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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和马”讲座纪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2讲)

发布时间:2019-03-22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宋殷

  2019年3月20日下午14:0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2019年度第2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袁靖研究员主持,日本学术振兴会海外特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访问学者菊地大树带来了题目为“中国古代王朝和马”的学术讲座。

主持人 袁靖研究员

  菊地大树博士讲到,随着商代车马与养马技术的引入,在中国也正式开始了家马的利用。商王朝以后,对马的利用以及包括养马技术等成熟于周王朝,并被其后的秦汉帝国所继承,然后进一步扩大到东亚地方以及更远的地域,以至于传到古代日本。

  马是季节性繁殖动物,一年大概只产1子。因此,这些数量稀少的马不止在军力,也向着权力、祭祀、交易等领域发展,并作为支撑社会、经济系统的“大型家畜”,而这样的背景应该是已经确立了稳定的马匹生产体制。

  虽然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传世文献之中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古代马匹饲养和管理的制度以及官职设置,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怎样仍然不得而知。

主讲人 菊地大树博士

  菊地大树博士接下来从古籍记载、出土文字资料和考古遗址出土马骨的具体分析来探索这一问题,介绍了这两年的成果一部分。

  对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意义在于开始于商王朝,成熟于周王朝的马文化被其后的秦汉帝国所继承,并进一步波及东亚地区以及更远的地区,并波及到古代日本。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对理解东亚马文化的成立与开展非常重要。通过将同位素技术引入对于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可以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马的系谱、养马技术的形成过程和向东亚扩散的情况。

  首先,菊地大树博士介绍了从古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看中国古代王朝的养马制度。有关养马的最早记录是在甲骨文里,比如合集29415涉及商王养作为牺牲之前的马,但是甲骨文中没有进一步的记载。对于养马制度,《周礼》和《礼记》里记载了关于牧场的位置、设置和管理,且可以知道大司马在王都郊外设置牧场,牧师管理牧场。河南省洛阳市西周北窑墓出土的西周中期的季姬方尊中记载了赐田以及家畜马14匹、牛69头、羊235头。这和《诗经·小雅·无羊》里讲到的牧饲养的羊300头、牛90头的记载可以成比例的对应。冈村秀典先生认为这反映了西周时期畜牧的实际情况。其次是负责饲养管理的官员设置,根据《周礼·地官·牧人》和《周礼·夏官·校人》中的记载,牧人管理在牧场养的牺牲,校人掌管王马之政,校人下面按照管理马的规模,有僕人,驭夫,趣马,圉师和圉人。在关于养马的官职中,能知道圉师教给圉人养马的方法。趣马和驭夫也有各自得职务,但是对僕夫没有记述。这样的有关养马的官职,在铭文上也可以看到。在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郑牧马受簋盖(集成3879)上,有铭文“牧马”二字。陈梦家先生认为,铭文中的“牧马”是圉师。另外在有关养马的职官中,马有专门的兽医,还有驯马和管理马的质量的职位。另外,从陶文和封泥上也可以看到官厩的编制。

  菊地大树博士认为:根据《周礼》的记载,当时养马系统组织中以夏官为中心,这也反映了养马体制跟军事方面的关系密切。

  此外,从《礼记》也可以看出1月做烧荒,3月让马交配,5月进行“执驹”,执驹是把小马和母马分开的仪礼,6月征收牧草,9月是马处理规定指导,11月从放牧到马厩。从《礼记》养马的全年活动中我们可以知道与马的自然生殖繁衍相关马的饲养管理体制。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西周墓地152号墓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達盨盖上可以看到铭文记载王在五月举行执驹之礼。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西周中期的盠驹尊的铭文中也可以看到王举行执驹之礼的记载。总结以上《周礼》和《礼记》记载的有关养马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养马体制组织官职有各种各样的职掌,马的飼养管理参照了马的季节性繁殖生态,西周中期铜器的铭文与《周礼》和《礼記》中的内容一致,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将古籍中养马生产的最基础的开始时期追溯到西周中期。

  其次,菊地大树博士介绍了从动物考古学和同位素分析所看到的中国古代养马技术。关于分析方法,首先清理马骨后鉴定部位,然后为了分析测量各个部位,再观察形态方面的特点。最后收集基本的记录后推定体高,年龄等,然后采样做食性分析。通过碳同位素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家马吃了C3类植物(如水稻、小麦等)或C4类植物(如小米等)。

  马齿分为前臼齿和后臼齿,前臼齿有P2、P3、P4,后臼齿有M1、M2、M3。牙齿珐琅质的羟基磷灰石,一旦珐琅质形成完成,就会中断来自外部的碳素供给,不受之后取得食物来源的碳原子的影响。这一形成时期根据牙齿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马的第1后臼齿(M1)是在出生之前也就是在母体中就开始形成的,到第3后臼齿(M3)牙根部的珐琅质形成完成、恒齿全部长成则需要大概60个月的时间。所以,臼齿上记录从0岁到4岁期间碳同位素的变动情况。利用这一特性,在从臼齿的萌出阶段和趾骨关节部的愈合状态推定年龄后,通过分析牙齿珐琅质的羟基磷灰石碳同位素,可以复原小马成长过程的饲料供给的实际状态。并且,以记录0岁碳同位素比的M1和4岁后半段萌出的M3为中心,包括可以分辨牙齿种类的臼齿,考虑到牙齿珐琅质的形成时期,从臼齿上面和下面的部分取样进行分析。采样的方法是首先磨牙齿表面清理一下然后进行取样。

  羟基磷灰石的碳同位素的数值和骨胶原的碳同位素的数值不一样,对比的话请注意。-2‰以上的话主要吃C4植物,-8‰以下的话主要吃C3植物,中间的话,C3和C4都吃的。一般在自然放牧的话,分析结果都是-8‰以下。

  少陵原墓地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遗址年代为西周早期到晚期,分析材料为马坑中出土的十匹马。少陵原的马牙的同位素分析结果很有意思。首先能看到三号马坑的母马和二号马坑的公马都是从小马时期多吃C4植物,在一般的自然放牧的情况,没有那么高的碳同位素的数值,因为草原的草是C3植物,多吃也在-8‰以下的数值。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人为的,专门给它们C4植物。我考虑母马是为了生孩子与公马分开,因而一直在马厩里饲养管理,而二号马坑的公马我们推测应该是种马。另外图中白色符号标记的小马的食性变迁比较有意思,在小马出生36个月以后突然变化食性。从氧同位素和锶同位素可以看到马在出生后没有发生明显的远距离移动。

  闫家寨遗址,是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分析对象为祭祀坑中出土的三十三匹马。对闫家寨的马的形态学研究结果显示出土马的体高为125-151cm,其中135cm以上的马有21匹,未满135cm的马有3匹,有9匹马体高不明。年龄构成为3-4岁的马11匹,5-10岁的马19匹,12-13岁的马2匹,年龄不明的马有1匹。可鉴定的马都是公马。根据《秦律杂钞》的记载,秦马体高在五尺八寸以上。秦尺大约23cm,因此秦尺五尺八寸大约是133.4cm,与秦兵马俑出土的马的体高134cm接近。可以采样的个体是9个个体,大部分可以看出食性变迁,而且能知道与少陵原相比,从小马的时候就吃C4植物,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的个体越来越靠近C4的范围。另外在有关养马的职官中,马有专门的兽医,还有驯马和管理马的质量的职位。《秦律十八种·仓律》里也有记载“驾传马,一食禾。”闫家寨的马牙的氧同位素和锶同位素的结果来看有部分马在畜养过程中有过远距离移动。

讲座现场

  寨头河墓地,是个戎人墓地,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遗址年代为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食性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马吃C3和C4的混合食物。氧同位素和锶同位素的结果显示所有马都没有发生远距离移动。

  汉景帝阳陵陪葬墓,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遗址年代为西汉,分析对象为陪葬墓中出土的八匹马。8匹马都是成熟了的公马,是拉车的马,所以体高大概相同。而可以看到马衔的痕迹。都很年轻。食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全部的个体最后到-2‰以上,基本上慢慢提高碳同位素的数值,最后提高的这两个个体也在36个月以后食性急剧变化。对比从西周到西汉的分析结果,我们能看到饲养管理趋于成熟。在《周礼》记载2,3岁的小马和母马分开开始驯马,可能分开以后,小马在马厩开始饲养吃C4食物。《周礼》等的成书年代大概是战国到西汉时期,所以这一分析结果与古籍的记载内容相符。锶同位素的结果显示汉阳陵陪葬墓的马可能来自各个地区。

  郭家庙曾国墓地,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遗址年代为春秋时期,分析材料为马坑中出土的六匹马。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出土马的食性来看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吃C4的,另一种是吃C3为主的。曾国的地域不是C4植物为中心的地方,可能养马的时候给它们C3植物。因此吃C4的马是菊地博士现在推测从外地过来的。锶同位素结果显示有部分马的锶同位素在0.711左右(北方的黄河流域),这暗示着春秋时期的曾国可能有来自黄河流域的马。

  最后菊地大树博士介绍了中国古代确立的养马技术是如何传播到周边地区——古代日本的马匹生产为例。

  马的饲料以禾科植物和豆科植物混合为主,既能提供纤维素,也能提供蛋白质和钙质。《史记》、《汉书》、《西京杂记》、《本草纲目》等文献里记载了苜蓿传入中国的经过。《张家山二年律令》和《悬泉置简》记载了用谷类和豆类的组合喂马饲养管理方式,其中“叔”或“菽”即指的是大豆或苜蓿等豆科植物。

  关于中国古代豆科植物连作的开始有二里头文化(冈村2003)、春秋战国(闵1971)、唐代以降(西嶋1966)等说法,中国的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有相关记载。在日本古坟时代开始,随着小麦出土量增加,豆科植物出土量也增加,有可能是从大陆或朝鲜半岛传来的豆类种植技术。

  日本国最古老的法令,八世纪的《养老律令》中有记载规定豆科和稻科混合的给料制度。而且对于不同种类的马的饲料配给也有所不同。

袁靖研究员为菊地大树博士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主持人袁靖研究员高度评价了菊地大树博士的工作,并表示随时欢迎菊地博士参与中国动物考古的研究。在最后的提问环节,有学者就执驹之礼举行的宽泛时段与马的多次发情的关系,以及如何判断遗址中出土的马为祭祀用马,根据马的使用功能不同而进行不同喂养策略等问题与菊地博士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

  执笔:宋殷

  审稿:袁靖

  摄影:王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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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和马”讲座纪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2讲)

发布时间:2019-03-22

  2019年3月20日下午14:0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2019年度第2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袁靖研究员主持,日本学术振兴会海外特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访问学者菊地大树带来了题目为“中国古代王朝和马”的学术讲座。

主持人 袁靖研究员

  菊地大树博士讲到,随着商代车马与养马技术的引入,在中国也正式开始了家马的利用。商王朝以后,对马的利用以及包括养马技术等成熟于周王朝,并被其后的秦汉帝国所继承,然后进一步扩大到东亚地方以及更远的地域,以至于传到古代日本。

  马是季节性繁殖动物,一年大概只产1子。因此,这些数量稀少的马不止在军力,也向着权力、祭祀、交易等领域发展,并作为支撑社会、经济系统的“大型家畜”,而这样的背景应该是已经确立了稳定的马匹生产体制。

  虽然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传世文献之中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古代马匹饲养和管理的制度以及官职设置,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怎样仍然不得而知。

主讲人 菊地大树博士

  菊地大树博士接下来从古籍记载、出土文字资料和考古遗址出土马骨的具体分析来探索这一问题,介绍了这两年的成果一部分。

  对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意义在于开始于商王朝,成熟于周王朝的马文化被其后的秦汉帝国所继承,并进一步波及东亚地区以及更远的地区,并波及到古代日本。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对理解东亚马文化的成立与开展非常重要。通过将同位素技术引入对于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可以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马的系谱、养马技术的形成过程和向东亚扩散的情况。

  首先,菊地大树博士介绍了从古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看中国古代王朝的养马制度。有关养马的最早记录是在甲骨文里,比如合集29415涉及商王养作为牺牲之前的马,但是甲骨文中没有进一步的记载。对于养马制度,《周礼》和《礼记》里记载了关于牧场的位置、设置和管理,且可以知道大司马在王都郊外设置牧场,牧师管理牧场。河南省洛阳市西周北窑墓出土的西周中期的季姬方尊中记载了赐田以及家畜马14匹、牛69头、羊235头。这和《诗经·小雅·无羊》里讲到的牧饲养的羊300头、牛90头的记载可以成比例的对应。冈村秀典先生认为这反映了西周时期畜牧的实际情况。其次是负责饲养管理的官员设置,根据《周礼·地官·牧人》和《周礼·夏官·校人》中的记载,牧人管理在牧场养的牺牲,校人掌管王马之政,校人下面按照管理马的规模,有僕人,驭夫,趣马,圉师和圉人。在关于养马的官职中,能知道圉师教给圉人养马的方法。趣马和驭夫也有各自得职务,但是对僕夫没有记述。这样的有关养马的官职,在铭文上也可以看到。在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郑牧马受簋盖(集成3879)上,有铭文“牧马”二字。陈梦家先生认为,铭文中的“牧马”是圉师。另外在有关养马的职官中,马有专门的兽医,还有驯马和管理马的质量的职位。另外,从陶文和封泥上也可以看到官厩的编制。

  菊地大树博士认为:根据《周礼》的记载,当时养马系统组织中以夏官为中心,这也反映了养马体制跟军事方面的关系密切。

  此外,从《礼记》也可以看出1月做烧荒,3月让马交配,5月进行“执驹”,执驹是把小马和母马分开的仪礼,6月征收牧草,9月是马处理规定指导,11月从放牧到马厩。从《礼记》养马的全年活动中我们可以知道与马的自然生殖繁衍相关马的饲养管理体制。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张家坡西周墓地152号墓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達盨盖上可以看到铭文记载王在五月举行执驹之礼。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西周中期的盠驹尊的铭文中也可以看到王举行执驹之礼的记载。总结以上《周礼》和《礼记》记载的有关养马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养马体制组织官职有各种各样的职掌,马的飼养管理参照了马的季节性繁殖生态,西周中期铜器的铭文与《周礼》和《礼記》中的内容一致,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将古籍中养马生产的最基础的开始时期追溯到西周中期。

  其次,菊地大树博士介绍了从动物考古学和同位素分析所看到的中国古代养马技术。关于分析方法,首先清理马骨后鉴定部位,然后为了分析测量各个部位,再观察形态方面的特点。最后收集基本的记录后推定体高,年龄等,然后采样做食性分析。通过碳同位素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家马吃了C3类植物(如水稻、小麦等)或C4类植物(如小米等)。

  马齿分为前臼齿和后臼齿,前臼齿有P2、P3、P4,后臼齿有M1、M2、M3。牙齿珐琅质的羟基磷灰石,一旦珐琅质形成完成,就会中断来自外部的碳素供给,不受之后取得食物来源的碳原子的影响。这一形成时期根据牙齿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马的第1后臼齿(M1)是在出生之前也就是在母体中就开始形成的,到第3后臼齿(M3)牙根部的珐琅质形成完成、恒齿全部长成则需要大概60个月的时间。所以,臼齿上记录从0岁到4岁期间碳同位素的变动情况。利用这一特性,在从臼齿的萌出阶段和趾骨关节部的愈合状态推定年龄后,通过分析牙齿珐琅质的羟基磷灰石碳同位素,可以复原小马成长过程的饲料供给的实际状态。并且,以记录0岁碳同位素比的M1和4岁后半段萌出的M3为中心,包括可以分辨牙齿种类的臼齿,考虑到牙齿珐琅质的形成时期,从臼齿上面和下面的部分取样进行分析。采样的方法是首先磨牙齿表面清理一下然后进行取样。

  羟基磷灰石的碳同位素的数值和骨胶原的碳同位素的数值不一样,对比的话请注意。-2‰以上的话主要吃C4植物,-8‰以下的话主要吃C3植物,中间的话,C3和C4都吃的。一般在自然放牧的话,分析结果都是-8‰以下。

  少陵原墓地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遗址年代为西周早期到晚期,分析材料为马坑中出土的十匹马。少陵原的马牙的同位素分析结果很有意思。首先能看到三号马坑的母马和二号马坑的公马都是从小马时期多吃C4植物,在一般的自然放牧的情况,没有那么高的碳同位素的数值,因为草原的草是C3植物,多吃也在-8‰以下的数值。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人为的,专门给它们C4植物。我考虑母马是为了生孩子与公马分开,因而一直在马厩里饲养管理,而二号马坑的公马我们推测应该是种马。另外图中白色符号标记的小马的食性变迁比较有意思,在小马出生36个月以后突然变化食性。从氧同位素和锶同位素可以看到马在出生后没有发生明显的远距离移动。

  闫家寨遗址,是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分析对象为祭祀坑中出土的三十三匹马。对闫家寨的马的形态学研究结果显示出土马的体高为125-151cm,其中135cm以上的马有21匹,未满135cm的马有3匹,有9匹马体高不明。年龄构成为3-4岁的马11匹,5-10岁的马19匹,12-13岁的马2匹,年龄不明的马有1匹。可鉴定的马都是公马。根据《秦律杂钞》的记载,秦马体高在五尺八寸以上。秦尺大约23cm,因此秦尺五尺八寸大约是133.4cm,与秦兵马俑出土的马的体高134cm接近。可以采样的个体是9个个体,大部分可以看出食性变迁,而且能知道与少陵原相比,从小马的时候就吃C4植物,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的个体越来越靠近C4的范围。另外在有关养马的职官中,马有专门的兽医,还有驯马和管理马的质量的职位。《秦律十八种·仓律》里也有记载“驾传马,一食禾。”闫家寨的马牙的氧同位素和锶同位素的结果来看有部分马在畜养过程中有过远距离移动。

讲座现场

  寨头河墓地,是个戎人墓地,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遗址年代为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食性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马吃C3和C4的混合食物。氧同位素和锶同位素的结果显示所有马都没有发生远距离移动。

  汉景帝阳陵陪葬墓,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遗址年代为西汉,分析对象为陪葬墓中出土的八匹马。8匹马都是成熟了的公马,是拉车的马,所以体高大概相同。而可以看到马衔的痕迹。都很年轻。食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全部的个体最后到-2‰以上,基本上慢慢提高碳同位素的数值,最后提高的这两个个体也在36个月以后食性急剧变化。对比从西周到西汉的分析结果,我们能看到饲养管理趋于成熟。在《周礼》记载2,3岁的小马和母马分开开始驯马,可能分开以后,小马在马厩开始饲养吃C4食物。《周礼》等的成书年代大概是战国到西汉时期,所以这一分析结果与古籍的记载内容相符。锶同位素的结果显示汉阳陵陪葬墓的马可能来自各个地区。

  郭家庙曾国墓地,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遗址年代为春秋时期,分析材料为马坑中出土的六匹马。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出土马的食性来看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吃C4的,另一种是吃C3为主的。曾国的地域不是C4植物为中心的地方,可能养马的时候给它们C3植物。因此吃C4的马是菊地博士现在推测从外地过来的。锶同位素结果显示有部分马的锶同位素在0.711左右(北方的黄河流域),这暗示着春秋时期的曾国可能有来自黄河流域的马。

  最后菊地大树博士介绍了中国古代确立的养马技术是如何传播到周边地区——古代日本的马匹生产为例。

  马的饲料以禾科植物和豆科植物混合为主,既能提供纤维素,也能提供蛋白质和钙质。《史记》、《汉书》、《西京杂记》、《本草纲目》等文献里记载了苜蓿传入中国的经过。《张家山二年律令》和《悬泉置简》记载了用谷类和豆类的组合喂马饲养管理方式,其中“叔”或“菽”即指的是大豆或苜蓿等豆科植物。

  关于中国古代豆科植物连作的开始有二里头文化(冈村2003)、春秋战国(闵1971)、唐代以降(西嶋1966)等说法,中国的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有相关记载。在日本古坟时代开始,随着小麦出土量增加,豆科植物出土量也增加,有可能是从大陆或朝鲜半岛传来的豆类种植技术。

  日本国最古老的法令,八世纪的《养老律令》中有记载规定豆科和稻科混合的给料制度。而且对于不同种类的马的饲料配给也有所不同。

袁靖研究员为菊地大树博士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主持人袁靖研究员高度评价了菊地大树博士的工作,并表示随时欢迎菊地博士参与中国动物考古的研究。在最后的提问环节,有学者就执驹之礼举行的宽泛时段与马的多次发情的关系,以及如何判断遗址中出土的马为祭祀用马,根据马的使用功能不同而进行不同喂养策略等问题与菊地博士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

  执笔:宋殷

  审稿:袁靖

  摄影:王飞峰

  

作者:宋殷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