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者按：本次会议的述要已经在2021年2月1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然而限于篇幅与字数的原因，各位参会学者的真知灼见不能较为全面的呈现。有鉴于此，我们现在借助中国考古网，将本次会议综述原稿发表，以示读者。

　　12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办的“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讨论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会议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和融合，促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湖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十余家科研单位和高校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主持。王巍先生首先介绍了与会的专家学者，并着重说明了围绕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召开考古学与历史学对话的初衷缘起。他讲到考古学与自然学科的交流已经比较常态化，实际上考古学与古代史尤其先秦史在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上是两个重要的“同盟军”，目标是一致的，不可分离的。但这两个学科却不经常性交流，二者交流乃至融合应该是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次会议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会议先请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都邑性的遗址发掘的主持人汇报了重要的考古发现。围绕这些重要发现展开交流，之后再就“夏代之前都邑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文明的内涵和定义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华文明的特质等”这些主要议题座谈讨论。现综述如下。

　　一、代表性遗址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

　　安徽大学历史系吴卫红教授以“玉与聚落—凌家滩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为题汇报了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考古主要发现与认识。吴教授先展示了遗址发现的数量巨大的各种象形器物、兵器、装饰品等玉器以及玉料、石料等，并重点分析了凌家滩遗址玉器突出的切割、打磨、减地、阴刻、镂雕、钻孔、抛光等多项工艺技术，认为这些形态、质地不同的玉石器既有“通灵”的作用，也反映了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凌家滩玉石钺玉质少而石质多且多数墓中都有随葬，还没有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但已有明显的分化。此外，吴教授还汇报了凌家滩遗址周边的区域系统调查的成果，尤其是凌家滩所在的裕溪河流域聚落兴衰与整个皖江的环境及聚落变迁，其中凌家滩遗址作为该范围内唯一超大型聚落，是晚期周边小聚落聚变的结果，其机制动因或与玉石手工业的需求、环境有关，如果这种集中是“古国”出现的一种表现，那它的有效控制范围约在几百平方千米。凌家滩遗址内壕沟与主要生活区范围的高度吻合、主要生活区与大型墓地的分离、凌家滩的兴起与周边聚落的衰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这也与当时温暖湿润的环境、聚落人口增长、土地开发增加密切相关，因此，产生利用宗教（玉器使用等）管理社会的需求，社会不断复杂化。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斌报告了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和遗址公园的建设情况并谈了一些认识。刘教授回顾了良渚以往的考古工作与发现，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证明良渚已经进入了国家文明，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大体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处于同一时代。良渚古城城址区的选址具有明确的规划思想，城址区由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自内而外形成三重布局结构，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次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遗址内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良渚古城等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珍贵的玉器、陶器、漆器等精美文物，共同勾勒出了良渚文化鼎盛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形态。良渚古城水利系统证实其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也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此外，良渚古城以外玉架山环壕聚落、茅山遗址超大稻田、中初鸣制玉作坊群等重要发现丰富了对良渚文化与良渚国家的认识。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孟华平教授从遗址概况、考古发现以及基本认识三方面出发，简述了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重点介绍了谭家岭大型居住址、印信台大型祭祀遗存、三房湾大型制陶作坊、严家山石器的加工场所以及谭家岭东台地后石家河文化瓮棺等重要发现。石家河遗址主要经历了油子岭文化（距今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4000年）等四个发展阶段。油子岭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早期，是位于遗址中部高地谭家岭城址；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出现明显变化，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横空出世，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面积达8平方公里的石家河遗址聚落群开始形成。这一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形成文化面貌高度相似的文化统一体，存在十余座规模不等的城址所构成的网络体系，出现聚落等级与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发现蕴含丰富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祭祀场所、孔雀石、刻划符号等遗存。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原有的城壕体系瓦解，不再是中心聚落。但是该阶段出现的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大量涌现的源自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及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等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遭受黄河文明的强烈冲击被迫中断，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整体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综合陶寺城址四十多年的考古发现，谈了对陶寺文明的认识。何努先生首先列出了城墙、宫殿区或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考古学上判定为都城的标准，接着较为全面的简述了陶寺遗址尤其近些年的重要发现。他指出经过多年发掘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近年宫城城墙以及城门址的发现，证明了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重要内涵的源头或最初形态提供重要材料。此外，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功能区规划与天地等自然事物“八卦”方位宇宙观为指导。总之，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本初的“中国”，陶寺文化和社会在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政治制度、统治模式、执政理念等文明内涵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成熟国家形态相关特征与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研究馆员介绍了芦山峁遗址和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芦山峁遗址是以四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周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住地点和居址葬墓地的大型聚落。其中大营盘梁台基规划严整的3座院落是最高等级居住址。遗址内大部分山坡阳面分布着居址区，大型房址位于靠近山顶位置，小型房址成排分布在山坡中部。根据出土器物以及相关遗存，芦山峁、石峁与陶寺是互有异同的亲缘文化。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石峁遗址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皇城台门址结构以及其南护墙出土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对后来宫室类建筑布局、玉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有深远影响。

　　二、代表性遗址发现研究的讨论与交流

　　围绕凌家滩、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芦山峁等这些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的重要中心或都邑性遗址，学者们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历史学者更多的提出了一些疑问与不同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先生首先就良渚遗址在池中寺地点发现的可达近20万斤粮食遗存发问，既然对于碳化稻米或“粮仓”同位素的研究表明来源于不同产地，这些不同产地都是哪里？这些地点离莫角山最远有多远？最近有多远？刘斌教授予以回答，同位素的分析只能告诉我们是不同来源或产地这一现象，目前却很难确定来源地点具体是哪里，这需要不同地域的大量的相关数据才能确认。历史学家对解决具体问题的期盼与目前现实的考古技术与成果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王巍研究员就石峁发现的骨针提问，十分关注骨针的出土地点，是集中在某一个区域？还是一个广泛的范围？是否与建筑基址有密切关系。邵晶先生回答骨针大多发现在皇城台东护墙外侧的“弃置堆积”中，也算是一个相对有意的堆积区域，来源可能是皇城台台顶上的某一制骨作坊。王震中研究员随之询问了外城东门以及城墙内外侧的“人头骨坑”的人种以及是否本地人。邵晶告知在石峁不仅外城东门附近有人头骨埋葬坑，在皇城台也有相关发现。关于人头骨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联合研究，在2016年发表有相关文章，认为人头骨锶同位素分析显示属于蒙古人种的外地人，地点指向了河北北部一带。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易建平注意到前述几个遗址报告中多处提及“宫城”、“宫殿”、“王墓”或“王族墓地”等措辞。那么这个“宫”指的是什么，还有王族墓地，怎么知道它是“王族”？王巍先生指定何努研究员来回答这些问题。何努以陶寺为例认为宫城指的是高等级的人居住的高等级的建筑群，而且这些建筑群应该是有不同功能区分的，或政治性，或用于居住如后寝，或用于祭祀，并有一定的规制，只是目前还难以断定。具体而言，面积一般在1000平方米以上，大者可近万平；这些建筑群外围还有如墙如壕一类的防御设置，甚至礼仪性的门址，如石峁皇城台门址和陶寺阙楼式门址等。关于王族墓地，陶寺呈现出来的是有一定血缘关系家族墓地，而且墓地进行了分区，大型墓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所以称“王族墓地”。易建平随即言道这几天很多考古学家对他都有意见，考古学推测为宫城都是以后代如紫禁城往前推，其实还应该有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包括埃及、两河流域，不仅考古，民族学资料也明显表明有两种重要建筑，一种是公共建筑，一种是王城或王宫。从西亚来看，真正的宫城比较晚，最早的是神庙或避难所。二里头宫殿有的可能就是公共建筑而非王居宫殿。我们现在断定为“王宫”或宫城为时尚早。此外，易建平先生还就社会分层问题提到斯巴达是一个成熟的国家，但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层，而是“平等人公社”。如果用大房子、大宫殿来衡量的话，就会忽略其它的国家形态。

　　此后，易建平认为大家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人口问题。这一话题，掀起了一个激烈探讨的小高潮。考古学家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考古学在研究中恰恰是最重视人口问题。

　　何努先生认为考古学家很早就尝试研究人口问题，人口研究是墓葬研究的重要部分，但实践证明这种研究由于不完全发掘、不同时代、难以细化等原因是行不通的。王震中先生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例如有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墓葬数量与实际人口之间大概有1到3倍的比例。王巍先生认为考古学家考虑的问题非常多，如人口问题、人群迁徙，但人口数量研究不太可靠。但可以注意人口集中问题，如凌家滩周边遗址的减少，而凌家滩本身人口的集中明显，这种集中显然有政治的意义。而易建平教授提到的国外公共场所的现象，在中国具有独特性，中国古代商业不发达，王权掌控资源的分配。“国家”的研究和例子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思考多种可能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也就人口问题发言说考古学者十分关注人口问题，主要是通过墓葬、房址、遗址面积等三个方面来做合理必要推测，也有学者通过灰坑研究人口。研究表明龙山时期人均占面积是147平方米，现在村落人均占地面积150平方米，二者差不多，可以按此来计算龙山时代的人口数量。而且要具体分析，石峁遗址面积很大，但很多地方不能住人，良渚也是如此。在河南、山东的遗址却又不同，遗址面积可能是100万左右，居住人口不一定比石峁良渚少。这也是为何在这些地方没有超级聚落，不能仅看面积，还要看聚落内的功能和人口。

　　易建平先生回应认为他并不是否定通过分析社会分化等级制以及中国在王权等特殊性，而是在研究文明起源或者国家形成过程考虑多种可能性或者其它可能性。如雅典的政治中心不是“大房子”或宫殿，而是市场，公民大会是在市场召开，也要关注公共场所的可能性。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李禹阶教授也认为中国与埃及、希腊等是有差别的，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如贸易与劫掠是希腊文明的特点。中国不应该完全用西方人类学方法看问题。李教授十分关注“动员能力”，认为动员能力是一个早期国家或古国形成的要素，比如良渚、城头山、陶寺、石峁，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或动员能力是研究不能忽略的问题和考察的重点。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长云教授就良渚、石峁、陶寺等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提出了一些大体相当的问题，即一个遗址延续几百年，那么是哪一个时期进入了文明社会？如良渚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石峁社会又是城址哪一个阶段呢？陶寺肯定是进入国家和文明时期，且与文献能对应，是“唐国”。具体是陶寺文化早、中、晚哪个阶段呢？感觉目前年代不清楚，内涵也没说清楚。王巍先生回应说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值得我们思考，考古学家实际上希望更全面解释遗址，包括年代和内涵问题，并不是考古学家不考虑，恰恰是考古学家最基本的关注点，主要是限于汇报时间仅仅二十分种而未能说清楚、讲全面。

　　三、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对话与碰撞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余西云教授就易建平所言以及新近刊发的对于苏秉琦“古国”概念的认识发表了不同看法并与之商榷。余教授认为苏秉琦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文明起源三历程，割裂来看，每个词都有模糊之处。他除了对每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特别强调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联系起来理解”。“三历程”表述，既是对考古实践和考古材料的总结和概括，也是用考古语言重新表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证的从部落经过军事民主制再到国家的形成过程。易建平先生认为苏秉琦将中国起源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不合适，认为有古国，没有新国，古国应该称为新国；三部曲是悲剧。苏秉琦关于中国国家发展阶段三部曲的表述，普通读者理解应该没有困难，逻辑也没有问题：相对于古国，方国就是新国，帝国是更新的国；用三部曲指三阶段，也是常见用法。苏秉琦提出中国国家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不难看出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论证的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希腊、罗马、德意志三阶段和雅典、罗马、德意志三模式之间的联系，体现了其“写续篇”的宏愿。苏秉琦提出的三部曲和三模式，也是要表达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而非普遍的进化过程。余教授认为不能把历史唯物论与进化论混为一谈。进化思想在欧洲早已有之，但进化论的出现以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为标志。文化进化论大体经过了从泰勒、摩尔根等人的古典进化论（单线进化论），到柴尔德等人的一般进化论，再到塞维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多线进化论）等几个阶段。塞维斯将人类社会分为游群、部落、酋邦（chiefdom）、国家四个阶段，新进化论也成为美国新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在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历史唯物论深刻影响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文化理论走向，但历史唯物论与进化论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苏秉琦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提出考古学的区系理论以及中国文明起源论，由此把中国考古学导向了从考古实践出发，从考古材料出发，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理论创新之路。给中国早期文明贴上新进化论的“酋邦”标签并不能增加什么新知识。如果“古国”等概念还不尽完美，完全可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更合理的概念，在创新认识的基础上创新理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不能只是迎合国外已有的概念和理论，而是需要资料创新、认识创新和方法、理论创新。

　　就余西云教授所论，易建平教授在方法与科学逻辑上并不赞同，建议余教授形成专门与之商榷的文章发表。

　　王震中先生以良渚为例，认为以都城为核心，控制一定范围的就是一个国家，称之为邦国。给它一个定义的话，依据恩格斯两个标志：按地区划分国民，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这与现代欧美人类学家概念是一致的。早期中国是保留了血缘关系的国家，政权与血缘是相结合的。最难的是对于国家形成的量化研究，这正是我们要用力的方面。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勇教授先强调了对话不是对立，考古与历史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目标是一致的。研究国家或文明起源这一问题也是离不开早期文献的，要有正确的处理与分析。考古学者需要依据大量的考古材料作进一步的宏观研究和理论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宫长为研究员发言认为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本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理论指导和认知实践，实践丰富和发展理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次对话会议的举办，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应当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使之常态化、固定化，有规划、有目标，共同推动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深入开展。随后，宫先生扼要地谈三点意见：第一，文明起源的内联性与外联性。一般地说来，我们讨论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都涉及某些国家的具体遗址，诸如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安徽凌家滩遗址、浙江良渚古城、湖北石家河古城、山西陶寺城址、陕西石峁古城和芦山峁遗址等，对于每一处的遗址研究，找出它所具有的内联性，也就是内在的相互关联性的思考，同时，注意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找出它们所具有的外联性，也就是外在的相互关联性的思考，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东方或西方，这样有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理解与把握，更有助于我们对每一处遗址的认知和认识。第二，文明起源的表象与特征。从每一处遗址的内联性和每一处遗址的外联性出发，探讨每一处遗址的文化表象，找出它的个性，同时也找出它们的共性，进行归纳总结提升，拿出我们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特征。作为一个文明应当具备四有要素，即有城或大型聚邑；有玉或典型礼器；有字或相关刻画符号；有台或天文台或祭祀台等，大体上可以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第三，文明起源的地位与影响。我们站在中国古代文明视野的高度，站在世界古典文明视野的宽度，探讨中国文明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时代影响。李学勤先生倡导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与研究古代埃及的埃及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亚述学，包括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学等并列，它既不同于史前时代的研究，完全依据考古材料，又有别于秦汉以下的研究，主要依靠文献材料，必须同时根据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两者的研究，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情形是一样的，亟待我们加快推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发言先谈了自己听会的感觉，“考古学者似乎不重视理论”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考古学本身的研究既有考古学的，也有人类学的，在研究实践中不能简单的套用某些理论与概念。酋邦理论也是考古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一定注意这个理论有没有普世性，考古学材料能不能支持这个理论。关于文明起源，可以用国家起源和形成来概括，但最好是用“社会复杂化”过程来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基于考古的发现总结出自己的文明形成道路。龙山时代这些都邑性遗址和夏商周三代阶段差别与不同是什么应该我们讨论分析的要点。

　　刘斌先生引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一，考古发现是发掘出来的，对于没有历史文字记载的上古史来说，这是“无中生有”的，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来理解人类社会形态、地区交流与生产生活的一种学问。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是要重建古史，要客观真实的重建古史，这就是要回到客观，从材料出发，用考古材料来归纳总结和描绘我们夏以前的历史，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态与发展规律，我想这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符合文化自信的一种态度和责任。希望历史学家们首先不要以怀疑的态度理解考古材料，也不要套用已有理论，理论也是人们在已有知识上总结的。第二，良渚文化的陶器、石器、玉器，特别是代表信仰的神徽，在太湖流域高度一致，这就是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文化共同体，这是后来每个文明核心，每个古国的基础。第三，良渚文化发明的玉琮等礼器，在良渚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之后的龙山时代，传到了山东、山西、陕西、广东，在更晚的商代成都金沙遗址也可以看到，这种传播和传承，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这是在古史记载里缺乏的，但从这种客观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禹治水，以及大禹治水之后，定九州等等历史记载所反映的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基础与社会基础。此外，刘先生特意提及良渚古城申遗符合其见证价值和典范价值的标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谈了他的一些认识，他先总结了前述几个大遗址的特点，六处遗址的关键阶段或鼎盛阶段的大致年代，是距今5500——4000年，从历史分期来看，是原始社会末期；从考古分期来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从《史记》分期来看是五帝时期。中国先秦文献对于这时期的描述是邦或者国，至于这些邦、国的具体形态是什么，其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目前从考古材料来看还不是很清楚。文物就摆在那里，历史就摆在那里，怎么定义与认识，不仅仅是历史学界的事，更是考古学界的事，要用我们自己的材料来构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理论。上述遗址都有一些重要的考古现象：比如大型城址、大型墓葬、发达的玉器系统。手工业已经成为体系，远距离交流已经存在，某些铜器也已经出现，甚至出现了文字。因此应该有了管理者和组织者，有了明确的权力出现。如何认识这些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些材料反映出社会分层非常明显（包括水平分层与垂直分层），阶级社会已经存在，再分配也已经存在。区域中心和中心城址出现，区域之间互动频繁，大范围的文化与政治整合开始出现。战争、祭祀、宗教、宗庙、礼制和秩序、社会管理等等，已经非常明显，权力的出现和表现形式也非常明显。当然，我们可能发掘不出上述现象的具体环节，比如墓葬中的那个王居住在哪里？与墓地对应的那个平民住在哪里？某一次宗教仪式是谁主持的？是如何举行的？也不可能指望一个遗址能将上述所有遗存和现象都发掘出来。

　　综合以上，这些夏代以前的都邑遗址所表现的，显然不是一般的原始部落社会的现象，肯定比部落和氏族社会要高级。它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分层社会，而是较为复杂的分层社会，这个时期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已经到来。这些遗存所代表的社会文明形态和国家形态如何，以及考古遗存如何与上古文献记载的传说对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方法论构建，这种构建可能无法形成统一的程式。二是考古材料的零碎性导致认识误差。这两个问题将注定了我们的研究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民族志材料、科学分析检测的材料，都是构成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在此基础上如何取得理论与方法的突破，来研究远古中国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贡献，对于人类社会以发展中所创造出的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重点强调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广泛的开展研究的时间很短，相关研究与理论建设上才刚刚开始。就苏秉琦（苏公）的相关“古国”的概念，我也不完全同意，其实我们不必要纠结于“概念”本身，重要的是，他提出两个重要的思路，一个是中国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二是从中国文化多元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不同的地方可能存在不同的道路。这些是最可贵之处。第二，考古学界在很短时间里已经取得重要发现，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思考。比如社会分层、资源控制等等都是借鉴其它理论，这些理论需要用中国的考古材料检验它，如果不对就修正它。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所有前面提及的理论都不是在中国材料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理论，需要把中国的材料进行梳理，与国外进行比较，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张弛教授说今天讨论的话题涉及了以传统文献为核心的“古史”，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史前考古”三个话语系统。其中，前两个话语系统“自带光环”。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比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或者“苏式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都曾经或者仍然自带政治正确的光环。目下流行的塞维斯四阶段社会发展论则自带社会科学的“科学”光环。而文献古史更关乎“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这二者显然都是史前考古学无法回避的话语体系。但学界同时也都同意，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主要来自早期的民族学，当时并没有多少考古实证，塞氏学说也不遑多让，中国古史文献内容不但少得可怜，而且还都出自后人的追述。这正是不得不考古的原因，同时也是社会和学界强烈要求史前考古学出示己见的正当理由。在前几期“中国文明探源”项目专家会上，李学勤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出，要求项目拿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性认识，但我一直认为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以今天上午五个史前“都邑性”遗址发掘成果来看，石峁城址不过三五百年，良渚遗址群核心内容只有七八百年，而石家河不仅有与良渚和石峁两个时期同时的堆积，下面还有早于良渚文化一个阶段的城址，上面还有一个晚于石峁时期的周代城址。把长达两千多年的堆积在一个八平方公里的遗址上一一分辨清楚，再说出每个时期的人口、技术、经济、社会组织结构，这要多少期“探源工程”才能达成。刘斌所长的团队以发掘数据结合实验考古计算了良渚水坝、莫角山和城墙的用工量，据此推算过良渚社群的人口，目前已经是最靠谱的实证研究了，但也只是推算出来的一个大致规模，仍无法知道这个人口数据在长达七八百年间的变化情况，无法认定这些人口是否都居住在良渚遗址群内，更难以找到良渚遗址群外哪些聚落与良渚有关，确切的关系又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古史话语系统关切的几乎一切指标目前还都无法得到考古的确切证据，并且还可以预期，这样的情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几个周期的探源工程项目中拿出合乎社会人类学和古史研究理想中的“理论”很难。史前考古学显然将长期高悬上述理论与文献于理念，或者说在上述理论与古史文献的指导下，逐步落实与之相关的种种指标，以求得实证。否则，无论理论概念梳理得多么清晰，文献考证得多么踏实，一旦套用在考古遗存上，理论仍然是理论，文献仍然是文献，堆积依然还是堆积。考古之惟其新，正需要假以时日。

　　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赞同对话争鸣的形式，这利于学科间的相互了解、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在我国，对文明起源探讨的热潮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像大地湾仰韶晚期大房子、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塚”遗址群、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一些贵族大墓、反山和瑶山等良渚文化大墓、陶寺龙山早期大墓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客观条件；到九十年代众多学者纷纷著文讨论文明起源问题，很快将此课题推向了高潮。这期间夏鼐、苏秉琦等相关著述的发表也起到了强力助推的作用。在这些讨论中，既有对文明概念、标准的不同见解，也有对某种文化遗存是否为文明的具体研究。还有学者主张不要拘泥于已有的概念、标准，而是从中国考古材料出发，着重探讨文明发生、发展的“文明化”过程。其中严文明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做出了深入分析和阐述。从本世纪初开始由国家立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期项目的开展，实际上即体现了探讨“文明化”过程的思想。自本世纪初以来，在“探源”过程中，又有众多惊世大发现，进一步推动了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深入讨论。

　　对于公元前4000年到前1500年之间出现的大小不同、复杂程度有别的区域组织，学者间都有各种各样的定性方面的讨论，“文明探源”实际上也就是对社会复杂化发展过程的探讨。比如我们注意到，在史前末期像良渚、陶寺、石峁等这样的“超级聚落”，与凌家滩、东山村、西坡、大地湾等等较小的中心聚落相比，无论是遗址的规模还是聚落的复杂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反映了各地区从早到晚社会形态的变化。前者应该代表着早期国家的形成，后者则属于前国家区域政体。至于这种前国家复杂社会究竟该称为“酋邦”还是“古国”，并无根本区别。问题在于中华文明作为有别于西方文明、贯通古今的一种文明体系，我们是否能够从中总结提炼出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既能恰当解释中国的考古材料，准确表述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和过程，又能同时适用于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古文化古文明，或至少通过比较能够在中西理论体系间进行顺畅的沟通，为他国学者所理解和接受，并最终能够引领世界学术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从世界不同文明研究的角度给予较多的讨论。首先，构建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话语体系需要借鉴世界其他文明研究的“他山之石”。而且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观点、方法也需要世界史学者的参与走向世界。其次，今天的史前考古成果报告会和讨论过程中，多位学者提到了进行中西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本人认为，这种比较更确切地说是与古代西亚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等众多文明起源地区的“东方文明”的比较，因此应当是中外比较。而且，这种比较应当考虑对等性。今天所涉及中国遗址的年代跨度大致为距今5900-4300年间，也就是公元前3900-前2300年。文明比较的对等性首先应当体现绝对时间上的对等性。以古代两河流域考古学分期为例，大致应处于乌鲁克文化晚期—苏美尔城邦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阿卡德王国确立。从史前文明演进阶段的对等性来看，中国史前时代应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的乌鲁克时代大体可相对应，即约公元前4500-前2900年。与中国相似，与王巍先生提及的进入文明社会的诸多标准基本一致的是：乌鲁克文化发展阶段，城市开始出现，但与中国不同，城市的中心主要是神庙（王宫大约比神庙出现的时间晚2000年左右），神庙是城市的宗教中心、政治中心、产品交换中心；出现聚落数量众多但规模较小向聚落数量大幅减少但规模急剧扩大；手工业作坊，尤其是金属器作坊出现；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等等。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文字出现，前2900年左右，国家形成。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乌鲁克文化具有较大的辐射性，它对外交往的范围已经覆盖今天西亚大部地区，因此对外商业贸易和文化交往是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形成的一个要素。第三，本人赞同几位学者提到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观点。以古代西亚楔形文字的起源为例。最早的文字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出现，是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的需要而出现的。最早的文献是临时性的收支记录，主要在乌鲁克四期遗址灰坑中出土，有随时丢弃或重复使用的特点。用于保存的文献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才真正出现，以词汇表为主，内容表现出脱离生产的专业人员出现，体现了社会等级分化特征。关于都邑的问题，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从城市起源到都城出现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城市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出现，而都城则是在公元前2350年左右阿卡德王国建立后，国王宣布建立首都，都城概念才真正出现。第四，本人认为中国的玉器文化确实可能是一个不同的重要的突破点，玉器与礼制确立的关系有可能为国际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国际学界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对珍稀物品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控制有所研究，但并未上升到制度层面，从礼制层面的关注更加缺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认为中国文明化进程是很需要进行中外文明比较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应该是从考古材料的客观实际出发，从考古研究的实践当中，锻炼完善旧理论、旧概念，适当的提出新理论与新概念，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而又可以和国际学界对话的理论，这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过程。前面易建平先生提到的“酋邦”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与学习，同样苏秉琦先生的“古国”理论也是很复杂的，他没有时间形成更细化严谨的论述，他给我们启迪和思想的火花更为重要。第二，关于文明的概念，同意王巍先生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的思考。文明与国家虽然关系密切，却不能划等号，恩格斯也是说国家是文明的概括。还有包括社会复杂化等相关概念理论的梳理深化很有必要。第三，中国文明形态是与埃及等明显不同的，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需要注意。比如王权问题，有些标志物如龙盘、琮王等怎么确定它是王之器。另外，考古文化分布的范围与实际控制范围不一定一致，陶寺文化分布在临汾盆地，但作为一个国家一段时间可能控制芦山峁遗址，西边可能控制到甘青，甚至河南以及豫东。包括石峁往南扩张，其实际控制范围不一定限于石峁文化或老虎山文化分布范围，这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第四，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有共性也有很大区别，所谓的不同模式，先看到这些不同，再进一步总结。第五，关于古史传说不能轻易的否定，背后应该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不能轻易弃之不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认为人口问题一直是考古学关注的很重要的问题，如山东大学围绕两城镇遗址的调查都涉及人口问题，包括大型工程，考古学者更是关注如良渚城址用土方量等问题。还有“酋邦”理论，与考古学者合作研究如两城镇遗址调查的加里·费曼教授是研究酋邦的大家，如伊洛河调查的华翰维是早期国家研究的奠基者。不是我们闭门造车，正是我们了解了酋邦等这些理论之后，才觉得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概念。良渚文明通过对比也可以得出是文明社会的结论。同时他肯定古史材料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就认为很多涉及龙山时代的古史记载就是事实，如陶寺文化与尧，河南的龙山文化和江汉平原的互动与“禹征三苗”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新慧教授发言说中国考古学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先秦史研究开阔了视域，提供了新材料，有益于先秦史研究转换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以及重新思考旧有的问题。从古代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考古学家的一些提法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从事良渚、陶寺、石峁发掘的考古学家都介绍了遗址中有大型祭坛的出现，肯定了祭祀权在向国家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有的学者提到祭坛可能用于祭祀上天，换言之，当时的人们祭祀对象为上天。然而，从目前面世的商代甲骨卜辞看，卜辞中的“天”均不用如周人所说的在上神明之义，即殷人尚无神灵之“天”的观念，卜辞中表达“天”之观念的是“帝”。可是，卜辞显示商人祭祀“帝臣”，却没有一条卜辞确切地表明商人祭帝。人类学家、宗教学家伊利亚德的研究表明，原始部落中，天是大神，但人们基本不祭祀上天。那么，如何可以判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祭坛是用于祭天？

　　王巍先生就多位历史学者关心的“文明”相关概念谈了自己的理解，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的产生，但文明与国家是不同的范畴，文明涵盖的内容比国家广泛，制度文明的集中体现是国家的产生。考古发现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大体有八个方面：1、史前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种类，导致生产效率提高，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并使少部分人脱离劳动从事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成为可能。2、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工艺技术进步明显，出现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如冶铜、玉器、漆器和精致陶器等因地而异）。3、人口增加，并出现显著集中的倾向，出现面积达上百万平方米，具有功能区划的大型聚落——最早的城市。在一些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4、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出现了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和大型的高等级建筑。5、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珍稀或高技术含量的器具（玉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和使用木质棺椁埋葬的大型墓葬等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6、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而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或祭祀设施）。7、在社会的基层，血缘关系仍然保留，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首都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城市。8、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规模逐渐扩大，军事指挥权成为王权形成的重要途径。形成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具有强制性的官僚管理机构——国家。

　　最后，王巍研究员作了简单的会议总结，他表示此次会议非常成功，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相互交流，甚至激烈交锋，为课题研究开拓了新思路。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个课题需要多学科研究，尤其要重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中华文明是几大文明中唯一延绵不断的文明，中国区域辽阔，环境、文化多样，各地文明化进程、模式各有特色，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可能而且应当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贡献。我们要从中国实际材料出发，厘清各个区域的文明起源和互动交流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文明化进程，同时也要注重中华文化文明化进程在世界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最终概括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兼顾世界其他区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

高江涛

2020年12月24日

2021年1月27日再改

整理人：高江涛

审核：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