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8日下午，西北大学名家讲坛暨文化遗产学院“博望论坛”第七十二期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在我院博望报告厅举行了“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系列讲座第一讲：《世界体系下的边际效应：中国西北与欧亚草原的族群迁徙与文化交互》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钱耀鹏教授主持，全院师生及相关大专院校200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李水城教授主讲

钱耀鹏教授主持

　　讲座内容回顾

　　讲座从世界体系理论切入，分别介绍了欧亚草原东部（西伯利亚西南部）和中国西北地区公元前五千纪到公元前两千纪的史前文化发展脉络，进而讨论了两大区域的族群迁徙以及在新疆境内的文化交互和主要影响。

　　一 理论框架与环境背景

　　李水城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及全新世环境背景。自人类出现以后99.9%的时间虽都以狩猎--采集为生，但随着全新世的气候逐步变暖，尤其是距今6000前后全新世大暖期盛期到来，农业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快速增加，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四大文明。与此同时，西亚、东南欧出现两个冶金中心，金属工具和武器的普及也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并加速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基于不同区域环境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加之人口压力的突显，使得各族群和社会集团的竞争更为激烈，资源的掠夺和领土扩张引发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互成为必然。尤以欧亚草原东部的西伯利亚西南部和中国的西北地区表现尤为充分。

欧亚草原东部，中国新疆、西北地区地理范围

　　二 欧亚草原东部

　　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介绍了欧亚草原东部（西伯利亚西南部）的地理环境背景、史前文化发展脉络及其渐次东进的发展趋势。

　　公元前7000年以降，受近东两河流域农业文明核心地带的影响，在里海以东、科佩特（Kopet Dag）山脉以北的中亚南部出现哲通文化（Jeitun Culture），以及分布于阿姆河下游的凯尔捷米纳尔文化（Kelteminar Culture）为代表的绿洲农业。

　　公元前4000年以降，哈萨克斯坦东南一带的凯尔捷米纳尔文化开始向东北一带迁徙。与此同时，原分布于乌拉尔山以西、黑海沿岸的竖穴墓文化（或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也开始向西伯利亚西南地区移动。两支东移文化在西伯利亚南部碰撞交融形成以器表施刻划、压印几何纹圜底罐为代表的新文化，以鲍里什梅斯卡红铜时代文化（Bolshemyssk Eneolithic Culture）为代表。鲍里什梅斯卡文化分布在阿尔泰西南和东哈萨克斯坦一带，遗址数量较前一阶段大为增长，出现诸多以定居村落、临时营地、墓葬和窖穴等遗迹为代表的大型遗址群。陶器流行尖底和圜底陶器，表面饰压印锯齿纹、阶梯纹和阶梯篦纹，工具、武器主要有穿孔石斧、扁斧、刀和骨标枪等。墓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流，墓主头向东或东北。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该文化人群为蒙古人种、印欧人种长期融合形成的混血变异类型，应该是当地土著与中亚南部、西南部的凯尔捷米纳尔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可能还有部分源自戈尔诺-阿尔泰并引入蓄养业和红铜冶炼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人群。

　　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西南西伯利亚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这个阶段遗址分布更加密集，人口进一步增长，以叶鲁尼诺文化（Elunino Culture）为代表。叶鲁尼诺早期青铜文化虽还保留少量鲍里什梅斯卡红铜文化因素，但整体物质文化风格变化明显。陶器变为以平底罐为主，器表饰压印水平条带、波浪、阶梯、篦梳及齿状之字折线纹等。另有大量石质或骨质工具以及石范、石雕、权杖头、指挥棒和青铜饰品等，青铜和骨雕制作工艺高超。墓葬流行向左侧身屈肢葬，墓主头向东或东南，墓内常见用火或播撒赭石现象。蓄养业发达，以山羊、绵羊为首，次为马、牛，季节性特色突出，冬季驯养动物比例较高，但夏季营地狩猎野生动物仍占一定比例。这一时期暴力死亡人数激增，对于战车、武士崇拜、祭祀仪式以及某些特殊人物的关注显示出宗教信仰的滥觞，带动物手柄铜刀、权杖等新因素出现也暗示战争、武士精英与地缘政治的强化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快。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叶鲁尼诺文化居民体质形态为蒙古人种向印欧人种转变的混合渐变类型，有很多女性头骨还保留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应该也是外来移民和土著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

托木茨克地区和阿尔泰瓦肖干河流域红铜至青铜时代文化发展序列

　　公元前3千纪末叶，在西伯利亚偏东部的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图瓦以及蒙古西部出现了族属为土著蒙古人种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公元前2千纪以降，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占据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影响力，形成一支分布地域庞大的青铜文化体系。公元前16世纪中叶，安德罗诺沃文化将叶鲁尼诺文化驱逐到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北部地区，并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为克罗托沃文化（Krotov Culture），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3-12世纪。在此以后西南西伯利亚先后被卡拉苏克文化（Kalasuk Culture，青铜时代晚期）及后续的塔加尔文化（Tagar Culture，铁器时代）占据。

　　三 中国西北地区

　　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背景、文化发展脉络及两次大规模的文化与人群迁徙。

　　第一次大规模迁徙以仰韶文化西迁为代表。公元前5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出现大范围以红陶为代表，流行彩陶和绳纹，以粟、黍等旱作农业和家猪饲养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仰韶文化，并开始向周边施加影响，尤以向中国西北的迁徙最为显著。仰韶早期半坡文化还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到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迅速扩展，短时间内已经分布至青海民和阳洼坡、胡李家等地，发现有圆点弧线三角纹、花瓣纹曲腹盆等器物。公元前3500-3000BC左右，仰韶文化晚期已向西迁徙到渭河上游、洮河流域形成“石岭下类型”（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甚至波及川西北及河湟地区，在甘肃临潭磨沟、山那树扎及四川茂县波西、哈休等遗址都有相关遗存发现。及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向西迁徙的仰韶文化演变为马家窑文化，部分遗存向南分布至川西北一带，马家窑文化晚期分布范围已西进至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2500-2000年，马家窑文化演变为半山-马厂文化。马厂文化晚期，其分布西界已达新疆哈密地区。

中国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西扩

　　第二次大规模向西迁徙以齐家文化为代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分布在宁夏南部的常山下层文化、菜园文化及陕西关中平原的客省庄文化部分族群陆续向西迁入甘青地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齐家文化，不仅占据了洮河流域及河湟地区，甚至向西进入河西走廊。这次西迁和齐家文化的发展壮大将马厂文化不断地挤压到更为偏远的西部。到公元前2千纪初，马厂文化在河西走廊西部演变为四坝文化。而自马家窑文化初步掌握冶炼铜器开始，经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西北地区铜器冶炼技术一直相对较为发达，对于中原地区冶金技术的起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新疆境内的东西交互

　　第四部分内容介绍了俄罗斯西南西伯利亚和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东西交互对于新疆地区的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以暗色压印陶、蓄养业为代表的西南西伯利亚史前文化南下和以彩陶、粟黍旱作农业为代表的中国西北史前文化西进两种形式。

　　（1）南下

　　自BC3000年开始，以刻划纹暗色尖圆圜底罐为代表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开始向南扩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新疆阿勒泰、布尔津、裕民、奇台等地发现一批以夹砂灰褐陶和灰黑陶橄榄形圜底罐、豆等组合的器物，器表饰压印麻点或刻划几何纹，流行侧身屈肢葬或仰身屈肢葬。其特征与公元前3千纪前后迁徙到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博泰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较为相似，应该是受其文化影响。新近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阿依托汗还发现2座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首次确认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分布范围已进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这也是新疆北部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史前文化。

　　BC2500年左右或更晚，以雕刻人首石棒为代表特征的奥库涅夫文化也影响至新疆地区，对新疆地区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此类因素继续向南，在塔里木河流域发展出小河文化。小河墓地发现有大量山羊、绵羊，所出牛骨与欧洲黄牛较为接近，还发现有最早的奶酪，谷物有黍也有麦，人骨DNA研究表明小河居民属于东西方混合人群。最近在克里雅河下游北方墓地还采集到一件完全模仿草编篓子形态的夹砂灰陶圜底罐。

　　及至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在新疆阿勒泰、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周围、焉耆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塔什库尔干等地广泛发现安德罗诺文化，其分布遍及新疆中西部地区，影响甚为宽广。在和硕县新塔拉遗址还发现有刻划纹暗色压印陶与彩陶并存现象。

　　公元前12-13世纪，卡拉苏克文化对新疆地区继续施加影响，这个趋势持续到公元前7-8世纪的塔加尔文化阶段。但是随着新疆本土文化的成长壮大，来自北部的文化影响也日渐式微。

　　（2）西进

　　公元前 3千纪末，马厂文化晚期有部分居民从河西走廊西部迁入新疆哈密，其后四坝文化也进入这一地区。这批东来族群使用红色陶器和彩陶装饰，多见带耳罐、杯、壶、盆等组合较复杂的陶器，盛行侧身屈肢葬，这是目前新疆东部所见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存。

　　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此类东来因素继续沿天山南北两麓向西扩散，在哈密地区演变为焉不拉克文化（1300BC-800BC），在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出现南湾类型文化（1500BC）。

　　公元前1000年前后，苏贝希文化在吐鲁番-托克逊和鄯善一带兴起，并向西发展到乌鲁木齐、石河子一带。在焉耆盆地-库尔勒则出现盛行彩陶带流杯的察吾呼沟文化（1000BC），并由此向西向南施加影响。

　　公元前1000年之后，西进至伊犁河谷及周边地区，并在那一带演变为索敦布拉克文化（1000-500BC）。最终，含彩陶的文化因素很可能向西深入到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直接参与到中亚楚斯特（Chust）等文化的大角逐。

　　五 讨论与总结

　　讲座最后从东西文化交互的原因、路线及其主要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讨论。

　　第一，公元前4000年以降，伴随全新世大暖期的农业发展、人口刺激以及人类对于铜、金等贵重金属的需求加大，中亚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拉尔山西侧的原始文化向东迁徙，中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则向西扩散，出现大范围欧亚大陆的东西文化交互。

　　第二，大范围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交互对于西南西伯利亚、中国西北和新疆地区的史前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两支不同文化系统注入新疆：一支来自东部黄河流域，使用红陶和彩陶装饰，从东向西贯穿新疆、远及中亚；另一支来自北面的西南西伯利亚，使用刻划压印纹暗色陶，从北向南渗透到新疆的中西部地区。含彩陶因素的东来文化始终保有一定比例的农耕经济成分，陶器造型相对复杂，器类较多。在西迁时将粟、黍等农作物带到新疆，并沿着天山南北两麓不断向西传播。自北而南的刻划压印陶文化主要经营畜牧业，陶器造型简洁，种类单一，在南下时将羊、牛、马等家畜和乳制品、奶酒等产业和麦类作物引入新疆。两支有着不同生业系统的文化在新疆中部发生碰撞融和，导致东来的文化畜牧业经济比重加大。

汉唐及宋代丝绸之路

　　第三，东来族群为单纯的东亚蒙古人种，南下的族群则以原始印欧人种为主、含少量与蒙古人种混杂的群体。新疆小河墓地居民即为东部欧亚谱系占主导的东西混合群体，而且他们在迁入塔里木盆地之前已存在基因混杂，这与西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中很多女性头骨还保留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及混杂现象相一致。

　　第四，西南西伯利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交互始于公元前3千纪前后，早期的交互进程缓慢。但公元前2千纪前后，互动进程加快，在中国西北各地普遍开始出现山羊、绵羊、牛及大麦、小麦等新物种，导致人们在水热条件好的河谷平原广泛种植大麦、小麦、粟、黍等作物，而在草原和荒漠，则养殖牛、羊等家畜，一种宜于中国西北气候和环境的混合经济稳步发展，对于当地史前文化及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自东而西的彩陶农业之路和自北而南的刻划压印纹陶畜牧业之路诞生了一条东西文化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东西干道的凿通导致牛、羊和麦类作物、以纯铜或铜合金为主的冶金术的东传以及粟类农作物的西传，同时极大的推动了史前中国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也为日后汉唐丝绸之路的兴起奠定了原始基础，或可称其为“前丝绸之路”。

　　在互动提问环节，李水城老师就洞室墓源流、文化传播线路、小麦传入路径等相关问题与师生们进行了热烈讨论。钱耀鹏教授在总结此次报告时指出，探究文化交流互动问题一定要视野开阔、系统、全面而客观，而且应该注意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再创造、继承问题与文化回流现象。马健老师还就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埋葬习俗来源等问题与李水城教授进行了交流。

马健老师互动交流

　　李水城教授的报告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对于我们拓展全球学术视野和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诚如报告最后引用张光直先生所言：“西北的地理位置，是整个地区在亚洲史前史上重要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它不但是东西古文化之间的走廊，沟通中原与中亚的文化史，同时还是南北古文化之间的走廊，沟通草原与西南的文化史。”这正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学科目标遥相呼应。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