考古学文化界定反映考古学遗存的两方面特征，即“两分法”，一是社会性，二是体现组成社会的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50] 而所谓的“精神领域”则虚无缥缈，张忠培对此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要以研究人的‘精神’为目的，是给考古学提出了超负荷的任务”。[51]

 

　　当然，两人侧重的研究领域的时段差别，也是导致他们分歧的原因之一，毕竟是否有文字记录如一条鸿沟，横亘在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之间，张忠培重在前者，俞伟超则长于后者，而无文字可考，确实似不足以谈“精神领域”研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俞、张之争过去二十多年后，张忠培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概念，似乎又在一定程度接受了俞伟超的观点。所谓“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是指考古学家从已经界定的考古学文化中观察到的物质文化和物质遗存所表述的“精神文化”。他指出，需要认识到，考古学家研究精神遗存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人类的诸多精神、思想、理念是无法用物质来表达的。当然，考古学家可以通过类似绘画等遗存来研究物质遗存所表述的精神文化。[52] 尽管他强调“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但是这一表述依然有着多年前那场争论的痕迹。其实，晚年张忠培对考古“文化论”的兴趣，丝毫不比俞伟超当年少，除了前文提及的“亲族文化区”谱系研究之外，他还致力于对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更新形式进行探讨，由所谓“文化杂交”进而提出文化“传承、吸收、融合、创新”之道。[53]“文化论”最终也成为他“两学三论”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54] 这或可以看作他对亡友俞伟超一个超越时空的回应吧。

 

　　（三）考古学的性质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

 

　　由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又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考古学的性质是什么？这一争论隐含着对李济以来考古学科学化传统的反思。

 

　　俞伟超在《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提出了“艺术论”，他提出，“考古学是科学，也可以理解为艺术”。为什么说考古学可以理解为艺术呢？俞伟超给出了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考古学不仅是对古代物质文化资料的积累、检验，而对古代文化实体、现象和过程的解释，是带着解释者的主观愿望的，所以可以说是属于艺术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考古学家眼里的世界可以类比为艺术家眼里的世界。第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是艺术的；第三，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可以有启迪心灵的教育功效。所以，考古学是“科学与艺术的一种完美统一”。[55] 张忠培对此论颇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考古学只能是科学，是一门“解释、研究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矛盾，并依此探索人类以往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而把考古学视为艺术，使得主观性解释与研究客体不符，则只能导致谬误、并美化谬误，这是一条“科学工作者力求回避的歧路”。[56]

 

　　关于考古学的“科学和艺术之争”，其实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考古学研究的“客观性”，因为客观性意味着认识真理的科学性。如果说俞伟超属于考古学者中的“史观派”，张忠培则属于典型的“史料派”。[57] 常常被张忠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被材料牵着鼻子走”，他认为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则”，[58] 实有接续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一脉的深意。[59] 要恰切理解张忠培的观点，需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辨析。

 

　　先说反的方面，张忠培强调从材料出发，则主要是针对俞伟超引入的新考古学方法。他将新考古学的“假设-验证”的演绎法实质称为“模式论”，他对此颇为反感，认为按照一定模式进行考古学研究，会导致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所以他反对俞伟超倡导的新考古学那样当一个“模式论者”，强调“研究者只是材料的代言人”，“作结论，不能从模式出发，只能从材料出发”，[60] 考古材料是主证，其他材料只能是辅证，如果颠倒过来，“反客为主”就不是考古学，[61] 而必须在确保材料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客观地解释材料的内涵，不能主观臆断。

 

　　再从正的方面来看，张忠培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他认为这其实是考古学的客观需要，因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不会说话”，所以必须依靠排列、分类等方法，从物、人、时、空的四维关系入手，寻找它们之间差异与矛盾，从具体走向抽象，找到其内在联系及演变逻辑，从而实现客观地解释的材料的内涵规律。此后，张忠培只是不断强调和深化自己的这一主张，他提出“要创新就得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只有这样才能摒弃任何成见和先验论，保持研究者的“无我立场”，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唯一途径，更是作为“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的考古学的“真谛”。[62] 张忠培四处大声疾呼“到田野中去，到资料中去，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甚至不惜对此下了一条断语，“只有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才会有原创性。没有原创性的学者，不可能成为一流学者，要想成为一流学者，一定要在资料中、田野中找到课题”。[63]

 

　　当然，张忠培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考古学局限性”：因为考古见到的遗存，是不完整的东西，所以考古学只能研究历史的一个侧面，只能解释出一部分信息。[64] 所以说，俞伟超从引入新考古学，乃至提出被张忠培讥笑为不啻于是“神话般呓语”的“全息论”，[65] 其所有目的不过都是想突破这一局限。俞伟超对考古学研究“客观性”的认识也是十分清醒的，“分类工作本身是一种主观观念的设置，是一个心理过程，而任何心理过程都不能完全等同是在本身”。因此，分类的属性只是思维的自身形式，应该承认其“主观性和任意性”，但又不能看作是“杂耍技巧”，是物品形态演化轨道的一种“逻辑抽象”。于是俞伟超认为，“考古学在总体上比量子物理学有更多猜测，更依靠直觉，更需要大量的解释，而解释则因解释者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倾向具有选择性”。[66]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既然也需依赖直觉，自然也就可以将它视之为艺术。俞伟超在晚年的病中谈话说，“考古学不是技术，其核心是思想”，他还将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结合在一起思考，[67] 在精神的意义上，他其实与两位前哲深为相契，因为这两句名言可以理解为，只有把个体精神融入研究的历史对象之中，才能达到对真正的历史理解，主观精神因素越是强有力，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才越是客观。[68]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试图调停俞、张二先生之争，也许须将之放在更大的视野中来审视，追问考古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实质，可以转换为对“考古学诠释学”的哲学思考。其实，考古学的解释方法问题，深刻影响着现代西方考古学思潮的脉动，无论是柴尔德的经典之作《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还是宾福德的名著《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69] 这两书暗中呼应的副标题（“阐释/诠释”interpretation/“译解/解释”decoding）都已然表明，对考古材料采取何种解释方法，始终是萦绕在西方现代考古学家脑海中的一个核心论题。也许我们可以套用张忠培的断语，考古学发展史上“凡是具有原创性的一流学者，都提出了一套新的考古学诠释学理论”。在哲学意义上，诠释学是关于“人对世界理解如何可能”的考察，诠释学理论集大成者伽达默尔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扭转了传统解释学的方法论角度，打破了主客观世界的二元区分，指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这称之为“效果历史”，并指出“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各种“视域融合”就是理解主体的“前见”和被理解客体叠加互动，是一个不断形成、不断创造的“诠释学循环”过程，所以精神科学的真理永远处于悬而未决之中。[70] 应该说，俞伟超对此的理解是十分到位的，他在谈及法国新史学注重“理解”和“解释”时曾说过，“古代文化有没有价值，关键在于现代人理解，理解以后就会转化成今天的东西，今天的人就可以和古人对话，就象今天朋友之间的对话一样，通过对话，今天的人得到启示，古代文化就在今人中间得到重生而永葆青春”。[71]  

 

　　在希冀考古学的解释必须符合客观这一点上，俞伟超和张忠培是一致的，他们也都意识到了，考古学寻找的因果关系只能无限逼近所谓的“客观真理”，而不可能完全掌握客观真理。也就是说，在对考古材料的解释问题上，无论考古学者如何“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又怎会不存在理解主体那无可避免的“前见”呢？其实，在张忠培反复强调考古材料的真实性和解释的客观性时，西方史学研究领域的所谓“客观性”早已遭到了强烈的挑战，“历史科学”的神话也以被后现代“叙事的转向”解构得体无完肤，[72] 西方“新考古学”运动也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代表人之一戴维·克拉克的短文《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与海登·怀特的史学大著《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于1973年同年发表，克拉克对考古“科学化”的倾向用一句晦涩的话进行了暗中反讽：“就本质而言，考古学是根据不完整并扭曲了的标本中的间接痕迹去复原不能被直接观测到的人类行为模式的那种理论与实践的科学”。[73]

 

　　无疑，作为译介西方新考古学理论最积极先行者的俞伟超，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危机”终将来临。面对新潮流的冲击，无论是被中国学界“实证主义化”的兰克，抑或是自贴“史学即史料学”标签的傅斯年，都已成明日黄花，与历史学天生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考古学自然也难以幸免。在情感上，俞伟超甚至比克拉克走得更远，他对考古学的艺术和审美价值的反思，也许可以与海登·怀特《元史学》的结论相互印证：“对史学科学化的要求，仅仅代表达了对一种特殊的历史概念形态的某种偏好，其基础要么是美学的，要么是道德的，而它在认识论上的论证仍然有待确立”。[74] 从这个角度，关于考古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并没有对错，或许更应该如此理解，正是由于俞、张两人的不同偏好引发相互之间的辩驳思考，开启了构建“中国学派”的“考古学诠释学”的一个新起点，也为后来者探求中国意义上的“元考古学”留下了无尽的空间。

 

　　（四）考古学发展是成熟了，还是丧失了纯洁性？

 

　　学科的性质往往牵连着学科方法的发展方向、互动融合问题。与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新考古学兴起之初一样，俞伟超、张忠培二位先生在争论中，也对考古学学科的独立性问题给了较多的关注。由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与金石学、历史学等学术源流的纠葛，好不容易才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学科体系，却又面临着以人类学为代表的新考古学方法的渗透。与俞伟超的开放心态相比，张忠培在维护考古学科独立性上，可以说是态度鲜明，颇为激进。

 

　　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方面，尽管张忠培自己《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副标题是“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但他声称，“我们就是要同过去传统的史学观念决裂”，认为考古学并不需要像史书《三国志》那样写得活灵活现，达到所谓“纯粹历史学”的高度。[75] 当然，这也说明他能够正视自己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史前时期，存在无文字材料这样的根本性局限。而俞伟超对先秦两汉考古用力甚深，似擅长将文献与出土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更近于近代史家所倡导的学术方法，他也认为，自己的研究在“史学领域”有“两条半新的贡献”。[76] 也许这在张忠培的眼中看来，自然就会觉得历史时期考古依旧是史学的附庸。

 

　　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方面，张忠培的观点更是丝毫不让，牢牢守住考古学自身的阵脚，强调不能把人类学无限扩大，更不能混淆人类学与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其它学科的关系，“人类学不是考古学的统率，也不应变成考古学材料解释的模式”，[77] 坚持认为考古学发展的出路在于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拓展。相反，受到西方“新考古学”影响的俞伟超则并不排斥人类学的解释模式和概念，并不否认他的在考古学研究中使用“文化”概念与人类学一致，并多处表示了对宾福德观点的接受和认可，同意考古学的目的与人类学的目的一致，都是探索人类行为的过程和人类文化进程极其动力。[78]

 

　　在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关系方面，主要是关系到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张忠培认为“民族考古学”这一概念缺乏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支撑成为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内相对独立的分支。考古学和民族学相互独立，各有其功能，只是一种互补性的关系，民族志资料只具有空间的区域性质，观察的是活的社会；考古学资料则具有时间的历史性，研究的是已消亡的社会遗存。两者研究有交集，但不可混为一谈。由于同一民族有可能包含着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比如以考古学文化作族属研究的探讨，因此，在进行类比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以考古学遗存为内证或主证，民族学资料为外证或辅证，最后需接受考古学的检验。[79] 俞伟超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似乎略过了民族学方面，他直接提出使用人体遗骸的DNA测定新方法，为判断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如何提供新证据。[80]

 

　　张忠培对西方新考古学的时髦方法一向无多大兴趣，认同度不高，为此他对将“传统考古学”描绘成保守的“小人国”和“土包子”感到十分愤慨。他并不认为新考古学方法能够动摇考古学的根基，新考古学的所谓“新论”，都已基本包含在“传统考古学”方法中，与其说传统考古学理论“尚未成熟”，张忠培反唇相讥新考古学才是“尚未成熟”。[81] 当然，他在强调考古学独立性的同时，也主张要“主动地吸引不同的学科来参加对考古学材料的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深层次合作，才能使考古学发生质的变化”。但这种跨学科合作是有两个基本前提的：第一，是以学科分界为前提，如丢弃考古学自身理论和方法，则非常不利于考古学发展。第二，考古学的跨学科研究要经得起行家检验，对其他学科的现状、理论和方法都要有较深的理解，应用得准确适宜。[82]

 

　　而俞伟超的心态就显得更为开放一些，他对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始终秉持一种“合流”的态度，认为至少在理论上，考古学和人类学已呈现出合拢的趋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还坚持认为，考古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当然可以争取，但是千万不要拒绝多学科的综合，尤其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渗入；当然还要争取做到融合式的渗入。[83] 并始终坚信，“这三个学科最终还是会重新合为一体的”，成为一门“人的科学”，因为研究“人”始终是三门学科共同的目标，而联结三门学科共同研究的纽带则是人类“文化”。[84] 因此，俞伟超坚持这种融合是一种理论进步观点，新考古学通过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探讨文化发展规律，“决不是对其本身性质的迷惑，更非学科纯洁性的丧失”。[85]

 

　　（五）中国考古学当前处于哪个发展阶段？

 

　　对考古学科性质和走向的不同判断，必然对俞伟超、张忠培对中国考古学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产生影响，因此，两人对中国考古学术史的分期的视角，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俞伟超把全球考古学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考古学的萌芽期，石器、铜器和铁器三阶段的发现，奠定了近代考古学发展的基础；第二阶段被称之为“传统考古学”时期，即从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分别引进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时间跨度为十九世纪出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开始考古学的新阶段，俞伟超关注的典型代表包括美国的瓦特·特勒、路易斯·宾福德以及英国的伦福儒等人。尽管中国近代考古学肇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但俞伟超是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放在世界考古学发展的宽阔视野来认识，故而才会有“中国学派”的自信。他认为建国后向苏联学习，已意在着意探索古代的社会关系和精神活动，总之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建国后四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尽管其目标已经达到欧美考古学的第三阶段的水平，具体工作主要还是走在第二阶段的路上”。也就是说，俞伟超的标杆是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所以他所忧心的是，进入第三阶段后，为什么西方考古学“会出现那么多的理论、那么多的流派”，而我国却没有呢？他认为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同学科发展程度有关，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没有统一的指导性的社会理论”，而我国考古学界习惯于用历史唯物论概念来解释考古学现象，因此导致忽略了中间理论。[86] 而且俞伟超曾应张光直先生之邀，到哈佛大学讲学。这一经历，无疑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及自己的感受，认为美国学者的作风是喜欢、探索解释文化的精神面貌，而且“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东西，都要放在全球背景来考虑，视野很开阔”，因此在哈佛这样的学府，新理论、新流派出现的速度很快，“99%可能错了，但是1%还是比你多”。他认为尽管这些理论流派有过头的地方，但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87]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引进新考古学的种种方法，推动考古学研究从文化特征的描述逐步走向解释历史的第三阶段。

 

　　张忠培对俞伟超考古学史的“三阶段说”是不满意的，这也体现了他对考古学科独立性的执着。他并不打算将中国考古学放到世界范围内比较，也许在他看来这种划分既不科学，又无法体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特点。毕竟在他看来，俞伟超所谓的第三阶段“考古学新阶段”虽然议论很多，但却拿不出范例，根本就难以成立。对这一点，俞伟超也是承认的。不过，他后来也强调，第三阶段的主要标志，从表面看来是大量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弥补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大传统方法论对许多领域难以涉及的不足，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认为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的主要理由”，问题的实质是，第三阶段的中国考古学的思考，“其研究内容和目标都已经超出了区系类型理论的深度和高度”。[88]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引用了张忠培在《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提出的中国考古学发展中的“六个标志性事件”的考古学史分期法，这里不再赘述。他的这一划分，是针对俞伟超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置于世界“新阶段的考古学”之下来认识的，张忠培觉得俞伟超的三阶段分期法，是没有顾及时代和中国实情，因此是缺乏根据的。从这一点上看，张忠培对中国近代考古学史的分期，应该是更切近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演进阶段划分。

 

　　后来，张忠培又将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六阶段说”进一步提炼为“三阶段说”，称“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各自为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贡献，是矗立着的标志中国考古学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的三座丰碑”。[89] 我们可以借助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库恩科学革命“范式”理论来对此稍加评判，不过，与其用大家公认比较含糊科学“范式”概念来讨论中国考古学史分期，不如用更早期的相对容易理解的“知识硬核”或“概念图示”来比拟。库恩在其科技史著作《哥白尼革命》中指出，“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可变性并不是否定它的论据。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都是要维持一个由前人提供的知识硬核，同时对其进行增补”。[90] 如果以此为标准，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史发展“三阶段说”的划分是有较为充分依据的，如同库恩对天文学史的分析一样，他把各个阶段代表“知识硬核”和“概念图示”都拎了出来。第一个阶段，以安特生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肇始期，安特生创立了中国考古学，作为“起源于欧洲的考古学移植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第一人”，也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提出了“体系性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以梁思永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形成期，张忠培评价了梁思永的贡献，其“知识硬核”就在于开辟了中国化的田野考古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提出了颇为系统的认识，动摇和突破了安特生的识知系统，成为了新的路标。如果按照是否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的标准，在这一个阶段，张忠培也许是有意回避了夏鼐，毕竟夏鼐所称的“黄金时代”偏重的是建国三十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而在理论模式研究似乎停滞和僵化，张忠培甚至是认为只有到了苏秉琦才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91] 所以，他才将第三个阶段称为“是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成熟期”，自是由于诞生了极具“知识硬核”的新理论“范式”，即突出表现为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以及推衍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国家形态发展 的“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以及国家形成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模式论”。这些都是在第三阶段才建立起的“概念图示”。而根据库恩的观点，概念图示是综合的，甚至具有某种预言式的性质，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更有前景的方向。所以，也正如张忠培在与俞伟超论战中指出的，“真正有生命力的还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在他看来，“影响中国考古学基本过程的，既不是宾福德，也不是‘新阶段的考古学’，而是夏鼐和苏秉琦”。[92] 在俞、张之争二十多年后，张忠培愈发坚信，苏秉琦的理论仍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当今的中国考古学仍然处在苏秉琦时代。

 

　　三、语境试析：个性与学风的视角

 

　　欲解三十年前俞伟超与张忠培之争这场考古学史上不大不小的“公案”，也许可以借助“语境论”方法，从个体性情经历、学术思潮的历史背景的“双重视角”分析原因，或许才能对两位先生之间异同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就如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谈及自己之所以走上古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93]。其实，对于绝大数学人的学术思想史研究，无外乎也是时势、个性、境遇这三个方面，即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也同样需要“知人论世”。[94]

 

　　（一）学有天性：考古学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以“性请论”判别“朱陆异同”，强调学有天性又有至情，“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又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从近代西方心理史学的研究角度，章氏的论断无疑有其深刻的心理学依据。[95] 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的考古学思想形成，又何尝不是如此？张忠培从18岁起学习考古而“终身不可变易”，俞伟超为老师写编后记“忽焉不知歌泣何从”。两人性情有别，所以一度导致思想相左。

 

　　俞伟超长于江浙文士之乡，生性敏感，长于思辨，心绪细密丰富。据其个人自述，早年欲读南京大学中文系，不想而入北大考古门下。在历次运动中曾精神崩溃消沉，一天三度自杀未遂，可见其诗人气质。[96] 这一经历难免让人想起陈梦家先生，陈梦家不到20岁还在中央大学当学生时，就以新月派诗人名世，后入燕大宗教系最终转向古文字研究，却终不免于诗人性情，在大时代中导致人生悲剧。俞伟超晚年与学生张承志的对话题为“诗的考古学”，足见其精神寄托。以诗人追问人生意义的感性落到考古学术研究上。在他心中，考古学无疑是有“诗性”的。那么，考古的“诗性”何在呢？俞伟超有如追问“诗人何为”的荷尔德林，发出了“考古学何为”的呐喊，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就是要有“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所以他认为考古学是人的科学，又把考古学理解为艺术，希冀获得审美的人生意义。而“艺术的根本问题是人性”，那么考古学也和文学艺术乃至人类学一样，目标都在于“改造人的世界观”。确如他对自己的评价，“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97] 因此他始终听从命运的召唤，不断地往前走。

 

　　张忠培是湖南人士，近代湖湘学风以经世致用的“务实”著称，他本人口述青少年成长历史，讲到他与同学、学校“斗争”的故事细节，以及后来不少学生的印象中他“脾气大、说话直，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湘人性格跃然纸上。[98] 如果说这对张忠培日后的学术品格带来什么影响，恐怕最大的一点，就是“脚踏实地、务实求真”的扎实学风。[99] 他提出的“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就是他务实学风的最大的体现，前文已略述之。而且，他十分注重田野考古实践强调“问题的根子在田野考古，同时，是否正确地回答了问题，也得受田野考古检验”，“优秀的考古学者，首先应该是田野考古工作者”，要长时间到田野一线中去，规范发掘操作，扎实地占有资料，再运用层位学和类型学的考古学基本方法，进行科学整理，目标就是要建立“科学”的考古学文化谱系。[100]

 

　　应该说，方法论的探讨，更多的只是事关一门学科的意义。如梁漱溟先生论为学的意义，在于解决人生问题与社会两大问题，俞伟超则认为考古学不仅能探寻社会规律，更将考古学的价值延展到了解决人生问题的层面。对照冯友兰《新原人》将人生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重境界。如果说，“中国考古学”之于张忠培，为传承远古文明，已跃升到了道德境界。那么，“诗的考古学”之于俞伟超，则或可以视为其内心追寻“天人合一、古今一体”的天地境界，事关的生命意义和精神自由的安身立命之所，一如古文字研究之于陈梦家，古器物研究之于建国后的沈从文。[101] 又根据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性情说”，学者一般可以分为“高明”和“沉潜”两类，一个人在学问方面究竟是倾向于“高明”或“沉潜”的路数，基本上由他的先天气质决定的。[102] 由此或可以作一推论，俞伟超似切近“高明”，是一个有着诗性情怀“理想主义者”；而张忠培则属“沉潜”一类，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用主义者”。俞伟超像是考古学家中的“诗人”，向内探求人生意义；张忠培则更像是考古学者中的“科学家”，则侧重向外探求客观规律和科学真理。这似乎又让我们联想起了19世纪20年代，由丁文江与张君劢引发的“科学与人生观”的那场牵连颇广论战，[103] 用个不太恰当的类比，俞、张之争似可看作是若干年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在考古学上的回响。如果假设俞、张二人穿越时空参与那场论战的话，也许张忠培更接近张君劢的观点，科学无论如何发达，面对人生观问题是无能为力的；而俞伟超恐怕会支持丁文江的观点，认为应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寻求普遍承认的真理，能够使各个不同的人生观统一起来，最终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

 

　　（二）影响的焦虑：中国考古学“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学人的天性气质对个体学术偏好的影响，固然是一层重要的心理因素，但对大多数学人而言，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更不可小觑，因为在思想史的每一发展阶段往往是一种风气占主导地位，风气之所向，往往使得一些学者在压力中不断调试自己为学路径的选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中，同样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就象俞伟超、张忠培这样的学术大家，其实终其一生，也都在摆脱学术传统带来的焦虑。俞伟超、张忠培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传统的金石学、甲骨学以及与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以地下出土材料的大发现为基础，其学术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意识始终就是“中国”的；但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形成，又在理论和方法上无法摆脱作为西方学术舶来品的身份。

 

　　这种“影响的焦虑”是来自多方面的，或许可以用一个时髦的词来概括，就是中国考古学自身同样所必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104] 本文无力处理这一宏大主题，仅略为俞、张之争背后的学术思潮提供若干粗线条的语境。简言之，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现象”，而关于中国考古学自身的“现代性”嬗变，也无非在于古今中西之争中何为“体用”的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考古学研究需要以何种态度面对由强大的史学传统衍生出来的这一事实，即如何才成为“现代的”、“科学的”的学科？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兴起的历史语境，与诞生于进化论及科学传统的西方近代考古学完全不同，那么，作为舶来品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中将处于何种位置、又以何种方式产生影响？

 

　　当然，中国考古学“现代性”的叙事无疑“复线”或者说是“复调”的，[105] 但是如果我们仅从历时性发展的语境来看，或许可以暂且认为，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性”经历了三波来自不同方向、又相互叠加的浪潮冲击，第一波从传统史学和金石学被科学考古学方法的取代，第二波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统领，主要受苏联影响；第三波则是以新考古学为代表的欧美西学再次冲击。从共时性的语境，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穿梭于“三次浪潮”之中的两条千里伏线，尤其是民族主义的激流，[106] 无论是早期对“中华文化西来说”的回应，还是苏秉琦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等系列问题的深度思考，都是它激起的一朵朵浪花。俞伟超、张忠培可以说是第二和第三波的亲历者，两人在共同的学术思潮语境下，思想经历了由合到分的历程。对三波浪潮进行学术史的叙事和书写，是本文这样一篇习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文只是想借对学术思潮的多重观照，探讨对俞、张两人的所可能带来的学术思想上的“位移变换”。

 

　　第一波浪潮带来的无疑是考古“科学主义”的影响。以“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为代表的第一代考古学人，一直把将考古学的方法、材料和目标与传统史学研究范畴区分开来作为努力的方向，尽管当时的古史研究对考古学报有很大的期望，但李济主持殷墟发掘时，就力主超越只是注重取甲骨文字的狭隘观念，欲求“近代考古更有其他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至上”的特点。[107] 张忠培对此的评价是，“对打破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和附以金石学的狭义历史学的治学传统，开拓新的史学领域，和冲破当时史学随同‘疑古’步入的困境，使得古史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化”。张忠培对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后岗遗址的评价也是一样的，认为是“开拓了新的历史学领域，显示了这门新兴学科的生命力”。[108] 而俞伟超开创的水下考古和航空遥感技术的实践，以及对计算机应用的推广，则是在实践意义上看作是对第一波浪潮“科学主义”的隔代回响。

 

　　作为第二波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考古学的全面统领，尤其值得多加分析。建国后不久，在第一代考古学人刚刚建立起独立的考古学学科基础上，又带来了新一重更加深远的焦虑，即所谓摆脱了古史传统的考古学，如何才能符合马列主义的要求，其研究的最终意义何在？这对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俞伟超、张忠培在思想上的冲击可以说是巨大的。据张忠培回忆说，刚上北大头两年，一度对考古学习劲头不大，认为它“理论贫乏、枯燥无味，尽是些坛坛罐罐，只是一些历史陈迹表象的叙述，而不探究事物的内在原因”。[109] 在政治挂帅影响下产生的学术焦虑，促使中国考古学迅速地拥抱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成为中国考古学“现代性”的第二次转折。这一阶段，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可以说又与历史学合流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为三大家，即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的分期、社会形态以及社会变革因素等等重大问题，一时蔚为大宗。[110] 考古学则以类型学推演论证马克思主义古代社会演变规律。在这一波浪潮中，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的，在当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影响下，苏秉琦自觉选择将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作为目标，这种焦虑也深深影响了俞伟超、张忠培，成为他们思考“中国学派”的起点，并在各自领域努力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考古学身上打下了全方位的、异常清晰的烙印。

 

　　烙印之一，是对“见物不见人”批判的焦虑与回应。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尽管“没有完全受到政治化极端影响”（张光直语），但是同样无法疏离于政治运动，而《编后记》则给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评判——“一场批判类型学方法的高潮，促进了类型学方法的进步”。苏秉琦“搞陶器排队”的类型学受到了青年学生“见物不见人”的激烈批判，却刺激了他将类型学方法“推进到进一步分析文化序列和为探索社会面貌作好基础的高度”。[111] 这种批判不仅影响了老师，也萦绕于好学深思学生的脑海中。张忠培回忆了他当学生时的那种希望“透物见人”的冲动，他说当时已朦胧地意识到，对类型学的批评只是理论性，还需要事实的佐证。而带着这样的焦虑，他在苏秉琦的指导下开启了元君庙墓地研究，逼得他深入思考了如何“以物论史”、“透物见人”。[112]

 

　　烙印之二，考古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尽管对“古史重建”的问题意识曾是考古学诞生的源动力，但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无疑是压倒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给中国考古学“现代性”带来的最大影响，无疑是“问题意识”的全面转换，对国家起源、私有制的起源、母系父系的社会形态等一系列唯物史观问题的探讨，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占据了主导优势。问题意识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标，诸如“为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续篇”的提法，被苏秉琦称之为“穿鞋带帽”，[113] 当然这也导致了后来遭到许多诟病。[114] 直到张忠培晚年的思考框架仍然不离于此，他同样关注文明起源与国家问题，反复提及摩尔根、恩格斯以文化进步状况作为人类社会区分时代和阶段， 并以此将中国文明的形成分为“三期（方国-王国-帝国）五段”，尤其从氏族松散、社会分工、聚落分化、神权王权并立等方面，重点论述并发展了其师的国家形态发展“三部曲”中古国到方国的一段。[115]

 

　　烙印之三，对于考古材料的分析所运用的类型学方法，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社会组织形态演进。《编后记》讲述了苏秉琦的类型学方法的来源，受蒙德柳斯的影响，运用进化论建立了陶鬲的类型谱系，并由此进一步发展到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1965）文中，专门将“社会发展阶段（或性质）和民族文化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通过研究生活和生产工具等典型器物组合的变化，划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116] 在老师的影响下，张忠培在《元君庙仰韶墓地》取得成功之后，又连续发表了《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中国父系氏族制度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是通过墓葬材料的类型学分析，以埋葬制度研究为起点，进一步系统分析了从母权制到父系制确立阶段的社会性质情况。[117] 俞伟超同样也由此发力，他最看重的两篇文章——《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以及自称用力最多、前后思考了三十年才写成的《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跨度从石器时代一直到秦汉魏晋，综合了墓葬材料、历史文献、文字学等方法，对基层社会社会组织演变进行了分析，[118] 与张忠培的研究在时间上形成了几乎完美的延续。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考古学“见物不见人”批判引发的学术焦虑，对考古学者的心理影响极其深远，这种焦虑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新考古学的输入，直接与考古学现代性的第三波浪潮叠加共振。而俞伟超的焦虑远比张忠培要来得严重得多，在一次访谈中他描述了这种心底的焦虑感：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经常感到自己的渺小，我们所接触的，总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局部，一个时段，有时甚至是不成样子的碎片，而却总是心怀着追求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规律的理想。这个愿望不管强烈与否，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是存在的，而且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着。然而，我们能够做到吗？这个问题使我苦恼了很久……”[119]

 

　　每个人应对“影响的焦虑”的方式是不同，借助史学研究上的“冲击-回应”模式，俞、张之争也可以视为中国考古学面对又一次“西学东进”时的一种“应激性反应”。正如前文第二部分对两人争点的对比梳理，张忠培处于守势、不轻易接招；俞伟超则主动出击，颇有“师夷长技”的意味。但有意思的是，作为海外中国考古学灵魂人物的张光直先生，在看到了俞伟超和张忠培的争论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照常理来看，他和俞伟超更熟悉，有过非常良好的合作，交流很多，但在文章中却对西方“新考古学”颇多微词，看起来观点立场却似乎更接近于张忠培。张光直评论说，新考古学发明新名词，不一定有新内容，不过是“国王的新衣”，搬来新术语，搞得读者看不懂，其实作者也不一定懂。他坦言，自己就看不懂英国新考古代表人物克拉克的《分析考古学》。他甚至认为，新考古学最大的吸引力，不过只是“情绪上的”，试图狂热煽动对传统琐碎考古学的超越，以达到理解人类行为的一般原理。由此，张光直先生反而认为，中国考古学大可不必紧跟这种“时髦而毫不务实”的风气，更多的是要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120] 因此，新考古学作为中国考古学现代性的第三波，其实是俞伟超“想象的异邦”，[121] 却也是一个躲不过、也绕不开的“他者”，而张忠培更担心的“他者”最终会消解掉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其实这也近代中国学术的集体焦虑，正如有论者指出，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政治（也包括学术）自主性的思考，“不能不从这个由他人的历史性和自我认识界定的现代性历史境遇开始”，而“古代中国的未来意义只能取决于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世界的主体而不是客体”，而正是在这种对历史性和主体性的辨析和批判过程中，学术才能完成自身意识的超越。[122]

 

　　（三）考古学的辩证法：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

 

　　张光直在考古学发展上一向目光如炬，指出“传统、新和后新考古学的演变，正合乎正、反、合的三段论法。传统考古学是正，新考古学是反，后新考古学是把新考古学作了一番扬弃，又回到传统考古学的主题上去”。[123] 诚然如此，任何一个学科方法的新也好，旧也好，都是辩证的，往往越是“趋新”，就越容易“过时”，“守旧”反而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又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其实，所谓“保守”与“激进”都是相对的，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之争的内在理路，基本无法摆脱黑格尔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如果说张忠培的观点看似“截断众流”、“画地为牢”，虽保守，实激进，无非强调考古学的特殊性；俞伟超的考古学新理解十条论纲“涵盖乾坤”，开放兼收，其目的也不过是想借助普遍性，建立一种“更高的综合”，让中国考古学不落后于时代，方有立足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人在建设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上殊途同归，又回到了给他们的老师苏秉琦先生写《编后记》时的路上。其实，俞、张二位先生心中共同念念不忘的，都是如何力保考古学“中国学派”大旗不坠，如何实现在苏秉琦1997年就提出来的考古学“中国梦”[124]。

 

　　在张忠培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以亲身经历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为经纬，精选其一生的文章论著，继续以“中国考古学”为名，以“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和“尽到自己的心”为副标题，编成他最后的三卷书稿。书题很朴实，都是大白话。书的自序有那么一段话，或可以视作他和同门俞伟超一直以来曾经共同思考、争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最后总结：

 

　　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来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为中国考古学。[125]

 

　　张忠培的这一段话，其实是没有画上句号的总结，也是俞伟超所说的“一个永无结尾的过程”。[126] 中国考古学一直在路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原文刊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75期。）

 

　　本文是在孙庆伟老师的鼓励和督促下，将一篇简短的读书随感改写成的一篇粗浅习作。其实以个人学力，笔者本无力看清一场过去不到30年且几乎涉及到考古学所有核心问题的争论，更难以把握中国考古学发展演变的脉络。文章标题也不顾效颦之嫌，取自麦金太尔名著《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此前学界亦有效仿者，如高全喜著《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以及许纪霖主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等。

 

注释：

[1] 参见 张忠培：“了了，仍未了——沉痛悼念伟超兄”，载于《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9日。

[2] 当年就有学者写了长篇论文来诠释这五字，参见 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 收入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p132-140。

[4] 参见 曹兵武、戴向明：“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收入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p230。

[5]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旗帜与永远屹立着的丰碑”，《中国文物报》，2009年10月30日，第z06版。

[6] 参见 龚津航：《我国法学研究的纵向思考——与杜飞进一席谈》，载于《法学》，1988年7期。以法学为例，迟至2011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引发学科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又比如经济学，林毅夫2012年出版《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被称为“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破冰之作。可见一个学科理论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7] 夏鼐引用日本学者的话：“当然，中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考古学方面也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线。……虽然是民族主义，但他们关于原始社会的发展是信奉摩尔根、马克思的单线进化论的。然而，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尊重事实。那种以理论歪曲解释事实的倾向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确实是罕见的”。参见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载《考古》，1979年第5期，p385。

[8] 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载于《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9] 参见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载《考古》，1979年第5期，P385。

[10] 夏鼐：《夏鼐日记》（卷九1981-198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325-326。张忠培1984年4月2日的回信，夏鼐于4月8日的日记中抄录了两段。在信中张忠培含蓄地表达了对夏鼐不同意见，最后的表态是，“至于‘中国学派’问题，比较复杂，我想请先生以后面示。总之，感到先生的意见应引起我深思。”参见夏鼐：《夏鼐日记》（卷九1981-1985），前引书， p340-341。

[11] 参见 夏鼐：《夏鼐日记》（卷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p325。

[12] 目前对两人思想方法作比较的研究似不多，可参见 汤惠生：“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13] 夏鼐：《夏鼐日记》（卷九1981-1985），前引书，2011年，p334。

[14] 参见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9）》序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P4。

[15] 夏鼐：《回顾与展望——〈考古〉二百期纪念》，载于《考古》，1984年第5期。承蒙刘绪老师指出，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是尹达，夏鼐当时作为二把手，只是跟着提。

[16] 比如，史学家戴逸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五大特征，一是以进化史观为显著标志，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三是发扬理性精神，四是建立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五是爱国主义精神。这些提法似与俞、张《编后记》提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三点特色大体相同，但似乎史学界没有人会认为存在一个历史学的“中国学派”。参见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特征”，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

[17] 关于柴尔德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一个简要介绍，参见 陈淳：“考古学研究与信息提炼——谈考古学范例的演变”，收入氏著：《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p10-11。另可参见 “柴尔德，一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收入[英]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p185-195。

[18] 俞伟超其实已经意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理论，是新考古学的五大流派之一。“他们清算了‘假说-演绎法’的‘庸俗唯物主义’”，虽然在西方考古学界不占主流，无疑跟中国学者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见俞伟超：《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序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p7。关于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简要评述，参见安·吉尔曼：“美国考古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王纪潮译，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限于篇幅和能力，本文无法深入探讨张光直的这一问题。

[19] 参见 苏秉琦：“圆梦之路”，载于《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

[20] 参见 邵望平、俞伟超：“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载于《草原文物》1997年第2期。

[21] 参见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p5-6。

[22] 参见 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213。

[23] 参见 苏秉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载于《考古》1995年第6期。

[24]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几点认识”，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的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63。

[25]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旗帜与永远屹立着的丰碑”，《中国文物报》，2009年10月30日。

[26]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177。

[27] 参见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5，p251-254。

[28] 参见 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 ”，收入氏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

[29] 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收入氏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19-120。

[30]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 第6期，收入俞伟超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69。

[31]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5。

[32] 参见 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收入氏著：《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p82-93。也许是张光直在讲座中探讨“聚落在较大区域之间的连接”给了俞伟超启发，从考古技术上，张光直描述了聚落的“多面性分群关系”，但从未提及聚落研究可以探讨所谓的“审美观念因素”。

[33] 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00。

[34] 参见 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22。

[35]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5。

[36] 参见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 p111。

[37] 参见 李水城：“春风化雨的智者——忆苏公二三事”，收入《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p98-107。应该说，俞伟超和张忠培对作为考古学方法支柱之一的类型学本身并没有过多的反思，当然其中原因也在于，尽管类型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尚无可替代的重要方法。虽然有学者借助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理论、热力学演化理论出发，对类型学方法的逻辑根基（所谓“线性传递/进化模式”）进行质疑，但属于只破不立，尚不能对此产生根本的动摇。参见 李科威：“考古类型学的进化观与文化动力学问题”，载于《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38] 参见 苏秉琦：“关于学科建设的思考”，载于《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苏秉琦之前曾一度乐观地认为，“区系类型理论不只可用于分析远古中国，也是认识秦汉以后中国、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理论”。参见 邵望平、俞伟超：“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载于《内蒙古考古》，1987年第2期。其实将区系类型理论泛化存在的危险，在于削弱了自身的解释力。尽管区系类型方法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是一极大创见，但实际上，以地理区域划分和比较思想文化差异其实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如传统史学著作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已将地域作为主要区分标准，只不过是近代以来，才由王国维、傅斯年、蒙文通等人推衍至古史研究。

[39] 参见 俞伟超：“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收入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p124-137。

[40] 参见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p265。关于“亲族文化区”的一系列研究论文，具体以“河北考古学研究与展望”等为代表（载于《文物春秋》，1991年第2期），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进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41] 参见 孙庆伟：“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先周文化探索的早期阶段”，见氏著：《追迹三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p498。

[42] 最近关于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系统梳理，可参见王巍：“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载于《考古》，2014年第12期。

[43] 参见 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以及“当代考古学问题问答”等文，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162，p172，p235。关于柴尔德的分类理论，可参看 布鲁斯·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徐坚 译，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p143-147。

[44]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收入俞伟超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70。由俞伟超主编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收入了路易斯·宾福德《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和《考古学的系统论与文化进程研究》。俞伟超为此书写的序言后以“考古学思潮的变化”为题，收入《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

[45] 参见俞伟超：“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收入氏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35。

[46] 参见 俞伟超：“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范畴问题”，收入氏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44-145。

[47] 俞伟超：“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收入氏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39。

[48] 参见 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213。

[49] 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19。

[50] 张忠培：“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156。

[51]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7。

[52] 参见 张忠培：“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之认识”，讲座记录整理刊于故宫公众微信号，2016年5月7日。

[53] 参见 张忠培：“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载于《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张忠培：“文化·人物·考古——贺宿白先生九十华诞”，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

[54] 参见 高蒙河：“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载于《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1日。

[55] 参见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86-189。

[56] 参见 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23-224。

[57]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学术中“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区分，或可参看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四、卷五和卷六，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

[58]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7。

[59] 张忠培曾提到，傅斯年古史“重建派”针对顾颉刚“疑古派”提出要新材料，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这就是考古”。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史学史研究》访谈记”，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78。

[60] 参见 张忠培：“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15-217。

[61] 参见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4。

[62] 参见 张忠培：“关于考古学创新的几点认识——2006年6月2日在大连召开的‘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于《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p8。

[63] 张忠培：“在‘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北方文物》，2011年第1期，p110。

[64] 参见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113-118。

[65] 俞伟超自称他提出“全息论”，是受到生物学、物理学乃至中医学的启发，全息规律是“部分能够映射整体”，因而用在考古学上自然也是可行的，他甚至认为“全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参见 俞伟超：“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以及“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解——俞伟超先生访谈录”，收入氏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82-186，p235-256。

[66] 参见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69，p187。

[67] 参见 刘文锁：“渐中语类——俞伟超先生晚年思想随录”，载于《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p8。

[68] 参见 彭刚：《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109-111。

[69] 两书均有中译本，参见 [美]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 方堃杨 译，陈淳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美]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陈胜前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70] 参见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p384-385，p393-394。

[71] 谷建祥：“中国考古学的新阶段——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载于《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p13。

[72] 关于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历史客观性”问题一个深入的梳理分析，可参见 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五章“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57以下。

[73] 戴维·克拉克：“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陈铁梅 译，收入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前引书，p149。

[74] [美]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p4。

[75] 参见 张忠培：“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32-233。

[76] 俞伟超认为自己在史学领域的二条半新贡献是：一是提出封建制生产力的条件是“轮作制”；二是中国奴隶制的特点是大量使用“罪犯奴隶”，三是人类早期（新石器时代）大部分地区是锄耕农业，青铜时代以后开始分化。参见 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210。

[77] 参见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4-245。

[78] 参见 俞伟超：“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收入氏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40-141。有意思的是，宾福德1985年曾到来访中国时，对夏鼐表示，他与“新考古学”无关。夏鼐在1985年5月29日的日记中记录到：“（宾福德）承认60年以后，他的门徒所提倡的考古学，走了偏向的道路，表示他与这种‘新考古学’无关。至于他原来的主张，强调方法论，强调理论，仍是未变。但承认他自己和他们一派仍没有得出社会或文化发展的新规律”。 夏鼐：《夏鼐日记》（卷九1981-1985），前引书，2011年，p470。

[79] 参见 张忠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进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125-147。

[80] 参见 俞伟超：“夏文化探索引发的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争论”，收入氏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前引书，p118-119。

[81] 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21。

[82] 参见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2，258。

[83] 俞伟超：“为更多学科服务是考古学的宗旨吗 ”，载于《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21日第07版。

[84] 俞伟超：“望世纪内外”，《读书》，1997年第6期。又参见 刘文锁：“渐中语类——俞伟超先生晚年思想随录”，载于《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p7。俞伟超也因此被称之为是同代人中“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建设最主要的鼓吹者、力行者”，“中国考古学方法多样化上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参见 李伯谦：“俞伟超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收入氏著：《感悟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p266-271。

[85]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72。

[86] 参见 俞伟超：“考古学思潮的变化”，收入氏著：《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154-162。

[87] 参见 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217。

[88] 谷建祥：“中国考古学的新阶段——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载于《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p10。

[89] 张忠培：“再谈梁思永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纪念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暨昂昂溪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于《文物》，2013年第7期，p42-43。

[90] [美]托马斯·库恩：《哥白尼革命》，吴国盛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3。

[91] 夏鼐：“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载于《考古》，1984年第10期。张忠培：“瞭望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载于《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92] 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38，p223。

[93] 关于对顾颉刚古史研究思想形成的学术史分析，可参见 孙庆伟“个性、时势和境遇——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收入氏著：《追迹三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94] 罗志田曾指出，“‘论世知人’之法本是双向且非单向的，论世与知人两者带有互补意味，不仅知人需要论世，知人本身也有助于论世”。参见 罗志田：“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20世纪20年代一位学人的观察”，收入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30。

[9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注解，中华书局，1985年版，p161-162。从心理史学的角度对学人学术与心态的精彩分析范例，可参见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五章，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96] 参见：张承志：“诗的考古学——俞伟超张承志对话录”，收入俞伟超： 《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p200-201。

[97] 参见 刘文锁：“渐中语类——俞伟超先生晚年思想随录”，载于《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

[98] 参见 赵辉 主编：《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405-418。

[99] 参见 高蒙河：“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载于《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1日。

[100] 参见 张忠培：“关于考古学创新的几点认识——2006年6月2日在大连召开的‘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于《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p8。以及，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51。

[101] 俞伟超其实是沈从文的私淑弟子，他曾回忆自己在大一时，每周有一两个晚上到沈从文家里求教。他深情地谈到，苏秉琦和沈从文二师给他最大恩赐，就是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见俞伟超：“生命的幸福——记苏秉琦老师的最后留言”，载于《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p3-4。

[102] “高明者由大略而功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参见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注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p165。详细的辨析可参见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p80-85。但在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语境下，“高明”取约，“沉潜”尚博。本文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借用两词，因为一般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来，俞伟超属于尚博的路数，张忠培则属于取约路数。海外考古学者、俞伟超的学生之一罗泰则评论俞伟超的学术风格兼具“科学家的严密、诗人的视角和音乐家的感悟力，他对考古学的认识有着非同寻常的整体观念，对考古学的理解是全局性的……”，参见 罗泰、王睿：“俞伟超先生学术评传”，载于《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3期。

[103] 关于这场论战，可参见 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意——对‘科学与玄学’之争的研究”，收入氏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收入氏著：《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04] 汪晖认为，“对现代性的研究至少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第一个方面是对现代性的知识的检讨，第二个方面是对现代社会过程的检讨。 这两个方面不能完全分离开来看”。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性”更多属于第一方面的。见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答柯凯军先生问”，载于《天涯》，1999年第1期。

[105] 关于对多元化考古学史写法的探讨和范例，可参见 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p14-16。

[106] 近代民族主义的话语本身就是复线的，是交互穿插、矛盾的、含混的声音。可参见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 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p5-8。

[107] 关于以科学工具建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可参见 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载于《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p37-45；孙庆伟：“著史与分期——李济与邹衡的殷墟文化研究比较”，收入氏著：《追迹三代》，前引书，p394-403；以及 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载于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84-125。

[108] 参见 张忠培：“国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70周年纪念”，以及“梁思永先生与现代考古学——纪念安阳后岗遗址发掘50周年”，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4，p8。

[109]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答《东南文化》记者”，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47。

[110] 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就已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一大史学流派。可参见 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第十一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与基本框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又可参见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六“史观学派”，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顾颉刚1947年9月就在给白寿彝的信中说：“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参见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p164。

[111] 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见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p317-318。

[112] 参见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收入氏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前引书，p267-269。

[11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p20。

[114] 对这些研究模式的一个反思，参见 童恩正：“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15] 参见 张忠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载于《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116] 参见 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p186。

[117] 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载于《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张忠培：“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对含男性居本位的合葬墓墓地的若干分析”，载于《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两文均收入氏著：《中国北方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有关的述评文章可参见 严文明：“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元君庙仰韶墓地》读后”，载于《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王强：“张忠培教授的史学研究”，载于《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但都是述得多，评得少。对考古材料反映社会组织的有效性问题的反思，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深入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和学力，只能点到为止。可参见 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载于《考古》，1992年第4期。

[118] 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载于《文物》，1981年第5、6期；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不过张忠培、俞伟超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论著，不少酝酿已久，但由于种种原因，发表大多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些文章夏鼐生前都未及看到，也无怪乎当时的他认为系统的新成果数量不多，还不足以代表苏秉琦认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已经形成了。

[119] 参见 曹兵武、戴向明：“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收入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1996年版，p235。

[120] 参见 张光直：“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收入氏著：《考古人类学随笔》，台北：联经事业出版社公司，1995年版，p132-140。

[121] 借用陈寅恪的“预流”之说，也许可认为俞伟超把新考古学视为“预流”。葛兆光指出，“预流”其实是体现了陈寅恪的一种“焦虑”，“学术的国际化和学术的民族性始终是在他心里交战的”，而这又不仅仅是进入世界学术之“预流”，因为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必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它必须逐渐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在考古学上，俞伟超同样有这种焦虑。参见 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求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载于《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p1-14；葛兆光：“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载于《文史哲》，2015年第5期，p5-17。

[122]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11。

[123] 参见 唐际根、曹音：“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载于《考古》，1997年第9期。

[124] 参见 俞伟超：“考古学的中国梦”，载于《读书》，1998年第8期；邵望平、俞伟超：“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载于《草原文物》，1997年第2期。

[125] 书尚未出版，转引自 高蒙河：“考古大先生的最后三卷书”，2017年7月6日。

[126] 曹兵武、戴向明：“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收入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前引书，1996年版，p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