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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城市和经济:帝国兴起前山东半岛城市化,区域政治与经济网络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8-11-01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庞小霞

  2018年10月25-27日,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资助和主办,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承办的“早期城市和经济:帝国兴起前山东半岛城市化,区域政治与经济网络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等单位的海内外学者及美东地区多所院校学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适逢田野考古报告《龙口归城—胶东半岛地区青铜时代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及时出版,为大会献礼,这是近年来系统探讨山东地区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

 

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教授主持开幕式 

  25日下午5点,研讨会开幕式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所在的普利策大楼世界堂隆重举行,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教授担任主持并首先致欢迎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系主任商伟教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书记刘延常代表郑同修院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文德安教授等分别在开幕式致辞。

  地域聚落系统及文化背景

  该组议题是由来自耶鲁大学的文德安教授主持,加里·费曼先生的报告主要对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22个季度的田野工作做了回顾和综述,指出该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聚落历时性演变历经7个阶段,北辛至大汶口早期——最早的聚落形成,大汶口晚期——建立了适宜的生存环境,龙山早期——中心聚落和人口膨胀,龙山中晚期至岳石——长期边界的确立,商、西周——处于中央王朝边缘的政治更迭,东周——融入扩张,秦汉——政治一统、经济共同体和人口增长。对每个阶段的特点,报告进行了总结并对山东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调查工作得出5项结论和启示。

  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认为苏鲁沿海地区的城址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丹土、尧王城、藤花落是典型代表。之后的龙山时代双重城址出现,两城镇、尧王城最具特色。结合中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史前城址的出现和发展情况,报告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结构的演变过程分成4个阶段:前裴李岗时代是一般聚落;裴李岗时代属于环壕聚落;仰韶时代晚期(距今5500~5000)城和壕组成的城址出现;龙山时代,出现同时共存的内外结构的双重城址。而双重城址阶段是由单城模式向类似二里头遗址这类宫城和廓城这种内外城结构演变的中间环节。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史前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韩辉研究员介绍了胶东半岛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分析归城及周边周代聚落布局及墓葬特点,粗线条勾勒了胶东半岛中原化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变迁及其动因。同时与鲁故城及周边聚落群相比较,考察周代分封制度下的鲁西、胶东地区“点—线—面”式统治控制模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旻教授指出,来自传说时代的社会记忆为中国早期城市选址的基点,历经政治权力的转变形成一个城与墟的历史叙事,成为中国早期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曲阜鲁故城就是这类早期城市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地面的踏查与地层剖面的观察相结合,尤其要重视科罗娜卫片和水利工程的古地图,报告揭示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到帝国时期的不同阶段“鲁国”区域城市聚落的发展与山川地貌环境变化的关联性。

第一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早期城市组织结构的变化

  本组议题的主持人是来自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山东大学的王芬教授汇报了山东焦家遗址的最新发现和收获。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处,据城子崖仅5公里,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遗址年代主要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2016-2017年发掘面积217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夯土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和1座陶窑等,在发现的974座灰坑中,绝大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此外还包括少量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灰坑。这批墓葬材料是首次在海岱地区取得的一批系统而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和祭祀的资料,同时焦家遗址也是目前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长期、系统的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中合研究员介绍了日照尧王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日照尧王城遗址是山东东南部一处主要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中期的重要城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曾经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2012年至今考古所山东队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该遗址进行新的发掘,通过5年连续不断的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首先,确立了城址的存在。第二,明确了城址的规模和范围。第三,对城址的内城、外城进行了发掘,明确了城墙的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始建年代等问题,同时发掘的还有墙外侧的环壕。第四,发掘了一批主要的遗迹,包括房址、祭祀台基、灰坑、器物坑、墓葬等。第五,出土了一大批重要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尧王城城址是目前黄河下游地区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从目前发现的三圈城墙的范围计算,总面积接近400万平方米。尧王城城址的发现与发掘对我们认识鲁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化进程及在中国史前时期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丹土遗址是鲁东南史前聚落群中非常重要的遗址,200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其进行发掘,相关报告尚未发表。刘延常先生对丹土遗址多年的考古发现、收获进行了详细介绍,丹土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相距仅4.5公里,两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的面貌近似,应属同一文化类型,赞同丹土与两城镇是前后相继发展的观点。认为鲁东南地区区域化文明进程有自身特点,鲁东南区域文化演进并非是单一群团或支系的自我演进,有可能是多族群相互竞争下的格局。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反映的或许是东夷族团支系势力的发展、繁荣、重组和扩张。

  山东大学方辉教授介绍了一则有关东夷祭祀用牲的刻辞,并将这则刻辞释读为:东夷曰:千森,王(余)于之,八犬、八豕、四羊、四。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三。商代甲骨文中“东夷”的称名,这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则记录。结合铜山丘湾的考古发现,方辉教授认为商代东夷以犬为本位的祭祀行为及祭祀和葬俗中的重偶习俗,都是史前东夷文化的自然延续。而以祭祀祭牲为代表的信仰或意识层面的文化因素,较之器物为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化因素要持久的多。在主要是以陶器来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特定的陶器群直接与某一族群划等号,但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第二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青铜时代晚期的城市和经济

  本组议题的主持人是来自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延常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锦琼研究员以胶东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为例,探讨了西周的“远东”和“极东”地区中原化进程的相关问题。“远东”是指的胶东地区,自西周早期,胶东地区“归城铜器群”揭示“远东”积极主动参与中原地区事务。西周晚期以后铜器铭文上主要反映的是与周边国家(“国”)的交往,表明“远东”进入了文化的稳定期,业已完成中原化的过程。“极东”地区是指距离中原地区更远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宁镇地区和环太湖地区。这个区域也是自西周才开始出现大量青铜器,既有周人文化因素也有本地文化特征。同时本地流行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葬俗是以土墩墓为主。远东区域中原化进程是随着楚文化的进入,到战国晚期才最终完成。远东地区和极东地区文化变迁过程的差异并非仅仅是时间早晚的差别,更是土著文化接纳外来文化态度和方式上差异。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延常研究馆员介绍了曲阜鲁故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及鲁文化、鲁故城的传承与保护。曲阜鲁故城在1977-1978年调查发掘后,2011-2018配合曲阜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又做了多次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基本廓清了鲁故城的布局和结构。鲁故城为郭城内套宫城之结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的宫城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郭城布局包括城门12座、道路、排水、墓地、手工业、市等功能区分明确。宫城内西南部发现两座大型夯土基址包含多个时代遗存,每个时期功用或有不同。在宫城和郭城之间,宫城的南部、东南部夯土基址群或为卿大夫贵族居住区,東北角为平民居址区。鲁文化因素以周文化为主,又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早晚分布空间不同,儒学形成于鲁文化中,成为齐鲁地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组成部分。历代对儒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得曲阜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特征。以“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契机,对鲁故城开展保护、利用与展示,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鲁故城与曲阜城市更加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再度彰显出文化传承的魅力。

  来自山东龙口博物馆的马志敏先生介绍了关于龙口市归城城址保护规划的情况,报告在回顾了山东归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目前归城故城遗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此规划分近期和远期两部份。近期规划实施重点包括前期工作、文物本体保护、建设巡护路、环境整治、展示利用和保护管理等六个部分。远期规划则包含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遗址进行复原和仿真、以及遗址公园的建设。

第三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消费与生产: 早期城市与区域经济网络

  该组议题的主持是来自山东大学的方辉先生。耶鲁大学的文德安教授尝试通过石器使用-磨损分析(石器微痕分析)、探查区域内优质粘土的分布以及岩相学分析等手段来研究两城镇的陶器制造业。关于该遗址陶器的消费模式,文德安认为在第一发掘区内的各个时期,每一种劳动密集型陶器的消费均在区域内广泛分布,且数量和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与此同时,报告认为两城镇遗址和调查区域的其他遗址都提供了不同种类的石器工具在消费和生产方面的详细信息。重点是重新考虑第一发掘区内石器生产的大量证据(毛坯、半成品、剥片、岩屑),考虑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生产策略是否有变化。应该意识到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石器手工业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并不单一。

  纽约大学的江雨德教授的报告介绍了山东大学中美制骨实验工坊中对大辛庄出土骨器的仿制过程,大辛庄的骨器生产很明显地以多样的技术与工具为特征,大辛庄的骨器生产并非大型作坊形式,它们应被归纳为小规模、部份临时性的当地制造,并从首都的作坊进口至少部份的产品。

  来自山东大学的陈雪香教授尝试讨论晚商时期夷式簋使用人群所属族群的身份认同,并结合夷式簋、盔形器的分布特征探讨晚商的海盐流通。她认为夷式簋的使用人群是东方夷人族群,具体可能是生活于鲁北兰家遗址的菑氏一族。从一定角度来看,殷墟夷式簋使用者更像是扮演了商业贸易体系中盐商的角色,而不是政治经济体系中受王室直接管理的徙盐者。

  来自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的加里·克劳福德教授讨论了古植物考古学对龙山文化研究的贡献,他主要利用两城镇遗址古植物浮选样本的结果,指出遗址年代学的8个时期内,植物遗存的密度在早期较高,但早期和晚期的植物类别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各类植物遗存在不同空间、时间有不同分布特征。两城镇遗址中,植物遗存密度随着时间递减以及遗址中期稻米相对于粟的重要性是两个值得注意的重点。

第四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此次会议是围绕海岱地区早期城市与经济的第一次集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聚焦山东半岛,汇报时间充分,讨论时间充裕。相信此次会议必将推动这一区域早期城市、聚落、经济、社会等相关综合课题的研究。

撰稿:庞小霞

摄影:王诗涵

审稿:李峰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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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城市和经济:帝国兴起前山东半岛城市化,区域政治与经济网络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8-11-01

  2018年10月25-27日,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资助和主办,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承办的“早期城市和经济:帝国兴起前山东半岛城市化,区域政治与经济网络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等单位的海内外学者及美东地区多所院校学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适逢田野考古报告《龙口归城—胶东半岛地区青铜时代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及时出版,为大会献礼,这是近年来系统探讨山东地区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

 

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教授主持开幕式 

  25日下午5点,研讨会开幕式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所在的普利策大楼世界堂隆重举行,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教授担任主持并首先致欢迎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系主任商伟教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书记刘延常代表郑同修院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文德安教授等分别在开幕式致辞。

  地域聚落系统及文化背景

  该组议题是由来自耶鲁大学的文德安教授主持,加里·费曼先生的报告主要对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22个季度的田野工作做了回顾和综述,指出该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聚落历时性演变历经7个阶段,北辛至大汶口早期——最早的聚落形成,大汶口晚期——建立了适宜的生存环境,龙山早期——中心聚落和人口膨胀,龙山中晚期至岳石——长期边界的确立,商、西周——处于中央王朝边缘的政治更迭,东周——融入扩张,秦汉——政治一统、经济共同体和人口增长。对每个阶段的特点,报告进行了总结并对山东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调查工作得出5项结论和启示。

  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认为苏鲁沿海地区的城址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晚阶段,丹土、尧王城、藤花落是典型代表。之后的龙山时代双重城址出现,两城镇、尧王城最具特色。结合中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史前城址的出现和发展情况,报告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结构的演变过程分成4个阶段:前裴李岗时代是一般聚落;裴李岗时代属于环壕聚落;仰韶时代晚期(距今5500~5000)城和壕组成的城址出现;龙山时代,出现同时共存的内外结构的双重城址。而双重城址阶段是由单城模式向类似二里头遗址这类宫城和廓城这种内外城结构演变的中间环节。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史前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韩辉研究员介绍了胶东半岛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分析归城及周边周代聚落布局及墓葬特点,粗线条勾勒了胶东半岛中原化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变迁及其动因。同时与鲁故城及周边聚落群相比较,考察周代分封制度下的鲁西、胶东地区“点—线—面”式统治控制模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旻教授指出,来自传说时代的社会记忆为中国早期城市选址的基点,历经政治权力的转变形成一个城与墟的历史叙事,成为中国早期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曲阜鲁故城就是这类早期城市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地面的踏查与地层剖面的观察相结合,尤其要重视科罗娜卫片和水利工程的古地图,报告揭示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到帝国时期的不同阶段“鲁国”区域城市聚落的发展与山川地貌环境变化的关联性。

第一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早期城市组织结构的变化

  本组议题的主持人是来自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山东大学的王芬教授汇报了山东焦家遗址的最新发现和收获。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处,据城子崖仅5公里,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遗址年代主要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2016-2017年发掘面积217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夯土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和1座陶窑等,在发现的974座灰坑中,绝大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此外还包括少量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灰坑。这批墓葬材料是首次在海岱地区取得的一批系统而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和祭祀的资料,同时焦家遗址也是目前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长期、系统的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中合研究员介绍了日照尧王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日照尧王城遗址是山东东南部一处主要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中期的重要城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曾经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2012年至今考古所山东队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该遗址进行新的发掘,通过5年连续不断的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首先,确立了城址的存在。第二,明确了城址的规模和范围。第三,对城址的内城、外城进行了发掘,明确了城墙的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始建年代等问题,同时发掘的还有墙外侧的环壕。第四,发掘了一批主要的遗迹,包括房址、祭祀台基、灰坑、器物坑、墓葬等。第五,出土了一大批重要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尧王城城址是目前黄河下游地区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从目前发现的三圈城墙的范围计算,总面积接近400万平方米。尧王城城址的发现与发掘对我们认识鲁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化进程及在中国史前时期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丹土遗址是鲁东南史前聚落群中非常重要的遗址,200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其进行发掘,相关报告尚未发表。刘延常先生对丹土遗址多年的考古发现、收获进行了详细介绍,丹土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相距仅4.5公里,两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的面貌近似,应属同一文化类型,赞同丹土与两城镇是前后相继发展的观点。认为鲁东南地区区域化文明进程有自身特点,鲁东南区域文化演进并非是单一群团或支系的自我演进,有可能是多族群相互竞争下的格局。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反映的或许是东夷族团支系势力的发展、繁荣、重组和扩张。

  山东大学方辉教授介绍了一则有关东夷祭祀用牲的刻辞,并将这则刻辞释读为:东夷曰:千森,王(余)于之,八犬、八豕、四羊、四。卯于东方析,三牛、三羊、三。商代甲骨文中“东夷”的称名,这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则记录。结合铜山丘湾的考古发现,方辉教授认为商代东夷以犬为本位的祭祀行为及祭祀和葬俗中的重偶习俗,都是史前东夷文化的自然延续。而以祭祀祭牲为代表的信仰或意识层面的文化因素,较之器物为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化因素要持久的多。在主要是以陶器来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特定的陶器群直接与某一族群划等号,但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第二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青铜时代晚期的城市和经济

  本组议题的主持人是来自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延常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锦琼研究员以胶东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为例,探讨了西周的“远东”和“极东”地区中原化进程的相关问题。“远东”是指的胶东地区,自西周早期,胶东地区“归城铜器群”揭示“远东”积极主动参与中原地区事务。西周晚期以后铜器铭文上主要反映的是与周边国家(“国”)的交往,表明“远东”进入了文化的稳定期,业已完成中原化的过程。“极东”地区是指距离中原地区更远的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宁镇地区和环太湖地区。这个区域也是自西周才开始出现大量青铜器,既有周人文化因素也有本地文化特征。同时本地流行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葬俗是以土墩墓为主。远东区域中原化进程是随着楚文化的进入,到战国晚期才最终完成。远东地区和极东地区文化变迁过程的差异并非仅仅是时间早晚的差别,更是土著文化接纳外来文化态度和方式上差异。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延常研究馆员介绍了曲阜鲁故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及鲁文化、鲁故城的传承与保护。曲阜鲁故城在1977-1978年调查发掘后,2011-2018配合曲阜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又做了多次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基本廓清了鲁故城的布局和结构。鲁故城为郭城内套宫城之结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的宫城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郭城布局包括城门12座、道路、排水、墓地、手工业、市等功能区分明确。宫城内西南部发现两座大型夯土基址包含多个时代遗存,每个时期功用或有不同。在宫城和郭城之间,宫城的南部、东南部夯土基址群或为卿大夫贵族居住区,東北角为平民居址区。鲁文化因素以周文化为主,又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早晚分布空间不同,儒学形成于鲁文化中,成为齐鲁地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组成部分。历代对儒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得曲阜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特征。以“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契机,对鲁故城开展保护、利用与展示,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鲁故城与曲阜城市更加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再度彰显出文化传承的魅力。

  来自山东龙口博物馆的马志敏先生介绍了关于龙口市归城城址保护规划的情况,报告在回顾了山东归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目前归城故城遗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此规划分近期和远期两部份。近期规划实施重点包括前期工作、文物本体保护、建设巡护路、环境整治、展示利用和保护管理等六个部分。远期规划则包含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遗址进行复原和仿真、以及遗址公园的建设。

第三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消费与生产: 早期城市与区域经济网络

  该组议题的主持是来自山东大学的方辉先生。耶鲁大学的文德安教授尝试通过石器使用-磨损分析(石器微痕分析)、探查区域内优质粘土的分布以及岩相学分析等手段来研究两城镇的陶器制造业。关于该遗址陶器的消费模式,文德安认为在第一发掘区内的各个时期,每一种劳动密集型陶器的消费均在区域内广泛分布,且数量和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与此同时,报告认为两城镇遗址和调查区域的其他遗址都提供了不同种类的石器工具在消费和生产方面的详细信息。重点是重新考虑第一发掘区内石器生产的大量证据(毛坯、半成品、剥片、岩屑),考虑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生产策略是否有变化。应该意识到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石器手工业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并不单一。

  纽约大学的江雨德教授的报告介绍了山东大学中美制骨实验工坊中对大辛庄出土骨器的仿制过程,大辛庄的骨器生产很明显地以多样的技术与工具为特征,大辛庄的骨器生产并非大型作坊形式,它们应被归纳为小规模、部份临时性的当地制造,并从首都的作坊进口至少部份的产品。

  来自山东大学的陈雪香教授尝试讨论晚商时期夷式簋使用人群所属族群的身份认同,并结合夷式簋、盔形器的分布特征探讨晚商的海盐流通。她认为夷式簋的使用人群是东方夷人族群,具体可能是生活于鲁北兰家遗址的菑氏一族。从一定角度来看,殷墟夷式簋使用者更像是扮演了商业贸易体系中盐商的角色,而不是政治经济体系中受王室直接管理的徙盐者。

  来自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的加里·克劳福德教授讨论了古植物考古学对龙山文化研究的贡献,他主要利用两城镇遗址古植物浮选样本的结果,指出遗址年代学的8个时期内,植物遗存的密度在早期较高,但早期和晚期的植物类别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各类植物遗存在不同空间、时间有不同分布特征。两城镇遗址中,植物遗存密度随着时间递减以及遗址中期稻米相对于粟的重要性是两个值得注意的重点。

第四组发言学者与参会人员讨论

  此次会议是围绕海岱地区早期城市与经济的第一次集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聚焦山东半岛,汇报时间充分,讨论时间充裕。相信此次会议必将推动这一区域早期城市、聚落、经济、社会等相关综合课题的研究。

撰稿:庞小霞

摄影:王诗涵

审稿:李峰

责编:荼荼

作者:庞小霞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