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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盛于微:北朝、隋唐墓葬与历史文化——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八期纪要

发布时间:2018-05-08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姜伊 等
  2018年4月2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八期)”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学者、师生到场参与讨论。本期沙龙主题为“观盛于微:北朝、隋唐墓葬与历史文化”,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


沙龙海报

  首先,沙龙召集人——四川大学王煜副教授对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简单介绍了该系列沙龙的缘起,其渊源和催生于近年来已由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并即将在吉林大学等高校继续举办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同时得益于宽松的时代环境以及考古界前辈对青年学者的提携和支持。本期沙龙主题是以北朝至隋唐的墓葬文化为中心,王煜老师认为相对于该时段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丰富的考古材料,目前研究该时段,尤其是隋唐的青年学者较少,学术传统相对单一,因此希望在学界前辈的提携和指导下,更多青年人能参与进来。


王煜副教授

  其后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致辞。霍老师首先对到场的老师和同学表达了感谢,随后发表了题为“东西交流、南北对济,华夷交融——魏晋南北朝考古的三个观察维度”的讲话。讲话中他以地面的佛教石窟艺术遗存和地下的墓葬材料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三个重要维度对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东西交流。从外部世界来讲,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并没有因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格局的出现而中断,东罗马、波斯萨珊的因素不断地由西向东进入到中土。他特别提到甘青道、河南道以及向下直到益州的这条道路,一直联通着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的益州和西域地区。从内部世界来讲,很多由西向东的势力的集聚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发生作用。过去宿白先生对此有过研究,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观察到平城势力的汇聚。在平城之前,还有凉州地区。从凉州到平城、再到洛阳,这样一条流传的路线在魏晋南北朝考古中的佛教艺术中表现的非常精准。他认为南朝佛造像文化传统的变革,应该在齐梁之际最为显著。所谓的东西交流,有外部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因素,也有现在中国版图上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其次是南北对济。从佛教艺术来讲,褒衣博带究竟是来自于南朝还是北朝,这背后还有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看待南北双方,长城内外。要从新的维度出发来看,中原士族南移带来的文化和江东旧族之前固有的文化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碰撞和交往,来自更遥远的北方草原民族,他们又给中原文化带来了什么新的元素,注入了什么刺激性的因素。

  最后是华夷交融,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这个维度来理解。北周时期有一批粟特人的墓葬中发现了石棺椁,这肯定不是粟特旧俗。对于这个习俗的来源问题,如果放到一个大的时空去看,可以看到鲜卑人在平城已经有绘制棺版画的传统,其基本的格套、题材都已经形成。这种传统还从鲜卑传到了吐谷浑,再传到吐蕃,这条传播路线非常清楚。另外,北朝时期出现的大量石棺椁葬具,也要放在一个大的维度去看。外来人群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改变自身习俗的过程中,肯定也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华夷交融也是魏晋南北朝考古的重要观察维度。


霍巍教授

  上午第一场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梅田教授作题为《历史时期考古中的区域研究——以南北朝交接地区的襄阳为例》的报告。李梅田教授首先提到:区域文化研究一直是考古学,更是历史时期考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的区域研究是基于遗存形态的差异进行的研究。


李梅田教授

  徐苹芳先生曾提出,在进行历史时期分区研究时,要重视历史上的人文地理分区,还要重视政治因素。从汉代至明清的人文地理分区基本面貌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不同时段有粗略、详尽之分,这种分别是社会复杂程度变化引起的,历史时期考古的区域研究应从区域文化内涵及区域互动角度来揭示这种复杂性。

  历史时期的社会复杂性表现在区域上有四个特点:第一,政治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地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第二,社会阶层分化后,考古所见遗存以社会精英阶层遗存为主;第三,交通线路扩展和人口流动频繁,区域互动与变迁加剧;第四,区域内资源分布不均、开发程度不同,需考虑遗存类别的不均衡。

  李梅田教授基于老一辈学者历史时期考古区域研究的大量成果以及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总结出历史时期区域研究的四大内容:第一,确定区域文化特征;第二,确定区域文化定位;第三,确定区域之间的关系;第四,考虑区域文化的动态变化。

  襄阳恰是南北朝区域文化研究的极佳范例。这里地处华中地区的腹心,位于南阳盆地,与西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等地形成水陆联系。襄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南北政权交接的边境地区,在南朝的刘宋和萧梁时期,此地政治军事地位上升,与建康联系紧密,也是北人南下的重要落脚点。


襄阳地理位置示意图

  这一地区经过科学发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数量较少,但是发现了较为密集地沿汉水分布的数量众多的南朝画像砖,基本可以借此揭示襄阳地区的区域文化内涵。李梅田教授对襄阳的几座南朝画像砖墓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介绍,提到这几座墓中画像砖的内容和布局均与长江中下游所见差距较大,且有两类内容非常引人注目。
  
  第一类是佛教内容,这批画像砖常有莲花、宝瓶、熏炉、经幢、宝珠、供养人等形象,这一地区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并不鲜见,多座东汉、三国时期墓葬中均出土了装饰菩提叶鸱尾的多层陶楼,很可能与佛塔有关。这批墓葬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佛教内容,是因为这里是汉末、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的重要佛教中心,东晋时期,这一地区的佛教活动达到顶峰,南朝时从刘宋开始,多位帝王宗室曾驻守襄阳,并大量开展佛教推广活动。
 

左:襄阳柿庄M15中出土画像砖上的宝瓶、莲花图像  右:襄阳贾家冲M1中出土画像砖上的熏炉图像

  还有一类是乐舞内容,图像中的服饰特征和乐器组合与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北方石窟寺中的此类图像差别较大。李梅田教授推测,这种乐舞图像或与荆襄民间流行的西曲倚歌有关。结合文献来看,这类歌舞诞生于刘宋时期,且与当地的蛮夷有关,汉水流域画像和陶俑中常见头戴尖顶毡帽、着短衣袴褶的武士,其装束与洛阳、建康等地常见的武士装束大不相同,可能就是归化后的土著蛮夷。西曲后经精英士人的采集和仿作而登大雅之堂,镇守荆襄的南朝皇室也对西曲进行仿作,且大多以荆襄江岸城镇地名为名,词句也非常民间化,还夹杂长江下游的方言,恰是此时长江中游与下游之间常有商贾往来的写照。另外,襄阳地处边疆地区,所以西曲内容除了贾人思妇,还有征士思归。

  襄阳是地处边境的南北交汇地区,其区域文化如何产生?又何去何从?李梅田教授通过另外一组图像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襄阳地区的画像砖中还有一种深目高鼻的胡人老人形象,在东魏茹茹公主墓和北齐厍狄迴洛墓中也有出现。沈从文先生曾对此进行释读,将其释为文康舞,文康舞是来自粟特地区的舞蹈,《乐府诗集》中提到名叫文康的“西方老胡”是具有胡人面目特征、擅长胡舞的长髯老者,出场时歌舞相随,以凤凰、狮子为伴,与邓县墓的舞蹈画像非常契合。


左:邓县画像砖墓(齐梁);右;磁县茹茹公主墓(东魏550年)

  文康舞在南朝时期成为荆襄地区的民间傩戏,以“老胡文康”为主角,扩散于江淮之间,是南朝极为流行的乐舞表演。后来,文康舞与西曲一样,经过梁武帝的改编进入宫廷,成为颂圣表演。

  文康舞源自中亚粟特康国,之所以流行于荆襄,或可能与经汉水流寓荆襄的关中胡人流民有关。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是中古时期北人南下的两大浪潮,襄、邓一带是关中、中原移民的主要落脚点和中转站,北人过汉水秦岭,到达南阳盆地之后继续向外辐射,一直蔓延至整个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一直到湘江流域。其中的中亚移民为长江中游地区带来了浓郁的异域风情,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态。永嘉之乱后,一部分关中粟特人流寓襄阳,如蓝田康氏三千户越秦岭、经武关道南下,居岘山脚下,特侨置华山郡(今宜城,即“大堤”)。安史之乱时的北人南下浪潮仍经由襄邓地区,其中当有大量新、旧中亚移民,《太平广记》中记载的活跃于长江中游的胡人,应当有相当一部分是沿丝绸之路转道汉水南下的。长沙地区的著名外销瓷长沙窑中瓷器的纹饰与造型有大量中亚、西亚的文化因素,除考虑海路传播,也要考虑这些因素从北方来的可能性,尤其要考虑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胡人南下的历史背景。


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长沙窑瓷器

  由此,李梅田教授提出,是否可以对长江中游中古时期的区域文化的来源做重新考量:以荆襄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古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或可将其中汉水水道视为丝绸之路的南延之路?

  报告结束之后,霍巍教授就南朝时期长江流域佛教的来源和传播问题与李梅田教授展开讨论,并对比了成都与襄阳两地出土佛教相关遗存的情况,提出要充分注意襄阳对于探讨南朝时期佛教问题的重要性。

  随后四川大学白彬教授提出,虽然襄阳的南朝佛教因素图像可能是在北方移民南迁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在同一时期南北方这类图像的载体有很大不同,但是长江中下游均具有营造画像砖墓的传统,或许可以同时考虑这批图像源自长江下游的可能性。暨南大学崔世平副教授又针对襄阳画像砖墓的图像功能、墓葬等级、墓主身份等问题进行提问。李梅田教授认为这批图像中佛教因素可能与墓主的信仰和身份没有太大关系,或许在肇始阶段有一定含义,之后则逐渐转变为社会风尚的反映。这批画像砖墓的等级基本较高,但是由于这一地区为交通交流的十字路口,总体来讲为移民社会,很难判断墓主的具体身份。王煜副教授又提出,墓葬是否可以反映出该时期荆襄与四川两地,乃至整个长江流域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比如大型石兽、所谓镇墓俑类的传播问题。并提问,此时长江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相比,何处墓葬中的佛教因素更多?为什么在襄阳地区的墓葬图像中出现了用佛教道具替换佛像的情况?李梅田教授回应,总体来讲两地差异不大,之所以出现替换现象或许与当时的生死观有关。


白彬教授

  随后由上海师范大学范兆飞教授进行报告,题目为《螭龙的光与影——中古早期碑额形象演变》。


范兆飞教授

  范兆飞教授的报告主要研究了汉唐时期石碑碑额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发生这种变化的背景和意义。东汉以来,造碑成为一种风尚,石碑开始大量出现。汉碑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穿,按照碑首的形制主要可以分为平首、圭首和圆首三种。圆形汉碑与圭首汉碑使用较多,其中圭首汉碑基本对称,圆形汉碑主要有晕首和螭龙两种:晕首汉碑多数不对称,螭龙汉碑多数对称,不对称的螭龙汉碑多见于巴蜀地区,可能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通过比对还可以发现,过去汉碑上所谓的晕首,其实是螭龙的一种变体。


东汉白石神君碑


东汉景云碑

  之后范兆飞教授分析了汉之后碑首的发展。西晋时期的螭首圆碑,多数呈奇妙的点中心对称(如辟雍碑),应该脱胎于造型相同的晕首汉碑。在东晋南朝,穿重新回归于碑身,相比魏晋时期的无穿化进程,似乎是碑额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曲折,显示东晋南朝对汉制的继承。北朝螭首圆碑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碑额通常四条螭龙,形体精瘦,较少缠绕,题额宽大;中后期碑额通常六条螭龙,龙体丰满肥大,缠绕有力,圭形题额,面积较小。北朝中后期至隋唐时期碑额的二龙拱珠,既有外来佛教的影响,也有本土文化的因素。范兆飞教授指出,北朝后期的碑首形制,对隋唐墓碑的碑额产生决定性影响,碑额螭龙的千变万化,蕴含着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多重意义。


北魏霍扬碑


北齐兰陵王高肃碑

  报告结束后,现场师生就碑首的形制演变、背后动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还对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了交流,都认为历史学和考古学应当在材料、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联系,促进学科共同发展。

  下午第一场由来自复旦大学的李星明教授以《唐代护法神式镇墓俑试析》为主题作学术报告。


李星明教授

  李星明教授的报告主要探讨唐代墓葬镇墓神煞俑组合中成对的镇墓武士俑的变化及其佛教因素。大约从北魏后期到唐太宗时期,具有中亚和印度宗教文化特点的守护神的形象以壁画或石葬具雕刻形式出现在北方鲜卑、汉族贵族墓葬和入华粟特人、罽宾人墓葬之中。唐高宗时期,墓葬中的镇墓武士俑已然呈现出当时佛教艺术中流行的护法神形象,其表现材媒和方式亦不同于北朝后期、隋代及唐初墓葬中的守护神或护法神图像。由壁画和葬具雕刻到随葬俑,护法神形象进一步向中土墓葬镇墓习俗渗透,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李星明教授首先介绍了镇墓兽的名目考证。“当圹”、“当野”为唐人对两件镇墓武士俑的称谓,“当圹”、“当野”二词中的“当”为守卫抵御之意,“圹”、“野”分别指墓室和墓地,“当圹”、“当野”意为墓葬的守护神。这种守护神的形象与同时期佛教护法神的现象一样,有些学者也将这种守护神形象的俑称为天王俑。

  这种护法神的形象在北朝壁画和石葬具雕刻中已经出现,其形象有浓郁的印度文化的因素。北魏到唐代初期,墓室门口、石墓门和石葬具上已经出现佛教护法神图像,但是同时期的镇墓俑和镇墓兽还保留北朝以来写实的形象,而护法神式的镇墓武士俑的出现要到唐高宗时期以后。唐高宗时期以后,护法神或天王样式的镇墓武士俑便成为镇墓神煞组合中的稳定样式。从北魏到武周时期,墓葬中借用佛教护法神形象从墓门壁画和石墓门、石葬具雕刻的形式向明器系统中的镇墓武士俑的形式转换,是一种重要的变化。这种转换,一种是直接的模仿,一种是真正进入丧葬习俗的镇墓系统,这应该是佛教因素对中土墓葬影响的两个不同阶段。

  从流行于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的镇墓武士俑的形象特征来看,其形象带有明显的佛教造像中的护法神和天王的形象特点。这些护法神样式的镇墓武士俑均身穿铠甲,头戴兜鍪或头梳宝髻,披膊多作兽首含臂状,立于岩石台座之上,表情和动态也与同时期佛教石窟和寺院中的护法神类似和相同。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常见脚踏卧牛者,武周以后多见脚踏夜叉者。其中头戴兜鍪和头梳宝髻,或头上饰有双翼者,与佛教造像中的天王像相同,一般被认定是借用天王的形象。
随后李星明教授结合中外佛教图像和雕塑材料来解读镇墓俑形象特点的来源。他认为从武周时期开始又出现兜鍪或宝髻上置有鸟形冠饰者,其形象与唐代初期出现的佛教图像中头上饰鹰或凤鸟的迦楼罗的形象十分相似。所以,唐墓中头戴兜鍪和头梳宝髻或戴双翼冠而无鸟形冠饰的护法神式镇墓武士俑应该是借用佛教造像中的天王形象,而武周及其以后戴鸟形冠饰的护法神式镇墓武士俑应是借用佛教图像中的迦楼罗形象。


  在墓葬中戴狮或虎头帽的镇墓武士俑迟至唐高宗早期就已经出现,直到唐玄宗时期仍然可以看到。戴狮或虎头帽的镇墓武士俑正值佛教石窟中佛陀或天王身旁的戴狮或虎头帽的乾闼婆较为常见的时期,因此镇墓武士俑应该是借用了戴狮或虎头帽的乾闼婆形象。在唐墓中还有夜叉式形象,一般表现为被武士俑脚踩的形式,偶尔还发现有夜叉独立作为镇墓俑的现象。唐代墓葬里面出现的这些镇墓俑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它们来自于佛教图像中的护法部众的形象。这些镇墓武士俑的造型不仅仅模仿佛教的天王像,也吸纳了乾闼婆和迦楼罗形象因素,再加上镇墓武士俑脚下的夜叉,以及独立出现的夜叉,可以看到唐代镇墓武士俑借用了佛教中的多种护法神的形象。

  李星明教授发言结束后,现场师生就镇墓俑像的定名、护法神俑所表现的信仰、戴鸟形冠俑像的出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学术观点。李星明教授认为,佛教图像中的护法神形象和墓葬中的镇墓俑形象都有护卫的含义,但是佛教图像中的护法神形象进入墓葬中之后其佛教含义淡化,而进入墓葬习俗。他同时也指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具有一定的墓葬风俗,我们也需要有历史的概念,不能跨越历史时空去附会。


同学提问

  最后一场报告来自暨南大学崔世平副教授,题目是《河北因素与唐宋墓葬制度变革:基于墓葬形制和装饰的研究》。崔老师首先介绍本次报告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重点讨论唐宋墓葬制度变革问题,关注河北墓葬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从墓葬因素——形制和装饰的角度进行分析。


崔世平副教授

  该问题的提出是受到历史学界“唐宋变革”问题的启发,继而思考“唐宋变革”问题在考古学上有什么体现,能否从墓葬变化上看到“唐宋变革”。唐宋之间的墓葬,从地域上看,北方的变化较南方更为明显,直观地观察中原、北方地区的唐代和宋代墓葬,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故而希图通过材料的梳理,讨论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和演进的、是否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变革,以及墓葬制度变革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报告可分为五个部分,首先介绍两京地区唐代墓葬的特征。通过前人研究,可将两京地区唐代墓葬的特征总结为以下三点:从墓葬形制看,主要有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一般都是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的砖室墓或土洞墓,单室墓居多;从棺床、葬具位置看,墓葬方向一般是坐北朝南,葬具多在墓室西部,顺置于西壁下,墓主头向则相应地向南北,棺床的形状为长方形或前窄后宽的梯形,墓门位置移到南壁偏东,甚至与东壁相连(刀把形墓);墓葬装饰,在墓壁上绘建筑壁画,作为墓室空间的分割标志和现实建筑的象征,很少使用砖砌仿木结构墓葬装饰。

  第二部分,河北地区唐墓的特征。河北地区,指唐代河北道地区,主要包括今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北部、河北省、京津地区、辽宁省朝阳等地区。将河北地区唐墓葬与两京地区比较,有三点特征:第一,多使用圆形或弧方形砖室墓,圆形墓所占比例较大,出现多角形墓,有少量石室墓;第二,棺床多横置于墓室后部,依墓室形制呈长方形、半圆形或倒凹字形,墓门位于墓室南壁正中;第三,砖室墓墓门多使用翼墙、门楼,墓室内砖砌或雕出砖柱、斗栱、假门、直棂窗等仿木构建筑和桌椅、灯檠等家具作为装饰。这些特征可称为唐代墓葬中的“河北因素”。在此之前已有人对北方地区隋唐墓葬进行过研究,可知圆形墓在辽宁朝阳出现较早,占比例较大,后逐渐向南推进至河北北部和南部。圆形墓在唐代是从北往南逐渐传播的,其影响力也是从北往南逐渐递减的。


朝阳中山营子唐墓平面图和墓门


朝阳高英淑墓平面图

  其次,对圆形墓渊源进行探讨。崔世平老师梳理了前人对于圆形墓源流的研究后认为圆形墓来源于北朝的可能性更大。齐东方先生曾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圆形墓大约是继承了北朝的做法。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大都是圆形墓。临淄紧靠北方,东魏、北齐时是一个行政区域。其他北朝墓多弧方形,有的墓弧度也很大,接近圆形,还有椭圆形墓葬,唐墓应是直接继承了这一地方性特征。



临淄北朝崔氏一号墓平剖面图

  之后,对砖雕仿木构建筑装饰的渊源进行探讨。汉代崖洞墓和画像石墓中已经出现仿木构石雕斗栱建筑。甘肃酒泉县下河清汉墓24号墓墓门上的“檐墙”上雕有斗栱,陕西潼关东汉弘农杨氏墓地的七座墓都有仿木结构的门楼。华阴北魏杨舒墓有高大的仿木构砖砌门楼,室内四角砖砌角柱。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甬道券顶以上据说原砌有砖刻仿木结构。山西祁县北齐韩裔墓,甬道最南端有结构复杂的仿木构砖雕门楼建筑。

  此外河北地区神煞俑也颇具特点。天王俑、镇墓俑之外的神煞俑都是在河北地区出现的,唐晚期至五代扩散到其他地区。先前对人首鱼身俑进行研究,可知山西地区和南方的人首鱼身俑都是从河北地区传过去的。

  第三部分,“河北因素”在五代时期的继承和传播。崔世平老师介绍了圆形墓在五代时期的情况。北京辽赵德均墓,有前中后三室,每室又有两个耳室,均为圆形。河北迁安辽韩相墓,单室圆形墓。南唐李昪钦陵,有前中后三室,并带有耳室。后蜀孟知祥和陵,墓室为圆形,棺床横置,有两耳室。孟知祥本为河北人,此墓形制当受河北地区圆形墓影响。墓葬中的仿木构建筑在五代时期的表现,如彬县冯晖墓墓门、宝鸡秦王李茂贞夫人墓、河北曲阳县田庄唐代大型砖室墓等均有雕筑精美的仿木构建筑。

  崔世平老师还对田庄大墓的墓主进行了推测,认为墓主可能为王处存。田庄大墓位于曲阳县南15公里,羊平镇田庄村。唐代曲阳县属定州,原名恒阳,元和十五年改名曲阳。定州先属成德节度使,建中三年易定二州独立为义武节度使,又为义武节度使治所,此墓应为某任易定节度使的墓葬。此墓由墓道、仪门、庭院、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中轴,10个侧室及2个大型龛分列左右,规模较大。认为出现大墓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条件:世袭节度使,根基牢固;死于易定。唐末五代,王处存、王郜、王处直、王都四任属于家族世袭,义武节度使成为割据藩镇。曲阳曾发现五代王处直墓。从墓葬形制来看,使用大量耳室的大墓多出现于唐末五代,如秦王李茂贞夫人墓,幽州节度使赵德均墓、南唐二陵。故而田庄大墓或许为王处存墓。


曲阳田庄大墓


曲阳田庄大墓结构

  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葬,也是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墓主为后唐庄宗德妃伊氏。墓志载辽太宗“内密典丧大臣,藏事依中朝之轨式,表上国之哀荣”。“中朝”一词应是在契丹的汉人对中原王朝的称呼,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在契丹被作为“中朝轨式”,其使用者由汉人逐渐扩展到契丹人,成为一种典型的契丹墓葬形制。德妃墓作为其渊源之一,明确了中朝轨式的内涵,有助于我们理解晚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墓葬因素对契丹的影响,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接着他讨论了河北墓葬因素的制度化。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半独立于唐王朝。五代后梁也只能使部分河北藩镇名义上服从。然而经过后唐的征服与统治,尤其是明宗时代的经营,河北地区消除了割据色彩,成为后唐的核心区之一,河北的士人开始认同中央政权,这是中唐以来的重要变化。德妃墓的形制有河北墓葬因素,而名以“中朝之轨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河北墓葬因素在中原王朝的制度化,也是河北地区的政治文化转型在物质文化上的体现。洛阳发现了一批五代时期的圆形砖雕壁画墓,集中在后晋时期,后晋是中原墓葬制度的转型期。

  第四部分,河北因素在宋金元时期的传承。五代以后,至宋金时期,唐代流行于河北地区的圆形墓、多角形墓、倒凹字形棺床、砖砌仿木构建筑等一系列墓葬形制,“河北因素”已经成为包括河南在内的北方地区墓葬普遍的特征。今山东地区北宋时期开始出现砖雕仿木建筑墓。进入元代后,其他地区的砖雕仿木建筑墓迅速衰退,而山东地区的砖雕壁画墓却繁荣起来。在长江流域,福建地区都发现过一些宋代的砖雕壁画装饰墓葬。例如,后周恭帝柴宗训顺陵,地下部分由竖穴墓道、砖砌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甬道与墓壁上都涂有白灰,上绘仿木结构的部件和人物图像。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墓室平面圆形,周壁砌抹角倚柱十根,柱间有仿木构建筑栏额,柱头有斗拱。从后唐至北宋,均是河北军事集团建立的政权。所以,“河北因素”的传承也可以说是地域文化的一种传承,北宋继承了之前的墓葬传统也是理所应当的。除高等级墓葬外,平民墓也具有同样的文化因素,例如荥阳孤柏嘴宋墓,平面呈六边形,仿木构结构更加繁缛。


宋太宗元德李后陵

  崔世平老师认为唐宋之间墓葬的变化,主要是“河北因素”在起作用。在中央王朝礼制影响较薄弱的河北地区,在墓葬上显示了与两京地区不同的风貌,形成了唐代墓葬的“河北因素”。从唐初就开始出现于朝阳地区的圆形砖室墓和砖雕装饰,逐渐向南发展,影响及于整个唐代河北道南部地区,五代时期遂成为中原王朝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部分,从“晋制”到“宋制”——墓葬制度演进中河北因素的作用。宋墓总体呈现出多样化、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特征。墓葬形制上,以单室墓为主,也有前后双室墓,包括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多种形制。墓葬形制与身份等级无关,只与经济实力有关。墓葬装饰流行砖雕壁画,内容以家居生活题材为主,没有标志等级制度的出行仪仗等内容。富民阶层可以建造精致的砖雕壁画墓。随葬品方面,只随葬少数生活用品,基本没有代表身份等级的仪仗类俑。随葬俑类者多为镇墓俑。“宋制”肇始于唐初的河北地区,经过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发展和传播,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在中原北方地区达到全盛,其影响北及于辽金的北部地区,南达长江流域乃至福建地区,西部可到甘肃地区。元代是宋制墓葬衰落的时期。

  最后,崔世平老师对唐宋墓葬制度变革与河北集团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唐宋墓葬制度的变革是通过对唐代墓葬中的“河北因素”的继承和传播逐渐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北地区政治军事集团势力的壮大和扩张。

  报告结束后,在座老师就其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有老师提出五代隋唐时期墓葬中墓顶常绘有天象图,圆形墓葬的形制是否可以与天象图结合在一起去思考?报告中所提及的唐制与宋制问题,有无区域性?不同等级的墓葬所体现的因素有无差异?划分所谓的唐制、宋制的时间节点等。本次报告给我们很大启发,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沙龙现场


与会学者

  最后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白彬教授对本期沙龙进行了总结。第一,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各个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已基本建立,基本方法和理论亦已具备,今天的考古学面临着转型问题。几位老师的报告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关注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的内容,但这样的空白点并不特别多,因此如何突破已有研究,是现今学者们所面临的困境。这就要求考古学不能像以前一样“自说自话”,而应多关注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得考古学研究更加细节化、具象化,并对其他学科作出回应;第二,可以看到现代史学界关注对象已不仅限于传世文献,而是经常涉及到出土图像、铭刻等非常纯粹的考古学材料,同时有一些重要发现,因此考古学者应保持“危机感”;第三,过去考古学内部划分细致,造成了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隔阂,现在的考古学有综合发展的趋势。只有将各时段考古相贯通,并与其他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等学科结合,才能做好考古研究。此外还要重视田野考古和实地调查,以获得对材料的直观感受。白彬老师最终再次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并表达了对本系列沙龙的期望。

撰稿:姜伊、齐广、吕瑞东、焦阳、李孟雅
摄影:祝铭、李孟雅
校对: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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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盛于微:北朝、隋唐墓葬与历史文化——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八期纪要

发布时间:2018-05-08

  2018年4月2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八期)”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学者、师生到场参与讨论。本期沙龙主题为“观盛于微:北朝、隋唐墓葬与历史文化”,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


沙龙海报

  首先,沙龙召集人——四川大学王煜副教授对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简单介绍了该系列沙龙的缘起,其渊源和催生于近年来已由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并即将在吉林大学等高校继续举办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同时得益于宽松的时代环境以及考古界前辈对青年学者的提携和支持。本期沙龙主题是以北朝至隋唐的墓葬文化为中心,王煜老师认为相对于该时段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丰富的考古材料,目前研究该时段,尤其是隋唐的青年学者较少,学术传统相对单一,因此希望在学界前辈的提携和指导下,更多青年人能参与进来。


王煜副教授

  其后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致辞。霍老师首先对到场的老师和同学表达了感谢,随后发表了题为“东西交流、南北对济,华夷交融——魏晋南北朝考古的三个观察维度”的讲话。讲话中他以地面的佛教石窟艺术遗存和地下的墓葬材料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三个重要维度对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东西交流。从外部世界来讲,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并没有因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格局的出现而中断,东罗马、波斯萨珊的因素不断地由西向东进入到中土。他特别提到甘青道、河南道以及向下直到益州的这条道路,一直联通着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的益州和西域地区。从内部世界来讲,很多由西向东的势力的集聚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发生作用。过去宿白先生对此有过研究,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观察到平城势力的汇聚。在平城之前,还有凉州地区。从凉州到平城、再到洛阳,这样一条流传的路线在魏晋南北朝考古中的佛教艺术中表现的非常精准。他认为南朝佛造像文化传统的变革,应该在齐梁之际最为显著。所谓的东西交流,有外部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因素,也有现在中国版图上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其次是南北对济。从佛教艺术来讲,褒衣博带究竟是来自于南朝还是北朝,这背后还有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看待南北双方,长城内外。要从新的维度出发来看,中原士族南移带来的文化和江东旧族之前固有的文化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碰撞和交往,来自更遥远的北方草原民族,他们又给中原文化带来了什么新的元素,注入了什么刺激性的因素。

  最后是华夷交融,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这个维度来理解。北周时期有一批粟特人的墓葬中发现了石棺椁,这肯定不是粟特旧俗。对于这个习俗的来源问题,如果放到一个大的时空去看,可以看到鲜卑人在平城已经有绘制棺版画的传统,其基本的格套、题材都已经形成。这种传统还从鲜卑传到了吐谷浑,再传到吐蕃,这条传播路线非常清楚。另外,北朝时期出现的大量石棺椁葬具,也要放在一个大的维度去看。外来人群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改变自身习俗的过程中,肯定也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华夷交融也是魏晋南北朝考古的重要观察维度。


霍巍教授

  上午第一场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梅田教授作题为《历史时期考古中的区域研究——以南北朝交接地区的襄阳为例》的报告。李梅田教授首先提到:区域文化研究一直是考古学,更是历史时期考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的区域研究是基于遗存形态的差异进行的研究。


李梅田教授

  徐苹芳先生曾提出,在进行历史时期分区研究时,要重视历史上的人文地理分区,还要重视政治因素。从汉代至明清的人文地理分区基本面貌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不同时段有粗略、详尽之分,这种分别是社会复杂程度变化引起的,历史时期考古的区域研究应从区域文化内涵及区域互动角度来揭示这种复杂性。

  历史时期的社会复杂性表现在区域上有四个特点:第一,政治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地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第二,社会阶层分化后,考古所见遗存以社会精英阶层遗存为主;第三,交通线路扩展和人口流动频繁,区域互动与变迁加剧;第四,区域内资源分布不均、开发程度不同,需考虑遗存类别的不均衡。

  李梅田教授基于老一辈学者历史时期考古区域研究的大量成果以及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总结出历史时期区域研究的四大内容:第一,确定区域文化特征;第二,确定区域文化定位;第三,确定区域之间的关系;第四,考虑区域文化的动态变化。

  襄阳恰是南北朝区域文化研究的极佳范例。这里地处华中地区的腹心,位于南阳盆地,与西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等地形成水陆联系。襄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南北政权交接的边境地区,在南朝的刘宋和萧梁时期,此地政治军事地位上升,与建康联系紧密,也是北人南下的重要落脚点。


襄阳地理位置示意图

  这一地区经过科学发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数量较少,但是发现了较为密集地沿汉水分布的数量众多的南朝画像砖,基本可以借此揭示襄阳地区的区域文化内涵。李梅田教授对襄阳的几座南朝画像砖墓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介绍,提到这几座墓中画像砖的内容和布局均与长江中下游所见差距较大,且有两类内容非常引人注目。
  
  第一类是佛教内容,这批画像砖常有莲花、宝瓶、熏炉、经幢、宝珠、供养人等形象,这一地区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并不鲜见,多座东汉、三国时期墓葬中均出土了装饰菩提叶鸱尾的多层陶楼,很可能与佛塔有关。这批墓葬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佛教内容,是因为这里是汉末、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的重要佛教中心,东晋时期,这一地区的佛教活动达到顶峰,南朝时从刘宋开始,多位帝王宗室曾驻守襄阳,并大量开展佛教推广活动。
 

左:襄阳柿庄M15中出土画像砖上的宝瓶、莲花图像  右:襄阳贾家冲M1中出土画像砖上的熏炉图像

  还有一类是乐舞内容,图像中的服饰特征和乐器组合与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北方石窟寺中的此类图像差别较大。李梅田教授推测,这种乐舞图像或与荆襄民间流行的西曲倚歌有关。结合文献来看,这类歌舞诞生于刘宋时期,且与当地的蛮夷有关,汉水流域画像和陶俑中常见头戴尖顶毡帽、着短衣袴褶的武士,其装束与洛阳、建康等地常见的武士装束大不相同,可能就是归化后的土著蛮夷。西曲后经精英士人的采集和仿作而登大雅之堂,镇守荆襄的南朝皇室也对西曲进行仿作,且大多以荆襄江岸城镇地名为名,词句也非常民间化,还夹杂长江下游的方言,恰是此时长江中游与下游之间常有商贾往来的写照。另外,襄阳地处边疆地区,所以西曲内容除了贾人思妇,还有征士思归。

  襄阳是地处边境的南北交汇地区,其区域文化如何产生?又何去何从?李梅田教授通过另外一组图像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襄阳地区的画像砖中还有一种深目高鼻的胡人老人形象,在东魏茹茹公主墓和北齐厍狄迴洛墓中也有出现。沈从文先生曾对此进行释读,将其释为文康舞,文康舞是来自粟特地区的舞蹈,《乐府诗集》中提到名叫文康的“西方老胡”是具有胡人面目特征、擅长胡舞的长髯老者,出场时歌舞相随,以凤凰、狮子为伴,与邓县墓的舞蹈画像非常契合。


左:邓县画像砖墓(齐梁);右;磁县茹茹公主墓(东魏550年)

  文康舞在南朝时期成为荆襄地区的民间傩戏,以“老胡文康”为主角,扩散于江淮之间,是南朝极为流行的乐舞表演。后来,文康舞与西曲一样,经过梁武帝的改编进入宫廷,成为颂圣表演。

  文康舞源自中亚粟特康国,之所以流行于荆襄,或可能与经汉水流寓荆襄的关中胡人流民有关。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是中古时期北人南下的两大浪潮,襄、邓一带是关中、中原移民的主要落脚点和中转站,北人过汉水秦岭,到达南阳盆地之后继续向外辐射,一直蔓延至整个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一直到湘江流域。其中的中亚移民为长江中游地区带来了浓郁的异域风情,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态。永嘉之乱后,一部分关中粟特人流寓襄阳,如蓝田康氏三千户越秦岭、经武关道南下,居岘山脚下,特侨置华山郡(今宜城,即“大堤”)。安史之乱时的北人南下浪潮仍经由襄邓地区,其中当有大量新、旧中亚移民,《太平广记》中记载的活跃于长江中游的胡人,应当有相当一部分是沿丝绸之路转道汉水南下的。长沙地区的著名外销瓷长沙窑中瓷器的纹饰与造型有大量中亚、西亚的文化因素,除考虑海路传播,也要考虑这些因素从北方来的可能性,尤其要考虑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胡人南下的历史背景。


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长沙窑瓷器

  由此,李梅田教授提出,是否可以对长江中游中古时期的区域文化的来源做重新考量:以荆襄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古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或可将其中汉水水道视为丝绸之路的南延之路?

  报告结束之后,霍巍教授就南朝时期长江流域佛教的来源和传播问题与李梅田教授展开讨论,并对比了成都与襄阳两地出土佛教相关遗存的情况,提出要充分注意襄阳对于探讨南朝时期佛教问题的重要性。

  随后四川大学白彬教授提出,虽然襄阳的南朝佛教因素图像可能是在北方移民南迁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在同一时期南北方这类图像的载体有很大不同,但是长江中下游均具有营造画像砖墓的传统,或许可以同时考虑这批图像源自长江下游的可能性。暨南大学崔世平副教授又针对襄阳画像砖墓的图像功能、墓葬等级、墓主身份等问题进行提问。李梅田教授认为这批图像中佛教因素可能与墓主的信仰和身份没有太大关系,或许在肇始阶段有一定含义,之后则逐渐转变为社会风尚的反映。这批画像砖墓的等级基本较高,但是由于这一地区为交通交流的十字路口,总体来讲为移民社会,很难判断墓主的具体身份。王煜副教授又提出,墓葬是否可以反映出该时期荆襄与四川两地,乃至整个长江流域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比如大型石兽、所谓镇墓俑类的传播问题。并提问,此时长江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相比,何处墓葬中的佛教因素更多?为什么在襄阳地区的墓葬图像中出现了用佛教道具替换佛像的情况?李梅田教授回应,总体来讲两地差异不大,之所以出现替换现象或许与当时的生死观有关。


白彬教授

  随后由上海师范大学范兆飞教授进行报告,题目为《螭龙的光与影——中古早期碑额形象演变》。


范兆飞教授

  范兆飞教授的报告主要研究了汉唐时期石碑碑额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发生这种变化的背景和意义。东汉以来,造碑成为一种风尚,石碑开始大量出现。汉碑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穿,按照碑首的形制主要可以分为平首、圭首和圆首三种。圆形汉碑与圭首汉碑使用较多,其中圭首汉碑基本对称,圆形汉碑主要有晕首和螭龙两种:晕首汉碑多数不对称,螭龙汉碑多数对称,不对称的螭龙汉碑多见于巴蜀地区,可能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通过比对还可以发现,过去汉碑上所谓的晕首,其实是螭龙的一种变体。


东汉白石神君碑


东汉景云碑

  之后范兆飞教授分析了汉之后碑首的发展。西晋时期的螭首圆碑,多数呈奇妙的点中心对称(如辟雍碑),应该脱胎于造型相同的晕首汉碑。在东晋南朝,穿重新回归于碑身,相比魏晋时期的无穿化进程,似乎是碑额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曲折,显示东晋南朝对汉制的继承。北朝螭首圆碑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碑额通常四条螭龙,形体精瘦,较少缠绕,题额宽大;中后期碑额通常六条螭龙,龙体丰满肥大,缠绕有力,圭形题额,面积较小。北朝中后期至隋唐时期碑额的二龙拱珠,既有外来佛教的影响,也有本土文化的因素。范兆飞教授指出,北朝后期的碑首形制,对隋唐墓碑的碑额产生决定性影响,碑额螭龙的千变万化,蕴含着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多重意义。


北魏霍扬碑


北齐兰陵王高肃碑

  报告结束后,现场师生就碑首的形制演变、背后动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还对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了交流,都认为历史学和考古学应当在材料、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联系,促进学科共同发展。

  下午第一场由来自复旦大学的李星明教授以《唐代护法神式镇墓俑试析》为主题作学术报告。


李星明教授

  李星明教授的报告主要探讨唐代墓葬镇墓神煞俑组合中成对的镇墓武士俑的变化及其佛教因素。大约从北魏后期到唐太宗时期,具有中亚和印度宗教文化特点的守护神的形象以壁画或石葬具雕刻形式出现在北方鲜卑、汉族贵族墓葬和入华粟特人、罽宾人墓葬之中。唐高宗时期,墓葬中的镇墓武士俑已然呈现出当时佛教艺术中流行的护法神形象,其表现材媒和方式亦不同于北朝后期、隋代及唐初墓葬中的守护神或护法神图像。由壁画和葬具雕刻到随葬俑,护法神形象进一步向中土墓葬镇墓习俗渗透,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李星明教授首先介绍了镇墓兽的名目考证。“当圹”、“当野”为唐人对两件镇墓武士俑的称谓,“当圹”、“当野”二词中的“当”为守卫抵御之意,“圹”、“野”分别指墓室和墓地,“当圹”、“当野”意为墓葬的守护神。这种守护神的形象与同时期佛教护法神的现象一样,有些学者也将这种守护神形象的俑称为天王俑。

  这种护法神的形象在北朝壁画和石葬具雕刻中已经出现,其形象有浓郁的印度文化的因素。北魏到唐代初期,墓室门口、石墓门和石葬具上已经出现佛教护法神图像,但是同时期的镇墓俑和镇墓兽还保留北朝以来写实的形象,而护法神式的镇墓武士俑的出现要到唐高宗时期以后。唐高宗时期以后,护法神或天王样式的镇墓武士俑便成为镇墓神煞组合中的稳定样式。从北魏到武周时期,墓葬中借用佛教护法神形象从墓门壁画和石墓门、石葬具雕刻的形式向明器系统中的镇墓武士俑的形式转换,是一种重要的变化。这种转换,一种是直接的模仿,一种是真正进入丧葬习俗的镇墓系统,这应该是佛教因素对中土墓葬影响的两个不同阶段。

  从流行于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的镇墓武士俑的形象特征来看,其形象带有明显的佛教造像中的护法神和天王的形象特点。这些护法神样式的镇墓武士俑均身穿铠甲,头戴兜鍪或头梳宝髻,披膊多作兽首含臂状,立于岩石台座之上,表情和动态也与同时期佛教石窟和寺院中的护法神类似和相同。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常见脚踏卧牛者,武周以后多见脚踏夜叉者。其中头戴兜鍪和头梳宝髻,或头上饰有双翼者,与佛教造像中的天王像相同,一般被认定是借用天王的形象。
随后李星明教授结合中外佛教图像和雕塑材料来解读镇墓俑形象特点的来源。他认为从武周时期开始又出现兜鍪或宝髻上置有鸟形冠饰者,其形象与唐代初期出现的佛教图像中头上饰鹰或凤鸟的迦楼罗的形象十分相似。所以,唐墓中头戴兜鍪和头梳宝髻或戴双翼冠而无鸟形冠饰的护法神式镇墓武士俑应该是借用佛教造像中的天王形象,而武周及其以后戴鸟形冠饰的护法神式镇墓武士俑应是借用佛教图像中的迦楼罗形象。


  在墓葬中戴狮或虎头帽的镇墓武士俑迟至唐高宗早期就已经出现,直到唐玄宗时期仍然可以看到。戴狮或虎头帽的镇墓武士俑正值佛教石窟中佛陀或天王身旁的戴狮或虎头帽的乾闼婆较为常见的时期,因此镇墓武士俑应该是借用了戴狮或虎头帽的乾闼婆形象。在唐墓中还有夜叉式形象,一般表现为被武士俑脚踩的形式,偶尔还发现有夜叉独立作为镇墓俑的现象。唐代墓葬里面出现的这些镇墓俑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它们来自于佛教图像中的护法部众的形象。这些镇墓武士俑的造型不仅仅模仿佛教的天王像,也吸纳了乾闼婆和迦楼罗形象因素,再加上镇墓武士俑脚下的夜叉,以及独立出现的夜叉,可以看到唐代镇墓武士俑借用了佛教中的多种护法神的形象。

  李星明教授发言结束后,现场师生就镇墓俑像的定名、护法神俑所表现的信仰、戴鸟形冠俑像的出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学术观点。李星明教授认为,佛教图像中的护法神形象和墓葬中的镇墓俑形象都有护卫的含义,但是佛教图像中的护法神形象进入墓葬中之后其佛教含义淡化,而进入墓葬习俗。他同时也指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具有一定的墓葬风俗,我们也需要有历史的概念,不能跨越历史时空去附会。


同学提问

  最后一场报告来自暨南大学崔世平副教授,题目是《河北因素与唐宋墓葬制度变革:基于墓葬形制和装饰的研究》。崔老师首先介绍本次报告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重点讨论唐宋墓葬制度变革问题,关注河北墓葬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从墓葬因素——形制和装饰的角度进行分析。


崔世平副教授

  该问题的提出是受到历史学界“唐宋变革”问题的启发,继而思考“唐宋变革”问题在考古学上有什么体现,能否从墓葬变化上看到“唐宋变革”。唐宋之间的墓葬,从地域上看,北方的变化较南方更为明显,直观地观察中原、北方地区的唐代和宋代墓葬,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故而希图通过材料的梳理,讨论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和演进的、是否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变革,以及墓葬制度变革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报告可分为五个部分,首先介绍两京地区唐代墓葬的特征。通过前人研究,可将两京地区唐代墓葬的特征总结为以下三点:从墓葬形制看,主要有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一般都是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的砖室墓或土洞墓,单室墓居多;从棺床、葬具位置看,墓葬方向一般是坐北朝南,葬具多在墓室西部,顺置于西壁下,墓主头向则相应地向南北,棺床的形状为长方形或前窄后宽的梯形,墓门位置移到南壁偏东,甚至与东壁相连(刀把形墓);墓葬装饰,在墓壁上绘建筑壁画,作为墓室空间的分割标志和现实建筑的象征,很少使用砖砌仿木结构墓葬装饰。

  第二部分,河北地区唐墓的特征。河北地区,指唐代河北道地区,主要包括今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北部、河北省、京津地区、辽宁省朝阳等地区。将河北地区唐墓葬与两京地区比较,有三点特征:第一,多使用圆形或弧方形砖室墓,圆形墓所占比例较大,出现多角形墓,有少量石室墓;第二,棺床多横置于墓室后部,依墓室形制呈长方形、半圆形或倒凹字形,墓门位于墓室南壁正中;第三,砖室墓墓门多使用翼墙、门楼,墓室内砖砌或雕出砖柱、斗栱、假门、直棂窗等仿木构建筑和桌椅、灯檠等家具作为装饰。这些特征可称为唐代墓葬中的“河北因素”。在此之前已有人对北方地区隋唐墓葬进行过研究,可知圆形墓在辽宁朝阳出现较早,占比例较大,后逐渐向南推进至河北北部和南部。圆形墓在唐代是从北往南逐渐传播的,其影响力也是从北往南逐渐递减的。


朝阳中山营子唐墓平面图和墓门


朝阳高英淑墓平面图

  其次,对圆形墓渊源进行探讨。崔世平老师梳理了前人对于圆形墓源流的研究后认为圆形墓来源于北朝的可能性更大。齐东方先生曾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圆形墓大约是继承了北朝的做法。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大都是圆形墓。临淄紧靠北方,东魏、北齐时是一个行政区域。其他北朝墓多弧方形,有的墓弧度也很大,接近圆形,还有椭圆形墓葬,唐墓应是直接继承了这一地方性特征。



临淄北朝崔氏一号墓平剖面图

  之后,对砖雕仿木构建筑装饰的渊源进行探讨。汉代崖洞墓和画像石墓中已经出现仿木构石雕斗栱建筑。甘肃酒泉县下河清汉墓24号墓墓门上的“檐墙”上雕有斗栱,陕西潼关东汉弘农杨氏墓地的七座墓都有仿木结构的门楼。华阴北魏杨舒墓有高大的仿木构砖砌门楼,室内四角砖砌角柱。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甬道券顶以上据说原砌有砖刻仿木结构。山西祁县北齐韩裔墓,甬道最南端有结构复杂的仿木构砖雕门楼建筑。

  此外河北地区神煞俑也颇具特点。天王俑、镇墓俑之外的神煞俑都是在河北地区出现的,唐晚期至五代扩散到其他地区。先前对人首鱼身俑进行研究,可知山西地区和南方的人首鱼身俑都是从河北地区传过去的。

  第三部分,“河北因素”在五代时期的继承和传播。崔世平老师介绍了圆形墓在五代时期的情况。北京辽赵德均墓,有前中后三室,每室又有两个耳室,均为圆形。河北迁安辽韩相墓,单室圆形墓。南唐李昪钦陵,有前中后三室,并带有耳室。后蜀孟知祥和陵,墓室为圆形,棺床横置,有两耳室。孟知祥本为河北人,此墓形制当受河北地区圆形墓影响。墓葬中的仿木构建筑在五代时期的表现,如彬县冯晖墓墓门、宝鸡秦王李茂贞夫人墓、河北曲阳县田庄唐代大型砖室墓等均有雕筑精美的仿木构建筑。

  崔世平老师还对田庄大墓的墓主进行了推测,认为墓主可能为王处存。田庄大墓位于曲阳县南15公里,羊平镇田庄村。唐代曲阳县属定州,原名恒阳,元和十五年改名曲阳。定州先属成德节度使,建中三年易定二州独立为义武节度使,又为义武节度使治所,此墓应为某任易定节度使的墓葬。此墓由墓道、仪门、庭院、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中轴,10个侧室及2个大型龛分列左右,规模较大。认为出现大墓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条件:世袭节度使,根基牢固;死于易定。唐末五代,王处存、王郜、王处直、王都四任属于家族世袭,义武节度使成为割据藩镇。曲阳曾发现五代王处直墓。从墓葬形制来看,使用大量耳室的大墓多出现于唐末五代,如秦王李茂贞夫人墓,幽州节度使赵德均墓、南唐二陵。故而田庄大墓或许为王处存墓。


曲阳田庄大墓


曲阳田庄大墓结构

  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葬,也是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墓主为后唐庄宗德妃伊氏。墓志载辽太宗“内密典丧大臣,藏事依中朝之轨式,表上国之哀荣”。“中朝”一词应是在契丹的汉人对中原王朝的称呼,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在契丹被作为“中朝轨式”,其使用者由汉人逐渐扩展到契丹人,成为一种典型的契丹墓葬形制。德妃墓作为其渊源之一,明确了中朝轨式的内涵,有助于我们理解晚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墓葬因素对契丹的影响,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接着他讨论了河北墓葬因素的制度化。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半独立于唐王朝。五代后梁也只能使部分河北藩镇名义上服从。然而经过后唐的征服与统治,尤其是明宗时代的经营,河北地区消除了割据色彩,成为后唐的核心区之一,河北的士人开始认同中央政权,这是中唐以来的重要变化。德妃墓的形制有河北墓葬因素,而名以“中朝之轨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河北墓葬因素在中原王朝的制度化,也是河北地区的政治文化转型在物质文化上的体现。洛阳发现了一批五代时期的圆形砖雕壁画墓,集中在后晋时期,后晋是中原墓葬制度的转型期。

  第四部分,河北因素在宋金元时期的传承。五代以后,至宋金时期,唐代流行于河北地区的圆形墓、多角形墓、倒凹字形棺床、砖砌仿木构建筑等一系列墓葬形制,“河北因素”已经成为包括河南在内的北方地区墓葬普遍的特征。今山东地区北宋时期开始出现砖雕仿木建筑墓。进入元代后,其他地区的砖雕仿木建筑墓迅速衰退,而山东地区的砖雕壁画墓却繁荣起来。在长江流域,福建地区都发现过一些宋代的砖雕壁画装饰墓葬。例如,后周恭帝柴宗训顺陵,地下部分由竖穴墓道、砖砌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甬道与墓壁上都涂有白灰,上绘仿木结构的部件和人物图像。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墓室平面圆形,周壁砌抹角倚柱十根,柱间有仿木构建筑栏额,柱头有斗拱。从后唐至北宋,均是河北军事集团建立的政权。所以,“河北因素”的传承也可以说是地域文化的一种传承,北宋继承了之前的墓葬传统也是理所应当的。除高等级墓葬外,平民墓也具有同样的文化因素,例如荥阳孤柏嘴宋墓,平面呈六边形,仿木构结构更加繁缛。


宋太宗元德李后陵

  崔世平老师认为唐宋之间墓葬的变化,主要是“河北因素”在起作用。在中央王朝礼制影响较薄弱的河北地区,在墓葬上显示了与两京地区不同的风貌,形成了唐代墓葬的“河北因素”。从唐初就开始出现于朝阳地区的圆形砖室墓和砖雕装饰,逐渐向南发展,影响及于整个唐代河北道南部地区,五代时期遂成为中原王朝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部分,从“晋制”到“宋制”——墓葬制度演进中河北因素的作用。宋墓总体呈现出多样化、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特征。墓葬形制上,以单室墓为主,也有前后双室墓,包括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多种形制。墓葬形制与身份等级无关,只与经济实力有关。墓葬装饰流行砖雕壁画,内容以家居生活题材为主,没有标志等级制度的出行仪仗等内容。富民阶层可以建造精致的砖雕壁画墓。随葬品方面,只随葬少数生活用品,基本没有代表身份等级的仪仗类俑。随葬俑类者多为镇墓俑。“宋制”肇始于唐初的河北地区,经过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发展和传播,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在中原北方地区达到全盛,其影响北及于辽金的北部地区,南达长江流域乃至福建地区,西部可到甘肃地区。元代是宋制墓葬衰落的时期。

  最后,崔世平老师对唐宋墓葬制度变革与河北集团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唐宋墓葬制度的变革是通过对唐代墓葬中的“河北因素”的继承和传播逐渐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北地区政治军事集团势力的壮大和扩张。

  报告结束后,在座老师就其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有老师提出五代隋唐时期墓葬中墓顶常绘有天象图,圆形墓葬的形制是否可以与天象图结合在一起去思考?报告中所提及的唐制与宋制问题,有无区域性?不同等级的墓葬所体现的因素有无差异?划分所谓的唐制、宋制的时间节点等。本次报告给我们很大启发,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沙龙现场


与会学者

  最后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白彬教授对本期沙龙进行了总结。第一,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各个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已基本建立,基本方法和理论亦已具备,今天的考古学面临着转型问题。几位老师的报告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关注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的内容,但这样的空白点并不特别多,因此如何突破已有研究,是现今学者们所面临的困境。这就要求考古学不能像以前一样“自说自话”,而应多关注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得考古学研究更加细节化、具象化,并对其他学科作出回应;第二,可以看到现代史学界关注对象已不仅限于传世文献,而是经常涉及到出土图像、铭刻等非常纯粹的考古学材料,同时有一些重要发现,因此考古学者应保持“危机感”;第三,过去考古学内部划分细致,造成了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隔阂,现在的考古学有综合发展的趋势。只有将各时段考古相贯通,并与其他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等学科结合,才能做好考古研究。此外还要重视田野考古和实地调查,以获得对材料的直观感受。白彬老师最终再次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并表达了对本系列沙龙的期望。

撰稿:姜伊、齐广、吕瑞东、焦阳、李孟雅
摄影:祝铭、李孟雅
校对:王煜

作者:姜伊 等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