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2至23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在成都金牛宾馆俱乐部西侧厅进行了学术研讨。来自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无锡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考古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余家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日本九州大学和捷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31位考古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另外有80多位专家、学者、学生和公众聆听了讲演，并参加了讨论互动。讲演围绕考古新发现，区域文化和交流，经济、技术与社会，理论与反思四个议题展开五场31项演讲。北京大学张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研究员分别主持了不同议题的讨论和评议。

会议现场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先生致辞

　　赵辉先生在致辞中提到本届大会主题报告中有两项（王巍先生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赵志军先生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报告）涉及的时段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密切相关，而新石器时代考古涉及的问题绝不止于此，例如本次大会的主题——交流，不仅有物质文化面貌的交流，还有背后物资的交流、技术的交流、制度的交流等等。我们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复原和重建中国古代史的任务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期待今明两天的讨论将促进相关领域的进步。 

　　第一场讨论：考古新发现（张弛先生主持，共五项演讲）

张弛先生主持

崔英杰先生

　　崔英杰先生《2017年度邓槽沟梁遗址考古发掘情况及初步认识》介绍了张家口市崇礼县邓槽沟梁遗址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初步研究。遗址位于高家营镇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西侧为清水河，南北有两条冲沟。2017年5 -11月，为深入了解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内涵，配合河北师范大学2014、2015级考古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考古所和崇礼区文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工作，同时在周边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

　　考古发掘工作共计发现夯土墙基1段，房址7座，灰坑2个；出土大量的陶片、石器及少量的骨器和蚌器，采集大量的动物骨骼及土壤样品，对了解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期开展的勘探和调查工作加深了对邓槽沟梁遗址的认识。文化内涵方面，结合出土的遗物特征及送交美国贝塔实验室的测年样品的测年结果显示，邓槽沟梁遗址年代跨度在距今8000-4200年之间。该区域在史前时期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早期受到了北方兴隆洼文化的影响较多，但年代稍晚，如遗址发现的方形石灶及房址内埋人的现象，以及出土的有肩石锄、圆形磨棒及筒形罐等与白音长汗遗址的相似。中期受到河北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影响较大，但仍有北方红山文化的一些因素。晚期遗址面貌与附近的老虎山文化极为相似，应该属于同一类的文化遗存，但其中也多有小河沿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如发现了一些彩绘的陶器与石块。

甘恢元先生

　　甘恢元先生《洪泽湖以东淮河故道沿线新石器考古新收获与初步研究》介绍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淮河故道沿线新石器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的收获。2018年3月至5月，先后对淮安市淮安区、涟水县及盐城市阜宁县境内的青莲岗、颜家码头、西韩庄、茭陵集、凤凰墩、城头村、笪巷等遗址进行了复查和勘探，对淮安黄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通过对各遗址出土及采集遗物的初步分析，可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大期：第一期遗存与淮河中游的石山孜二期、双墩文化关系密切，时代相近，绝对年代约在5000BC—4500BC；第二期遗存以青莲岗遗址为代表，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与定远侯家寨二期关系密切，绝对年代当在4000BC前后；第三期遗存以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因素为主体，3000BC前后，南北两大强势文化在淮河故道沿线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其后发展为龙山文化。该区域距今7000年前后至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伴随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青莲岗文化的真实面貌将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濉河上游的石山孜一、二期遗存与顺山集文化、青莲岗文化关系密切，青莲岗文化应由顺山集文化发展而来。青莲岗文化之后，淮河故道区域成为南北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大汶口、良渚文化之后，龙山文化顺势南下，淮河故道沿线地区则最终成为龙山文化分布范围。

夏格旺堆先生

　　夏格旺堆先生《札达县格布塞鲁墓地2017年度考古发掘》介绍了2017年格布赛鲁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县城以北约10公里处的桑达沟河谷两岸，根据墓葬分布情况，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区又可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经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有两个时间段，第一阶段的为距今3560-3000年期间（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50年），第二个为距今2310-2127（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178年）。可以看出，墓地有早晚两个时间段的遗存。并且显示，早期墓葬均为石室墓，晚期为竖穴土坑墓。考古发掘获取了陶质、石质、骨质、铜质、铁质、木质、玻璃、贝饰、皮质等各类遗物300余件（组），收集100余个个体的人骨和动物骨骼，采集了朽木、木炭、土样、作物种子等测年与检测分析样品20余个，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收获。

　　格布赛鲁墓地出土陶器的组合为罐、钵，均为圜底器。该墓地是迄今所知西藏境内最早的史前墓地；出土了最早的青铜器材料，也是在随葬品中以石器、青铜器和陶器等遗物共存的一处墓地；石室墓葬形制、部分陶器等随葬品特征与新疆地区发现的葬品相似。此次考古发掘工作是格布赛鲁墓地在遭受长年盗扰破坏后的首次正式发掘，收获了大量的实物材料，对了解象泉河流域古代遗存、早期文明的演进及其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与线索。

Jan Turek（简•图雷克）先生

　　Jan Turek（简•图雷克）先生《欧洲长坟遗迹的起源》探讨了中欧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六千至五千纪）长坟遗迹的起源和发展。有研究认为中欧地区新石器时代长屋的一种功能是埋葬祖先，居住过程中已埋葬人类遗骸（有些是儿童），伴随着房子废弃也保留在建筑之内，包围长屋的沟渠被认为是修盖泥墙的取土坑。Neustupný观察到这种沟渠不仅出现在黄土和粘土地层中，还出现在不能用于墙体施工的非塑性材料（砂石）中，因此他认为不规则形状的沟渠具有象征性的保护作用，可以保护房屋免受超自然力量的侵害的结论。上述解释都认定这些沟渠是在建造或使用房屋的过程中形成的。我认为实际上是在房子废弃之后，沿着房子挖的这些沟渠，这种行为把废弃的房子变成了坟墓。在这种情况下，沟渠象征性的保护功能可能并不是对于居住者的房屋内部空间，恰恰相反，它们保护了死亡房屋外部环境，抵御了死亡房屋的不利影响。此外，从沟渠中挖出的土可能是旧房倒塌后在其顶部堆起的一个长土堆的地基，这可能是在墓葬上方建造土堆观念的起源。Vere Gordon Childe观察到多瑙河地区早期红铜时代坟丘很可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屋。在长房建筑再次利用成为早期红铜时代墓葬和长坟丘之间，也许存在某种过渡形式的墓上建筑。由此而论，我们必须考虑到西欧西北部和不列颠群岛的长坟也被长而浅的沟渠所包围，就如同大陆上的长房一样。因此，埋葬土墩的想法很可能起源于这样一种习惯，即把土墩堆在含有祖先埋葬物的废弃房屋的废墟上。只有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长房子是用边缘沟渠建成的，这一事实可能表明，只有一些房子是在被废弃后用作丧葬用途的。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埋藏坑内的地层关系和后堆积过程，以及长屋、长沟和邻近其他坑的其他可能遗骸进行系统的研究。

黄翔先生

　　黄翔先生《上海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土台的发现》介绍了2014-2015年上海广富林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台。发掘揭露的部分为土台的东北部，揭露面积约1200平方米。土台揭露部分东西长约50米，南北约45米，高约3.8米，方向北偏东30°，土台的东北角呈90°。土台建于一处洼地之上，从土台的堆积情况看，土台主体由草裹泥堆砌而成。土台由西南部开始堆筑，先用堆土筑成一个小型的高台，再用草裹泥的方式渐次向东、向北扩展，形成一圈圈的曲尺形状。由于草裹泥的土质不同，还可以在这些堆积中划分出小型区块，应当与当时施工方式有关。土台外围采用草铺泥的结构进行加护。在土台堆积中，我们还发现了两层由红烧土组成的斜坡状堆积，以此可以将土台的堆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清理土台堆积时我们在土台的东侧、北侧发现了一些与土台方向一致的长条形凹槽，部分凹槽中发现有竖立的篱笆痕迹，经鉴定可能与芦苇有关。同时，大多数的凹槽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土台堆积，因此，这些凹槽也应与土台的堆筑有关。广富林良渚文化土台与少卿山祭台相近似，可能为综合性祭台。

　　第二场讨论：区域文化和交流（李新伟先生主持，共七项演讲）

李新伟先生主持

孙波先生

　　孙波先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文化互动中的新局面》探讨了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在不间断受外来影响的前提下，开始强力向外突进，打开了对外交流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大汶口文化南下。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江淮区间的诸文化衰落，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强势越过长江至洪泽湖与大汶口文化隔水对峙。大汶口文化从江苏和安徽两个地区向南扩张，前锋直抵洪泽湖岸边，晚期阶段基本完全占据了整个淮北，在淮河边上建筑了垓下城址；二、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占据了鲁西豫东皖北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尉迟寺类型。向西包括河南中部和东南部一带（最西可达洛阳盆地），大汶口文化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并在其后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得到继承。再向外包括鄂北、豫西南、陕东、晋南地区也发现有大汶口文化因素，这背后可能伴随有人群的迁移；三、红山文化影响——京杭通道的意义。红山文化的影响以彩陶和玉器为载体，南北交流通道大体与京杭运河平行略偏东，沿着泰沂山地西侧的山前地带。

　赵春青先生

　　赵春青先生《区域文化和交流——论庙底沟文化及其文化交流》认为庙底沟文化是探讨史前区域文化和交流最好的案例。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经过两次发掘，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距今6000-5500年）有其代表性的器物组合和彩陶纹饰。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豫陕晋黄河中游地区，可划分为核心区和外围区，核心区有庙底沟、泉护村、西阴村、杨官寨和西坡等典型遗址。外围区东有大河村类型、钓鱼台类型、南有雕龙碑类型、西有大地湾类型、北有杏花村类型等。其影响区东有大汶口文化、南有大溪文化、西有马家窑文化、东北有红山文化等。距今6000年前左右开始出现明显迹象，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增加，大型聚落出现，文化高度发达等等。而距今6000至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共同体，其分布范围以豫西、晋南和关中地区为核心，并向周围强势扩张，东达大海，西至甘青地区，北到长城一线，向南已越过长江。

　孙周勇先生

　　孙周勇先生《黄土、石头与城：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的晋陕高原》立足于近年来陕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山西兴县碧村等中、大型遗址考古成果及区域调查收获，公元前第三千纪下半叶晋陕高原的文化面貌及区域格局日趋明晰。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以石峁城址为核心 “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城址成为晋陕高原北端的地缘政治中心。大致与此同时，晋陕高原南端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芦山峁遗址（以营盘梁为中心的大型夯土建筑宫室、玉器、陶瓦等高等级奢侈品及建筑材料为代表）的形成，宣告了晋陕高原南端区域政体中心的形成。就其陶器展现的文化面貌而言，展现出浓郁的混合文化因素（包含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及客省庄文化的地域特色），或可代表了活跃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另外一只曾经与石峁集团势均力敌的族群。以黄土与石料为原材料构筑大型公共设施及宫室建筑成为晋陕高原南、北两端（芦山峁及石峁两个区域政体中心）的建筑传统。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周边次级聚落的选址及形态。陶寺遗址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处于黄土高原之外的临汾盆地。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下城址建设中夯筑与石筑传统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使用暴力、铸铜技术等方面更多展示了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晋陕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的主体面貌仍然延续了当地龙山晚期以来的文化特征，陶器等典型物质遗存上难以捕捉二里头文化的影子。如果将二里头的一至四期作为夏文化的典型遗存，则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认为，夏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两千纪之交远未波及到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及晋西北在内的晋陕高原。活跃在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集团最少包括了以石峁为核心北方集团、以芦山峁为核心的中部集团及与石峁集密切的陶寺集团，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与夏集团鼎足而立，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郭明女士

　　郭明女士《浅析兴隆洼文化的南向影响策略》主要探讨了兴隆洼文化对外影响与交流的方式。她的研究方法是将器物按照原料、器型（纹饰）和工艺的不同进行了分类，不同的组合可以反映产品交换、人口迁移或文化（信息）传播等交流方式。在此基础上，以兴隆洼文化典型的筒形罐为线索展开文化交流的讨论。燕山南麓地区是多系统考古学文化交汇的主要地域，其文化特征受同时期强势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以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的西辽河流域为核心分布地域的兴隆洼文化，其区域范围曾越过燕山，到达燕山南麓，这一区域也短时成为兴隆洼文化南向影响的前沿。通过对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麓地区发现的陶器特征的对比分析，讨论在兴隆洼文化区域变动过程中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分析表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是兴隆洼文化分布的核心范围，在其延续的时间内，曾短期扩张至燕山南麓地区。而这一区域出土筒形罐的特征分析显示，筒形罐的特征与变化趋势与兴隆洼文化核心区域基本一致，应当是核心区的人口扩张至此地的结果。即人口的迁移是兴隆洼文化时期南向影响的主要策略。

张星德女士

　　张星德女士《牛河梁红山文化彩陶视野下的“两河流域”文化互动》以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探讨了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互动。牛河梁遗址彩陶除极个别残片无法辨认完整图案结构外，均可以被归纳入分叉类、几何类、垂弧类、涡卷类和方折五大类别之中。其中分叉类可以细分为短叉、长叉、勾叉三种；几何类彩陶图案包括斜线、三角形、四边形、平行带、折线几何几种，各种几何纹还可以继续划分出若干具体纹样。经年代学、层位学与类型学的分析，可发现上述彩陶图案分别来源于后岗一期文化、半坡文化及本地土著文化，其中半坡文化鱼纹和鱼纹变体元素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彩陶母体的主要来源。黄河流域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之后，原本进入西辽河流域的后岗一期文化因素消退，仅部分延续，与此同时西阴文化主流彩陶纹样没有进入西辽河流域，而是具有半坡文化指征性意义的鱼纹以多种变形几何化的形式夹杂着当地更早阶段的本地元素，在西辽河地区流行，并在牛河梁晚期脱离母题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些资料为我们探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演进、人群迁徙及其与西辽河流域古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资料。

张翠敏女士

　　张翠敏女士《偏堡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归纳了偏堡文化的分布范围和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和周边文化的交流。偏堡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主要分布区域为辽东半岛南部、鸭绿江下游、辽东山地、下辽河流域、科尔沁沙地以及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以叠唇和各种竖条附加堆纹为特征的叠唇筒形罐以及刻划纹组成各种图案和附加堆纹长腹壶成为该文化陶器典型特征。偏堡文化集中分布的三个区域（辽东半岛、下辽河流域和科尔沁草原）均发现偏堡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交流的证据，而且三个区域之间也有互相交流的迹象。偏堡文化分别与白石村二期文化、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小河沿文化和南宝力皋吐墓地等发生过接触和交流，并对稍晚的北沟文化和小珠山三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宫本一夫先生

　　宫本一夫先生《东北地区偏堡文化再论》认为偏堡文化是东北亚史前时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以往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偏堡文化主要分布在辽东地区，以沈阳为中心。南到辽东半岛、北到大兴安岭山脉南麓、西有新民县东高台山遗址、东有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堂山和双鹤里遗址。偏堡文化早期和吴家村两系统同时并存，中晚期覆盖辽东全境。朝鲜西北的节目纹陶器文化，也曾受到偏堡文化的影响。从辽东陶器制作技术的变迁来看，偏堡文化还促使鸭绿江中游形成公贵里式陶器，公贵里式发展至朝鲜半岛南部产生无纹陶器早期的突带纹陶器。综上，偏堡文化对于无纹陶器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场讨论：区域文化和交流（孟华平先生主持，共八项演讲）

孟华平先生主持

张爱冰先生

　　张爱冰先生《侯家寨遗址新测年数据及相关问题讨论》介绍了定远侯家寨遗址的分期成果和新获得的6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由此建立起江淮中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第一阶段（7300BP—6800BP），以双墩文化为代表，主要文化特征为釜和支脚的器物组合以及同一刻划符号系统的多地重复出现；第二阶段（6100BP—5700BP），以侯家寨文化为代表，主要文化特征为鼎形器普遍代替了釜形器（鼎、豆、罐的器物组合）以及彩陶的大规模传播；第三阶段（5700BP—5300BP），以凌家滩文化为代表，主要文化特征为鼎、豆、壶的器物组合以及玉石器的广泛使用；第四阶段（5300BP—4800BP），以薛家岗晚期文化为代表，主要文化特征为鼎、豆、鬹的器物组合和玉石器传统的延续。至4600BP前后，长江北岸兴起了张四墩文化。江淮中部地区新石器文化可能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与周围文化一直存在着可见的互动与交流。

　　综上所论，侯家寨遗址年代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江淮中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江淮中部地区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江淮中部地区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构成了先秦时期淮夷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张东先生

　　张东先生《淮河中游史前聚落演进》归纳了淮河中游地区史前聚落演进的总体进程，并分析了四个阶段区域聚落形态和微观聚落结构，由此总结了淮河中游史前聚落演进的三方面特点。

　　淮河中游史前聚落经历了如下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定居聚落的兴起；第二阶段、区域聚落的转型；第三阶段、分层聚落的突现；第四阶段、复杂聚落的衰落。一、环境适应方面：早期聚落受环境制约明显，挖壕和铺垫主要为摆脱周边河流泛滥的影响。晚期人工堆筑形成的台基或堌堆成为聚落载体，人口集中、历时长期的遗址会形成围壕（垣）聚落；二、社会组织方面：早期聚落规模较小，社会关系相对平等。晚期伴随着人口剧增和集聚出现了聚落内部的社会分化，区域内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围垣聚落，公共仪式空间在聚落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龙山晚期大型聚落的衰落与聚落分散化现象同步发生，社会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调整；三、地缘背景方面：早期定居聚落的兴盛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聚落演进的转型期恰逢中国史前交互作用圈形成时期，分层聚落突现可能的动因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移民的迁入，而龙山晚期大型聚落的衰落可能与中原中心的形成有关。

宋健先生

　　宋健先生《浙江余杭百亩山玉璧的图形符号和良渚文化的太阳信仰》从百亩山良渚文化玉璧图符的解读入手，玉璧两面的图形符号互为关联，一面为冠之形态，另一面为冠的标志（冠+日+鸟）。大汶口文化经典的陶器刻符也应解读为“日+鸟+冠”。

　　良渚文化传统的主神是以“人+兽”为母题，其主要载体是玉琮，从未在玉璧上出现过。太阳神与台阶形冠徽是全新的神祇，出现于良渚后期晚段至末期，玉璧（还有一部分玉琮）被选择为新神祇的载体。新神祇的发现以传世品为多，出土品少，科学发掘品更少，仅见于浙南山地好川等地点和长江以北的兴化蒋庄。

　　良渚后期，社会上层试图改变原有的信仰体系，借用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太阳信仰，将大汶口文化“飞鸟载日”改造为“日鸟合一”。新观念的创立者尝试改造作为原有神祇最重要的载体玉琮，在玉琮的居中居高位置增添新的神祇。但是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新的神祇载体玉璧，承载太阳信仰的功能，因为大件玉器中只有玉璧尚未被赋予神的内核。台阶形冠徽成为权贵阶层的新冠徽，业已存在的矩形冠徽的形制和使用方式被加以改造。这次改革发生的很短暂，很快就失败了。良渚文化固有的主神信仰体系得以延续，胜利者试图抹去信仰改革的所有痕迹。当前良渚核心区域所见与短暂改革相关的残余所剩无几。胜利者先抹除玉器上的图像，继而销毁相关玉器。抹除图像的玉器被继续利用，改革失败后出逃的权贵主要出路就是离乡背井奔走他乡，如浙南的好川等地。兴化蒋庄的刻有太阳与台阶形冠徽图形的玉璧和山东的台阶形冠徽玉片也是失利者外逃的遗存。此外，好川与蒋庄都以陶鬶随葬，这一习俗尚未见于核心区，或可作为观念变革的旁证。此后良渚核心区内仅出现过陶器上的台阶形图像，或许是偶尔唤起对那次短命改革的些微记忆。

 

雷少先生

　　雷少先生《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交流初探》以近年来宁绍平原和浙东海岛区域的史前考古工作的新进展为基础，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结合相关环境考古研究成果，对两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交流的背景、特点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最迟自河姆渡文化晚期开始，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便已有了文化交流，两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这时以源自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向海岛区域单向传播为主，浙东海岛史前文化来源单一，尚未形成自身特色。进入良渚文化时期，随着稻作农业发展，人口增殖，聚落数量增多，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起来。特别是自良渚文化晚期以来，海岛区域的史前文化除了具备宁绍平原典型的良渚文化因素外，其来源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同文化因素在浙东海岛传播与汇集，并形成一些自身特色。这些新文化因素，部分与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有较多相似性，它的形成可能受到了宁绍地区以南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影响。从海陆环境变迁分析来看，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与当时的海洋环境变迁有明显关联。特别是海平面上涨极易引发海侵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对宁绍平原的聚落生存环境和稻作农业生产等造成了严重影响，甚至是毁灭性打击，促使古人将目光投向海岛，开辟新的家园，这应是两地文化交流的环境背景。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宁绍平原与浙东海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以前者向后者传播为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微乎其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岛区域的史前文化因素来源虽然逐渐增多，但始终未形成单独的文化圈。

王良志先生

　　王良志先生《试论油子岭文化》以近年来出版的《澧县城头山》、《天门龙嘴》、《谭家岭》、《武穴鼓山》和《枝江关庙山》等考古报告为基础，对油子岭文化的内涵、分期、分布和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对油子岭文化内涵进行了界定，从陶器特征、房址、墓葬、聚落形态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其次，讨论文化分期和年代，将油子岭文化分为四期六段，总结归纳每一期的基本特征；根据已公布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油子岭文化的绝对年代；再次，在分期的基础上讨论油子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地方类型，本文认为油子岭文化第一、二期时，分布范围局限于汉东地区，第三期时达到鼎盛阶段，分布范围扩大到长江以南的洞庭湖沿岸，根据区域差异可以划分为汉东地区的油子岭类型和洞庭湖区的城头山类型，这一时期的油子岭文化还对鄂东南地区、峡江地区和南阳盆地的诸多遗存产生强烈的影响，但这些地区的文化遗存同时受到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暂时不宜作为油子岭文化的地方类型，第四期时原来的文化中心——汉东地区被屈家岭文化代替，油子岭文化分布范围退缩至洞庭湖沿岸。最后，结语部分讨论了油子岭文化的源流和学术意义，认为油子岭文化主要来源于汉东地区的边畈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油子岭文化的确认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靳松安先生

　　靳松安先生《龙山时代江汉与中原的关系》梳理了龙山时代江汉和中原两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屈家岭文化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仰韶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后，迅速向北扩张至豫西南鄂西北和豫南地区，取代了那里的仰韶文化，极大地拓展了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地域，这就为屈家岭文化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渗透奠定了基础。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遗存在中原地区发现最多、分布范围也最广，如豫中地区大河村五期文化的郑州大河村、禹州谷水河、汝州北刘庄等遗址，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垣曲古城东关、孟津妯娌等遗址中发现有与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近似。石家河文化早期在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豫中禹州瓦店、前后屯、襄城台王、郾城郝家台等遗址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豫东杞县鹿台岗、段岗、睢县周龙岗等遗址造律台文化早期遗存和豫北辉县孟庄、新乡李大召等遗址后岗二期文化早期遗存中，都见有来自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典型因素，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石家河文化晚期，邻近中原的汉水中游地区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王湾三期文化因素。在王湾三期文化的持续影响下，豫南鄂东北、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分别形成了王湾三期文化杨庄二期类型和乱石滩类型，江汉平原腹地的石家河文化也逐步演化为后石家河文化。

　　龙山时代江汉与中原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改变了史前中国的文化格局，不同外来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汇聚，为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大大扩展了中原文化系统的分布地域，改变了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它不仅把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因素传播到江汉地区，同时也将后者的优秀文化因素带回中原地区，从而为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运明先生

　　黄运明先生《福建沿海早期史前文化的检视》旨在通过新的考古发现探讨福建沿海地区史前时代在“龙山形成期”前后的文化变革。根据霞浦屏风山、晋江庵山考古发掘和平潭史前遗址考古调查的成果，对福建沿海史前文化序列进行了梳理。从距今6000-3000年，福建沿海史前时期除了壳丘头文化-昙石山下层-昙石山文化-黄瓜山文化-黄土仑文化这条序列外，还有就是夹砂陶传统这条线隐隐约约、忽明忽暗，一直贯穿着沿海史前文化的始终。“龙山形成期”前后福建沿海地区阶段性变化是存在的。夹砂陶传统的出现、消失和再次出现，恰好反映了福建沿海史前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变迁的过程。夹砂陶传统是福建沿海史前文化的“内核”所在。

　黄超先生

　　黄超先生《公元前2千纪中国与东南亚大陆的有领环》基于对中国与东南亚大陆（公元前3千纪至1千纪中叶）有领环的系统梳理，旨在进一步深入了解公元前2千纪中国与东南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最早的石质有领环见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进一步发展，并在此期间首次作为随葬品见于下靳和清凉寺。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个别零星发现外，有领环几乎消失殆尽。而商文化时期，有领环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顶峰阶段。东南亚地区（囿于考古资料发表的不平衡性，本研究使用的考古资料仅来自相对丰富的越南和泰国）目前最早的有领环见于越南红河流域的冯原文化，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出现于泰国湾沿岸地区，至1千纪时已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大陆地区和以及菲律宾、印尼等地的多个海岛。中国与东南亚大陆之间主要的玉器交流高峰期集中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有领环是越南冯原文化中期的社会上层人物从中国引入的主要玉器之一，由此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史前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形成。

　　第四场讨论：经济、技术与社会（戴向明先生主持，共四项演讲）　　

戴向明先生主持

崔天兴先生

　　崔天兴先生《灵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形态、资源空间和社会过程研究》利用GIS技术对灵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进行了空间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彩陶化学成分分析（ED-XRD和ED-XRF检测）手段探讨区域内彩陶的生产和消费。

　　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在在灵宝盆地达到顶峰，仰韶晚期明显衰落，庙底沟二期阶段有所回升，但也没有达到庙底沟文化的繁盛。聚落沿河流呈 “线性”分布，大中型聚落均分布在山前平原或冲积扇上，山间（弘农涧河流域）没有出现大型聚落。彩陶陶胎的粘土成分基本相同，与灵宝当地采集的粘土化学成分相差不大。黑彩的化学成分也呈现出相同的规律，不受器形等因素的影响。结合部分遗址内部发现的陶窑，推测这时期每个聚落内部应该都有自己的制陶体系，不存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统一生产、分配和流通的体制。灵宝盆地内仰韶文化早中期植物利用、肉食资源和（人骨和家畜）食谱研究也符合我们对资源利用的推断。聚落内部居址和墓地的研究表明，彩陶、石器等当时可供分配的资源均有向大型房屋、墓葬集中的趋势。单个聚落内居民有分组居住和资源向少部分人集中的现象，而且聚落之间也出现了分层的社会关系。

　　综上所论，该区域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血缘关系而非经济等手段为纽带。灵宝盆地仰韶中期区域社会达到低度的社会复杂化水平，但墓葬等遗存显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开始逐渐的变大。中原地区的史前工作仍然偏少，关键性节点不清晰，研究深度不足，需进一步强化区域调查和系统发掘。

孙瀚龙先生

　　孙瀚龙先生《崧泽、良渚葬仪初探——以陶缸为例》旨在探讨崧泽-良渚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葬仪。目前，崧泽早期到良渚晚期发现随葬陶缸的遗址约有20 处，关于陶缸功能仍莫衷一是。陶缸随葬的空间位置有三种：墓坑外、墓坑内（可分为棺内、棺外和无葬具）和无墓坑随葬。墓坑外的陶缸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葬具或祭器，推测与二次葬、人祭等仪式有密切联系；葬具外的陶缸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葬器，推测与特殊的下葬仪式有关；葬具内的陶缸最初可能是财富、身份的象征，同时兼具礼仪物品的作用，发展到后来，财富的象征意丧失，礼仪的作用可能转化为对某种仪式传统的坚持和纪念。

黄富成先生

　　黄富成先生《裴李岗文化“钻孔石器”及相关问题》提出“钻孔石器”是石器生产工具在结构形态和技术发展上的一大变革，标志着原始农业生产进程中复合工具的发展与形成。依据嵩山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裴李岗文化石器工具钻孔的技术正处在由小型石制品及饰物向大型石质生产工具过渡的阶段，迟至裴李岗文化晚期或仰韶文化早期才初步完成这个技术发展的阶段。

　　工具技术、工具结构形态是直接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这也是我们认识原始聚落社会内部各系统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钻孔）石器（复合）工具的形成与发展真实体现了北方旱作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山地农业——河谷台阶地（盆地）农业——平原农业。以钻孔石器为代表的复合工具的形成与发展表明原始聚落社会生产经济的真正形成。生产经济中的组织、系统、分工与配套设施等是社会复杂化的几种基本结构形态。

王小娟女士

　　王小娟女士《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陶器制作技术变迁》基于陶器“生命史”的视角，利用陶胎断面观察、化学元素分析（ED-XRF和ICP检测）和岩相分析等手段进行制陶原料的研究，通过观察统计进行陶器成型、修整、装饰和烧制技术的研究。研究旨在从陶器技术的角度来阐释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的文化变迁。

　　她将晋南地区以条山为界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包含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南区包括平陆芮城谷地和垣曲盆地。陶器制作技术方面，南、北两个区域的差异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陶器成型技术方面，南区新出现了轮制技术，而北区没有。之后，北区的陶寺文化和南区的龙山文化在制陶技术的多个方面产生明显差异，最主要的是成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的巨大反差。成型技术方面北区始终以泥条筑成法的手制技术为主，其次是模制技术，轮制技术在陶寺文化中期出现但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相反，南区则以轮制技术占据主导地位。装饰纹样方面，北区陶寺文化始终以绳纹为主，少量篮纹和方格纹，而南区则以篮纹为主，方格纹其次，绳纹少量。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南、北两个区域之间在陶器技术方面所发生的明显变化进一步论证了这两个区域逐步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变迁。

　　第五场讨论：理论与反思（魏兴涛先生主持，共七项演讲）

魏兴涛先生主持

　郭明建先生

　　郭明建先生《聚落考古三题----从田野考古调查到现代聚落观察》检讨了聚落考古，这一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的重要方法。认为目前的聚落考古理论均存在“空洞”之嫌，考古研究与历史真实（就民族志、现代聚落和古地图的反映来看）之间可能还存在很大的鸿沟。

　　他以亲身参与的薛河流域聚落考古调查和雄安新区考古调查为案例，对比现代聚落组织提出了三点聚落考古方面的反思：一、古代聚落是难以全面复原的，因此辨识聚落在很多区域内具有局限性，在河流下游区域尤其如此。地质调查与埋藏研究应为考古调查的基础，否则其客观性将大打折扣；二、聚落等级（分化）和面积的关系是复杂的。聚落分化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早期社会聚落面积的区别与聚落功能密切相关。即使在复杂化社会中，除了定性的分析，聚落等级的具体划分由于样本量等原因也会存在主观性。对于聚落的面积，与其将它与聚落行政等级直接挂钩，不如将它视为一个聚落“综合实力”的表现。这种综合实力既与本聚落的行政级别、人口相关，又与本聚落的经济、资源、交通、文化等其他情况紧密相连。三、分化社会中，虽然大小聚落面积差异明显，但疆域的划定和行政中心的确定则是具体而复杂的。尤其对于等级差异不大的一群聚落，理论模型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问题的解决仍需要更加深入和具体的证据。相对于低等级聚落，高等级聚落的变迁一般更为复杂，确定大型聚落之间的关系、共时性、变迁的具体过程，仍是考古学研究的难题。

张居中先生

　　张居中先生《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地区文化洼地现象试析》指出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和淮河上游）庙底沟文化之后、龙山文化晚期之前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低潮期，相较于周边地区形成的“文化洼地现象”。这种“文化洼地”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其间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呢？这一现象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产生过什么影响呢？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气候因素的影响，但如果是气候原因，为何周边同期文化发达，唯独中间衰落？可见气候的变化可能是这次中原地区文化衰落现象产生的诱因，并非全部原因。典型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较为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促使了聚落的增多、增大和人口的增加，同时也孕育了社会内部矛盾。至仰韶晚期，随着气候条件的恶化，先民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以铸鼎塬为代表的生态较为脆弱的黄土地貌，难以供养如此多的人口，导致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加之定居的生活导致的疾病流行，使文化发达之地变成不宜居住之地，迫使人群开始不断向外迁徙、移动，最终导致该区域人口锐减，文化衰落。而周边文化的乘机入侵，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周边文化内迁带来的新元素，又为该地区下一阶段文化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新的动力。

　　张居中先生还介绍了2017年“伊朗拉扎维呼罗珊省考古调查”项目的进展。2018年6月，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同伊朗内沙布尔大学考古系签署联合考古合作协议，决定合作开展“伊朗东部史前文化与社会——拉扎维呼罗珊省Borj遗址联合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学术目的在于寻找古代东西方文化与科技交流的线索。

　赵亚锋先生

　　赵亚锋先生《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丧葬观演变的考古学观察》梳理了洞庭湖地区多年考古工作积累下来的史前墓葬资料，对区域史前丧葬观念的演变做一大时段的长程式观察与研究。观察视角一是墓葬在聚落中的位置分布和其与居址的相对位置关系；二是墓葬随葬器物与遗址灰坑、灰沟等遗迹中出土器物在器类、器型、数量和大小风格等方面的对比。主要目的是观察不同时期人们处理生者与死者之间关系方式策略的变化，从而探索区域史前丧葬观的演变
　　彭头山文化时期，墓葬一般就在房址边上，墓区与居址区混杂在一起，同时墓葬随葬器物与生活用器差异不大，这一时期可谓真正的“事死如生”。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资料较少，可能与彭头山文化时期差异不大。汤家岗文化时期，已经规划出与居住址分离的墓地，墓地内有不同的墓区。虽然随葬器物与生活用器尚无明显异化，生死已然有别。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的墓地应该不止一个，仍和同时期相应房址有着对应关系。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墓地有进一步集中的现象，但所有的墓地还是与房址一起位于遗址内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墓葬随葬器物与实际生活用器开始明显差异化，专门用以随葬的明器流行，典型的生死有别。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孙家岗遗址墓地已经被移到了该遗址环壕之外，与居址生活区完全分离。其墓葬随葬器物虽不像上一时期那样明显明器化，但随葬器物类型却明显异于实际生活用器，生死之别显然。

刘宝山先生

　　刘宝山先生《从江南土墩墓看家庭私有制的起源》是由江苏宜兴下湾崧泽文化土墩墓群的考古发现提出的。江南地区青铜时代以高大土墩为特征的“土墩墓”实际上应当称为土墩墓地，土墩的构建过程反映出墓地具有规划性和一定的营造方式。2017年江苏宜兴下湾崧泽文化遗址发现了居住址外独立规划的家族墓地，墓地专门规划在山脊上，生产和生活居住区规划在山脚平原地带，并且发现了最早的一墩多墓埋葬习俗。下湾家族墓地共由数十个土墩组成，是“一墩多墓”的家庭（家族）墓地，反映了“长幼有序的家族观念”。

　　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早期的墓地仍属于大型的氏族性质的公共墓地。良渚文化时期在太湖流域的“高等级聚落”遗址中已普遍存在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遗迹和墓地相结合的“高台墓地”，说明贵族家庭或家族正式从普通墓地中脱离出来，是社会等级的表现。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进入古国文明的前夜，反映社会地位的高等级单人墓葬和反映父系家族的一墩多墓并存。反映了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的发展规律。

黄建秋先生

　　黄建秋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及相关问题》由两个考古学文化命名争议的案例展开，一是如何定性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分布于太湖西北山地丘陵地带、以平底筒形釜为代表性器物组合、死者头向朝东的骆驼墩遗存为例；二是如何命名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文化典型器物的复合文化，以新沂花厅墓地随葬品表现出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两合现象为例。

　　他认为考古学文化名称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完善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就要兼顾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两方面因素。给新的考古遗存命名时把它与考古学区系类型以及考古学文化分层次结合起来考虑，借用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区序列概念和涵化理论，这样便能够解决上述两个难题。如此，可以得出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解决方案。重视骆驼墩遗存的文化个性的视角，那么太湖西部的骆驼墩文化与东部的马家浜文化共同构成太湖流域文化区。重视骆驼墩遗存与马家浜文化因素共性的视角，那么马家浜文化骆驼墩类型也是太湖流域文化区的重要组成。花厅墓地遗存可以采用双名制，称为大汶口•良渚文化，从名称上体现其兼有两个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的“特征”。考古学文化命名产生的争议实际上是古代物质文化的交流造成的，物、信息和人三个要素的交流与流动造成了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复杂。

方向明先生

　　方向明先生《玉器时代观念与艺术浪潮》认为玉礼器、玉和玉器的观念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主要特征。距今5000年前后开启的玉器时代，区域波及东亚大陆东部的半月形地区，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标志。他从六个方面描绘了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环玦的源起、扩散和影响：玉器时代的先声；二、红山玉龙和勾云形器、良渚神像和琮：宇宙观的创立和完形；三、璜的出现和原始意义；四、璧环的发展、定型和龙山时代的嬗变；五、良渚琮的传播、后续和扩散；六、海岱和两湖的玉文化：玉器时代的最后绝唱。

　　作为中华文明出现时段的“玉器时代”，玉的神化和灵物是观念意识形态的核心，成组玉礼器标识的礼制是维系社会组织和结构稳定的基础；作为高端美术品的玉器，是玉器时代观念和艺术的主要代表，也是研究这一时期观念和艺术从碰撞到进步的主要切入点，不同区域的各集团，先后时段的各集团，体现在玉文化、玉文明上的观念和艺术的浪潮，成为东亚半月形地带玉器时代波澜壮阔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随即而来的牙璋和二里头文化龙的滥觞，玉文化再次掀起波澜。

李新伟先生

　　李新伟先生《“最初的中国”视角下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回顾了考古学史上中国文明探源的研究，认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与考古发现最为契合、在以考古学方法重建中国古史的实践中也最具可操作性。他归纳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三个要点（即：文化的发展、彼此的联系，以及和历史时期中国的密切联系），阐释了对“最初的中国”的理解。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最初的中国”的认定不仅意在确立历史时期中国的史前基础，更在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王朝国家形成提供基本的视角。这一视角的基点是：“最初的中国”形成后，其内部各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超过以往的深刻联系，某一地区社会精英的政治实践会对其它地区有同样雄心的精英们产生示范作用。正是各地区精英们的踊跃探索和相互借鉴，才形成了良渚、陶寺和二里头政体相继出现的壮阔场面。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展开文明化进程，是中国文明独有的特色。这个宏大进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中国文明形成之初就具备了“天下”的视野，在一个广大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内勾画政治蓝图，构筑政治理想，实现政治抱负。在这一过程中，所谓“东亚青铜潮”等外来因素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辅助作用。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先生总结：

　　赵辉先生在总结发言中感谢了各位与会代表的努力，使得相对紧张的议程能够达成如此美满的效果。两天三十多位代表的发言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点：本届大会新石器组报名代表的数量并不算多，实际上有很多成员参加了其他分组的讨论，例如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环境考古等领域，他们探讨的是新石器考古的问题。这提醒了我们，新石器考古可研究的问题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多，有些问题形式上分散到了其他专委会。因此，他建议今后新石器考古领域的学者将视野放开阔一些，把古代社会复原的各个领域考虑进来。在新石器组讨论的四个专题中，“区域文化和交流”貌似是最传统的领域，有很多先生事实上是在探讨区域社会的运作，例如孙周勇先生谈的是晋陕地区几个社群之间的彼此关系，宋健先生谈的是良渚社会内的一次宗教改革，及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目前，史前考古的研究确实已经进入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古代社会史研究的转型期，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发展。

　　另外，他还期望各位将研究的视野放长远一些。例如，二里头文化的很多研究都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我们不妨也可以主动的将研究延伸至夏商周时期，这一时期有许多区域社会的发展水平也不比新石器晚期高。再往上追溯，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关注点。

　　罗森教授在大会开幕的致辞让他印象深刻，这么多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使西方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是有别于西方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那么，我们在探讨自身历史时需要一些一般性的理论，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现一些适合中国史前史研究的理论呢？这是我们在座各位今后长期需要努力的任务。

 

图/文：张  东

审 稿：李新伟

责 编：张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