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6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8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4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馆员应邀作了题为“盛世华庭——杨粲墓石刻及其反映的播州社会”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主持该讲座并进行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希伯来大学、福冈大学等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主讲人　周必素研究馆员

 

　　周必素研究馆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解读：

 

　　中国的土司制度

 

　　中国土司制度主要推行于元、明、清时期的西南、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延续南宋时期羁縻之治转化而来。“土司”由中央委任当地族群首领担任，有与中央职官体系对应的职级，对中央履行一定义务，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有其兵、世掌其民，共推行七百余年。西南地区是施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其中，播州杨氏土司从南宋时期羁縻之治到元代土司制度的转换一脉相承的，甚至可追溯到唐末。

 

　　播州与杨氏

 

　　唐末，南诏之乱使得杨氏家族有了进驻播州、世袭罔替的机会。文献记载，876年杨端应诏收复播州，开始了杨氏家族对播州的世袭统治。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爆发“平播之役”，播州最后一代土司杨应龙被朝廷剿灭，实行改土归流，置遵义、平越二府。从唐朝至明末，杨氏作为地方政权统领播州725年，历27代30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发现来看其族属，播州杨氏以汉族为主流，西南少数民族特征较少。

 

主持人　刘国祥研究员

 

　　播州杨氏土司的考古发现

 

　　据周必素研究馆员介绍，近年来贵州省着力推进土司考古，在土司遗存系列考古工作过程中,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并贯穿聚落考古学理念,以摸清遗存的先后及共时关系,全面认知土司遗存的文化形态与交流以及土司社会的组织结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等为目标。

 

　　贵州针对播州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始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已走过60多年的历程。自1953年发现播州杨氏土司13世杨粲墓,1957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随后又发现了高坪、新蒲、雷水堰、赵家坝等杨氏土司墓地,并进行系统发掘。截至目前，已发现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的司治、关屯、土司墓地等遗存100余处,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

 

　　（1）司治遗存：杨氏治播期间有着政治中心的变迁，周必素研究馆员认为杨氏领播的行政中心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变化。推测早期中心应在桐梓南部播川（鼎山城）一带，但这一说法仍有待论证。随后白锦堡治有可能在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当时名冉川即播州杨氏中期的治所所在。晚期，随着家族地位的稳固，司治穆家川直至播州杨氏统治结束。故杨氏播州可能先后历经了播川、冉川、穆家川三个中心。

 

　　（2）关屯遗存：播州杨氏以军事入主播州，后协助中央对西南地区的平定以及稳定的维护、参与抗蒙战争等重大战役，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巩固政权的强大核心。为此修建了以海龙囤为母囤、周边小屯为子屯的子母屯互相拱卫的军事体系，同时在进入播州的交通要道以及险要关隘修建外围军事网络。海龙囤分为两个时期，一期为南宋时期城墙；二期为末代土司杨应龙扩建的城墙及新王宫。海龙囤本是为蒙元战争而修建，后成为对抗朝廷的堡垒。通过考古发掘，晚期城墙包围着内城墙的情况与其完全对应。

 

讲座现场

 

　　（3）土司墓地：作为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土司墓地开展了大量工作，迄今为止，能够完全确定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共五处，依据文献推定的一处，包括从南宋迁至白锦堡时期的所有土司，墓地周围均有家庙，墓地的时代、分布与播州杨氏中心的迁移高度吻合，分布于司治穆家川范围内湘江河及其支流沿岸，体现了杨氏家族较强的风水堪舆观念。周必素研究馆员对桃溪寺墓地、皇坟嘴墓地、新蒲墓地、高坪墓地、赵家坝墓地、雷水堰墓地逐一进行详细介绍。

 

　　桃溪寺墓地:6处土司墓地时代最早的。发现三座墓葬，墓主未确定。M3从时代特征来看是元代墓葬，推测墓主为杨汉英。M2为一座南宋单室墓，推测其或为迁治白锦堡的第一座墓。施行附祖而葬，墓葬制度严格。

 

　　皇坟嘴墓地：为杨粲、杨嘉贞、杨烱、杨斌墓地。杨粲墓为双室墓，墓葬雕刻丰富。墓前清理出元代第三代土司杨嘉贞墓，该墓腰坑里出土了播州土司墓腰坑里最早的四神像。墓地中还发现杨烱墓，为夫妻合葬墓，墓志铭显示其夫人被封为“贞节夫人”。同时发现杨斌墓，仅存两个墓室，结合早年皇坟嘴所出相关腰坑买地券信息，或为三室墓。

 

　　新蒲土司墓地：为杨价、杨铿、杨烈墓地。时代从南宋至明。杨铿墓葬早年被盗，仅在墓室填土内清理出陶骑马俑、铜香炉、铜镜残片、玉叶等遗物，根据其墓志铭找到杨价墓。杨价墓为夫妇合葬墓，女性墓发现大量南宋特征明显金银饰品以及兵器，出土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凤冠，对南宋时期的手工艺及金银器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其金银器与成都彭州窖藏所发现金银器基本一致，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关联。

 

讲座现场

 

　　高坪土司墓地：为杨文、杨升、杨纲、杨爱墓地。杨文墓葬较小，可能与抗蒙战争有关，同时也体现了墓葬结构装饰从复杂到简单的变化过程。杨升、杨纲、杨爱墓均为大型石板墓，分别为三室、双室、四室墓，为前后室墓，有装饰雕刻。该墓地还发现有一座规模较小的五室墓，不分前后室，早年出土有两顶凤冠及大量金银器。

 

　　赵家坝墓地：2017年清理发掘确定为土司墓地。与杨粲墓隔湘江河相望。有杨忠彦、杨元鼎墓，墓葬形制相同，分别为三室和四室墓，杨元鼎墓前发现明代墓志铭，有精美的雕刻装饰，与金元时期墓葬装饰相似。杨忠彦墓形制较简单，残碑可判断墓主信息。该墓地还发现一座女性单室迁葬墓。

 

　　雷水堰墓地：为杨辉墓。是较为特殊的真假墓，真墓埋在夯土平台下，其上有建筑，假墓前的三个墓碑与三个墓室相对应，而墓碑后的假墓虽保留了巨大的封土堆，却只有一个墓室，前室出土了70个珍贵陶俑，真墓腰坑出土的四神，为目前播州杨氏土司墓腰坑保存最完整的。墓地保留了完整的墓祠遗址，现仍有“跋退斋杨使挽诗之后碑”保存于内。

 

　　从以上墓地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播州杨氏土司墓有从附祖、附夫而葬不断发展的过程，有着浓郁的风水堪舆观念，大量的墓葬资料为全面探讨播州杨氏土司的丧葬观念和埋葬制度等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的交融与地域的独特

 

　　杨氏家族墓地出土大量石室墓，石室内多有雕刻，出土遗物有金银器、四神像、陶俑、碑刻、铜鼓等。杨价墓出土大量金银器及兵器，与杨价的抗蒙功绩有关，这表明墓葬出土器物与时代吻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铜鼓在杨粲墓内的出现，体现出民族文化特征及汉夷文化的融合。

 

　　杨粲墓素有“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之称。杨粲墓内雕刻丰富，墓门外、棺床、墓顶处均施雕刻，其题材包括人物、动物、仿木构建筑、家具和花草等。通过对泸县宋墓、安丙墓和杨粲墓中武士雕刻、启门雕刻、四神雕刻的对比来看，周必素研究馆员认为杨粲墓的结构、雕刻均与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有着共性特征，体现出古播州及贵州乌江以北地区与巴蜀文化的一致性，体现了中国西南土司在意识形态上对国家的认同。杨粲墓及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明显区别于成都平原砖室墓以及北方砖雕墓、壁画墓，应是继承了该地区因山区石材资源所致的崖墓、画像石、石室墓传统，是山地文明的一种物质表现。四川地区唐宋以来佛教密宗的盛行，特别是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浓郁的造像之风，亦是西南地区石室墓雕刻盛行的直接诱因，宋墓雕刻的盛衰，与大足石刻保持着步调的高度一致。杨粲墓中有大量的雕刻、四神像、腰坑，体现出播州儒释道并重宗教信仰。其中雕刻中有仕女卷发、力士卷发，体现了民族间关系以及对外的交流。在空间布局上的匠心独运和雕刻题材如墓主坐像、进贡图等的独特性，刻画出杨粲这一地方“土皇帝”的“理政”场景，折射出宋代中央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土官制度的松散管理以及赋予的相对自主权。珍贵的雕刻艺术宝库是研究川渝黔地区石室雕刻宋墓以及播州社会的生动材料。

 

　　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就万历皇帝发起的平播战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土司墓地附祖附夫而葬原则的规律性、墓葬选址及杨价有别于其他土司选择土坑木椁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刘国祥研究员为周必素研究馆员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最后，刘国祥研究员再次向周必素研究馆员表示了感谢，并颁发讲座嘉宾聘书。他认为此次讲座提供的资料详尽，经过多方考证，并提供了2017年的新材料，为我们探索土司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希望以后能在此研究领域展开更加深入广泛的交流，以期共同进步。（执笔：荼荼    本文经演讲者增补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