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27日，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举办。本次论坛由国博研究院主办，该院青铜器研究所承办，旨在为学者提供一个展示、交流青铜器研究新成果、新观点和新思考的平台，推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本次论坛采取线下会议与线上会议相结合的形式，未能到会场的海外学者也能与会场学者进行线上互动和交流。共20位学者进行了发言，从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科技史等多学科视角，展示和讨论了新近中国青铜器考古新发现与新思考，就古代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解读、器物组合规律、文化要素传播、风格演变和冶炼铸造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的学者还分享了其馆藏青铜器研究、展陈的新尝试。

参加青铜器论坛的嘉宾合影（余冠辰摄影）

　　论坛第一场

　　9月26日上午，论坛第一场主旨发言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武汉大学考古系张昌平教授，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方勤馆（所）长和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苏荣誉研究员分别作了主旨发言。

　　朱凤瀚教授发言题目为《枣树林曾侯编钟与叶家山曾侯墓》。就湖北随州枣树林曾侯编钟铭文做了初步分析，重点讨论了铭文涉及的西周早期南宫氏奉王命“建于南土”，封于曾的实况。他还将其与叶家山墓地大墓联系，认为叶家山M111墓主为周昭王时期的曾侯 立犬（“立犬”：左立右犬），昭王伐楚前即受封于曾，其与大约成、康时期的M1、M65、M28的曾侯关系不近。

朱凤瀚发言（霍宏伟摄影）

　　李零教授以《商周铜器分类的再认识》为题，作了较为详细地阐述。他认为青铜器分类应该特别重视器物的功用和自名，并提出了对青铜礼器分类法的新认识。他还申明了尊彝是祭器通名，列举九连墩大墓、上蔡郭庄楚墓，景渔鼎铭说明了楚鼎中的“鑐”；分析了簋与盨、瑚与簠的关系，论述了祼、赞和两种爵（三足爵和勺形爵）在古文字中的不同，指出今“爵”字源自勺形爵；同时依据新出青铜器材料指出，之前多以为是酒器的部分鸟兽尊可能是食器。

李零发言（霍宏伟摄影）

　　张昌平教授所作报告题为《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礼器特质——以盘龙城的材料为例》。中国古代青铜器多是礼器，以表达等级为内在特质，西周中晚期形成了成熟的器用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有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开始有了规模化生产，生产的水准体现在容器、牌饰等形制技术复杂的贵重青铜器上，这些贵重青铜器专门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质开始显现。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数量和类别大大增加，器表的装饰性和观感加强，组合、数量、体量、装饰都已成为其拥有者社会等级的标识，因此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的外在表达形式基本成形，其作为社会最重要礼器的地位也已形成。青铜器器用制度形成、演进的方式揭示了中国早期国家礼制形成的过程。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方勤馆（所）长着重讲了《青铜铭文铸写的曾世家——兼及“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介绍》。这一文物特展是湖北省考古发掘曾国青铜器，并以之研究曾国历史文化最新的成果转化和探索案例。曾国的历史不见于传世典籍文献，学术界对曾国的认识是几代考古学人用手铲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曾国考古发掘成果显示，曾国早期文化和青铜器风格有浓烈的“左右文武”的周王朝文化面貌，同时又融合了部分曾国的地方特色；春秋早期、中期曾国青铜器的楚文化风格逐渐增强；春秋晚期曾国进入“左右楚王”的时期，青铜器以楚文化风格为主体，只保留了少量自身文化因素。

　　苏荣誉研究员作了题为《晋西两件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研究》的发言。年代与产地是古代青铜器关系密切又难以确定的两个方面，也影响着特定地域的青铜文化面貌。苏荣誉通过对晋西洪洞上村出土的一件鬲和石楼桃花者出土一件卣的风格和工艺分析，判定两者具有商代南方风格，而近些年对南方风格青铜器研究，揭示出南方风格青铜器早于安阳，是铸造于长江流域作坊的产品，并据以判定这两件青铜器是自南方流入的器物，年代属中商时期。

　　上述五位学者的发言，或结合传世文献考释青铜器铭文，以金文探求先秦古史；或着眼于青铜器本身的功用、分类，力求扭转以往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些误区；或利用考古新发现的青铜器资料，揭示青铜器作为上古礼制载体的特质，考察青铜器生产和铸造技术的特点和传播；或着眼于创新展陈青铜器及其背后历史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正是青铜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思路和视角。

　　论坛第二场

　　国博研究馆员霍宏伟的发言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收藏与研究》为题。他总结了国博百年铜镜收藏史的三个重要阶段，将国博馆藏铜镜特点概括为时代蝉联、自成体系；发掘品精，工艺上乘；题材广泛、形制多样。国博集中了一批源于全国各地的铜镜考古发掘品、出土品佳作，汇聚了中国古代铜镜的精华，体现出古代制镜技术的最高水平。

　　北京大学历史系韩巍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虢季子白盘年代再议》，虢季子白盘是国博收藏的一件国宝级青铜重器，学界一般将其定为宣王十二年，韩先生根据其铭文文体、字体、书风等因素，结合《竹书纪年》等文献以及清华简《系年》等新出土资料，认为虢季子白盘铭文中的“王”应为西周灭亡后“二王并立”时期的“携王”，由此学界对两周之际的政局变迁、腹部有纹饰的半球形蹄足鼎断代及考古年代学等问题将会有全新认识。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陈鹏宇在《鸟兽纹管銎戈溯源》报告中，从故宫收藏的3件春秋晚期鸟兽纹管銎戈出发，联系了16件与之类似的管銎戈和与之形制相关的11件鸟兽纹管銎斧，并具体分析了其域外文化因素，认为其器型源自公元前8-6世纪流行于南西伯利亚、图瓦、阿尔泰等地区的管銎啄（即希罗多德《历史》中草原游牧民族萨卡或者斯基泰人使用的传统兵器“sagaris”），其吐刃造型和动物纹饰则源自西亚，由此则可以推知公元前一千纪中叶东、西亚之间有着“西亚—欧亚草原—中国新疆—中国北方及中原”的文化传播路径。

　　故宫博物院馆员熊长云的发言以《说“礤”》为题，介绍了一种考古发掘中常见的正面具有密集乳钉、中有镂空的方形牌状器物。这种器物曾被认为是厌胜钱、马刷、锉、?、磨姜器、牌饰等，他系统梳理了与之相关的器物，判断这种器物应与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器物功能相似。根据传世文献及今天岭南地区对类似器物的称谓，可将这种器物可定名为“礤”。这是一种用于磨治香料、食物或药材的研磨器。

　　论坛第二场报告的下半场内容，则以青铜器物组合、文化因素及其交流和先秦时期的铜矿采冶发展史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的发言题目为《说觚爵组合》。学界一般认为商代墓葬所见铜器组合以觚、爵组合为核心，而这种觚、爵组合在西周以后渐渐衰落而不见。但严先生列举了一些新材料认为这种觚、爵组合一直延至东周时期。他归纳了“爵”的两条发展系列，一是由二里头文化延至西周早期的三足爵；二是自西周中期而至东周的勺形爵；西周中期的杯、觯是觚的变体与替代，而且漆觚也参与与爵的组合，圆陶片和柄形器可能指向考古中不易发现的漆觚。因此觚、爵组合，从二里头文化阶段起始，延续至战国时期，一直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酒器器用核心。

　　国博研究馆员李刚的报告为《两周时期冀北与辽西地区青铜器的文化要素分析》。他将冀北玉皇庙文化和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器物作了类型学研究和器物群构成对比，发现二者均有若干形制相近的北方文化风格器物，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含的青铜卧虎牌、卷躯虎形牌等器物与玉皇庙文化中部分青铜器的器用、器形、纹饰母题也有相近之处，其艺术创意和审美取向也相近，同时在制作工艺和复合材料的装配方式上也有共通之处，又都与中原文化及北方草原有所交流，因此两周时期冀北与辽西的青铜文化有很大共性和互相交流的可能。

　　国博副研究馆员田伟在线发言《先秦时期中条山及周边矿冶活动的兴衰》。着眼于先秦时期的铜矿开采、冶铜活动的发展史。他认为中条山的铜矿开采不晚于龙山时期，并且可能已实现采、冶分离；二里头文化时期该区域采、冶铜遗址大幅增加，并在二里岗文化阶段达到顶峰；后因该地氧化铜矿接近枯竭和冶炼硫化铜技术直到西周才出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原因，该区域的矿冶生产在晚商到春秋时期陷入停滞，而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矿冶活动兴盛起来；晚商铜料来源尚未明确，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周王室和晋国的铜料也主要来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并非中条山及周边地区；战国时期，冶炼硫化铜技术北传，中条山地区的冶铜炉火再次燃起，但仅限于向魏国或秦国提供铜料，昔日辉煌已然不再。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标志（王欣然设计）

　　论坛第三场

　　9月27日上午，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主持论坛第三场，上半场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许杰馆长、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汪涛主任、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柳扬主任进行远程交流和互动。

　　许杰馆长的发言题目为《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他结合微观观察和宏观对比，综合探讨了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造像的铸造技术原理和实践，旨在全面阐述三星堆陶制块范铸造技术的来源、应用和文化内涵，并进而探讨技术应用中反映的理念，作出理论层面的诠释。通过与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比较，证明三星堆文明的青铜技术来自中原，但在运用同种技术时却与中原有着截然相反的倾向，即相对于中原铸造业的“浑铸偏好”，三星堆铸造业的特色是“简单铸型偏好”。

　　汪涛、柳扬的研究重点均为“鸮”。汪涛以《商周青铜器中的“鸟”与“鸮”》为题，将甲骨文中与鸟有关的字做了区分，指出鸮（猫头鹰）与其他鸟类的不同之处，并通过分析具体卜辞的内容，对鸮在商文化中的意义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对比了传世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鸮/鸟为造型及装饰母题鸮形器，追溯了从鸮到凤的转变过程，通过这种具体的例证分析也可以揭示中国古代神话宗教观对上古艺术发展的影响。

　　柳扬发言的标题为《翩彼飞鸮：殷商时期双鸮形卣的流行与消亡》。殷商时期的青铜酒器中，双鸮形卣是最惊艳的器型之一，造型如同一对相背而立的鸱鸮。其中的一类，装饰华丽，通体布满纹饰，除了鸮与生俱来的特征，器体纹饰还包括小鸟纹、夔龙纹、兽面等，而这一切全是以浮雕表现于地纹之上。这种类型的卣于殷墟二期晚段开始出现，到商末即倏然消失，因此数量不多，也罕见出土；然而，海内外公私收藏中，却有一些精美的器物。柳先生检视了所有已知的此类双鸮形卣的例子，细究其纹饰的同异、设计的差别以及独特的底部纹饰的意涵；在此基础上，试图将不同的器型归类、分析其纹饰的规律，据此提出断代的依据，并探讨这种器物消亡的原因。

　　本场报告的下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研究员开始，他作了题为《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探讨：以洹北商城铸铜作坊为例》的报告。展示了2015-2020年在安阳市殷都区韩王度村东发掘洹北商城时期的王室铸铜作坊遗址以及相关的料礓石台基、“熔铸”场所、房基等遗迹、从事生产的工匠墓地等工作内容，并归纳了作坊内部功能区划、作坊设施、工艺流程等问题，论述了洹北商城时期铸铜技术的特征，即陶范疏松、碎小，基本不见大块陶范；陶范多未经烘烤，背范未经专门烘烤；偶见榫卯设置，大块背范榫卯扣合组装，并用绳索类物质捆绑固定；花纹范多是嵌范，单独一块嵌范形体很小、单薄，经过烘烤，其拼合、镶嵌在背范中，铸造较窄的条带状纹饰；但对于此阶段已经盛行的通体花纹如何制作，尚不清楚。他认为洹北商城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是郑州商城与安阳殷墟的过渡阶段，仍处于摸索阶段，以殷墟苗圃北地、孝民屯为代表的晚商铸造技术对洹北商城铸造技术有了极大变革，如采用了整范烘烤，几乎不用嵌范，花纹制作、分范方法、盲芯技术等。

　　北京大学陈建立教授的报告以《金道锡行与曾国冶金考古》为题。国博藏著名青铜器曾伯桼簠，铸有“克逖淮夷”、“抑燮繁湯”和“金道锡行”等铭文，为研究东周时期中原与南方地区金属资源的流通与管理，特别是曾国青铜器生产提供了重要线索。近年来，湖北随州、枣阳、京山等地新出土多批两周时期曾国青铜器，发掘了苏家垄冶铜遗址，为研究商周青铜制作技术、物料来源及南北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可与曾伯桼簠铭文相互对应。陈建立从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实验室考古清理、科技分析和文物保护的多重角度，介绍了他们近年来关于苏家垄冶铜遗物的资源和技术特征，曾伯桼器的含锡量和铅同位素比值特征以及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擂鼓墩、文峰塔等不同时期曾国青铜器的合金组成及铜料来源等工作成果，认为未来曾国冶金考古仍要就南方与中原地区沿线的铸冶遗址及中原王权对南方金属控制模式，铜、锡、铅等金属及其他贵重物料历时性观察及江汉与江淮冶金资源、技术乃至文化互动等问题来做工作。

　　国博副研究馆员翟胜利的发言题目为《何尊研究综论》。何尊是西周早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其铭文涉及成周营建、周初诸王纪年等重要史实。他认为，从造型风格、铭文特征等方面判断，年代应属于西周早期。该器在造型、装饰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迄今未发现高度相似的断代标准器，故从考古类型学方面难以断定其准确年代。在铭文研究方面，迁、复、京室、宗小子、中或（国）等字对于理解成周营建、器主身份、器物年代等问题至关重要，这些字大多经历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但仍存争议。何尊及相关文献、考古、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于周初若干史实的认知和理解，其研究过程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古文字的研究也具有显著的启示意义。

　　国博丁鹏勃副馆长对此次论坛进行了总结。她指出，与会嘉宾学者们的观点、思路、视角以及研究方法都有诸多创新，对青铜器研究和展陈实践的诸多方面和领域都给予了关注，呈现出理论与细节并重，静态的器物研究与动态的文化发展传播相结合，人文与自然学科相交叉的特点。她还建议和鼓励国博学者与国内外古代青铜器研究学者加强学术交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继续深入发掘馆藏青铜器资源，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尽一份力，为国博展陈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9月27日下午举行的“宅兹中国”展览座谈会现场（霍宏伟摄影）

　　（作者高晋南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霍宏伟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博研究院副院长）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