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纪念一位考古学大师。哈佛大学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Ofer Bar-yosef）于2020年3月14日在以色列去世。他的逝世是世界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是以色列人，关心中国的考古事业，对中国考古学人给予过很多帮助。曾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美合作课题，2004-2005年在道县玉蟾岩，2006-2007年，2011-2013年在澧阳平原开展调查和发掘工作，为推动湖南史前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本站特编辑推送他在《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刊发的一篇文章，以纪念这位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考古大师。

　　一、现代人“走出非洲”

　　现代人起源于非洲，随后走出非洲占据了欧亚大陆和澳大利亚（Fig.1）。这一观点得到基因研究的证明，并已被大多数考古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接受。现代人扩散的过程发生在6万～4万年以前（Forster 2004），同时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在这一期间消失。尽管这一结论得到十多个古DNA数据的支持，但是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交配问题仍存在争议（Green 等 2006）。学者们期望通过化石材料来检验基因方面的证据，但这一愿望很难实现，因为目前发现的人类化石数量非常有限且保存状况很差。未来的发现取决于考古发掘以及洞穴研究者的偶然发现。找到与现代人多次扩散浪潮相关的考古资料，将是考古学家们面临的挑战。

Fig.1

　　欧洲的现代人从欧洲以东的地区扩散而来，这批人被称为克罗马农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人（Fig.2）。他们取代了法国西南部的古人类。我们还发现，哺乳动物群从亚洲向西南欧的迁徙与人类扩散同步发生。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迁徙是更新世气候变化所导致。当极地和亚极地环境向南扩张时，动物无法适应更加干冷的环境，于是向地中海附近迁移。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对尼安德特人也造成类似的影响，说明在现代人到达欧洲以前，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欧洲温带地区。如果说尼安德特人具有适应寒冷气候的特殊体质特征，那么西班牙南部、意大利南部、扎格罗斯山脚下或黎凡特地区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则表明MOIS4阶段，即约7万年以前冰期气候环境向南方的扩张。

Fig.2

　　在若干个冰期-间冰期旋回期间，大约60万～5万年以前，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欧洲的各个区域，表明他们具有成功狩猎各种动物的能力，这在阿舍利晚期和莫斯特时期的遗址中得到证明。尼安德特人的栖居具有一定模式，他们在中心地点长期生活或反复使用这些地点，周边还有一些小型的临时活动场所，其中包含一些石器。在地中海环境下的莫斯特遗址里，植物遗存被保存下来，提供了有关尼安德特人饮食结构中的植物构成信息（Lev等2005）。由于地中海地区可食用的植物达100种以上（包括树叶、种子、水果和根茎），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与欧洲温带地区相比，地中海盆地的植物资源在人类食物组成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发现很正常，因为各大洲的民族-历史学资料显示：采集者的各种食物构成与当地环境直接相关（Kelley 1995; Binford 2001; Bar-Yosef 2004）。

　　二、有待解决的考古问题

　　现代人取代欧洲本地的古老人群，成为欧洲唯一的人种，学术界对该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原因，争论了近1个世纪。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碳-14测年来看，大约经过了1万～5千年的时间。很明显，现代人是从欧洲以外的地区迁入的，但是现代人群的扩散是如何发生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在莫斯特晚期和旧石器晚期初始阶段的遗址中，发现更多的人类化石。在原生埋葬遗存里发现的人类化石或许可以揭示出文化遗存与其主人的关系。很多遗址的碳十四年代向我们揭示出现代人扩散的地理路径，以及尼安德特人被迫迁移别处的适应策略。然而，考古学家在这个大范围区域的发掘告诉我们：遗址中发现的人类骨骼遗存都很难辩识。因为有些尸体被埋在或遗留在营地中的某个地方，有些则被丢弃或埋在远离住地、远离考古学家调查和发掘的地点。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还有另外一条途径，即发现和识别每种人群所遗留的文化遗存。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因为各学者在报告和总结不同遗址及不同地层单位中出土的石制品、骨角制品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发掘研究中的若干困难以及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阻碍了我们对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各有的文化特征的深入认识。存在的问题如下：

　　1．考古概念术语——即文化群体的定义模糊不清，比如奥瑞纳文化（Otte, Kozlowski 2003; Zilhao& d’Errico 1999）。很多情况下，这些概念是根据混合文化面貌而定义的。

　　2．忽视了传统社会中学习行为的含义。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广大地区使用相同的剥片技术，生产相同类型的石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少被纳入讨论。同样地，我们会思考为什么石器类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迅速变化。

　　3．早期发掘人员对地层划分，出土物层位的归属，以及化石或埋葬遗存与其出土层位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比较主观，缺少准确的评价和认识。举个例子来说，Vogelherd头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克罗马农人，但新的年代数据表明该头骨属新石器时代（Conard 2004）。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最近在高加索山地区发掘的洞穴遗址给了我们另一个启示：在Ortvale Klde，所谓的“旧石器中晚期过渡的石器工业”，事实上是错误的发掘技术所导致的两种文化面貌的混合（Adler et al.2006）。

　　4．对St.Cesaire等遗址的二次埋葬问题解释得比较盲目，我们应当从其它角度来认识。人类处理同伴尸体有多种方式，在尸体腐烂后，他们可能把尸骨从死亡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永久地埋葬起来。需要充足的证据证明人类最终把同伴尸体运回生活营地安葬，这项研究不能仅限于推测和假设。

　　5．对距今4.5万～3.8万年之间的碳十四年代的解释仍很含糊（Hughen等2004），这导致学者们对已知年代的解释众说纷纭（Mellars 2006）。骨头等生命期较短的样本是测年的理想对象（Zilhao & d’Errico 1999），但是取作样本的骨头必须含有足够充分的骨胶原。

　　如果我们接受基因研究的结果，认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走出非洲向外扩散，那么扩散的路线可能是从非洲到黎凡特地区，再由黎凡特向欧洲扩散，同时由黎凡特到达北亚，继而从北亚扩散到东亚；现代人扩散的南亚路线尚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南亚路线又可以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到达东南亚以后向北扩散至中国北方，另一支则通往澳大利亚。

　　从考古发现来看，距今6万～5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人群是石器时代中期（MSA）或旧石器时代中期（LSA）文化的创造者。无论这批人群来自东非或东北非，他们都使用燧石打制石片，通过勒瓦娄哇技术生产石器毛坯。我们可以假设（尽管存在争议），旧石器晚期初始阶段石器工业的基本特征在东北非本地产生，或者是在人类向黎凡特地区扩散的途中被创造的。

　　黎凡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初或较早阶段的石器工业中包含的石制品清楚地表明：这个时期新型的石器工业源于莫斯特工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各遗址的年代序列来看，如果现代人确实以很快的速度扩散到欧洲和北亚，那么这一时期欧亚大陆的石器工业应当具有相似特征。我们假设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地继承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石器生产技术，那么与莫斯特时期相对稳定的石器工业技术相比，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的工业呈现出强烈的多样化特征，某些特殊工具类型延续的时间也比较短暂。

　　三、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化变革，在欧亚大陆西部的表现尤为突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包括尼安德特人的灭亡以及现代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现代人仍是狩猎-采集者，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从非洲东北部扩散到整个欧亚大陆。在欧洲，这批现代人被称为克罗马农人，但称其为现代人更加合适。分子生物学证据（从当代人群中提取的DNA样本以及少量古DNA样本）（Forster2004; Olivieri等2006）极大地影响着考古资料和生物人类学证据对现代人扩散以及尼安德特人绝灭的解释。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两种人群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的文化是现代人还是尼安德特人创造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概念源于史前考古的诞生地——西欧。在这一时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生产技术转变为以石叶为主的技术，出现了大量特殊工具类型，如端刮器和雕刻器，以及大量骨角制品。可移动艺术品和洞穴壁画出现的时间略晚，大约在首批现代人进入西欧3000年以后。史前艺术主要发现在法国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在考古学历史上，史前艺术曾被看作晚期智人的文化标志。

　　旧石器中期的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欧亚大陆西部（向东可延伸到里海东部地区）。他们的生存和灭亡向我们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即Chatelperronian等旧石器中晚期过渡阶段文化的主人是谁。目前存在两种主要的假说：一种观点认为，旧石器中期向晚期的过渡是全球范围的一场革命，现代人向非洲以外地区的扩散引发了欧亚大陆当地的技术文化变革。但有些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是旧石器中晚期过渡文化的创造者。法国的一些遗址，例如Saint-sur-Cure 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牙齿与旧石器晚期初始阶段的装饰品、骨角器（Chatelperronian）并存的现象，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尼安德人是这种文化的主人，反映出本地中晚期的过渡。但不同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与过渡文化的共存是地层混乱扰动的结果。这种文化的创造者是现代人，而非尼安德特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性质是争论的焦点（Mellar 2005, 2006; Zilhao & d’Errico1999; Wadley2001; Clark 1997; Klein 1999; McBrearty and Brooks 2000; Hublin 2000; Zilhao 2001; Derevianko and Rybin 2003; Henshilwoodand Marean 2003; Bar-Yosef2002,2006）。每套考古资料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因此判断旧石器晚期革命的一般方法是：比较某个特定时间点之前和之后的文化、行为以及经济系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旧石器中期（非洲的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晚期（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进行比较。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由于东亚地区没有盛行石叶工业，对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面貌至今没有统一的看法，这将是未来的挑战（Fig.1-2）。

　　我们应当清楚，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延续时间大大不同。前者从距今25万年，延续至距今4或3万年；后者的时间跨度是距今4或3万年～距今1万年。因此在进行旧石器中晚期比较研究时，我们需特别考虑旧石器中期最后的3万年，而不是整个中期时段，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人行为特征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或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逐渐发展演化的结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及部分欧洲地区的考古材料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因此，这部分学者认为旧石器晚期没有发生革命（McBrearty 和Brooks2000;Clark 1997; Straus 1996）。其他学者认为技术的革新、社会组织的初步转变首先在非洲石器时代中期的最后阶段产生（Deacon1999; Henshilwood和Marean2003; Mellars2005）。大多数学者赞成的观点是：在欧洲、西亚、北亚和北非所发现的文化和技术特征反映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急剧变化，且不断加速，这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重要成就包括：（1）原料和珍稀物品的远距离交换，反映了当时信息的传递和交流；（2）技术革新，为人类向北扩展生存地域创造条件，成功地在极地环境中生存；使人类能够通过海路到达澳大利亚，从海路或陆路扩散到美洲。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岸线航行或穿越太平洋是决定现代人扩散到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关键。技术-经济的整体发展过程还反映了新思想意识与不断增加的人口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些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没有出现新文化因素，但从整体上看，旧石器晚期文化特征可以概述如下：

　　（1）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部以石叶的系统生产为基本特征，而东亚以石片工业为主导（Kozlowski2000; Wang2005）。东亚和澳大利亚是一个特例，这些地区在整个更新世都以石核-石片工业为主。应当强调的是，石叶工业在非洲和西亚出现得最早，大概是距今25万～15万年，末次间冰期时在欧洲出现（Conard1990; Bar-Yosef 和Kuhn1999）。距今约3万年前，旧石器晚期的石叶生产模式在旧大陆绝大部分地区演变为细石叶工业，生产多种类型的细小石器（Elston& Kuhn2002）。

　　（2）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人类活动是：以动物骨骼、鹿角和象牙为原材料生产日用工具或礼仪用具以及艺术品 （Mellars1989），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骨角和象牙也是可以获得的，但人们很少利用这些材料（绝大多数东亚遗址里没有发现）。南非的Howiesons Poort遗址，尤其是Bloombos洞穴遗址（距今8万～6万年）是特例，在这些遗址里发现了丰富的骨角器。这是一种独特且孤立的文化现象，在地层和年代上，它介于缺少骨角器的两个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之间。我们可以设想这批拥有骨角器文化的人群没有延续到下一个文化时期，因此这些骨角器文化与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类似的骨角工具、珠子和饰品没有任何关系。

　　（3）在欧洲、西亚、中亚和非洲都发现了人类系统地生产使用装饰品——珠子和垂挂饰品的证据。这些装饰品用贝壳、动物牙齿、象牙、和鸵鸟蛋壳制成（White 1997; Kuhn等2001; Derevianko和Rybin2003; Ambrose1998）。装饰品体现了个人和群体身份。除了南非Howeisons Poort文化，其他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中还没有发现类似的装饰品，但绝大多数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的文化中都包含这样的装饰品。

　　（4）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远距离交换石器原料和贝壳的网络体系，最远距离可达上千公里（Gamble1993; Taborin1993）。这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短距离和小范围获取原料的情况不同。当然，在非洲某些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当时的运输距离超过60公里（Hovers2001;Marks和Chabai2001; Feblot-Augustins1993）。Howiesons Poort又是特例之一（Deacon1999）。

　　（5）旧石器时代中期用勒瓦娄哇莫斯特尖状器作为矛头的标枪在很多遗址中有所发现（Shea1998; Boeda等1999）。然而，旧石器晚期人们进一步改进了狩猎工具，发明了石矛投射器、弓箭和飞去来器。这些装置使人类可以捕猎更远距离之外的动物并提高狩猎成功率。

　　（6）许多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人物或动物小雕像、经过修饰和雕刻的动物骨头、鹿角、象牙、和石制品（Abramova2000; Soffer等2000）。距今3.6万年以前在洞穴、岩厦中开始出现具有象征、抽象和现实意义的绘画或雕刻图案，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晚（Marshack1972; Lewis-Willams2002）。我们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法国-西班牙北部和澳大利亚拥有旧石器晚期洞穴壁画？世界其它地区同样拥有石灰岩洞穴，但是这些地区却没有创造出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的艺术品。原因可能在于西欧和澳大利亚都处于社会人群频繁相互交流影响的地带。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与外来人群相互影响，当本地人群面临生存压力时，便促使了他们艺术表现力的发展。与不可移动艺术品的情况不同，可移动艺术品在东欧、西伯利亚和黎凡特地区都有发现。

　　（7）高纬地区的现代人发明了储藏设施。当资源发生季节性匮乏时，便可以利用储藏的资源（Soffer1989）。

　　（8）在温带地区，尤其是地中海植被丰富的区域，植物是当地人类的主要食物，磨制工具的发展则成为了这些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显著特征。不幸的是，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所知甚少。但是我们却掌握了有关旧石器中期和晚期人类食肉的丰富信息。旧大陆的不同地区在狩猎对象、狩猎技术、猎物屠宰肢解、猎物运输（整体或部分）等方面存在差异（Delpech1993; Stiner1994）。已有资料表明，某些地区人口的增长为当地资源利用带来压力（Stiner等1999），有些地区受环境改变的刺激，某个物种取代其它物种（Grayson, Delpech2002）。

　　（9）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还经常发现结构性火塘，有些使用岩块辅助取暖和烧烤。旧石器时代中期（或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里，也发现了各种类型的火塘（Bar-Yosef等1992; Rigaud等1999; Deacon1999）。

　　（10）栖居地和狩猎地点内部出现功能分区，例如食物加工区、屠宰地、睡眠休息区、垃圾区等。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比较普遍。这种结构特征反映出社会结构或群体成员的特殊组合，例如男性工作群体组合。旧石器中期的某些遗址也含有这类信息，但大多数来自于旧石器晚期的洞穴、岩厦、或露天遗址。

　　（11）有些遗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层位里发现了墓葬。这个时期出现墓葬引起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在于应当怎样解释这个时期墓葬的象征意义（Chase and Dibble1987; Belfer-Cohen and Hovers1992）。旧石器时代中期墓葬里包含少量陪葬品，例如斯虎尔（Skhul）5号墓葬中随葬了一个野猪的下颌，放在尸体的胳膊下面。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的墓葬很少，只报道了非居址中的几个单独的头盖骨。从已有发现看：原始墓葬不在居住地。埋葬方式在25000年以前开始变化，表现为Sungir遗址里被装饰的尸体或者Dolni Vestonice遗址中的三人合葬（Svoboda et al. 2000）。

　　四、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地理分布

　　毫无疑问，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萌芽始于4.7万～4.5万年前的黎凡特地区、北非和东非。下面针对黎凡特的情况讨论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的文化，即过渡阶段工业或Emiran工业，在这种遗址里发现了最早的装饰品。随后是发达的早期Ahmarian文化，该文化以石叶工业为主导，极少骨器。这种文化群体在距今4.3万～3.8万年（未校正年代）时迁入欧洲。

　　我们还发现西方人群在这段时期向东方迁徙，他们穿过中亚、越过里海，进入北亚。Denisova洞穴遗址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石叶工具组合、丰富的象牙珠子和挂饰以及阿尔泰地区的Ust-Karakol等遗址证明了现代人向东迁徙的路线。该地区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集中在距今3.8万年（未校正）。Kara Bom露天遗址的年代可达距今4.6万～4.5万年前，但该遗址年代需重新验证。接着石叶工业从西伯利亚扩散到蒙古、中国北方、韩国和日本（Derevianko1998; Derevianko et al. 2000; Brantigham et al. 2001; 2004; Bae and Kim2003）。中国北方和中原广大地区被生产石核-石片工业的人群占据。周口店山顶洞（文化层约距今2.8万或2.7万～2.4万或2.3万年）和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距今约2.4万年）就是例证。这两个遗址还出土了骨器、装饰品（山顶洞）和染色物质。

　　五、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避难地”

　　欧亚大陆西部各式各样的“避难地”向旧石器时代晚期转变的时间较晚。现代人占领高加索山区约在距今3.5万～3.4万年 （未校正）（Mnehsveliani et al. 2004; Adler et al. 2006）。该地区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小型柱状石核、不同形状的石叶、以及骨角器为特征。地区内的人群流动方式与莫斯特时期明显不同。东部Micoquian文化曾经占据高加索山的北坡，而含有大量边刮器和尖状器的莫斯特文化主要分布在南坡。后来，高加索山南北两坡都出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组合，反映出现代人迅速扩散到整个高加索地区，最终到达更北的地区。

　　在东亚和东南亚这片广大的地区，石器技术没有迅速转变。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石核-石片工业和骨角器为标志，但缺少碳十四年代作为划分文化阶段的依据。中国北方在距今2.9万～2.7万年左右出现了石叶工业（Bratingham2004; Cohen 2003），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工业（日本和韩国的两面器或称手斧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东南亚石片工业一直延续到很晚，最好的证据是东南亚的Hoabinian遗址（Anderson 1997）。

　　如果石器工业非常简单（石片石器），那么我们可以依据其它标志，例如骨 器、角器、石珠、装饰品、加工的贝壳等，把这种文化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某些地区，石叶、细石叶的生产在晚更新世的很晚阶段，即农业产生以前，才出现。

　　六、非洲的材料

　　非洲的发现与我们所认识的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大大不同。北非，无论是尼罗河或是马格里的环境变化与上述技术演变具有相似的时间序列。尼罗河谷地带的一系列旧石器晚期遗址包含丰富的石叶，似乎是继本地区石叶莫斯特工业发展而来。在尼罗河中游的Taramsa 1号遗址中发现的“近似现代人”骨架是埋葬在砂土堆积中的，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年代约为8万～5万年以前（Vermeersch et al. 1998）。尽管人类骨骼遗存属于中期（接近晚期），但后来发掘所获得的石制品的年代在3.8万～3.7万年之间（未校正），石制品具有过渡阶段的形态特征，与黎凡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的石制品非常相似。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尼罗河谷与欧洲一样，具有很多文化类型，多样性远远超过西亚。

　　肯尼亚的一个遗址发现了4万年以前（未校正）用珠子作为陪葬装饰品的证据。因此，很多权威专家认为（例如Klein1999）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最初发生在东非。这种发现支持了基因研究的结论：现代人在6万～5万年前“走出非洲”（Forster 2004）。

　　非洲其它地区没有发现骤然的文化变革，即“旧石器晚期革命”（McBrearty and Brooks 2000），南非更没有“变革”的证据。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发现现代人行为的一系列特征是逐渐出现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距今5万年左右大大增加，但并不算是主要的变化。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组合似乎从2.5万～2万年前才出现。因此前面提到的Howeisons Poort遗址中的特殊现象并不代表非洲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七、结论

　　现代人扩散到西亚和欧洲以外的路线仍不十分清楚。一些证据显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扩散到西亚北部和西伯利亚的时间大致相同，但这些证据并不可靠。现代人到达东亚需要更长的时间。现代人在扩散期间，发明并掌握了沿海航行技术，最终到达澳大利亚。为了到达澳大利亚，人们必须跨越至少80～100公里的海域。如果他们可以在4万年前成功地跨越这片汪洋，那么航海技术知识一定会保存延续下来，或许人类在3万～2万年前（基因学方面的证据）到达美洲也是通过同样方式实现的，当然在美洲内陆的扩散也是一种可能途径。此外，美洲人来自于东亚的观点的提出不仅因为两地区人种相似，而且基因研究表明美洲早期的葫芦瓜也是亚洲的品种。

　　翻译：曲彤丽

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一带考察：

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在澧阳平原进行山前地带考古调查： 

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考察华垱遗址： 

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2011年11月在临澧杉龙岗遗址发掘现场：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