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泉老师:陶瓷考古的发展理路与研究维度
2020年7月22日下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泉副教授给夏令营学员们分享了题为《陶瓷考古的发展理路与研究维度》的专题讲座,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的近百名师生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袁泉老师的讲述由浅入深、层次分明,引领大家从陶瓷考古相关概念的界定与再思、古陶瓷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陶瓷考古研究方法展望等方面梳理了陶瓷考古的发展路径与观察视域。
讲座开篇为“概念界定:陶瓷考古与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这部分从研究对象、资料来源及研究内容等方面梳理了陶瓷考古中涉及的基础研究概念。袁老师先以陶瓷之别和东西之分入手,辨析了陶与瓷在胎釉声温等方面的差别,比较了东西方学界陶瓷研究中概念的不同分野。同时,界分了古代陶瓷研究的两大资料来源——考古资料与传世资料,倡导基于二者的材料特点,兼取并用,互为补证。在此基础上,借引传播学的研究框架,强调陶瓷考古不仅是对陶瓷制品及相关遗迹的简单描述与分类,也不限于单纯的鉴定与甄别;而是力图系统复原陶瓷手工业生产-销售-使用这一完整的经济链条,揭示陶瓷在方物流转、人群流动、技术迁播及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参与。
第二部分探讨“知行之间:陶瓷考古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回顾了中国古陶瓷研究由古至今的发展理路,按研究方法的演进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以降的器物著录和文献考订时期,由唐宋时期的官私文献零星著录,到明代相对集中的鉴评,至清代出现较为集中的瓷书专著;第二个阶段是晚晴至民国时期的“口眼之学”,重眼力、重传授,涌现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陈浏《陶雅》等颇有影响的著述;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初至今,陶瓷考古出现并获得长足发展,从“南陈北叶”走出书斋,开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先河,再到建国后配合经济建设工程开展的多项窑址清理与发掘,至80年代随中国考古学发展进入快速发展。大量的古窑址得到了正式的考古发掘,使我们较全面掌握了历代瓷窑的分布、规模及内涵,确定了一些文献记载的瓷窑遗址,并解决一些传世名瓷的烧造窑口,纠正了某些文献疏漏,也大大丰富了中国陶瓷史的内容,促进了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袁老师还指出,这一阶段陶瓷考古的三个特点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以研究为目的的主动、科学发掘方兴未艾,二是水下考古取得长足进展新进展,三是境外陶瓷考古登上历史舞台。
第三部分涉及“研与学:陶瓷考古的研究视野”。袁老师先对传统的古陶瓷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如通过窑器断代确立标型器,作为后续发掘与研究的参据样本;通过窑口甄别探析产销模式,观察产品的流布方式与范围;通过受众界定探讨使用群体,管窥瓷器的社会功能与人群等级。接下来,袁老师用更侧重于分享陶瓷考古研究中殊有意趣的别样视角,并结合个案,引领大家参与到研究方法和观察维度的再思中。其一,制瓷业和其他工艺门类的互动。以丰富手工业品实例,展现出宋元阶段瓷器与金银器、漆器不同工艺门类的形纹类同与工艺互动,这种相似性,很大程度是依托于区域性共存的手工业布局作为地缘基础,从而形成了多种手工业彼此推进、交互融通的繁荣局面。其二,陶瓷器的礼器功能与仪制参与。袁老师指出这其中又存上层技术垄断、正统再造和下层技术下沉、社会深耕的两种路径。从陶瓷器在国之大礼的参与性看,宋以降陶瓷礼器的参与勾描出随俗从宜是国家礼器发展的重要趋势;从陶瓷器在民庶礼俗的参与性看,以茶酒具为代表的燕器组合昭示了宋元以来礼制下行的时代特征。第三,陶瓷器的社会功能的沿革流变。探讨了“以今溯古”观察视角在陶瓷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或可成为我们探析手工业品参与社会营造的别样观察视域与研究取径。袁老师以福建当代风水科仪文本和陕西宝鸡乡村丧葬图景为例,探讨了晚近中国陶瓷在器用功能及使用场合、组合关系等方面是如何一步步相沿使用,并逐步沉淀为“乡土社会”的“常识”传统。
余论部分,袁泉老师以“文化的互文:消失的边界”为题,提出陶瓷考古研究中要尝试打通时段与专题考古间的壁垒,推促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的交融。她鼓励运用传统考古学方法的同时,关注考古材料、历史人类学、民族志与传统文献共同构筑的历史,以及它们所反映出的人群与社会的变迁;以近年来热播的《清平乐》、《长安十二时辰》和《小娘惹》为观察点,展示了陶瓷考古如何参与到当今共生多元的文创图景中,引发了学员们的广泛兴趣。
提问互动环节中,袁老师对同学们感兴趣的龙泉青瓷中“冰裂纹”的形成、龙纹瓷器的受众与使用、元青花瓷肇兴的文化动因、不同手工业门类之间的工艺互动以及原始青瓷技术与要成管理等诸多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
讲座最后,袁泉老师鼓励同学们尝试以长时段、广区域的航拍视野,将瓷器这一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作为研究文化与社会的介质;也可将陶瓷考古的思维理路,作为拓展智识,认知世界的窗口。
撰稿:安育、田玉峰(营员)
整理:师俏(助教)
审核:袁泉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