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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加入探索中美洲玛雅文明的考古队伍 ——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赴洪都拉斯科潘考古遗址的报告

发布时间:2018-07-10文章出处:“浙江考古”公众号作者:方向明

  1989年,张光直先生在西雅图“环太平洋史前史”国际会议上提交《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古代中国文明有着基于巫术的宇宙观,与玛雅文明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个古代的基层文化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共同祖先,是玛雅——中国连续体的成员,“中国与玛雅并不是非得要有文化上的接触才能共有这些类似性”1。中国文明和中美洲玛雅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

  1993年,蒋祖棣博士论文《玛雅与古代中国》出版,认为两大文明各有源头,独立发展。导师是邹衡和张光直先生的蒋祖棣认为,“张光直先生关于‘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研究,对本文相当多的启发,其中关于玛雅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的观点,本文已经部分地接受了,但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中,两者的文化发展逐渐分道扬镳,其‘文化连续体’也就不复存在了”2。蒋祖棣得出了与张光直先生的“底层”理论相悖的结论。

  玛雅文明有什么特征?对于古代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启示?长期以来,国内关于玛雅文明的介绍非常缺乏,翻译的著作不多3,相关的展览也不多4。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外交流的持续推进,玛雅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等有关新的“世界文明观”的重要阐述,以及对世界考古学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方针,努力开展在世界主要文明地区的考古工作。2014年7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赴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察,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并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7月,8N-11贵族居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至今已经连续三年发掘。2017年,《考古》刊发了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的考古简报5。

  为了更好地贯彻“走出去”的精神,到世界古代文明发源的核心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参加文明互建,更为了玛雅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良渚文明的比较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合作的方式,参与科潘考古调查和发掘。2018年5月22日至6月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方向明、刘建安、孙瀚龙(延续工作至6月13日回国)、何茵茵,以及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徐士进教授,赴洪都拉斯科潘遗址,王海明担任本次考古调查考察团团长。转道洛杉矶期间,还与与UCLA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分别参观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LACMA)的墨西哥Teotihucan展和盖蒂中心的Beyond the nile Egypt and Classic,随后前往洪都拉斯科潘。在科潘工作队队长李新伟研究员,以及李默然博士、梁中合研究员的陪同下,分别考察和参观了科潘8N-11号贵族居址、科潘雕刻博物馆(The Copan Sculpture Museum)、科潘数字博物馆(Mused Digital de Copan)、科潘玛雅考古博物馆(Museo Regional Arqueologia Maya)、Rastrojon遗址(Sitio Arqueologico Rastrojon)、科潘主遗址区(Centro Civio Ceremonial,the Princial Group of ruins)等,还跟随李新伟研究员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威廉姆·费什教授考察科潘工作队下一步的发掘地点,以及位于长考古隧道内的第1王墓、Margarita神庙遗迹等。

与科潘8N-11号贵族居址考古队合影

科潘遗址考察,孙瀚龙拍摄

  在科潘期间,我们与考古队同仁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收获颇丰,对于中国史前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我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此颇有感受:最能与玛雅文明进行比较的,就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良渚文明。

  1、科潘遗址概述

  科潘位于洪都拉斯西北,是玛雅文明的著名城邦,控制范围包括洪都拉斯科潘河流域及危地马拉的莫塔瓜河流域中部,科潘是城邦的都城所在。科潘遗址主要包括:由仪式广场、金字塔、球场和王宫组成的核心区;核心区西南的贵族居住区;核心区东北的贵族居住区。科潘王国建立于公元426年,终结于第16王公元810年6。

Late Classic Copan Principal 

Reconstruction painting of Copan’s Principal Group and Acropolis by Tatiana Proskouriakoff,1943

  2、王国的建立和更迭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良渚文明核心的良渚遗址群的崛起,以及中心地位自始至终的确立,给予的极大启发。

  良渚文化以环太湖流域的6万平方公里为主要分布范围,距今5300年至4300年,瑶山祭坛和高等级复合墓地的营建和使用,就始于距今5300年。这一阶段,位于良渚遗址群南部的官井头遗址也已颇具规模,说明良渚遗址群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区域;位于良渚遗址群东部约30余公里的临平遗址群,以玉架山M200为代表的高等级墓地年代,大体与瑶山墓葬最早阶段相当,说明在良渚文化一开始,就形成了中心区域的良渚遗址群以及周边密切相关的区域中心临平遗址群。

  关于良渚文化一开始高等级集群出现的问题。早在1981年,瓶窑吴家埠遗址发掘就已经获取了一批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之后,良渚庙前、石马斗、官井头等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距今5300年前后,甚至可能还会更早一些,良渚遗址群已经出现高等级的集群。瑶山M9出土的冠状器、成组三叉形器、圆琮、方琮式的小琮、小璧环、豪华按柄的玉钺,证明一整套、一系列的成组玉礼器和用玉制度,从距今5300年前后就建立并一步到位般地完善,代表良渚文化权力和信仰的琮、装配瑁镦的钺,在良渚文化一开始就形成了。被盗的M12是瑶山墓地的核心墓葬,瑶山墓地的主体年代跨度不会太大,尤其是核心墓葬M12,不会太晚于M9,瑶山墓葬排列有序,瑶山M12、9、10、7、11等主要墓葬很可能彼此年代接近。

  这群高端人群突然爆发式地来临,可能与天目山地区玉石资源的新发现、太湖平原地区稻作农业的适宜开展等有关系,随之的制玉中心有明显的从包括巢湖凌家滩的宁镇地区向太湖平原移动的趋势。江苏溧阳城头山遗址发掘后,张敏先生就较早提出良渚文化的崛起是以牺牲宁镇地区的发展为代价7。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时期高等级墓地的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形成之前,从宁镇到沿江区域对太湖平原史前文明的崛起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正面能量。

  瑶山营建和使用的稍晚阶段,莫角山及外围水利工程开始建设,这些大型工程的领袖、组织者和管理者极有可能与反山王陵有关。只是目前尚不知与瑶山祭坛和高等级墓地对应的高等级聚落在哪一区域?但是,基本可以肯定,以瑶山为代表的高层领袖也是良渚遗址群最早的开拓者和创立者8。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据介绍,科潘第1王雅始库克莫(公元 426~437年在位)在一个以交叉火炬为标志的圣殿中(极有可能是特奥提华坎城邦太阳金字塔前的神庙),获得太阳神的加持和可以建国称王的身份,经过153天的长途跋涉,公元426年9月5日来到科潘,与当地强族联姻,建立王国。科潘第8王为第1王建筑了色彩鲜艳的神庙Rosalila(公元571年),在厚石灰上雕刻出科潘第1王、太阳神等形象,是玛雅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显示出科潘王国的强盛。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第12王卡克乌提(公元628~695年在位),科潘王国的发展发展达到顶峰,第12王死后被埋葬在第26号金字塔即象形文字台阶金字塔下。第16王雅始帕萨(公元763~810年)死后,科潘王国结束,历时385年。公元1000年前后,科潘淹没于茂密的热带雨林之中,直到被西班牙殖民者重新发现。

Altar Q

  在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太湖平原以良渚遗址群为中心的区域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差不多同时期的江阴高城墩、昆山张陵山、昆山赵陵山、青浦福泉山等为代表的早期高等级墓地,在成组玉礼器的使用上,远远不能与瑶山相比。显然,良渚文化一开始就有了从核心到区域中心的大格局。虽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良渚王国在良渚遗址群建立的细节,以及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王国与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的区域中心,彼此的关系如何。但是,通过在核心地(良渚古城)获取权力的正统——树立政治社会的正统、合法性和维系社会组织的稳定、发展,是极有可能的。良渚文化的琮、瑁镦豪华装置的玉钺,只能在核心区起源,不可能在环太湖流域各个区域中心各自形成,当时区域中心到核心区(良渚古城)来获取权力正统和信仰认同,并以权力和信仰代表的琮、钺作为标识,完全有可能。

  3、特殊资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

  水稻(可能包括蚕丝)、木材、玉石是良渚文化时期重要的生活、生产和精神资源,他们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与大型建筑和工程一样,都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最佳反映。良渚文化是独特的玉文明,玉料作为稀有的特殊资源,玉器作为身份等级和地位反映的特殊用品,更引人关注。1996年,中村慎一先生在讨论良渚社会的政治组织时,就提到作为权威性的玉器,被当成商品来流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为赐品由地位高的人赐予可能性最大,江阴高城墩玉琮与良渚瑶山所出风格极为一致,可以认为当时通过玉器的分发进行过政治支配关系的确认,这是早期国家认定的重要证据9。中村慎一先生还详细介绍了关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各种理论:战争、交易、灌溉、神殿经济说,后来他把玉器为权威的象征、社会由此达成统合的政治体制,称之为“玉王权”,并依玉琮的出土情况对良渚文化分布区进行集群的划分10。现在看来,除了战争说之外,基于奥尔梅克和玛雅文明的盐、黑曜石、作磨盘用的石材等资源和陶器、纺织品等加工品的交易说,也即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交易,分散的共同体被统一起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政治体制形成,极有可能也是催生良渚早期国家形成的原因之一,这其中,玉琮的地位和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同样,余杭临平茅山遗址的大面积水稻田、良渚古城外围庞大水利系统的考古新发现,构筑和维持大规模灌溉体系所要求的高度的统一管理性,也会产生权力的集中。至于神殿经济学说,作为玉石等资源区位优势的良渚古城,新建伊始,就应该是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的宗教仪式中心。

  2006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合作,对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区域的出土玉器进行系统的微量元素检测。之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余杭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玉架山玉器无损分析”,都取得了一定的收获11。玛雅考古中,特殊资源之一的黑曜石主要来源于高地的三个主要遗址,沿着河流和加勒比海岸向低地运输,考古学家对于黑曜石贸易路线有着清晰的了解12。相信随着工作的深入,良渚文化玉料的控制和流通、琢玉工艺的传播、成组玉礼器的使用等也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Map of major obsidian trade routes

  与良渚玉文明一样,玛雅也是尚玉的文明,被称为“The Green Gold”,随着今后比较研究的深入,其工艺特征和背后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身份等级,也将会越来越清晰13。

Pectoral. Copan,Honduras;Structure 10L-26

  4、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

  古代玛雅社会,有关宇宙的信仰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宇宙观和艺术,玛雅人构想出自己的宇宙空间结构、诸神的身份、创世的演变、圣城的至高无上、生命的凭依、死亡的不可逆转、贵族和国王的作用以及宗教仪式的目的等观念。玛雅人认为神所体现的神性充满合理原则与和谐共同秩序共同构成的宇宙,他们创造出一种由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相互结合的空间模型。垂直空间被分成三大领界:上界、中界和下界。水平空间被划分成从中心轴向周围蔓延的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对应的神、对应的方向,四位神分别站在宇宙的四角,中心轴和四个方向都有自己所属的颜色、树木和圣鸟。四分世界及其中心的五瓣梅花结构是玛雅宇宙观的基础,宇宙的中心轴被认为是一颗大木棉树,树枝上栖息着一只圣鸟,树枝伸向天空,树干钻入大地,这颗宇宙之树或世界树,是死者灵魂进入下界和神灵借助进入中界的通道。玛雅人建立了自己的创世故事,《波波乌》就是其中之一14。

A shamanistic model of the world. Reconstruction drawing based on the Plenque inscriptions and the Dresden Codex

  玉米是玛雅人最重要的农作物,玉米神的重生也就成为玛雅宗教中最重要的内容,进入玛雅古典期,描绘玉米神从大地之龟中重生的绘画和雕刻成为玛雅宗教和艺术的重要主题。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的线绘陶盘上:身上有象征冥界的骷髅的双头大地之龟背甲裂开,羽冠飘逸的玉米神赤身而立,如破土而出的玉米新苗。两侧是战胜冥王、成功拯救父亲的英雄孪生兄弟,一个以瓶浇水,如灌溉初生的玉米;一个献上鲇鱼,助其重生15。

波士顿美术馆线绘陶盘:The birth of the Maize God

  关于新石器时代中国东部地区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李新伟先生有过概括性的论述,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是其中的代表,成组玉礼器被认为都是当时天圆地方盖天宇宙观的产物16。李新伟先生归纳了红山文化玉器中与宇宙观有关的有:含龟形和鸮甚至还表现猪首的勾云形器(龟形勾云形器)、猪龙(也就是玉龙)、与天柱有关的柄形器、可视作简化玉版的璧、鸮、龟等17。当然,很可能还包括了位于积石冢上部堆积的那类礼仪化象征的陶塔形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塔形器与崧泽文化的塔形壶在形制结构上有接近之处,《南河浜》报告中刘斌先生对此有非常的着墨18,现在看来,它们的功能极有可能部分接近玛雅文明中的“焚香器”。

红山文化牛河梁陶塔形器和崧泽文化南河浜陶塔形壶

  良渚文化时期,反映当时原始宗教信仰体系的主要是成组玉器,其中琮和神人兽面像是最为重要的代表,复杂而有序结构的琮,以及自始至终贯穿琮的神人兽面像,是良渚社会天地宇宙观的集中反映:良渚文化所有的琮,都遵循上大下小的原则,上下射面通过中心的射孔贯穿,也通过切割修治后的射口贯通,连接上下两个射面的射孔,看似无形的中空,本质上却是一个有形的实体(柱),它们再以四角节面、四边直槽共同支撑,构成琮的空间。在琮的设计和构架中,平面展开示意所表达的两层圆(上下射面)、四直槽(二绳)、四节面(四维),以及复式节面的结合,把良渚社会对于天地宇宙观的认识充分表达了出来。

良渚文化琮的结构示意图

  只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良渚的神,似乎只是神人兽面像和神兽像为代表的神像,以及辅佐或渲染场景的神鸟,尚不知那些已知的玉蝉、玉龟、玉鱼等的意义(与神像配伍的神鸟,不一定仅是辅佐神像腾飞,也是神像在特定空间中的象征)。

  除了良渚文化以琮表述天地宇宙观,以成组玉器彰显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其实通过成组美术品和系列图像体现当时的观念信仰体系,至少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非常成熟了,介字形冠冕组合图像的刻纹陶盆、各种材质和主题图像的蝶形器、不同形式和组合的鸟图像、填刻太阳和禾叶纹为主要的动物造型、龟形和鸟形制品等等。甚至,环洞庭湖平原和沅水、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史前白陶图像,天地宇宙观念、生命、太阳、鸟、通道和方向、旋转中的永恒等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意识形态的主题。对照玛雅文明宗教、宇宙观和艺术的体系,可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

  5、结语

  2017年,《人民日报》记者杨雪梅曾专题报道科潘考古队,李新伟先生说,“在玛雅做考古,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可以如此丰富多彩,人类可以沿不同的道路创造辉煌文明。这正是我们走出去考古的目的:放开视野研究世界文明,用自己的研究,自己的话语美人之美,在自己研究形成的理论基础上提倡美美与共,在了解世界文明的前提下体悟自己文明的独特和灿烂,坚定文化自信”。

  这段话,也是为什么要开展在世界主要文明地区考古工作的理由,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合作加入探索中美洲玛雅文明考古队伍的理由。

  附记: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温成浩博士,科潘考古队队长李新伟研究员、李默然博士、梁中合研究员,哈佛大学威廉姆·费什教授,以及在科潘期间洪都拉斯当地文物部分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2018年6月16日初稿

  2018年7月5日修改

  注释:

  1、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原载《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收入张光直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60页。

  2、蒋祖棣:《玛雅与古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2、193页。

  3、(美)诺曼·哈蒙德著、郑君雷译:《寻找玛雅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意)达维德·多梅尼西编著、张淑伶、李延辉译:《玛雅——太阳的神殿》,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美)吉尔·鲁巴尔卡巴著、郝名玮译:《玛雅诸帝国》,商务印书馆,2015年;(美)林恩·V.福斯特:《古代玛雅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6年;(美)约翰·斯蒂芬斯著、崔松译:《发现玛雅》,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

  4、上海博物馆:《墨西哥玛雅文明珍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故宫博物院:《山川菁英:中国与墨西哥古代玉石文明》,故宫出版社,2012年。吕章申主编:《玛雅:美的语言》,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

  5、李新伟:《王巍所长应邀赴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察并签署合作协议》,中国考古网,2014-07-25。李新伟:《走出国门:社科院考古所启动玛雅文明科潘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国考古网,2015-09-17。李新伟:《走近玛雅:科潘的发现和思考》,中国考古网,2017-03-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考古》2017年第9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考古》2017年第9期。插图采自Ellen E. Bell,Marcello A. Canuto and Robert J. Sharer,Understanding Early Classic Copa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5,2004. Barbara W. Fash,The Copan Sculpture Museum,Peabody Museum Press,29,2011.

  7、张敏:《句容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6期。

  8、插图采自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9、(日)中村慎一:《城市化和国家形成——良渚文化的政治考古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9页。

  10、(日)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11、干福熹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出土玉器的无损分析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11年第41卷第1期;秦岭、崔剑锋:《浙北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初步科学分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插图采自Nikolai Grube编著的《玛雅》第48页。

  13、插图采自Nikolai Grube编著的《玛雅》第67页。

  14、(美)林恩·V.福斯特:《古代玛雅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5-157页、第166页。默然:《创世纪——桑巴特洛壁画(四),微信公众号玉米王国MaizeLand,2017-12-17。插图采自Nikolai Grube编著的《玛雅》第286页。

  15、李新伟:《玛雅文明的大地之龟》,中国考古网,2018-05-04.

  16、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

  17、李新伟:《红山文化玉器与原始宇宙观》,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图文转自:“浙江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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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加入探索中美洲玛雅文明的考古队伍 ——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赴洪都拉斯科潘考古遗址的报告

发布时间:2018-07-10

  1989年,张光直先生在西雅图“环太平洋史前史”国际会议上提交《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古代中国文明有着基于巫术的宇宙观,与玛雅文明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个古代的基层文化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共同祖先,是玛雅——中国连续体的成员,“中国与玛雅并不是非得要有文化上的接触才能共有这些类似性”1。中国文明和中美洲玛雅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

  1993年,蒋祖棣博士论文《玛雅与古代中国》出版,认为两大文明各有源头,独立发展。导师是邹衡和张光直先生的蒋祖棣认为,“张光直先生关于‘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研究,对本文相当多的启发,其中关于玛雅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的观点,本文已经部分地接受了,但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中,两者的文化发展逐渐分道扬镳,其‘文化连续体’也就不复存在了”2。蒋祖棣得出了与张光直先生的“底层”理论相悖的结论。

  玛雅文明有什么特征?对于古代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启示?长期以来,国内关于玛雅文明的介绍非常缺乏,翻译的著作不多3,相关的展览也不多4。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外交流的持续推进,玛雅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等有关新的“世界文明观”的重要阐述,以及对世界考古学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方针,努力开展在世界主要文明地区的考古工作。2014年7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赴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察,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并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7月,8N-11贵族居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至今已经连续三年发掘。2017年,《考古》刊发了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的考古简报5。

  为了更好地贯彻“走出去”的精神,到世界古代文明发源的核心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参加文明互建,更为了玛雅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良渚文明的比较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合作的方式,参与科潘考古调查和发掘。2018年5月22日至6月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方向明、刘建安、孙瀚龙(延续工作至6月13日回国)、何茵茵,以及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徐士进教授,赴洪都拉斯科潘遗址,王海明担任本次考古调查考察团团长。转道洛杉矶期间,还与与UCLA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分别参观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LACMA)的墨西哥Teotihucan展和盖蒂中心的Beyond the nile Egypt and Classic,随后前往洪都拉斯科潘。在科潘工作队队长李新伟研究员,以及李默然博士、梁中合研究员的陪同下,分别考察和参观了科潘8N-11号贵族居址、科潘雕刻博物馆(The Copan Sculpture Museum)、科潘数字博物馆(Mused Digital de Copan)、科潘玛雅考古博物馆(Museo Regional Arqueologia Maya)、Rastrojon遗址(Sitio Arqueologico Rastrojon)、科潘主遗址区(Centro Civio Ceremonial,the Princial Group of ruins)等,还跟随李新伟研究员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威廉姆·费什教授考察科潘工作队下一步的发掘地点,以及位于长考古隧道内的第1王墓、Margarita神庙遗迹等。

与科潘8N-11号贵族居址考古队合影

科潘遗址考察,孙瀚龙拍摄

  在科潘期间,我们与考古队同仁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收获颇丰,对于中国史前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我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此颇有感受:最能与玛雅文明进行比较的,就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良渚文明。

  1、科潘遗址概述

  科潘位于洪都拉斯西北,是玛雅文明的著名城邦,控制范围包括洪都拉斯科潘河流域及危地马拉的莫塔瓜河流域中部,科潘是城邦的都城所在。科潘遗址主要包括:由仪式广场、金字塔、球场和王宫组成的核心区;核心区西南的贵族居住区;核心区东北的贵族居住区。科潘王国建立于公元426年,终结于第16王公元810年6。

Late Classic Copan Principal 

Reconstruction painting of Copan’s Principal Group and Acropolis by Tatiana Proskouriakoff,1943

  2、王国的建立和更迭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良渚文明核心的良渚遗址群的崛起,以及中心地位自始至终的确立,给予的极大启发。

  良渚文化以环太湖流域的6万平方公里为主要分布范围,距今5300年至4300年,瑶山祭坛和高等级复合墓地的营建和使用,就始于距今5300年。这一阶段,位于良渚遗址群南部的官井头遗址也已颇具规模,说明良渚遗址群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区域;位于良渚遗址群东部约30余公里的临平遗址群,以玉架山M200为代表的高等级墓地年代,大体与瑶山墓葬最早阶段相当,说明在良渚文化一开始,就形成了中心区域的良渚遗址群以及周边密切相关的区域中心临平遗址群。

  关于良渚文化一开始高等级集群出现的问题。早在1981年,瓶窑吴家埠遗址发掘就已经获取了一批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之后,良渚庙前、石马斗、官井头等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距今5300年前后,甚至可能还会更早一些,良渚遗址群已经出现高等级的集群。瑶山M9出土的冠状器、成组三叉形器、圆琮、方琮式的小琮、小璧环、豪华按柄的玉钺,证明一整套、一系列的成组玉礼器和用玉制度,从距今5300年前后就建立并一步到位般地完善,代表良渚文化权力和信仰的琮、装配瑁镦的钺,在良渚文化一开始就形成了。被盗的M12是瑶山墓地的核心墓葬,瑶山墓地的主体年代跨度不会太大,尤其是核心墓葬M12,不会太晚于M9,瑶山墓葬排列有序,瑶山M12、9、10、7、11等主要墓葬很可能彼此年代接近。

  这群高端人群突然爆发式地来临,可能与天目山地区玉石资源的新发现、太湖平原地区稻作农业的适宜开展等有关系,随之的制玉中心有明显的从包括巢湖凌家滩的宁镇地区向太湖平原移动的趋势。江苏溧阳城头山遗址发掘后,张敏先生就较早提出良渚文化的崛起是以牺牲宁镇地区的发展为代价7。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时期高等级墓地的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形成之前,从宁镇到沿江区域对太湖平原史前文明的崛起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正面能量。

  瑶山营建和使用的稍晚阶段,莫角山及外围水利工程开始建设,这些大型工程的领袖、组织者和管理者极有可能与反山王陵有关。只是目前尚不知与瑶山祭坛和高等级墓地对应的高等级聚落在哪一区域?但是,基本可以肯定,以瑶山为代表的高层领袖也是良渚遗址群最早的开拓者和创立者8。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据介绍,科潘第1王雅始库克莫(公元 426~437年在位)在一个以交叉火炬为标志的圣殿中(极有可能是特奥提华坎城邦太阳金字塔前的神庙),获得太阳神的加持和可以建国称王的身份,经过153天的长途跋涉,公元426年9月5日来到科潘,与当地强族联姻,建立王国。科潘第8王为第1王建筑了色彩鲜艳的神庙Rosalila(公元571年),在厚石灰上雕刻出科潘第1王、太阳神等形象,是玛雅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显示出科潘王国的强盛。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第12王卡克乌提(公元628~695年在位),科潘王国的发展发展达到顶峰,第12王死后被埋葬在第26号金字塔即象形文字台阶金字塔下。第16王雅始帕萨(公元763~810年)死后,科潘王国结束,历时385年。公元1000年前后,科潘淹没于茂密的热带雨林之中,直到被西班牙殖民者重新发现。

Altar Q

  在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太湖平原以良渚遗址群为中心的区域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差不多同时期的江阴高城墩、昆山张陵山、昆山赵陵山、青浦福泉山等为代表的早期高等级墓地,在成组玉礼器的使用上,远远不能与瑶山相比。显然,良渚文化一开始就有了从核心到区域中心的大格局。虽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良渚王国在良渚遗址群建立的细节,以及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王国与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的区域中心,彼此的关系如何。但是,通过在核心地(良渚古城)获取权力的正统——树立政治社会的正统、合法性和维系社会组织的稳定、发展,是极有可能的。良渚文化的琮、瑁镦豪华装置的玉钺,只能在核心区起源,不可能在环太湖流域各个区域中心各自形成,当时区域中心到核心区(良渚古城)来获取权力正统和信仰认同,并以权力和信仰代表的琮、钺作为标识,完全有可能。

  3、特殊资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

  水稻(可能包括蚕丝)、木材、玉石是良渚文化时期重要的生活、生产和精神资源,他们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与大型建筑和工程一样,都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组织结构的最佳反映。良渚文化是独特的玉文明,玉料作为稀有的特殊资源,玉器作为身份等级和地位反映的特殊用品,更引人关注。1996年,中村慎一先生在讨论良渚社会的政治组织时,就提到作为权威性的玉器,被当成商品来流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为赐品由地位高的人赐予可能性最大,江阴高城墩玉琮与良渚瑶山所出风格极为一致,可以认为当时通过玉器的分发进行过政治支配关系的确认,这是早期国家认定的重要证据9。中村慎一先生还详细介绍了关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各种理论:战争、交易、灌溉、神殿经济说,后来他把玉器为权威的象征、社会由此达成统合的政治体制,称之为“玉王权”,并依玉琮的出土情况对良渚文化分布区进行集群的划分10。现在看来,除了战争说之外,基于奥尔梅克和玛雅文明的盐、黑曜石、作磨盘用的石材等资源和陶器、纺织品等加工品的交易说,也即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交易,分散的共同体被统一起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政治体制形成,极有可能也是催生良渚早期国家形成的原因之一,这其中,玉琮的地位和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同样,余杭临平茅山遗址的大面积水稻田、良渚古城外围庞大水利系统的考古新发现,构筑和维持大规模灌溉体系所要求的高度的统一管理性,也会产生权力的集中。至于神殿经济学说,作为玉石等资源区位优势的良渚古城,新建伊始,就应该是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的宗教仪式中心。

  2006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合作,对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区域的出土玉器进行系统的微量元素检测。之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余杭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玉架山玉器无损分析”,都取得了一定的收获11。玛雅考古中,特殊资源之一的黑曜石主要来源于高地的三个主要遗址,沿着河流和加勒比海岸向低地运输,考古学家对于黑曜石贸易路线有着清晰的了解12。相信随着工作的深入,良渚文化玉料的控制和流通、琢玉工艺的传播、成组玉礼器的使用等也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Map of major obsidian trade routes

  与良渚玉文明一样,玛雅也是尚玉的文明,被称为“The Green Gold”,随着今后比较研究的深入,其工艺特征和背后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身份等级,也将会越来越清晰13。

Pectoral. Copan,Honduras;Structure 10L-26

  4、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

  古代玛雅社会,有关宇宙的信仰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宇宙观和艺术,玛雅人构想出自己的宇宙空间结构、诸神的身份、创世的演变、圣城的至高无上、生命的凭依、死亡的不可逆转、贵族和国王的作用以及宗教仪式的目的等观念。玛雅人认为神所体现的神性充满合理原则与和谐共同秩序共同构成的宇宙,他们创造出一种由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相互结合的空间模型。垂直空间被分成三大领界:上界、中界和下界。水平空间被划分成从中心轴向周围蔓延的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对应的神、对应的方向,四位神分别站在宇宙的四角,中心轴和四个方向都有自己所属的颜色、树木和圣鸟。四分世界及其中心的五瓣梅花结构是玛雅宇宙观的基础,宇宙的中心轴被认为是一颗大木棉树,树枝上栖息着一只圣鸟,树枝伸向天空,树干钻入大地,这颗宇宙之树或世界树,是死者灵魂进入下界和神灵借助进入中界的通道。玛雅人建立了自己的创世故事,《波波乌》就是其中之一14。

A shamanistic model of the world. Reconstruction drawing based on the Plenque inscriptions and the Dresden Codex

  玉米是玛雅人最重要的农作物,玉米神的重生也就成为玛雅宗教中最重要的内容,进入玛雅古典期,描绘玉米神从大地之龟中重生的绘画和雕刻成为玛雅宗教和艺术的重要主题。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的线绘陶盘上:身上有象征冥界的骷髅的双头大地之龟背甲裂开,羽冠飘逸的玉米神赤身而立,如破土而出的玉米新苗。两侧是战胜冥王、成功拯救父亲的英雄孪生兄弟,一个以瓶浇水,如灌溉初生的玉米;一个献上鲇鱼,助其重生15。

波士顿美术馆线绘陶盘:The birth of the Maize God

  关于新石器时代中国东部地区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李新伟先生有过概括性的论述,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是其中的代表,成组玉礼器被认为都是当时天圆地方盖天宇宙观的产物16。李新伟先生归纳了红山文化玉器中与宇宙观有关的有:含龟形和鸮甚至还表现猪首的勾云形器(龟形勾云形器)、猪龙(也就是玉龙)、与天柱有关的柄形器、可视作简化玉版的璧、鸮、龟等17。当然,很可能还包括了位于积石冢上部堆积的那类礼仪化象征的陶塔形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塔形器与崧泽文化的塔形壶在形制结构上有接近之处,《南河浜》报告中刘斌先生对此有非常的着墨18,现在看来,它们的功能极有可能部分接近玛雅文明中的“焚香器”。

红山文化牛河梁陶塔形器和崧泽文化南河浜陶塔形壶

  良渚文化时期,反映当时原始宗教信仰体系的主要是成组玉器,其中琮和神人兽面像是最为重要的代表,复杂而有序结构的琮,以及自始至终贯穿琮的神人兽面像,是良渚社会天地宇宙观的集中反映:良渚文化所有的琮,都遵循上大下小的原则,上下射面通过中心的射孔贯穿,也通过切割修治后的射口贯通,连接上下两个射面的射孔,看似无形的中空,本质上却是一个有形的实体(柱),它们再以四角节面、四边直槽共同支撑,构成琮的空间。在琮的设计和构架中,平面展开示意所表达的两层圆(上下射面)、四直槽(二绳)、四节面(四维),以及复式节面的结合,把良渚社会对于天地宇宙观的认识充分表达了出来。

良渚文化琮的结构示意图

  只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良渚的神,似乎只是神人兽面像和神兽像为代表的神像,以及辅佐或渲染场景的神鸟,尚不知那些已知的玉蝉、玉龟、玉鱼等的意义(与神像配伍的神鸟,不一定仅是辅佐神像腾飞,也是神像在特定空间中的象征)。

  除了良渚文化以琮表述天地宇宙观,以成组玉器彰显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其实通过成组美术品和系列图像体现当时的观念信仰体系,至少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非常成熟了,介字形冠冕组合图像的刻纹陶盆、各种材质和主题图像的蝶形器、不同形式和组合的鸟图像、填刻太阳和禾叶纹为主要的动物造型、龟形和鸟形制品等等。甚至,环洞庭湖平原和沅水、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史前白陶图像,天地宇宙观念、生命、太阳、鸟、通道和方向、旋转中的永恒等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意识形态的主题。对照玛雅文明宗教、宇宙观和艺术的体系,可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

  5、结语

  2017年,《人民日报》记者杨雪梅曾专题报道科潘考古队,李新伟先生说,“在玛雅做考古,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可以如此丰富多彩,人类可以沿不同的道路创造辉煌文明。这正是我们走出去考古的目的:放开视野研究世界文明,用自己的研究,自己的话语美人之美,在自己研究形成的理论基础上提倡美美与共,在了解世界文明的前提下体悟自己文明的独特和灿烂,坚定文化自信”。

  这段话,也是为什么要开展在世界主要文明地区考古工作的理由,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合作加入探索中美洲玛雅文明考古队伍的理由。

  附记: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温成浩博士,科潘考古队队长李新伟研究员、李默然博士、梁中合研究员,哈佛大学威廉姆·费什教授,以及在科潘期间洪都拉斯当地文物部分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2018年6月16日初稿

  2018年7月5日修改

  注释:

  1、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原载《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收入张光直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60页。

  2、蒋祖棣:《玛雅与古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2、193页。

  3、(美)诺曼·哈蒙德著、郑君雷译:《寻找玛雅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意)达维德·多梅尼西编著、张淑伶、李延辉译:《玛雅——太阳的神殿》,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美)吉尔·鲁巴尔卡巴著、郝名玮译:《玛雅诸帝国》,商务印书馆,2015年;(美)林恩·V.福斯特:《古代玛雅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6年;(美)约翰·斯蒂芬斯著、崔松译:《发现玛雅》,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

  4、上海博物馆:《墨西哥玛雅文明珍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故宫博物院:《山川菁英:中国与墨西哥古代玉石文明》,故宫出版社,2012年。吕章申主编:《玛雅:美的语言》,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

  5、李新伟:《王巍所长应邀赴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察并签署合作协议》,中国考古网,2014-07-25。李新伟:《走出国门:社科院考古所启动玛雅文明科潘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国考古网,2015-09-17。李新伟:《走近玛雅:科潘的发现和思考》,中国考古网,2017-03-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考古》2017年第9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洪都拉斯科潘遗址8N-11号贵族居址北侧晚期建筑》,《考古》2017年第9期。插图采自Ellen E. Bell,Marcello A. Canuto and Robert J. Sharer,Understanding Early Classic Copa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5,2004. Barbara W. Fash,The Copan Sculpture Museum,Peabody Museum Press,29,2011.

  7、张敏:《句容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6期。

  8、插图采自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9、(日)中村慎一:《城市化和国家形成——良渚文化的政治考古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9页。

  10、(日)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11、干福熹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出土玉器的无损分析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11年第41卷第1期;秦岭、崔剑锋:《浙北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初步科学分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插图采自Nikolai Grube编著的《玛雅》第48页。

  13、插图采自Nikolai Grube编著的《玛雅》第67页。

  14、(美)林恩·V.福斯特:《古代玛雅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5-157页、第166页。默然:《创世纪——桑巴特洛壁画(四),微信公众号玉米王国MaizeLand,2017-12-17。插图采自Nikolai Grube编著的《玛雅》第286页。

  15、李新伟:《玛雅文明的大地之龟》,中国考古网,2018-05-04.

  16、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

  17、李新伟:《红山文化玉器与原始宇宙观》,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图文转自:“浙江考古”公众号)

责编:荼荼

作者:方向明

文章出处:“浙江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