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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思考 碰撞——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中国人民大学站纪实

发布时间:2018-05-07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康越
  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都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场盛会,大家都亲切地称为考古的“奥斯卡奖”。今年26个项目经过初评,于4月9日至10日角逐最后的十项“桂冠”。而每年在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之外,都有高校承办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专题活动。今年的首站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周文化研究青年学者沙龙”承办。4月11日,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和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三项入围十大终评会的考古项目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拉开了本年度“十大考古进校园”活动的序幕。
 
沙龙现场
 
  为了更好地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并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召集人曹斌老师还同时邀请了10多名学者共同参加,现场互动讨论。同时,为营造更好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的氛围,主办方共同推出了活动海报,以纸质版和电子版的形式同时推广,纸质版在教学楼张贴,电子版在校内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地的电子展示屏滚动播放,引发了学生们的驻足和热议。此外,电子海报也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商周文明等公众号同步推出,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纷纷转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人民大学站”在召开前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期待。
 
  4月11日下午1点,校内外学者、学生陆续到达,在热烈的气氛中,曹斌首先说明了本次沙龙的主旨,并介绍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利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崔俊俊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樊温泉三位考古发掘项目报告人以及参加研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访问学者暨京都大学研究员菊地大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进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胡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宏飞、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崔涛和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博士陈北辰等学者。其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吕学明教授致词,肯定了本次“十大考古进校园”专题活动意义的同时,表达了对各位学者的欢迎和对活动的期待。
 
  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专题的上半场主题为“2017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杨利平首先就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分概况、发掘背景、发掘收获、综合研究、认识、意义和保护利用几个部分做了十分精彩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在座学者纷纷提问并进行互动讨论。张东首先总结关中地区聚落考古现状,指出杨官寨遗址应用聚落考古的传统手段并结合自然科学、多学科的手段来揭示古代社会,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提到庙底沟时期已经出现社会分层,期待杨官寨遗址在高等级墓葬和居址方面再次取得重大发现。其后,吕学明、崔俊俊、李宏飞提到完整陶器大多在环壕;遗址中葬具、水池、广场情况;杨官寨地区与甘青地区偏洞室墓传播关系;杨官寨遗址模式与其他文化遗址模式异同等问题,杨利平指出杨官寨遗址属内敛式文化,应立足自身模式解答本区域问题。环壕中出现的陶器可能为祭祀活动的产物,表明环壕失去原来的功能,是庙底沟类型由上升势头转向下坡路的表现。遗址中无木质葬具,但墓主有席子包裹,有陶器在墓道和墓室之间应有封门意义,水池是人工的水利设施,水沟中有3次明确的清理和重新使用的痕迹。杨官寨地区与甘青地区偏洞室墓二者的文化传播关系目前未确定,未来计划沿泾河做工作,希望日后能解答此问题。
 
  崔俊俊从墓葬概况、发掘收获、发现意义等方面介绍了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的情况,特别强调了春秋早期墓祭遗存、有刻铭的春秋中晚期卫国编钟及春秋晚期“荒帷”遗迹的发现。樊温泉主要介绍了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的故城概况、北城门遗址、三号车马坑、公共展示及发现意义,着重介绍了渠门、各时期道路遗迹、瓮城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及三号车马坑遗址大型安车遗址的发现。此外,还介绍了郑韩故城的公共考古及公众展示成果。由于两项考古发掘都是周代的遗址,带着对报告内容的思考,学者们在其后的圆桌讨论环节进行了集中的互动交流。
 
  徐义华指出报告中提到的材料不仅对考古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相关的历史学问题的解决也有启发意义。如陶寺北墓地出土与卫国相关的铭文材料对于研究卫晋关系乃至春秋史的价值,郑韩故城遗址的发掘对研究郑国史的重要作用以及杨官寨遗址人工水池、广场等的意义。胡进驻从陶寺北墓地中出土的铜器组合出发,对墓地等级、陪葬制度发表看法;同时,还提到郑韩故城方向坐西面东和坐北面南的学术争论。樊温泉回应了自己的看法,并表示此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认识;张东对陶寺北与陶寺遗址的关系以及随葬卫国铜器墓的墓主性别等提出问题,崔俊俊老师指出陶寺北墓地有二里头晚期遗址,而陪葬有卫国铜器的墓,根据其随葬有兵器、工具等特征判断墓主为男性。李宏飞对陶寺北二里头晚期遗存面貌提出问题,崔俊俊回应陶寺北墓地二里头晚期主要遗物为三足瓮,无二里岗墓地,也无对应的居址。同时,李宏飞还指出据现有材料看偏洞室墓向西可能有缺环,并提出已有碳十四数据是否能回答墓葬间的亲缘关系,陶器数量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从墓地平面了解到墓葬关系等问题。杨利平认为现有的研究由于样本数量的增长,数据的精确度已经较以往有所提升,但得到数据库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回答相关问题,研究者对数据结果精确度、误差度的把握也很重要,相关研究还是要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胡胜对大上清宫遗址进行了介绍,特别就2017年发掘的宋元明清时期堆积以及诸多新发现与各位学者进行分享;孙闻博提出陶寺北墓地随葬兵器种类、比重的问题,崔俊俊指出兵器均随葬于男性铜器墓,包括戈、箭镞、矛等,位于棺椁之间,均置于一侧。此后孙闻博又提到郑韩故城隔城墙、瓮城及西城外的郑公墓地等问题,樊温泉认为隔城墙建立后,王陵迁出城内,而瓮城的形状是否规则可能与因地制宜有关;菊地大树注意到此前发掘的郑韩故城祭祀坑以小马为主,但三号坑马以7~8岁为主,故对陶寺北墓地及郑韩故城马的年龄、体高等提出问题,崔俊俊解答陶寺北墓地随葬马多为5~8岁。菊地大树同时关注到器物内动物骨骼的部位问题,崔俊俊解答祭祀时器物内骨骼多为肢骨,有墓葬中有整体肢解后放置于不同器物内的现象。此后,各位学者还对可能的养马地点及范围进行了讨论。短短四个小时,各位学者的报告及讨论让学生们收获颇丰,也带来很多启发和思考。
 
  曹斌在最后的总结中认为,杨官寨遗址的中心广场、水池以及偏洞室墓葬等都是商周考古特别关注的问题;陶寺北墓地是2017年周代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之一,从已公布材料判断墓地时代上限可能在西周晚期偏晚阶段;郑韩故城发掘的道路、车辙、车马坑等均是考古难度很高的工作,体现出了很高的发掘水平和工作理念。期待明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再见。(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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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思考 碰撞——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中国人民大学站纪实

发布时间:2018-05-07

  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都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场盛会,大家都亲切地称为考古的“奥斯卡奖”。今年26个项目经过初评,于4月9日至10日角逐最后的十项“桂冠”。而每年在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之外,都有高校承办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专题活动。今年的首站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周文化研究青年学者沙龙”承办。4月11日,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和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三项入围十大终评会的考古项目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拉开了本年度“十大考古进校园”活动的序幕。
 
沙龙现场
 
  为了更好地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并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召集人曹斌老师还同时邀请了10多名学者共同参加,现场互动讨论。同时,为营造更好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的氛围,主办方共同推出了活动海报,以纸质版和电子版的形式同时推广,纸质版在教学楼张贴,电子版在校内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地的电子展示屏滚动播放,引发了学生们的驻足和热议。此外,电子海报也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商周文明等公众号同步推出,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纷纷转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人民大学站”在召开前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期待。
 
  4月11日下午1点,校内外学者、学生陆续到达,在热烈的气氛中,曹斌首先说明了本次沙龙的主旨,并介绍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利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崔俊俊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樊温泉三位考古发掘项目报告人以及参加研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访问学者暨京都大学研究员菊地大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进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胡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宏飞、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崔涛和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博士陈北辰等学者。其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吕学明教授致词,肯定了本次“十大考古进校园”专题活动意义的同时,表达了对各位学者的欢迎和对活动的期待。
 
  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专题的上半场主题为“2017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杨利平首先就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分概况、发掘背景、发掘收获、综合研究、认识、意义和保护利用几个部分做了十分精彩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在座学者纷纷提问并进行互动讨论。张东首先总结关中地区聚落考古现状,指出杨官寨遗址应用聚落考古的传统手段并结合自然科学、多学科的手段来揭示古代社会,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提到庙底沟时期已经出现社会分层,期待杨官寨遗址在高等级墓葬和居址方面再次取得重大发现。其后,吕学明、崔俊俊、李宏飞提到完整陶器大多在环壕;遗址中葬具、水池、广场情况;杨官寨地区与甘青地区偏洞室墓传播关系;杨官寨遗址模式与其他文化遗址模式异同等问题,杨利平指出杨官寨遗址属内敛式文化,应立足自身模式解答本区域问题。环壕中出现的陶器可能为祭祀活动的产物,表明环壕失去原来的功能,是庙底沟类型由上升势头转向下坡路的表现。遗址中无木质葬具,但墓主有席子包裹,有陶器在墓道和墓室之间应有封门意义,水池是人工的水利设施,水沟中有3次明确的清理和重新使用的痕迹。杨官寨地区与甘青地区偏洞室墓二者的文化传播关系目前未确定,未来计划沿泾河做工作,希望日后能解答此问题。
 
  崔俊俊从墓葬概况、发掘收获、发现意义等方面介绍了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的情况,特别强调了春秋早期墓祭遗存、有刻铭的春秋中晚期卫国编钟及春秋晚期“荒帷”遗迹的发现。樊温泉主要介绍了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的故城概况、北城门遗址、三号车马坑、公共展示及发现意义,着重介绍了渠门、各时期道路遗迹、瓮城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及三号车马坑遗址大型安车遗址的发现。此外,还介绍了郑韩故城的公共考古及公众展示成果。由于两项考古发掘都是周代的遗址,带着对报告内容的思考,学者们在其后的圆桌讨论环节进行了集中的互动交流。
 
  徐义华指出报告中提到的材料不仅对考古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相关的历史学问题的解决也有启发意义。如陶寺北墓地出土与卫国相关的铭文材料对于研究卫晋关系乃至春秋史的价值,郑韩故城遗址的发掘对研究郑国史的重要作用以及杨官寨遗址人工水池、广场等的意义。胡进驻从陶寺北墓地中出土的铜器组合出发,对墓地等级、陪葬制度发表看法;同时,还提到郑韩故城方向坐西面东和坐北面南的学术争论。樊温泉回应了自己的看法,并表示此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认识;张东对陶寺北与陶寺遗址的关系以及随葬卫国铜器墓的墓主性别等提出问题,崔俊俊老师指出陶寺北墓地有二里头晚期遗址,而陪葬有卫国铜器的墓,根据其随葬有兵器、工具等特征判断墓主为男性。李宏飞对陶寺北二里头晚期遗存面貌提出问题,崔俊俊回应陶寺北墓地二里头晚期主要遗物为三足瓮,无二里岗墓地,也无对应的居址。同时,李宏飞还指出据现有材料看偏洞室墓向西可能有缺环,并提出已有碳十四数据是否能回答墓葬间的亲缘关系,陶器数量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从墓地平面了解到墓葬关系等问题。杨利平认为现有的研究由于样本数量的增长,数据的精确度已经较以往有所提升,但得到数据库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回答相关问题,研究者对数据结果精确度、误差度的把握也很重要,相关研究还是要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胡胜对大上清宫遗址进行了介绍,特别就2017年发掘的宋元明清时期堆积以及诸多新发现与各位学者进行分享;孙闻博提出陶寺北墓地随葬兵器种类、比重的问题,崔俊俊指出兵器均随葬于男性铜器墓,包括戈、箭镞、矛等,位于棺椁之间,均置于一侧。此后孙闻博又提到郑韩故城隔城墙、瓮城及西城外的郑公墓地等问题,樊温泉认为隔城墙建立后,王陵迁出城内,而瓮城的形状是否规则可能与因地制宜有关;菊地大树注意到此前发掘的郑韩故城祭祀坑以小马为主,但三号坑马以7~8岁为主,故对陶寺北墓地及郑韩故城马的年龄、体高等提出问题,崔俊俊解答陶寺北墓地随葬马多为5~8岁。菊地大树同时关注到器物内动物骨骼的部位问题,崔俊俊解答祭祀时器物内骨骼多为肢骨,有墓葬中有整体肢解后放置于不同器物内的现象。此后,各位学者还对可能的养马地点及范围进行了讨论。短短四个小时,各位学者的报告及讨论让学生们收获颇丰,也带来很多启发和思考。
 
  曹斌在最后的总结中认为,杨官寨遗址的中心广场、水池以及偏洞室墓葬等都是商周考古特别关注的问题;陶寺北墓地是2017年周代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之一,从已公布材料判断墓地时代上限可能在西周晚期偏晚阶段;郑韩故城发掘的道路、车辙、车马坑等均是考古难度很高的工作,体现出了很高的发掘水平和工作理念。期待明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再见。(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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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越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