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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耀教授讲述“铅同位素考古——创新与坚守”

发布时间:2019-05-05文章出处:“山大考古”微信号作者:

  2019年4月27日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正耀教授在日照考察期间做客山东大学苏家村遗址考古队,在驻地会议室为师生们带来题为“铅同位素考古——创新与坚守”的精彩报告。苏家村遗址考古队全体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金正耀教授由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为自己题写的“蠡测居”斋名引出“科技考古是什么”和“科技考古有什么用”两个问题,阐述了科技考古的内涵与意义,认为科技考古可以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并创造新的需求空间,为国家文化战略贡献力量。然后他介绍了铅同位素方法的基本原理,并举例强调了正确理解方法原理的重要性。接下来,金正耀教授回顾了自己对铅同位素考古近四十年的研究历程。   

  1981-1984年,金正耀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科技史家钱临照院士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关注到有国外学者应用铅同位素方法研究古代玻璃产地和青铜器矿料来源。他考虑到中国商周青铜器金属资源消耗量巨大,心生疑问这些金属资源来自哪里?于是在国内研究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开展了殷墟妇好墓青铜器铅同位素研究工作,发现妇好墓部分青铜器含有一种在地球化学中极其罕见的铅,即“高放射成因铅”。他对比了当时已发表所有矿山的铅同位素数据,发现仅有云南东北部永善金沙等矿山铅同位素数据与之相符,于是他提出商代青铜器矿料来自云南东北部金沙江沿岸,即著名的“西南说”。这一观点于1984年在第三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上首次公开,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多数为反对之声。 

  从中科大硕士毕业后,金正耀教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哲学大师任继愈先生从事道教研究,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近20年供职于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虽然暂时脱离了科技考古研究工作,但商代高放射成因铅问题始终萦绕在金正耀教授的心头。90年代,在美国史密森学会和日本文部省研究基金的支持下,金正耀教授往来于北京—东京—华盛顿,先后完成了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新干大洋州、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汉中、天马-曲村等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铅同位素测定工作,基本厘清了含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出现的时空范围。他发现高放射成因铅资源从二里岗下层的青铜器开始使用,到殷墟一二期达到使用高峰,殷墟三期开始减少,殷墟四期比例更低,西周时期基本绝迹。金正耀教授通过对所有商代遗址出土的这种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结果的比较分析,提出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原料应该来自同一矿山地区的论断。并且由此推断,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彼此距离遥远的商代遗址之间,存在过与青铜原料和制品的流通相关的紧密联系,形成了高放射成因铅指示的金属资源与制品的流通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竟然百分之百含有高放射成因铅,年代为西周早期的金沙遗址仍然有60%的青铜器含有高放射成因铅。这一发现为金正耀教授提出的“西南说”找到了新的有力证据。同时,他与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朱炳泉先生等地球化学家共同研讨高放射成因铅产地问题,提出滇东北铅锌矿的铅同位素比值在矿石深度上存在变化的假设,进而解释矿山数据与青铜器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 

  2000年以后,金正耀教授深感同时研究两个领域力有不逮。2006年他毅然离开社科院,正式回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全力开展他更为钟情的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在多个国家基金的支持下,他率领团队在滇东北地区开展了五六年的地质和考古调查工作,目标很明确,就是寻找高放射成因铅的真正产地。在此期间他发现滇东北地区富含自然铜资源,并用铜同位素方法确定这种自然铜在滇文化时期已经被利用,进而提出商人可能在滇东北获取自然铜的同时获取了高放射成因铅矿的假设。但高放射成因铅的产地仍然没有找到,“西南说”仍然停留在最有可能的阶段而不能敲死。 

  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在90年代以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针对高放射成因铅的来源又出现了“长江中下游说”、“中条山说”、“秦岭说”、“湖南说”、“多产地说”甚至“非洲说”。尤其是近年,该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上升为“高放射成因铅之谜”,多方学术势力交锋,成为学术界一大盛景。也有学者认为即使高放射成因铅的产地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也可以利用这一特殊信号来研究商代的金属流通网络甚至社会结构。但金正耀教授深知在没有找到真正的产地之前一切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结果都只能是推论,所以他在激烈的争论中选择沉默。   

  2017年,金正耀教授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南阳市文物部门采集到一批古代金属锭送到中科大科技考古实验室,经分析其中三块金属铅锭的铅同位素比值与殷墟早年发掘出土的两块铅锭以及殷墟青铜器的高放射成因铅信号完全一致,金正耀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和早年发表的一例豫西高放射成因铅铅矿数据有关。接下来,他立刻组织考察队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进行调查,发现十多处古矿洞,采集到高品位的铅矿石,经测试均为高放射成因铅铅矿,而且与商代高放射成因铅数据铅一致,并通过环境沉积物释光定年和铅同位素示踪的方法确定矿山开采冶炼的年代在商代。在事实面前,金正耀教授否定了自己坚持了近四十年的“西南说”,确定商代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铅矿来源于豫西地区,历史的谜团终于解开。 

  在座同学被金正耀教授曲折的研究历程深深感染,结合所学知识踊跃发言,围绕商人为什么会利用高放射成因铅铅矿、高放射成因铅资源的使用时间、铅同位素分馏、豫西高放射成因铅铅矿开采冶炼年代等问题与金正耀教授展开热烈讨论。本次讲座充分展现了金正耀教授宽广的学术视野,独特的学术视角,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勇于创新的工作理念与方法,极大鼓舞了同学们的专业热情。最后,金正耀教授做出总结:“科技考古讲中国故事魅力无限,新技术的探索将使科技考古活力无限,科技力量助推中国考古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前途无限。”  

  文/王琛 

  图/王新宇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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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耀教授讲述“铅同位素考古——创新与坚守”

发布时间:2019-05-05

  2019年4月27日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正耀教授在日照考察期间做客山东大学苏家村遗址考古队,在驻地会议室为师生们带来题为“铅同位素考古——创新与坚守”的精彩报告。苏家村遗址考古队全体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金正耀教授由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为自己题写的“蠡测居”斋名引出“科技考古是什么”和“科技考古有什么用”两个问题,阐述了科技考古的内涵与意义,认为科技考古可以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并创造新的需求空间,为国家文化战略贡献力量。然后他介绍了铅同位素方法的基本原理,并举例强调了正确理解方法原理的重要性。接下来,金正耀教授回顾了自己对铅同位素考古近四十年的研究历程。   

  1981-1984年,金正耀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科技史家钱临照院士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关注到有国外学者应用铅同位素方法研究古代玻璃产地和青铜器矿料来源。他考虑到中国商周青铜器金属资源消耗量巨大,心生疑问这些金属资源来自哪里?于是在国内研究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开展了殷墟妇好墓青铜器铅同位素研究工作,发现妇好墓部分青铜器含有一种在地球化学中极其罕见的铅,即“高放射成因铅”。他对比了当时已发表所有矿山的铅同位素数据,发现仅有云南东北部永善金沙等矿山铅同位素数据与之相符,于是他提出商代青铜器矿料来自云南东北部金沙江沿岸,即著名的“西南说”。这一观点于1984年在第三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上首次公开,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多数为反对之声。 

  从中科大硕士毕业后,金正耀教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哲学大师任继愈先生从事道教研究,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近20年供职于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虽然暂时脱离了科技考古研究工作,但商代高放射成因铅问题始终萦绕在金正耀教授的心头。90年代,在美国史密森学会和日本文部省研究基金的支持下,金正耀教授往来于北京—东京—华盛顿,先后完成了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新干大洋州、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汉中、天马-曲村等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铅同位素测定工作,基本厘清了含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出现的时空范围。他发现高放射成因铅资源从二里岗下层的青铜器开始使用,到殷墟一二期达到使用高峰,殷墟三期开始减少,殷墟四期比例更低,西周时期基本绝迹。金正耀教授通过对所有商代遗址出土的这种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结果的比较分析,提出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原料应该来自同一矿山地区的论断。并且由此推断,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彼此距离遥远的商代遗址之间,存在过与青铜原料和制品的流通相关的紧密联系,形成了高放射成因铅指示的金属资源与制品的流通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竟然百分之百含有高放射成因铅,年代为西周早期的金沙遗址仍然有60%的青铜器含有高放射成因铅。这一发现为金正耀教授提出的“西南说”找到了新的有力证据。同时,他与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朱炳泉先生等地球化学家共同研讨高放射成因铅产地问题,提出滇东北铅锌矿的铅同位素比值在矿石深度上存在变化的假设,进而解释矿山数据与青铜器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 

  2000年以后,金正耀教授深感同时研究两个领域力有不逮。2006年他毅然离开社科院,正式回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科技考古实验室,全力开展他更为钟情的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在多个国家基金的支持下,他率领团队在滇东北地区开展了五六年的地质和考古调查工作,目标很明确,就是寻找高放射成因铅的真正产地。在此期间他发现滇东北地区富含自然铜资源,并用铜同位素方法确定这种自然铜在滇文化时期已经被利用,进而提出商人可能在滇东北获取自然铜的同时获取了高放射成因铅矿的假设。但高放射成因铅的产地仍然没有找到,“西南说”仍然停留在最有可能的阶段而不能敲死。 

  铅同位素考古研究在90年代以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针对高放射成因铅的来源又出现了“长江中下游说”、“中条山说”、“秦岭说”、“湖南说”、“多产地说”甚至“非洲说”。尤其是近年,该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上升为“高放射成因铅之谜”,多方学术势力交锋,成为学术界一大盛景。也有学者认为即使高放射成因铅的产地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也可以利用这一特殊信号来研究商代的金属流通网络甚至社会结构。但金正耀教授深知在没有找到真正的产地之前一切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结果都只能是推论,所以他在激烈的争论中选择沉默。   

  2017年,金正耀教授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南阳市文物部门采集到一批古代金属锭送到中科大科技考古实验室,经分析其中三块金属铅锭的铅同位素比值与殷墟早年发掘出土的两块铅锭以及殷墟青铜器的高放射成因铅信号完全一致,金正耀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和早年发表的一例豫西高放射成因铅铅矿数据有关。接下来,他立刻组织考察队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进行调查,发现十多处古矿洞,采集到高品位的铅矿石,经测试均为高放射成因铅铅矿,而且与商代高放射成因铅数据铅一致,并通过环境沉积物释光定年和铅同位素示踪的方法确定矿山开采冶炼的年代在商代。在事实面前,金正耀教授否定了自己坚持了近四十年的“西南说”,确定商代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铅矿来源于豫西地区,历史的谜团终于解开。 

  在座同学被金正耀教授曲折的研究历程深深感染,结合所学知识踊跃发言,围绕商人为什么会利用高放射成因铅铅矿、高放射成因铅资源的使用时间、铅同位素分馏、豫西高放射成因铅铅矿开采冶炼年代等问题与金正耀教授展开热烈讨论。本次讲座充分展现了金正耀教授宽广的学术视野,独特的学术视角,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勇于创新的工作理念与方法,极大鼓舞了同学们的专业热情。最后,金正耀教授做出总结:“科技考古讲中国故事魅力无限,新技术的探索将使科技考古活力无限,科技力量助推中国考古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前途无限。”  

  文/王琛 

  图/王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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