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老师为首都师范大学暑假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同学带来了一场题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热点问题探讨”的精彩讲座。讲座开始，高老师表示他的分享能引发同学们的思考，也希望与同学们一同探讨交流。讲座内容包括从人的由来到人的生存发展再到人的迁徙扩散和交流，分为四大部分：人之由来-直立行走的起源、石器的作用及研究意义、火被人类驾驭的过程、从考古视角追溯远古人类迁徙和互动。

　　一、人之由来-直立行走的起源

　　高老师首先从学术界对人的定义出发，进行介绍。人是灵长类中能够常规进行直立行走者，需要注意其限定条件，一个是灵长类，一个是常规直立。达尔文认为，人类是一支类似黑猩猩的古猿发展演变而来的，起源地是非洲。从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演化问题，高老师引出了人是如何直立行走这一问题的讨论——人的直立行走有多种假说：树上到地面假说、树上习得假说和遗传变异假说。

　　接着，高星老师介绍了直立行走对人类身体和社会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直立行走使得人的枕骨大孔后移、脊柱形态改变，进而使得喉咙口腔的重组，使人类产生了语言；直立行走使得人类的性器官暴露的位置发生改变，促进了人类第二性征的发育，进而影响人类的审美情趣和性文化；直立行走促使人类的骨盆变窄，而人类的脑容量的增加导致了婴儿的早产，延长了婴儿期，使得人类形成了双亲的家庭，促进人类之间爱的起源；直立行走也解放了人类的双手，使得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成为可能。

　　最后，高星老师结合考古资料，介绍了人类直立行走的演变脉络：700万年前乍得盆地萨赫勒人-600多万年前肯尼亚图根人-400多万年前地猿-300多万年前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而去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发现的距今1162万年前的古猿有可能将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的时间大大提高，并对进化论有一定的冲击或补充，但是仍需后续的进一步研究确认。

　　二、石器的作用及意义

　　高星老师主要介绍了石器制作技术在人类的起源和演变当中的作用。前人曾把人类定义为制作工具的动物，虽然现在看来，制作工具不是人类身份的标签，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但是工具制作的和使用对确定人类的演化方向，对增强人类适应能力，对塑造人类大脑、心智、行为方式，对提升语言和交流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星老师表示，制作和使用复杂的工具应当作为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重要标准，而吴汝康院士提出制作工具使得人类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也说明了工具的重要性。另外，高老师认为，考古学者也需要借鉴哲学等学科关于人类和工具关系的思考。

　　接着，高老师从考古材料出发，向同学们介绍了早期人类对工具的使用问题。（1）骨骼痕迹表明，34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已经能够用工具肢解、消费动物；（2）从南方古猿到能人、直立人、智人，人类逐渐从简单粗糙的石器到预制石核到复合工具，人类的工具制作越来越专门化、越来越精致、复杂。（3）有学者通过石制品的研究，发现人类在200万年前出现了右利手的习惯。高老师接着进一步说明了制作工具的重要意义——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使得古人类的身形和心智不断前行演变：（1）工具制作使人类对身体以外的物体做空间上的掌控和随心所欲的改变，延长了人类手臂，弥补了人身体的欠缺，提高了人的生存竞争能力；（2）制作工具过程中的交流、学习、模仿、互助、协调使心智提高并改变人际关系，导致大脑重组，促进了语言的产生。

　　这部分最后，高老师引出了东西方石器技术模式的差异探索问题。中国-东亚的石器技术连续演变，并且别于西方的石器体系，表明东亚的主体人群没有中断或被整体取代过，因此，在石器技术的演变上，进一步支撑吴新智院士等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

　　三、火被人类驾驭的过程

　　高老师介绍了火的使用在人类的生存和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火是人类独有的行为能力和特质，火的使用提高人类认知能力，推动了人类的发明创造；有利于抵御猛兽侵袭，增强了人的生存适应；提高了人类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提高了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如石料开采、制陶、冶金等；改变了人类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改变了人的心境和人际关系；改变了人类的作息，缩短了人类的进食时间。接着高老师介绍了火的起源问题。火应该首先发端于自然，人类首先是利用自然火，然后学会控制、管理用火，最后学会人工用火。通过对塞内加尔黑猩猩以及南非绿长尾猴的观察研究表明，野火有利于早期人类获取更多的食物，人类可能逐渐在与野火的遭遇中逐渐积累了经验，学会利用野火。

　　关于火的起源问题，高星老师介绍了两种假说。（1）“熟食假说”认为，人类在200万年前直立人时期开始利用火，其初衷是为了获取熟食，熟食也使得人类的体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并且，在此过程中，火能够抵御野兽，温暖人类等功能也被人类发现，人类逐渐对火形成依赖。（2）“长期互动假说”认为，人类与火经历了长期的互动，人类逐渐了解、控制、使用火，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火做着不同的管理和实践。该假说认为，人类对火的使用分为三个阶段。阶段1：100万年以前或更早，使用偶然发生的自然火，对火的控制程度低；阶段2：40-20万年前，伴随居住营地的出现，对火的控制能力增强，能较长时间保持火的燃烧；阶段3：20万年前后，实现了对火的封闭式管理，学会了人工取火。

　　随后，高老师结合考古资料中介绍了人类利用和管理火的过程。（1）肯尼亚150万年前的遗址、南非地区100多万年的遗址、以色列79万年期的遗址、中国的周口店遗址、西欧尼安德特人遗址表明早期人类的用火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启示我们不能认为人类一学会使用火之后就很快普及发展，人类对火的利用和管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2）以色列黎凡特地区的距今35-20万年的Hayonim遗址、Tabun遗址和Qesem遗址在探索人类人工取火方面有了新的进展。Tabun遗址的大型中心火塘等相关遗迹以及其他遗物的发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取火的能力，对火的使用和管理也十分娴熟。Qesem等遗址连续保存的火遗存同样被推断为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能。然而，均缺乏直接的取火证据。（3）钻木取火的证据难以保留，可能用于打石取火的石头的打击痕迹难以和制作形成的痕迹区分开来。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法国西南部距今5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遗址出土的燧石两面器可能是取火的工具。考古学家经过试验研究，认为其可能是与黄铁矿敲击取火的工具。

　　高老师紧接着结合科技考古和民族志材料讲到人类对火的利用：热处理技术、热石加工、烹煮食物等。在最后，高老师表示，用火推动了人类的“广谱革命”，促进了人类的定居和农业的出现，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复杂化和文明的演进。

　　四、从考古视角追溯古人类的迁徙和互动

　　这部分高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首先，高老师认为，从考古学视角看文化传播和交流，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出发：1地域性视角：是否存在本土的文化根系（有无新文化因素的突然出现）；2.文化特征视角：文化相似性与关联性（石器技术、类型组合、形态特点、操作链理念、空间利用、资源获取）；3.时间视角：时代的相关性与时序性；4.地理视角：位置的相邻性、关联性（不存在自然屏障），另外还有证据链的中间环节等。

　　接着，高老师介绍了考古学的几个热点的研究案例。

　　（1）莫维斯的假说。莫维斯线的提出是限于当时材料所见，后来的考古发现，如广西百色盆地、陕西洛南盆地和汉中盆地、湖南溧水流域、广东郁南磨刀山等地区的出土的手斧，有力冲击了莫维斯假说。现在来看，中西方的阿舍利具有共性和差异性。共性：都为两面加工、对称、大石片工具。差异性：中国-东亚的手斧大都停留在原手斧阶段，对称性差，缺乏薄化和软锤技术，大多为砾石毛坯，中国-东亚的手斧一般为遗址的配角，薄刃斧更是稀缺；西方的手斧经历从原手斧向精致手斧的转变，更加对称，运用软锤技术，在遗址当中往往是主角。总体而言，二者具有相似性，但相似性较弱。而目前关于中国似阿舍利体系的来源问题存在三种假说：文化趋同-本土砾石技术体系的变体假说、本土起源以及外来影响假说、和来自西方假说。但是由于印巴次大陆的阿舍利遗存的地层和年代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中国的相关遗存也有类似的问题，有限的测年表明一些遗存的年代在晚更新世，与西方的不同步，使我们还无法建立起清晰的传播、交流路线。高老师认为，如果中国的阿舍利体系是外来的，那么很可能是从喜马拉雅南部传入，但是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2）尼安德特人与莫斯特文化的族属问题。过去认为，中国-东亚一般不存在西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但是，近些年新出土的材料使得我们有了新的认识。新疆通天洞遗址、内蒙古三龙洞遗址、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等一批遗址出土了极具莫斯特文化特征的文化遗物，高老师将这些遗存总结归纳，认为和西方莫斯特文化相比，有共同性特征：使用勒瓦娄洼技术（预制石核，向心或单向、对向剥片）；石片石器；边刃刮削器（半月形、具有多重修疤的陡刃）；尖状器；加工精细、器形规范、辨识度高，也有自身的特点：时代上较西方晚，遗址少，分布零散，位于该体系技术的边缘地带，另外，本土没有文化、技术根基。另外，从时间上看欧洲、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出现于30万年前；西伯利亚的尼人出现在6-5万年前，而中国的少量人类化石，如许家窑人、许昌人具有尼人的混合特征，尼人与早期现代人在罗马尼亚、西伯利亚等地发生过混血；东亚的现代人中仍然保留少量尼人的基因。综合以上现象，基本可以认定尼安德特人向欧亚大陆东部迁徙与扩散。

　　（3）现代人的扩散与迁徙问题。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有三种假说：非洲起源，完全替代假说；多地区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同化吸收假说。这些假说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有一支现代人从非洲起源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考古学中的相关发现也证明了现代人的扩散与互动：①新疆骆驼石遗址可能是一处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遗址；②经过高老师团队的研究，认为水洞沟第一地点代表的文化可能是一处外来的文化遗址，但更详细的文化内涵有待后续进一步的研究。③通过对距今4-3万年的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研究，发现其具有典型的外来的石叶技术。另外，现代的藏族人群中存在与丹尼索瓦人相似的基因片段（EPAS1），而大洋洲也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后代，还有就是丹人曾经生活过的阿尔泰地区存在与尼阿底遗址类似的石叶遗存，以及在新疆骆驼石和宁夏水洞沟的同类文化遗存的发现，再根据阿尔泰地区的石叶遗存年代更早，推断青藏高原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南下的通道。

　　这一部分的最后，高老师指出，目前的学术研究表明不同人群——早期现代人、尼人、丹人、东亚本土人群，都在迁徙、交流、演化的道路上。这些人群在体质形态和遗传特征上各有特点，但相互间发生过复杂的混血，共同孕育了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都是同一物种，是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具有区域特点的人群。而在迁徙、互动的过程中，种群小、个体少的人群被主体人群吸收、同化，不同人群对现代人的基因贡献有多有少。

　　结语

　　讲座的最后，高老师作了简短的结语。高老师表示，人类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的人类是遗传变异、环境适应、迁徙交流多重作用的结果，工具制作与使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类起源的大致过程，但尚有很多谜团等待破译。同时，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更重大的考古发现，使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史篇章能够被书写得更加生动、翔实。人类起源与迁徙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使我们可以正确地认识过去、很好地认识过去、合理地规划未来，因此既有学术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最后高老师细致解答了每位同学的问题，感谢高老师的讲授。

　　记录：李远斌、李泽蓉、赵子伟、常思琪（营员）

　　整理：刘笑池（助教）

　　审定：高星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