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6-8日，由马鞍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主办，马鞍山市博物馆和南京师范大学六朝考古研究所（筹）联合承办，马鞍山市历史与文化研究会协办的“‘江南文化视域下的六朝文化’论坛暨随园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三期）”在马鞍山市图书馆隆重开幕。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市文化旅游局、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马鞍山市博物馆、镇江博物馆、镇江古城考古所、南京市江宁区文旅局的20多名学者受邀与会。参加本次学术活动的专家学者及研修者近百人。

开幕式现场

　　在论坛开幕式上，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颜一平先生首先致开幕词，他强调马鞍山地区与南京山水相连，关系密切，两地学者开展交流恰逢其时。随后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陆勤毅先生指出，马鞍山与南京不仅仅山水相连，更是属于同一文化圈，并高度赞扬了“江南文化视域下的六朝文化”这一论坛主题。之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罗秀山先生认为这次论坛集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马鞍山市不仅仅与南京关系密切，论坛的开展也与当下社会对于考古文物工作的重视紧密联系。最后马鞍山市委宣传部长夏劲松女士对在场的学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预祝这次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罗秀山先生致辞

论坛主题发言

　　论坛主题发言阶段，安徽大学陆勤毅先生的发言主题是《江南文化是中华文明“内循环”的产物》。陆先生先对“江南文化”的文化地理范畴进行了界定，将江南文化的发展分为起源孕育期、产生发展期、近代转型期三个阶段。他认为历史上“江南文化”先后有十二次重要交融变革，并通过文化交流孕育了江南文化，促成了江南文化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江南文化既是中华文明“内循环”的产物，又在中华文明的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指出，六朝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奠定了江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江南文化形成的标志，并开创了江南文化的独特风貌。

发言人陆勤毅先生

　　镇江古城考古所刘建国先生的发言主题是“京城与姑孰城——六朝建康的两个门户”。在搜集、比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刘先生论述了孙吴东晋与南朝时期京城与姑孰城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地理位置上，它们是建康的重要门户，在政治上两者也存在着密切相关。之后刘先生又深入探讨了京城名称的来龙去脉以及京城与姑孰城的性质。京城代指古镇江者一直延续至整个南朝时期，同时又逐渐出现“京城”代指都城建康的现象。直至隋唐以降，“京城”之名已完全演变成国都的专用代称。京城与姑孰城，在孙吴时期先后筑城，在东晋、南朝时期又多为州治所在。历史证明，两城自六朝开始便确立了拱卫都城建康的使命及在京畿地区的中心地位。

发言人刘建国先生

　　接下来，来自南京市文化旅游局的颜一平先生以《文化遗产赋彩城市形象蠡测 ——以六朝文物、怀古文学与古都金陵形象的关系为中心》为题，从文化的角度深入了讨论“金陵怀古”的文化现象。颜先生从“文化赋彩小康社会出发”热点话题出发,认为“金陵怀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列。他认为六朝文物是唐诗“金陵怀古”主题发生的物质基础。这里的文物不仅仅包含有残存的宫殿、军事设施、宗教建筑、帝王贵族陵墓，还包括历史文献所记述的文献资料等。他还认为，社会关注和社会参与是金陵怀古文学发展的外在推动。六朝文物、金陵怀古诗共同赋彩古都金陵形象底色，给文化如何赋彩历史文化城市形象提供了借鉴。

发言人颜一平先生

　　茶歇之后，来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叶润清先生以《当涂“天子坟”孙吴墓考古发现简介》为题，对2015年发掘的“天子坟”孙吴墓进行了介绍。他认为，该墓形制规格很高，出土文物精美，依据史料所载地望、墓葬出土纪年文字、随葬“九鼎八簋”、合葬墓及相关遗迹情况等，其墓主很可能为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

发言人叶润清先生

　　之后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王志高先生以《马鞍山城市发展的起点与“母城”——牛渚城》为题，介绍了六朝至隋唐时期马鞍山采石地区曾经有过的两座重要军事性质城垒，即牛渚城、采石城。它们直接关系到都城建康（建业）的安危，堪称是马鞍山城市发展的起点与“母城”。他认为，文献记载中的牛渚、采石，并非学界所认为的一个地点，可能是相近的两个地点。牛渚营、牛渚城可能在今日采石矶东南的古津渡处，南朝以降的采石戍城则在牛渚山上，其北侧就是后世的采石渡口。两城规模都不大，其位置的迁移，推测与采石矶南不断滋生新的洲渚有关，姑孰溪入江口可能在东晋至南朝刘宋时期发生改变。最后，他大声疾呼尽快全面启动以牛渚城、姑孰城为代表的马鞍山市辖域内主要六朝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以究明马鞍山早期城市发展的起点。

发言人王志高先生

　　最后，来自马鞍山市人大的曹化根先生发表了题为《白纻舞与千字文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的报告。他指出：白纻舞历史悠久，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反映了传统民族舞蹈艺术的精致化历程，对后代舞蹈，对昆曲及当代京剧、黄梅戏等有着重要影响。在分析《千字文》作者、诞生背景之后，他认为《千字文》是中国蒙学经典和代表，集启蒙性、文学性、艺术性于一体，可称为中国中古时期的一部微型百科全书。

发言人曹化根先生

　　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部分

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现场

　　下午14时，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三期在马鞍山市图书馆二楼会议室正式开始。主持人王志高先生简要介绍了工作坊的研讨机制。他强调，学术会议只有在充分交流的条件下，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度讨论，并有所突破。

主持人王志高先生

　　第一场

　　来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许志强先生首先以《南朝陵墓的分布及相关问题》为题进行了报告。

　　他认为，陵墓分布可以反映当时的政治动向和权力关系。通过探讨南朝陵墓分布情况和形成过程，可以窥探当时政治生态、礼制思想等诸多问题。在详细梳理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反映的南朝陵墓分布状况的基础上，他将南朝陵墓分为刘宋、萧齐、萧梁、陈朝四个时期，对各陵区分布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四点认识：1、南朝陵墓区一般包括故里祖茔和建康都城陵区；2、家族观念对陵寝制度有着强烈的影响，南齐帝陵区由家族墓地演变而来，萧梁帝陵区的形成亦与之相似；3、皇统变更对陵墓分布有着较大影响，影响了帝陵规划的连续性；4、帝王个人意志对陵墓选择也有着直接影响。

报告人许志强先生

　　来自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的评议人邵磊先生表示这篇论文结构严谨，论证翔实，文献与考古资料运用得当，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有一定深度。他指出，关于南朝陵墓的研究，重点在于刘宋，许文的大部分内容虽亦着笔于此，但仍有三点需要补充：1、关于建康蒋山陵区，学界一直有着许多不同观点；2、据文献记载，宋少帝刘义符亦葬于南郊坛陵区，应在修改时补录；3、宋顺帝刘准葬地遂宁陵位置不明，可做适当推测。

评议人邵磊先生

　　镇江博物馆副馆长王书敏先生提出，镇江雩山下原被认为是宋文帝生母葬地“熙宁陵”的封土堆可能是一座土墩墓或汉墓，真正的熙宁陵或在半山腰处。镇江古城考古所原所长刘建国先生指出，刘宋丹徒雩山陵区墓葬分布较为集中，以后可寻求机会，在适当的条件下对其进行勘探。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颜一平先生就刘宋前、后废帝葬地是否为同一南郊坛提出了疑问，他指出南郊坛的位置曾发生过数次改变，关于这一问题作者应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颜一平先生

　　接下来，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的博士生左凯文先生发表了题为《马鞍山盆山六朝墓出土七子镜考》的报告。

　　左凯文首先介绍了“七子镜”定义诸说：镜台说、七铃镜说、乳禽兽镜说、特殊七乳禽兽镜说。在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之后，他认为，“某子某孙”类铭文应是镜铭中格式固定的吉祥语，与乳钉数量并无直接关系，将所有七乳禽兽镜都视为“七子镜”的观点值得商榷。通过分析文献及类比相关文物的命名方法，他认为杨泓与孙机先生“七子镜”属于多乳禽兽纹镜类，在镜纽周围分布有八个小乳，内区的兽纹带上有七个较大乳钉的总体认识较为合理，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他说，“七子镜”应是七乳禽兽纹镜类中内区乳钉与乳钉座能组成类似铜镜图案的一类镜式。以此观之，马鞍山盆山M1出土镜完全是一面名副其实的“七子镜”。最后，左凯文指出，七子镜与使用者性别的关系及其在墓葬中的功能等是接下来值得研究的问题。

报告人左凯文先生

　　评议人邵磊先生首先肯定了左凯文对七子镜相关资料所做的梳理工作。他认为在七子镜定义问题上，左文与杨泓先生之间并无根本区别，只是做了更为细化的规定。同时他指出，该文在铜镜的断代上还不够严谨，且所引材料多为传世品而非考古出土材料，因此必须考虑到其真伪问题，使用时须慎之又慎。此外，邵磊还就文中引述文献的断句和伪字等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古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易出现讹误，在使用前应详加考证，尽量避免此类问题。

　　来自马鞍山市博物馆的李军先生肯定了左文对七子镜的研究工作，认为可在形制上对同类器物做进一步细分。同时，来自江苏省第二师范学院的宋震昊先生提出“七子”二字有着深刻的文学来源，认为可从文学和美术考古学的角度对七子镜展开研究。最后刘建国先生认为该文讨论的范围过于广泛，应围绕有限目标进行专题论证。

　　第二场

　　2018至2019年、2020年，镇江博物馆先后两次对铁瓮城西城门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来自镇江博物馆的王书敏先生以《镇江铁瓮城西门遗址2018、2020年考古主要收获》为题，向我们分享了这两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报告人王书敏先生

　　铁瓮城遗址位于镇江市区北固山前峰，与金山、焦山沿江呈三角形分布，始建于东汉末年。其平面略近椭圆状，南部稍宽，西南角稍向外凸出，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6月至2019年，镇江博物馆对前期勘探中发现的西垣（南段）及疑似西门遗址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2020年3月至今，又在2018年发掘区域的南侧继续进行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通过勘探和发掘得知，该西门南侧门墩遗址由包砖墙和夯土两部分组成，西门南侧门墩南北面宽约48米，东西进深28米。此次发掘揭示出了西门南侧门墩的北侧半面，门墩结构由夯土和外筑包砖墙构成。墙体平砖叠砌，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墙基自下而上共铺6层砖，最底层为横向平铺，其上5层皆竖向平铺，外侧面收分较宽；上部墙体为“一顺一丁”平铺，墙体外侧由下而上逐层内收。砖为单面绳纹，纹饰较粗深，少数砖端见有模印阳文“+”“篙”、刻划“陈口之”、波浪纹符号等。

评议人刘建国先生

　　评议人刘建国先生认为城市考古有其复杂性，铁瓮城北部为镇江烈士陵园，南面为居民区，发掘工作很难展开，并回忆了自己当年发掘铁瓮城的艰辛，进而肯定了王书敏先生的工作。刘建国先生认为，铁瓮城的发掘工作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现在的工作已经大致确定了其四至范围，对该城址已有了一个框架性的认识。但铁瓮城与京城究竟是否为同一座城，还未究明。他强调，从《南齐书》等史料记载中看来，京城的范围应远大于今铁瓮城，但当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仅局限于铁瓮城，未关注北固山的中峰、后峰等地区，故限制了今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他建议以后可以将研究重心适当转移到对京城范围的确定上来。

　　王志高先生就铁瓮城西门和南门的发现过程及城池性质判定等问题，与王书敏、刘建国先生等展开了深入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同时，他还指出铁瓮城面积过小，其性质究竟应如何判定，是否为郡治所在等诸多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他认为京口城由两座城池构成，山上为具有军事防御性的铁瓮城，山下应还有一座大城，但尚未发现。

　　随后，来自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宋震昊先生的报告以《六朝石刻的装饰性再思考》为题，总结回顾了十年来他对于六朝石刻装饰性的反思与自我批判。

报告人宋震昊先生

　　宋震昊先生首先对自己关于南朝石柱中的露髻力士形象为大力士神等旧观点进行否定，并展开深刻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在文献方面，宋震昊先生认为之前只是进行重复论证，并未进行深层的挖掘。运用《水经注·渭水》上的记载，并不能证明石柱上的“力士”就是孟贲等先秦勇者。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下，仅凭历史中的吉光片羽，或只是做了简单的类型学分析，就得出结论，是不可取的。

　　之后，他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他认为六朝石柱很可能存在标准器。而石榜上下的吉祥物，可能是笑脸的畏兽，可以是力士，也可以是兽面纹，它们都有托举的基本范式，不能只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这些装饰性纹饰。他认为艺术是用来呈现美感的，用美术图像来进行考据是不可靠的，将其之视为一种设计，注重不同设计之间的联系，以及整体的意境，可能更加合适。

　　评议人刘建国先生赞扬了宋震昊自我批判的精神。他认为，作者之前关于六朝石刻露髻力士形象的研究，现仍有可取之处，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他指出，力士本身也具有很多不同意义，对于石刻中这些力士的形象，可能与神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整体来说，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先采取保留意见，等更多的考古材料发现以及文献研究的深入再下定论。王志高先生认为，南朝石柱上装饰力士形象是具有普遍性的，对于这样图像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不能简单加以全盘否定。

　　在自由讨论环节，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徐良、曹泽乙等同学提出，其力士的图像或许也与承重的现实作用息息相关。最后刘建国先生等再次指出，要深入挖掘材料与文献之间的关联性，有充足的论证过程，才能在这一方面下结论。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曹泽乙同学

　　第三场

　　2011年4月，江宁区博物馆在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市井发掘了一座孙吴时期的墓葬。南京市江宁区文旅局的许长生先生为我们带来了该墓的发掘与研究成果。

　　该墓位于江宁区东麒路以北、万安路以西的沙石岩山上，为一座平面呈“凸”字形的券顶砖室墓。墓葬主要由墓道、封门墙、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墓道为一缓坡，封门墙筑于甬道口内，采用双层顺砖平砌至甬道顶部。甬道为券顶，长1.48米，内宽0.94米，高0.64米。墓室可能由于长期受到四周土壤挤压以致变形，墓壁向内收，平面呈束腰形。墓室底部铺有上下两层地砖，在铺地砖与墓壁交接处还有砖包边，包边砖与墓壁缝隙内放有铜钱和鸭掌形银饰件，墓室中部上层铺地砖之下还有一个圆形腰坑。该墓所用墓砖规格基本一致，此外还有少量楔形砖。墓室前部放有随葬品，后部并列两棺，均未见尸骨。该墓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以漆器最具特色，其中有一件漆耳杯与马鞍山朱然墓的犀皮黄口羽殇非常相似。此外还发现有桃形金饰件、鸭掌形银饰件、鎏金铁镜等一批独具特色的器物。

报告人许长生先生

　　关于墓主身份，许长生先生认为1号棺内有铁剑、玉带钩等男性常用的物品，应为一名男性；2号棺内漆奁等女性常用的物品比较多，应为一名女性。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来看，该墓葬俗与南京地区常见的东吴墓有显著差异。如墓内设腰坑这一特征不见于南京而多见于三峡地区，时代与其最为接近的是2004年在湖北恩施巴东沿渡河古墓群中的一座东汉券顶砖室墓。根据以上线索，他推断男性墓主可能是来自荆州西部地区的一名武官。

　　来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评议人马涛先生首先指出，该墓葬中出土的鸭掌形银饰件在江西地区与河北定县东汉墓中亦发现有相似遗物，其年代上限或能推至东汉。关于墓内铺地砖分为上下两层，且上层中间高四周低的现象，应是墓室受到挤压变形而致。此外，马涛先生就墓中出土漆器的来源地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这些漆器并非来自蜀郡，而是当地制作的。最后，他指出“男性墓主为荆州西部的武官”这一结论的提出有些过于武断，论证资料不够充分，应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探究。

评议人马涛先生

　　李军先生指出该墓葬内部结构变形十分严重，他同与会者就变形的原因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认为变形后对遗存的面貌有着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现象的研究应更加小心谨慎，不能遽下结论。许志强、邵磊先生还就漆器产地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这批漆器可能为江宁本地出产。同时，邵磊指出，不能仅凭墓中出现刀剑等武器便判断墓主身份为武将，应对其身份进行更加充分的论证。

　　下一位报告人是来自马鞍山市博物馆的李军先生，他的报告题目为《安徽马鞍山三国朱然墓羽觞之再认识》。

报告人李军先生

　　安徽马鞍山三国朱然墓中出土的一对羽觞被定名为“犀皮黄口羽觞”。鉴于当时条件，这对羽觞出土时没有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其质地、成分进行过分析。2011年，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1号墓出土了一件玳瑁羽觞后，有专家提出朱然墓出土的这两件羽觞可能并非“犀皮羽觞”而是“玳瑁羽觞”。李军先生指出，犀皮羽觞与玳瑁羽觞虽然在用途上均为“饮具”，但从文物类别上来看，前者属于以“犀皮”工艺制作的漆器类，后者则属于以玳瑁为材质的“宝石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朱然墓出土的羽觞如果是“犀皮羽觞”，便可将“犀皮漆器似唐代已有”的推断提早了四百年，无疑是中国漆器工艺史及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如果是“玳瑁羽觞”，则证实了早在三国时期，以玳瑁为材料，利用其力学性能制作器具的技术就已成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军先生运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光学显微观察、便携式荧光光谱仪等技术，对朱然墓出土羽觞的内部结构、表面形态和成分构成进行了检测。通过检测和对比，朱然墓出土的羽觞为漆器类饮具，且其漆纹形态、色泽均符合文献中关于“犀皮漆”的描述，故他认为朱然墓出土的羽觞应属于“犀皮羽觞”。

　　评议人马涛先生认为能在无损条件下对国家一级文物做出如此全面的分析十分不易，值得后来者学习。他还提到，此类羽觞镇江也曾出土，但相关信息较少，可对此类羽觞进行综合研究，以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此外，他还就犀皮器的发展历史与李军先生进行讨论，认为可从犀皮工艺的演变这一角度对此类器物进行进一步探索。

　　王志高先生提出，可将该对羽觞与上坊沙石岩孙吴墓中出土的漆耳杯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互相佐证，使论据更加充分。刘建国先生称赞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考古问题，这种意识值得所有考古工作者学习。同时，他还强调了犀皮器产地与制作技艺的重要性，认为对该工艺的传承过程也需有所关注。来自马鞍山市收藏家协会的刘钢先生对犀皮器的起源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与会者们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来自马鞍山市收藏家协会的刘钢先生

　　第四场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薛海波先生发表了题为《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新探》的报告。

　　薛海波先生从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繁荣的原因、在欧亚丝路贸易体系中所处地位以及与六朝货币经济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六朝建康丝路贸易。他提出，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的繁荣，建立在六朝国家、统治集团、小农商贩阶层都有从丝绸贸易获利的需要之上。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欧亚海上丝路的重要部分，海上丝路中丝绸与香料奢侈品最重要的交易环节处于六朝的政治军事控制之下。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并没有改变六朝通货紧缩的形势，反而是加重紧缩、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薛海波先生指出，六朝建康丝绸贸易使小农经济、世家大族大土地所有制、国家财政与欧亚丝路贸易相连结，六朝社会经济深受其影响。最后，他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得出结论，认为六朝都市商业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建康丝绸贸易所导致的畸形繁荣。

报告人薛海波先生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评议人潘晟先生肯定了薛文的研究视角，称赞该文从商品组合贸易的角度，对商品经济贸易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经济史研究应尽量展开定量分析，而不是囿于定性研究，还应该对文中涉及的“吴会”“淮海”等地域做出具体解释。他强调，此类研究应注意吸收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学习如何从文字中展开定量研究，同时还需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进行制度性的讨论。

评议人潘晟先生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恒全先生指出，历史研究离不开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薛文对相关史料还可做进一步深耕。王志高先生指出，日本、韩国的相关史料对六朝时期的贸易活动也有记载，并建议报告人可对其进行适当检索，或能发现一些新线索。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恒全先生，他带来的报告题目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的口算与徭役》。

　　由于传世文献缺乏明确的记载，孙吴的赋役制度问题一直是六朝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李恒全先生通过研究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相关记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继续实行汉代的算赋、口钱征收制度，对十五至六十岁之间的大男大女征收算赋，对小于十五岁的部分小男小女征收口钱，但算赋征收的截止年龄略晚于汉代，征收的数额也与汉代不同。此外，与汉代一样，孙吴的成年女子也是徭役征发的对象。他还指出走马楼吴简中“老男老女”的相关内容当与免老制度有关，由此可知孙吴服徭役的对象为十五至六十岁之间的成年男女，与算赋征收的对象相同。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算赋与徭役的征纳是重合的，即交纳算赋的对象也是服徭役的对象，交纳算赋的年龄段也是服徭役的年龄段。但由于各种免役情况的存在，服徭役的数量往往少于交纳算赋的数量。

报告人李恒全先生

　　评议人潘晟先生高度评价了李恒全先生的报告，认为该文对关键概念的解释十分精准，不仅从简本身进行研究，还利用传世文献作为旁证，为作者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他称赞李文通俗易懂，考证严谨，史料翔实，对吴简中的“事”这一问题做了非常详细的考订，为孙吴的算赋及徭役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解读。他认为，若能将报告中所涉及的制度分类，做更为详细的分析，还能进一步完善本文观点。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的硕士生马健涛同学就吴简中有无孙吴时期女性所服徭役种类的相关记载，以及与男性所服徭役有无区别等问题向李恒全先生求教。李恒全先生解答，关于男性所服徭役种类走马楼吴简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尚未发现对女性徭役种类的记载，不过他认为女子所服徭役种类与男子应该还是有所区别，这还有待于日后进一步的研究。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马健涛同学

　　会议总结

　　在对最后一位报告人的评议讨论结束后，主持人王志高先生对本次工作坊做了简要总结。他指出，虽然工作坊时间有限，但涉及的领域十分丰富，涵盖了城址、墓葬、出土文物和经济史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参会人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很有深度。同时，青年学者的新气象与新方法，亦给与会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强调，此次工作坊将各个年龄段的学者齐聚一堂，相互之间平等交流，老一辈学者将自己多年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与认识同年轻一代分享，并就不同观点进行思想交锋，他认为这就是薪火相传，能在很大程度上启发新的学术思想。

　　本期工作坊还特邀著名考古学家刘建国先生与陆勤毅先生莅临指导。刘建国先生结合工作坊讨论内容和自己的工作经历，就考古学今后的发展作出了展望。他说，现在社会公众对考古工作的期望值和要求越来越高，学术界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越来越普遍，传统考古学的学科局限性愈发明显。考古工作者须拓宽自己的学科视野，积极学习新技术、新知识，尝试将其它学科领域的相关成果运用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刘先生认为，这次工作坊齐聚了老中青三代考古工作者，且大家都能就相关问题进行平等地交流探讨，这令他感到十分欣慰，对考古学的未来充满希望。他高度评价了这次研讨会，指出工作坊这种讨论形式十分有创意，是名副其实的学者之家，其对问题讨论之深入，思想碰撞之激烈大大超过一般的学术会议。他提议，以后工作坊不仅要定期举办，还要继续走出南京，将这种纯粹的学术风气带到更多的地方。

特邀评议人刘建国先生

　　陆勤毅先生指出，考古学获得的资料大多是反映人类发展历史的无数碎片，考古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碎片连成线，并在此基础上编织出一个立体的信息网络。这仅凭考古学是无法完成的，需要通过多学科的融合交流，结合多种技术手段来进行研究。此外，他还指出，对一个学生来说，在学术大家面前敢不敢提问，能不能提出有水平的问题，既是对其现有水平的反映，也是对他今后发展的促进。因此，他建议今后工作坊可增加提问环节，让与会的研修者能有机会提问，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

特邀评议人陆勤毅先生

与会学者合影留念

　　会议最后，马鞍山市文旅局副局长郎杰先生和马鞍山市博物馆馆长李军先生向参会的各位学者对马鞍山文化工作的支持表达了感谢，并寄语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希望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能越办越好，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文：马健涛 眭文杰 徐良　图：曹泽乙）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