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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2019年山西考古综述

发布时间:2020-03-12文章出处:“文博中国”微信号作者:王晓毅等

  “深入幽微灵秀地考古,轻启淡雅清纯门颂今”,201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省内外考古科研机构、高校以及各级文物部门,秉承考古人求真、务实、严谨的精神,从服务国家文物发展战略及探究考古学术问题出发,从配合山西转型发展及省重点建设项目出发,开展各项考古工作,收获丰硕。全年共完成考古项目65项,其中发掘项目43项(含主动性发掘6项)、调查项目4项、资料整理项目13项、保护修复项目5项,共出版考古图书7部,发表各类文章93篇。这些发现和研究对象的时代跨度从旧石器至明清,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山西全境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知,为我们理解山西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一批珍贵材料。

  旧石器时代考古

  在对丁村遗址、下川遗址等重要地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的同时,主要着眼于新区域的开拓和新地点的发现。吕梁山中段史前考古调查重点围绕太原古交狮子河流域展开,调查面积约80平方公里,新发现旧石器地点95处,包括14处原生埋藏地点,大大丰富了山西旧石器地点的数量,进一步充实了山西乃至全国旧石器文化的内涵。其中,试掘古交曹掉牛旧石器晚期遗址,发现石核-石片石器、石叶石器、细石器混合共存,为研究旧石器晚期文化面貌和石器加工特点提供一批全新材料。

  新石器时代考古

▲离石德岗遗址F4出土器物组合

  继续深耕晋南,并逐渐加强对晋西、晋北的探索和认知。夏县师村、离石德岗、偏关天峰坪、保德林遮峪、大同吉家庄的发掘均取得了新突破;临汾桃园庙底沟遗址、襄汾陶寺和兴县碧村龙山遗址的整理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其中,夏县师村发现紧邻盐池的仰韶早期聚落,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出土的一枚石雕蚕蛹,与1926年西阴村发现的蚕茧一脉相承,为探索我国桑蚕养殖的起源提供了新线索。离石德岗遗址是晋西地区一处典型的仰韶中期聚落,发现一批统一规划且呈向心布局、结构完整、器物组合丰富的五边形房址,展示了北方石城出现之前庙底沟文化在吕梁山区的发展状况。偏关天峰坪遗址发现阿善三期的石砌护墙及房址,属于河套地区最先兴起的一批史前石城之一,该发现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北方石城的空间分布,也将进一步更新关于石城起源的认识。保德林遮峪遗址的发掘是“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2019年山西的重点工作之一,在2007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了遗址东城墙,墙体结构完整,保存高度达2米多,在东城墙内部还发现了少量龙山、晚商时期墓葬,为进一步了解该座石城的聚落结构打下了良好基础。

  夏商周考古

▲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冶铜工具

▲闻喜邱家庄东周墓M5001出土玉人

  成果显著,引人瞩目。主要包括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存、闻喜邱家庄东周墓、垣曲西窑东周墓、朔州后寨战汉墓、长治上韩战国墓的考古发掘与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襄汾陶寺北东周墓的资料整理。其中,绛县西吴壁二里头、二里岗冶铜遗存的发掘,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入选2019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酒务头晚商大型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对晚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变迁、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闻喜邱家庄墓地则是继襄汾陶寺北墓地之后抢救发掘的又一处东周时期大型墓地,其中M5001大墓,第一次比较完整清晰地揭露出墓上夯土建筑基址,是目前为止山西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墓主人可能是战国早期一代晋公夫人。另外,朔州后寨发掘了两座战国晚期中型墓葬,附有车马坑,墓葬出土青铜剑等随葬品,墓葬规模和等级与平朔露天煤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掘的同时期墓葬相比,毫不逊色,应当是马邑墓群中的高等级贵族。

  汉代考古

  包括长子庆丰、新绛西关两处汉代窑址的发现和太原东山、晋中榆次区、朔州后寨三处汉代墓葬群的发掘。两处汉代窑址及其附属设施保存完整,成组分布,窑前工作坑、火塘、窑室、烟道结构清新,还发现相关的水井、储藏坑等遗迹和铁质制坯工具,实为难得。其他三处汉代墓葬从西汉晚期、新莽时期延续至东汉早期,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组合基本相同,对于认识晋北与晋中地区汉代物质文化史、民族交流和融合史有重要价值。

  唐宋金元考古

▲兴县西磁窑沟瓷窑址出土柿色彩盒

  发现较分散零星,重要的有晋阳古城苗圃建筑基址的继续解剖,吕梁山区瓷窑址的调查及兴县磁窑沟遗址的发掘。晋阳古城苗圃建筑基址从北朝至唐五代不断营建变化,是目前晋阳古城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基址,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晋阳古城不同时代的城市布局有重要价值,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演变提供全新材料。兴县西磁窑沟瓷窑址发现窑炉、作坊、灰坑、澄泥池等遗迹十余处,从北宋沿用至金,出土极具山西特色的釉下“柿色彩”瓷器产品,填补了吕梁地区陶瓷考古的空白,也为研究宋金陶瓷手工业技术、经济模式和文化交流提供科学依据。其余,还在长治嶂头、长子庆丰、新绛妇幼保健院零星发现唐代纪年墓,在垣曲东峰山、五寨县、朔州官地、新绛王庄、汾阳太平、汾阳董寺、太原东山、运城华兆等地发现宋金元砖雕或壁画墓,这些都为认识山西唐宋金元时期社会文化和丧葬习俗增添新素材。

  明清考古

  发现主要集中在晋中和汾阳、翼城、洪洞、运城盐湖区等地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中,以墓葬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原东山明代藩王墓葬及陵园的发现与发掘,此项目为配合山西财经大学东山校区建设而进行,根据出土墓志铭确认,三座大型“甲”字形砖室墓墓主人分别为明代第七世晋王及其继妃王氏、赠夫人院氏。山西地区明代分封的藩王有大同地区的代王、长治地区的沈王以及太原的晋王,这次发掘也是山西地区首次系统开展明代藩王墓葬及陵园的考古工作。

  2019年,是山西考古继往开来的一年,不仅考古收获颇丰,还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7场、开展了3次公众考古活动、主讲了20余场社会公益讲座、选派了60人次参加各类专业培训。2020年,山西考古人将牢记使命,践行莫高精神,不负韶华、只争朝夕,全面启动“考古中国:晋南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要研究课题,启动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考古调查,再为山西乃至全国文博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王晓毅 郑媛 刘岩 贾爱朝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6日《中国文物报》第6-7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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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2019年山西考古综述

发布时间:2020-03-12

  “深入幽微灵秀地考古,轻启淡雅清纯门颂今”,201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省内外考古科研机构、高校以及各级文物部门,秉承考古人求真、务实、严谨的精神,从服务国家文物发展战略及探究考古学术问题出发,从配合山西转型发展及省重点建设项目出发,开展各项考古工作,收获丰硕。全年共完成考古项目65项,其中发掘项目43项(含主动性发掘6项)、调查项目4项、资料整理项目13项、保护修复项目5项,共出版考古图书7部,发表各类文章93篇。这些发现和研究对象的时代跨度从旧石器至明清,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山西全境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知,为我们理解山西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一批珍贵材料。

  旧石器时代考古

  在对丁村遗址、下川遗址等重要地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的同时,主要着眼于新区域的开拓和新地点的发现。吕梁山中段史前考古调查重点围绕太原古交狮子河流域展开,调查面积约80平方公里,新发现旧石器地点95处,包括14处原生埋藏地点,大大丰富了山西旧石器地点的数量,进一步充实了山西乃至全国旧石器文化的内涵。其中,试掘古交曹掉牛旧石器晚期遗址,发现石核-石片石器、石叶石器、细石器混合共存,为研究旧石器晚期文化面貌和石器加工特点提供一批全新材料。

  新石器时代考古

▲离石德岗遗址F4出土器物组合

  继续深耕晋南,并逐渐加强对晋西、晋北的探索和认知。夏县师村、离石德岗、偏关天峰坪、保德林遮峪、大同吉家庄的发掘均取得了新突破;临汾桃园庙底沟遗址、襄汾陶寺和兴县碧村龙山遗址的整理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其中,夏县师村发现紧邻盐池的仰韶早期聚落,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出土的一枚石雕蚕蛹,与1926年西阴村发现的蚕茧一脉相承,为探索我国桑蚕养殖的起源提供了新线索。离石德岗遗址是晋西地区一处典型的仰韶中期聚落,发现一批统一规划且呈向心布局、结构完整、器物组合丰富的五边形房址,展示了北方石城出现之前庙底沟文化在吕梁山区的发展状况。偏关天峰坪遗址发现阿善三期的石砌护墙及房址,属于河套地区最先兴起的一批史前石城之一,该发现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北方石城的空间分布,也将进一步更新关于石城起源的认识。保德林遮峪遗址的发掘是“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2019年山西的重点工作之一,在2007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了遗址东城墙,墙体结构完整,保存高度达2米多,在东城墙内部还发现了少量龙山、晚商时期墓葬,为进一步了解该座石城的聚落结构打下了良好基础。

  夏商周考古

▲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冶铜工具

▲闻喜邱家庄东周墓M5001出土玉人

  成果显著,引人瞩目。主要包括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存、闻喜邱家庄东周墓、垣曲西窑东周墓、朔州后寨战汉墓、长治上韩战国墓的考古发掘与闻喜酒务头商代墓、襄汾陶寺北东周墓的资料整理。其中,绛县西吴壁二里头、二里岗冶铜遗存的发掘,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入选2019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酒务头晚商大型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对晚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变迁、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闻喜邱家庄墓地则是继襄汾陶寺北墓地之后抢救发掘的又一处东周时期大型墓地,其中M5001大墓,第一次比较完整清晰地揭露出墓上夯土建筑基址,是目前为止山西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墓主人可能是战国早期一代晋公夫人。另外,朔州后寨发掘了两座战国晚期中型墓葬,附有车马坑,墓葬出土青铜剑等随葬品,墓葬规模和等级与平朔露天煤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掘的同时期墓葬相比,毫不逊色,应当是马邑墓群中的高等级贵族。

  汉代考古

  包括长子庆丰、新绛西关两处汉代窑址的发现和太原东山、晋中榆次区、朔州后寨三处汉代墓葬群的发掘。两处汉代窑址及其附属设施保存完整,成组分布,窑前工作坑、火塘、窑室、烟道结构清新,还发现相关的水井、储藏坑等遗迹和铁质制坯工具,实为难得。其他三处汉代墓葬从西汉晚期、新莽时期延续至东汉早期,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组合基本相同,对于认识晋北与晋中地区汉代物质文化史、民族交流和融合史有重要价值。

  唐宋金元考古

▲兴县西磁窑沟瓷窑址出土柿色彩盒

  发现较分散零星,重要的有晋阳古城苗圃建筑基址的继续解剖,吕梁山区瓷窑址的调查及兴县磁窑沟遗址的发掘。晋阳古城苗圃建筑基址从北朝至唐五代不断营建变化,是目前晋阳古城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基址,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晋阳古城不同时代的城市布局有重要价值,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演变提供全新材料。兴县西磁窑沟瓷窑址发现窑炉、作坊、灰坑、澄泥池等遗迹十余处,从北宋沿用至金,出土极具山西特色的釉下“柿色彩”瓷器产品,填补了吕梁地区陶瓷考古的空白,也为研究宋金陶瓷手工业技术、经济模式和文化交流提供科学依据。其余,还在长治嶂头、长子庆丰、新绛妇幼保健院零星发现唐代纪年墓,在垣曲东峰山、五寨县、朔州官地、新绛王庄、汾阳太平、汾阳董寺、太原东山、运城华兆等地发现宋金元砖雕或壁画墓,这些都为认识山西唐宋金元时期社会文化和丧葬习俗增添新素材。

  明清考古

  发现主要集中在晋中和汾阳、翼城、洪洞、运城盐湖区等地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中,以墓葬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原东山明代藩王墓葬及陵园的发现与发掘,此项目为配合山西财经大学东山校区建设而进行,根据出土墓志铭确认,三座大型“甲”字形砖室墓墓主人分别为明代第七世晋王及其继妃王氏、赠夫人院氏。山西地区明代分封的藩王有大同地区的代王、长治地区的沈王以及太原的晋王,这次发掘也是山西地区首次系统开展明代藩王墓葬及陵园的考古工作。

  2019年,是山西考古继往开来的一年,不仅考古收获颇丰,还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7场、开展了3次公众考古活动、主讲了20余场社会公益讲座、选派了60人次参加各类专业培训。2020年,山西考古人将牢记使命,践行莫高精神,不负韶华、只争朝夕,全面启动“考古中国:晋南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要研究课题,启动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考古调查,再为山西乃至全国文博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王晓毅 郑媛 刘岩 贾爱朝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6日《中国文物报》第6-7版)

责编:韩翰

作者:王晓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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