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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彭小军:城河遗址考古工作理念、方法与思考

发布时间:2020-12-03文章出处:“山大考古”公众号作者:许森森

  11月29日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方考古论坛”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负责人彭小军助理研究员做题为“城河遗址考古工作理念、方法与思考”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书记王强副教授主持,校内外200余名师生参与了此次线上讲座。

  彭小军先生从城河遗址的发掘的原因及历程出发,通过对城河遗址发掘成果的梳理,对城河遗址的年代性质、聚落布局特征以及区域遗址分布和社会形态进行了探讨,并针对城河遗址的年代界定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思考。

  首先,彭小军先生介绍了城河遗址地理位置以及为何选择在城河遗址进行发掘。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除屈家岭文化外还有仰韶晚期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中晚期文化、良渚文化等强盛文化。此时屈家岭文化因素发生强劲的扩张,屈家岭文化在大的文化碰撞中,处于强势北上扩张的态势。而在这种背景下,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屈家岭文化内部在长江中游建立了近20座城址。其中所做工作最多的为石家河遗址与城头山遗址,从规模上看,其中一个属超大规模城址,一个属小规模城址,而对城河这类中等规模城址所做工作不多,对其聚落布局了解不是很清楚。为了解汉水西部城址的文化面貌,以及长江中游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布局,于是设定了“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研究”的课题,以探讨屈家岭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布局特征为学术目标。采用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的手段来进行工作。城河遗址位于汉水西部,面积合适,保存相对完好,有利于开展聚落考古的工作。

  接下来彭小军先生对城河遗址的发掘情况和发现进行了讲解。城河遗址工作已经持续了9年,田野工作之外,还着重于实验室的研究。在城河遗址的工作中,通过对水系结构勘探以及解剖性发掘了解水系结构以及城垣走向特征。对南城垣进行解剖以及城垣最底部植物印痕及草木灰的发现,明确了城墙的建筑方式为秋冬季烧草并平整后再从外壕沟取土堆筑。内坡台地发现屈家岭文化陶器表明城的年代为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从壕沟的废弃时间推断,壕沟应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时废弃。根据地层关系包括遗存状况,城河遗址可分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两个大的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为主体时期。城河城址是利用自然岗地和人工堆筑城垣而形成的一个闭合空间。城墙外围有壕沟,内部有两条水系,围绕中部台地,在东南水门与外壕汇合,经通沟流入自然河流。通过微地貌图发现城北有疑似水坝设施,其功能为抬高河流供城内用水。城河遗址西南也经过地貌改造,形成利于生产生活的空间。

  接下来彭小军先生讲述了城河遗址考古工作中对城内聚落布局的探索。中部台地发现一组“凹”字形大型院落建筑,两侧有排房,西侧保存较好。墙体的建造过程为先挖大槽,其上垫土填满后开挖小槽修建墙基。院落中间为红烧土铺垫的活动面。根据勘探和解剖性发掘,大型建筑东侧发现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红烧土遗迹,其上发现有黑灰土遗存,推测可能为当时的“广场”设施。院落北侧有陶片、红烧土废弃堆积,可能为垃圾倾倒形成。推测中部台地的堆积过程为先平整土地后修建大型建筑,建筑废弃后再次平整,大致在屈家岭晚期、石家河早期之交开始修建小型房屋。大型院落东南发现黄土台,旁边的废弃堆积中出土一般发现于大型遗址中的筒形器和四耳器,推测可能与祭祀有关。大型建筑南侧发现有屈家岭文化时期陶窑,与建筑基本同时。还发现有大量扣豆,为磨光黑陶,内有米制食物。还在红烧土的填埋堆内发现有倒扣陶缸的立缸遗迹,也可能为祭祀行为。

  通过一系列发掘对城河遗址的聚落布局有了大致的了解。城河以北为南城垣,城内中心为祭祀区和陶器生产区,发现有大型院落和疑似广场的大片红烧土;大型院落周边分布有一般居住区;最北为王家塝墓地。王家塝墓地发现有10平米以上的大型墓,小型墓围绕大型墓分布,路南发现有疑似祭祀的灰坑。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还发现有极少量“偏洞”类因素墓葬以及同穴多室合葬墓。能够确定的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不少人骨错位现象以及少量屈肢葬。王家塝墓地大部分有葬具,使用率达百分之七十。以独木棺为主,有斜壁独木棺、弧壁独木棺以及木板拼成的板棺等形式。M112和M233为大型墓,且M233打破M112,但两者之间更像“对接”,M233有意识地在M112旁下葬,留下隔梁与M112区隔,未对M112墓室本体造成破坏。墓葬填土中出土陶器,M112中间墓室中发现红色漆盘,棺内发现象牙器及玉钺。棺内横板下发现带长柄盖浅盘豆。M112两侧墓室均发现玉钺,出土位置一致,均为右下肢骨下,且刃口朝西。城河遗址墓葬发现的玉钺出土位置均一致。M112有三个墓室,中间墓室葬具复杂且墓室面积以及随葬品均较两侧更高,应是以中间墓室为核心。M233有两个墓室,墓主均为女性,且均出土纺轮。城河遗址墓葬已经出现男性持钺、女性持纺轮的特征。城河遗址合葬墓一般都为同性合葬。M74为一棺独享的大型墓,北壁有脚窝,葬具上放置陶罐和大口缸,棺内外放置大量磨光黑陶,有少量红陶,共110余件,墓主为女性。中型墓填土中放置陶杯、壶形器等器物,棺顶放置陶缸。中型墓中也有合葬墓,但比例较大型墓低。小型墓有葬具但比例不及大中型墓高。中小型墓葬中发现有意识的将器物打碎并将不同碎片放在不同位置的现象。

  王家塝墓地出土器物以鼎、豆、壶、小杯、小罐为主体,其中带长柄盖的陶豆、壶形鼎等较有特色。陶豆可分为双腹豆和浅盘豆两种,通过残留物分析,双腹豆和浅盘豆分别有不同的食物残留,二者在承载食物的功能上可能有所不同。带长柄盖的浅盘豆有较多镂孔,其内有炭屑残留,推测可能为焚香器具,且长柄盖陶豆在大型墓葬中随葬更多,小型墓中较少。通过器物组合及形态变化来看,墓地北部墓葬年代相对南部更早一些。

  其后,彭老师对城河遗址的学术意义进行了总结。通过对城河遗址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院落建筑、祭祀遗存、陶器生产区等重要遗迹的发掘,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其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城河遗址的发掘为了解汉水西部社会特征以及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的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向北扩张为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彭小军先生总结了城河遗址发掘的几点思考。首先是城垣的始建、使用和废弃的问题。城墙为纯净的堆积土,没有包含物。而城河遗址内坡文化层能否确定为废弃后的活动?其次是关于居址和墓地年代的对应关系。墓葬出土陶器与居址陶器测年不对应。从形制类型上看,墓葬出土陶器的时代较居址早,风格也不同。在最新的发掘中,墓葬填土中出土陶片与居址陶杯特征一致,说明可能存在墓葬陶器明器化的现象。长江中游史前城址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城河遗址为二级聚落,二级聚落间的关系如何?城河遗址周边的环壕聚落与城河遗址间是什么关系?能否构成三级聚落的格局?彭老师认为这些城址之间关系究竟是从属还是并列,要靠今后的工作来得出一个合理的认识。

  讲座结束后,大家从城河遗址所出带有其他区域特点的器物、同圹并穴埋葬习俗、城河遗址与穆林头、黄山遗址的关系等问题与彭老师进行了交流。最后,王强老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城河遗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田野考古发掘范例,其本身的发掘收获,尤其是王家塝墓地的遗存,不仅对研究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对于我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也极富启发意义,很好的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撰文:许森森 图片:来自彭小军老师PPT)

(图文转自:“山大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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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彭小军:城河遗址考古工作理念、方法与思考

发布时间:2020-12-03

  11月29日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方考古论坛”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负责人彭小军助理研究员做题为“城河遗址考古工作理念、方法与思考”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书记王强副教授主持,校内外200余名师生参与了此次线上讲座。

  彭小军先生从城河遗址的发掘的原因及历程出发,通过对城河遗址发掘成果的梳理,对城河遗址的年代性质、聚落布局特征以及区域遗址分布和社会形态进行了探讨,并针对城河遗址的年代界定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思考。

  首先,彭小军先生介绍了城河遗址地理位置以及为何选择在城河遗址进行发掘。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除屈家岭文化外还有仰韶晚期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中晚期文化、良渚文化等强盛文化。此时屈家岭文化因素发生强劲的扩张,屈家岭文化在大的文化碰撞中,处于强势北上扩张的态势。而在这种背景下,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屈家岭文化内部在长江中游建立了近20座城址。其中所做工作最多的为石家河遗址与城头山遗址,从规模上看,其中一个属超大规模城址,一个属小规模城址,而对城河这类中等规模城址所做工作不多,对其聚落布局了解不是很清楚。为了解汉水西部城址的文化面貌,以及长江中游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布局,于是设定了“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研究”的课题,以探讨屈家岭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布局特征为学术目标。采用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的手段来进行工作。城河遗址位于汉水西部,面积合适,保存相对完好,有利于开展聚落考古的工作。

  接下来彭小军先生对城河遗址的发掘情况和发现进行了讲解。城河遗址工作已经持续了9年,田野工作之外,还着重于实验室的研究。在城河遗址的工作中,通过对水系结构勘探以及解剖性发掘了解水系结构以及城垣走向特征。对南城垣进行解剖以及城垣最底部植物印痕及草木灰的发现,明确了城墙的建筑方式为秋冬季烧草并平整后再从外壕沟取土堆筑。内坡台地发现屈家岭文化陶器表明城的年代为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从壕沟的废弃时间推断,壕沟应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时废弃。根据地层关系包括遗存状况,城河遗址可分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两个大的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为主体时期。城河城址是利用自然岗地和人工堆筑城垣而形成的一个闭合空间。城墙外围有壕沟,内部有两条水系,围绕中部台地,在东南水门与外壕汇合,经通沟流入自然河流。通过微地貌图发现城北有疑似水坝设施,其功能为抬高河流供城内用水。城河遗址西南也经过地貌改造,形成利于生产生活的空间。

  接下来彭小军先生讲述了城河遗址考古工作中对城内聚落布局的探索。中部台地发现一组“凹”字形大型院落建筑,两侧有排房,西侧保存较好。墙体的建造过程为先挖大槽,其上垫土填满后开挖小槽修建墙基。院落中间为红烧土铺垫的活动面。根据勘探和解剖性发掘,大型建筑东侧发现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红烧土遗迹,其上发现有黑灰土遗存,推测可能为当时的“广场”设施。院落北侧有陶片、红烧土废弃堆积,可能为垃圾倾倒形成。推测中部台地的堆积过程为先平整土地后修建大型建筑,建筑废弃后再次平整,大致在屈家岭晚期、石家河早期之交开始修建小型房屋。大型院落东南发现黄土台,旁边的废弃堆积中出土一般发现于大型遗址中的筒形器和四耳器,推测可能与祭祀有关。大型建筑南侧发现有屈家岭文化时期陶窑,与建筑基本同时。还发现有大量扣豆,为磨光黑陶,内有米制食物。还在红烧土的填埋堆内发现有倒扣陶缸的立缸遗迹,也可能为祭祀行为。

  通过一系列发掘对城河遗址的聚落布局有了大致的了解。城河以北为南城垣,城内中心为祭祀区和陶器生产区,发现有大型院落和疑似广场的大片红烧土;大型院落周边分布有一般居住区;最北为王家塝墓地。王家塝墓地发现有10平米以上的大型墓,小型墓围绕大型墓分布,路南发现有疑似祭祀的灰坑。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还发现有极少量“偏洞”类因素墓葬以及同穴多室合葬墓。能够确定的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不少人骨错位现象以及少量屈肢葬。王家塝墓地大部分有葬具,使用率达百分之七十。以独木棺为主,有斜壁独木棺、弧壁独木棺以及木板拼成的板棺等形式。M112和M233为大型墓,且M233打破M112,但两者之间更像“对接”,M233有意识地在M112旁下葬,留下隔梁与M112区隔,未对M112墓室本体造成破坏。墓葬填土中出土陶器,M112中间墓室中发现红色漆盘,棺内发现象牙器及玉钺。棺内横板下发现带长柄盖浅盘豆。M112两侧墓室均发现玉钺,出土位置一致,均为右下肢骨下,且刃口朝西。城河遗址墓葬发现的玉钺出土位置均一致。M112有三个墓室,中间墓室葬具复杂且墓室面积以及随葬品均较两侧更高,应是以中间墓室为核心。M233有两个墓室,墓主均为女性,且均出土纺轮。城河遗址墓葬已经出现男性持钺、女性持纺轮的特征。城河遗址合葬墓一般都为同性合葬。M74为一棺独享的大型墓,北壁有脚窝,葬具上放置陶罐和大口缸,棺内外放置大量磨光黑陶,有少量红陶,共110余件,墓主为女性。中型墓填土中放置陶杯、壶形器等器物,棺顶放置陶缸。中型墓中也有合葬墓,但比例较大型墓低。小型墓有葬具但比例不及大中型墓高。中小型墓葬中发现有意识的将器物打碎并将不同碎片放在不同位置的现象。

  王家塝墓地出土器物以鼎、豆、壶、小杯、小罐为主体,其中带长柄盖的陶豆、壶形鼎等较有特色。陶豆可分为双腹豆和浅盘豆两种,通过残留物分析,双腹豆和浅盘豆分别有不同的食物残留,二者在承载食物的功能上可能有所不同。带长柄盖的浅盘豆有较多镂孔,其内有炭屑残留,推测可能为焚香器具,且长柄盖陶豆在大型墓葬中随葬更多,小型墓中较少。通过器物组合及形态变化来看,墓地北部墓葬年代相对南部更早一些。

  其后,彭老师对城河遗址的学术意义进行了总结。通过对城河遗址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院落建筑、祭祀遗存、陶器生产区等重要遗迹的发掘,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其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城河遗址的发掘为了解汉水西部社会特征以及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的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向北扩张为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彭小军先生总结了城河遗址发掘的几点思考。首先是城垣的始建、使用和废弃的问题。城墙为纯净的堆积土,没有包含物。而城河遗址内坡文化层能否确定为废弃后的活动?其次是关于居址和墓地年代的对应关系。墓葬出土陶器与居址陶器测年不对应。从形制类型上看,墓葬出土陶器的时代较居址早,风格也不同。在最新的发掘中,墓葬填土中出土陶片与居址陶杯特征一致,说明可能存在墓葬陶器明器化的现象。长江中游史前城址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城河遗址为二级聚落,二级聚落间的关系如何?城河遗址周边的环壕聚落与城河遗址间是什么关系?能否构成三级聚落的格局?彭老师认为这些城址之间关系究竟是从属还是并列,要靠今后的工作来得出一个合理的认识。

  讲座结束后,大家从城河遗址所出带有其他区域特点的器物、同圹并穴埋葬习俗、城河遗址与穆林头、黄山遗址的关系等问题与彭老师进行了交流。最后,王强老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城河遗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田野考古发掘范例,其本身的发掘收获,尤其是王家塝墓地的遗存,不仅对研究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对于我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也极富启发意义,很好的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撰文:许森森 图片:来自彭小军老师PPT)

(图文转自:“山大考古”公众号)

作者:许森森

文章出处:“山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