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下午，“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18年第5讲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庆柱先生应邀做了题为《关于“海丝”与“陆丝”对比研究——兼谈“丝路”与“大航海”》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朱海仁院长主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参加讲座。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全体业务人员及部分文博同行、高校师生和热心人士聆听了讲座。

　　讲座回顾

　　丝绸之路

　　讲座分六部分。刘庆柱先生首先介绍了“丝绸之路”及“前丝绸之路”的区别，随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与时空界定需讨论的问题，包括不同“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观意识（主动）与“副产品”（被动）区分等。刘庆柱先生特别提出，相关研究应考虑“丝绸之路”的学术本体意义，不宜将“丝绸之路”作“无边无沿”的时空外延。

　　随后，刘庆柱先生阐述了对不同“丝绸之路”的认识：

　　1.“草原丝绸之路”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早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这种交流是游牧民族生业活动的“副产品”。秦汉时期以后的草原丝绸之路成为沙漠丝绸之路的“辅路”。

　　2.“沙漠丝绸之路”即现在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从陕西西安经甘肃、新疆，出境后经中亚、西亚至南欧意大利威尼斯，东西直线距离7000公里，在中国境内长达4000公里。沙漠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官方开辟的一条“政治之路”，“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是它的“副产品”。这条丝路商贸是“单向”的，主体是粟特人。

　　3.“西南丝绸之路”又称“南方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南的四川成都、云南大理，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到印度，是一条“小型”“民间”的商贸之路，文化交流是其“副产品”。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四、五部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是本次讲座的重点。刘庆柱先生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条件、历史发展、特点及起点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在秦汉时代已经形成了“海洋观念”，“海上丝绸之路”是国家的决策与行为，汉唐盛世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关联。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由南往北、从西向东的历史发展过程。番禺（即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古时期（西汉中期至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应为番禺。两广地区出土的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遗存，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实证。

　　刘庆柱先生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人们通过海洋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及东北亚等地进行“大型”与“官民”兼具的外交与商贸活动交通路线。最迟不晚于商代，大规模开通应在西汉时代（至南亚），唐代远赴西亚，大明王朝的“郑和下西洋”开启人类历史上的“前大航海”时代。“海丝”与“陆丝”同为国家行动，是以“和合文化”为特色的外交活动，同时，“海丝”又有文化与商贸“官民结合”的特点。

　　刘庆柱先生还认为，从世界历史的的高度看，丝绸之路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使中国走向世界，其次才是世界走向中国。在亚非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遗存，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带出去的，或外国人来华带回去的历史见证，充分说明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丝绸之路与大航海时代

　　刘庆柱先生还对“丝绸之路”与“大航海时代”作了对比。他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历史上“和合文化”之下的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交流活动。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文明，通过“下嫁”“和亲”等方式与周边政权和平共处，建立友谊。而“大航海”则以掠夺财富为目的，带来的是侵略、美洲文明灭绝和殖民主义等历史现实。

　　最后，刘庆柱先生阐述了“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关系，他认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汉唐盛世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强大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也是世界走向中国之路！新世纪“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的“和为贵”政治、经济、文化理念的继续与发展，是梦回“汉唐盛世”之路、振兴中华之路、“和合外交”之路，是新时代的“丝绸之路”！

　　讲座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刘庆柱先生耐心地回答了现场人员的提问。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讲座内容经刘庆柱先生审阅）

撰文：林莉琼

摄影：郑立华

审核：易西兵

审定：朱海仁

编辑：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