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为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带来题为“‘彩陶中国’的重新思考”的精彩讲座，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楠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葛威、付琳、魏凯、邓婉文等老师及考古专业本科生、研究生50余人参加讲座。

　　讲座纪要

　　讲座伊始，李新伟老师首先介绍本次讲座的主题。因庙底沟风格彩陶广泛传播，很多学者认为该时期庙底沟强大的影响力带动并引领了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使中国呈现出同步发展的灿烂局面，及“彩陶中国”。李老师则对“彩陶中国”的三个基本观念进行讨论商榷。在讨论“彩陶中国”三条基本观念之前，他对庙底沟彩陶纹样内涵进行了新的解读。

　　李老师结合对萨满式宗教的认识将中国史前考古图像进行梳理，介绍了前仰韶时代简单的彩陶，半坡时期以鱼纹为突出特征的彩陶，半坡晚期鱼中出现鸟纹样的彩陶，以及庙底沟时期的鸟纹彩陶。李老师将庙底沟常见的彩陶纹样解读为鸟在鱼身体里孕育，庙底沟彩陶除了鱼鸟化身之外，还有群鸟齐飞的重要主题。除图像分析和追源溯流外，李老师还用《庄子》中“鲲化为鹏”的记载，以及在玛雅文化科潘遗址发现的雕塑和彩陶表现出动物之间的转化是萨满式宗教的常见观念来佐证他的解读。

　　基于对庙底沟彩陶纹样内涵的新解读，李新伟老师开始逐条讨论“彩陶中国”认识的三个要点。

　　讨论点一：彩陶广泛传播，是否证明庙底沟强大？

　　李老师介绍了典型的庙底沟类型彩陶分布区和其影响的文化范围。他分别阐述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彩陶风格，指出在这些文化中虽然存在着类似于典型庙底沟主题纹样的彩陶，但数量很少，仍以自身独特风格的彩陶居多。他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对彩陶中鸟纹的出现与发展进行分析，指出半坡晚期已出现对鸟的表现，到庙底沟时期对鸟的表现突然繁荣。他认为在考古材料中对鸟的强调和鸟与天极之神关系的表现，在长江流域出现得更早。

　　回顾“彩陶中国”讨论的第一点，即庙底沟风格的彩陶影响力很强，各地普遍接受庙底沟的表达方式，这体现了庙底沟是一个强大的社会。而李老师认为庙底沟和各地区都拥有自身风格的彩陶，庙底沟和其他地区共享的风格更多的是对于群鸟的表现。此外，庙底沟鸟纹彩陶的来源尚不清楚，并不能排除该主题是受其他地区影响的可能性。所以，很多考古材料显示出庙底沟彩陶并没有想象中的强盛。

　　讨论点二：强大的庙底沟是不是各地发展的引领者？

　　对于庙底沟社会是否在当时最为发达并成为引领者的问题，李老师从区域聚落等级、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墓葬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如在河南灵宝地区发现庙底沟文化聚落面积呈现明显的等级分化；在西坡遗址中心位置发现了可能用来举行公共仪式的大型房址；虽然庙底沟文化大中型墓葬内的随葬品较为朴素，但是通过对墓主腹部土样成分检测和同位素分析，发现大墓墓主生前吃猪肉较多，说明这些墓主是聚落内的上层。

　　之后，李老师分别概述了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的发展状况。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大型墓葬“惟玉为葬”。凌家滩遗址出现随葬大量玉器的豪华墓葬，07M23大墓填土中存在重达88公斤的玉猪。崧泽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墓葬主要通过陶器及其他特殊遗物来彰显身份等级。

　　总之，李新伟老师认为距今约6000-5300年是一个灿烂的转折期，很多地区的社会发展均大幅进步并产生剧烈的复杂化动向，然而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复杂化道路，各地领导者都基于自己传统，用不同方法尝试如何管理社会和显示权力。相较而言，庙底沟文化社会表现的并不是最豪华的形式，各个地区都有自身的特点，在此过程中无法看到庙底沟的引领作用。

　　讨论点三：庙底沟的引领能否促成“最初的中国”？

　　很多学者认为，史前文化要凝结为一个整体必须要有核心的领导，否则不可能出现当时的文化共同体，即不可能出现“最初的中国”。在之前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各地区密切的交流，表明当时存在社会上层之间的交流网。李老师指出社会上层在远距离旅行中将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记录下来，又经过代代相传，便形成了可以相互交流的、共享文化精髓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该作用圈的范围是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范围，作用圈交流的很多文化精髓也是后来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这个作用圈便是“最初的中国”。在“最初的中国”形成过程中并不能看出庙底沟文化的引领态势，所以“彩陶中国”的第三个基本观念也是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李新伟老师认为“彩陶中国”的三点观念都不符合对于考古资料的基本认识，应该用另一种模式去理解“最初的中国”的形成。他回顾了张光直、严文明、赵辉、韩建业等学者对史前文化格局的讨论，认为张光直在讨论“相互作用圈”时所画图中仰韶文化的范围比较切实。他指出“彩陶中国”的庙底沟核心并不存在，可以放弃“彩陶中国”的概念，不采用“彩陶中国”的模式，也同样可以讨论“最初的中国”的形成。他将“最初的中国”定义为距今5300年前后中国境内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此时，古国和“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可以作为中华文明初步形成的标志。

　　最后，李新伟老师指出他并非有意贬低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庙底沟文化对于西北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他指出在距今约5300年以后，庙底沟文化发生解体，在核心地区庙底沟文化的遗址减少了，庙底沟人群向外扩散，这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整合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在西北地区孕育出的周人，此后通过政治方式把当时中国的东西两部分凝聚为一体，是非常伟大的实践。所以，庙底沟能够完成对周人的孕育就已经是对中国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必要把其描绘成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即持续领导各地的引领者。

　　讲座结束之后，付琳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李新伟老师就参会师生所提出的从玛雅考古对中华文明认识的启发、新石器时代社会上层交流机制、如何看待传统类型学的局限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答。（撰稿：康伊帆 图片：彭智豪）

（图文转自：“厦大史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