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三秦楷模”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新闻媒体集中采访活动在西北大学举行。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中亚考古队队长王建新回顾了团队20余年来的工作，结合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重大意义，介绍了考古队突破性成果和未来研究计划，并同文化遗产学院负责人、考古队师生代表回答20余家媒体的提问。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田明纲主持集中采访活动。

“三秦楷模”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新闻媒体集中采访活动现场 陆航/摄

　　古代游牧人群月氏原生活在中国境内，后在匈奴的打击下，大部分月氏人迁往中亚，被称为大月氏。《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月氏的历史，但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确认。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重启丝绸之路考古工作。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先后在中国境内的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确认古代月氏人的故乡“敦煌、祁连间”不在河西走廊而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在此基础上，确认东天山地区约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该是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2009年起，该项研究工作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从东天山延伸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寻找和确认西天山地区分布的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康居、粟特的关系成为新的课题。

　　王建新介绍，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组成中乌、中塔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地区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大范围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若干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科学精准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进展。中乌联合考古队于2015—2016年发掘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的撒扎干（Sazagan）遗址，共发掘5座小型墓葬、一座大型墓葬和一处石构房址，确认其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遗存。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组合等方面看，撒扎干的发现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锡尔河、泽拉夫善河流域过去发现的一批古代游牧人的墓葬文化特征基本相同，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看，它们应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康居有关。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西天山北麓是古代康居的势力范围。

　　2017—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拉巴特1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94座小型墓葬。 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包括拉巴特墓地在内，这类遗存的年代范围可确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均不见于巴克特里亚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而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这类游牧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确认了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和分布范围后，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就成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贵霜人是月氏人的分支，贵霜帝国是由月氏人建立的。但历史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中亚考古队队长王建新教授讲述以考古学文化遗存解读中国古代文献记载 陆航/摄

　　王建新表示，分布于河谷平原地区的这类地面式龛室墓遗存，与分布于山前、丘陵区域的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地下式偏室墓和竖穴墓遗存，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同时存在，且随葬陶器的形式、组合基本一致。过去不少学者根据这两类遗存的共时性和陶器的相似性，将它们视为同一文化，认为它们都属于早期贵霜或贵霜人的墓葬。在典型农业地区，古代农业人群大量使用陶器并普遍制作陶器。因此，将陶器作为区分和确认不同考古学文化和研究同一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典型器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游牧人群不会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陶器，他们会更多地使用易携带和不易碎的金属器、皮具和木器。同时，由于技术和原料的限制，他们也很少制作陶器。游牧人群通常使用农业人群生产的陶器，这种现象已经被东天山、费尔干纳盆地等地区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王建新认为，这两类遗存在分布区域、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随葬品组合及其所反映出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结合历史文献可以认为，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应该属于以游牧为主的月氏人；而地面式龛室墓，则属于以灌溉农业为主的贵霜人。两者是同时存在、联系密切但又属于不同人群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文化上将月氏和贵霜的遗存区别开来，对于厘清月氏与贵霜的关系意义重大。

　　从已知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看，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巴克特里亚地区人群构成复杂，河谷平原农业区至少存在巴克特里亚原住民、印度移民、波斯后裔、希腊后裔等来源不同的人群。除了反映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遗存外，还存在大量反映希腊宗教、印度宗教信仰的遗存。因此，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不应该只有地面式龛室一种形式，还应该有其他埋葬形式。

　　为填补这一空白，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过去很少做工作的苏尔汉河河旁二三级阶地上开展了持续的调查、勘探工作。2018年至2019年，在苏尔汉河上游东岸三级阶地上发现了一处古代大型公共墓地——谢尔哈拉卡特（Serkharakat）墓地。该墓地位于苏尔汉河州乌尊市谢尔哈拉卡特村，东距著名的卡尔查延古城遗址约2公里，经勘探确认该墓地现存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目前在苏尔汉河流域发现的青铜时代以后规模最大的古代墓地。考古队2019年春季对该墓地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共清理38座墓葬和15座灰坑。资料显示该墓地使用年代跨度较大，包含青铜时代直至中世纪的遗存，其中以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为主，包含15座竖穴墓道偏室墓、4座竖穴墓道端室墓和6座斜坡墓道端室墓。这批墓葬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相比，随葬品显得较为匮乏；陶器形式相同，但器形普遍偏小且多无使用痕迹，具有明显的明器特征。墓葬形式多样，葬式葬俗中单人一次葬、单人二次扰乱葬、双人一次和二次扰乱葬共存。这样的现象真实反映了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区域多个人群、多元文化的历史，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游牧人群的墓地内墓葬形式、葬式葬俗等相对单一的文化面貌形成鲜明对比。

　　2019年冬季，中乌联合考古队继续沿着苏尔汉河上游东岸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了提什克特佩（Tishk-Tepa）、契纳尔特佩（Chinar-Tepa）、库尔干特佩（Kurgan-Tepa）、卡拉伊尔特佩（Karayl-Tepa）等包含贵霜时期遗存的遗址。其中库尔干特佩和契纳尔特佩属于首次发现。联合考古队对保存较好的契纳尔特佩进行了测绘、勘探和小规模发掘，为探讨贵霜聚落空间布局、墓葬特征及多元文化面貌提供了更全面的考古资料。

　　王建新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新资料，并参照东西方古代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记载，可以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丘陵、山前地带分布的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同时期北巴克特里亚地区苏尔汉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分布的以卡尔查延、达尔弗津特佩等遗址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遗存，虽与周边的游牧文化遗存关系密切，但却是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完全不同的人群。这类遗存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都继承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传统。因此，可以认为，这类遗存是大月氏统治下的早期贵霜的考古学文化，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其后的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建立贵霜帝国的应该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

　　王建新认为，欧美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占有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但是，西方学术界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中亚地区的考古研究，多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关注古代波斯、希腊、斯基泰等对中亚的影响。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以古代月氏文化为切入点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站在东方的视角研究古代中亚，并挑战国际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目前，他们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完善证据链条，力求使全新的研究结论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吕建荣表示，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是以王建新教授为带头人的优秀考古科研团队，由8名老师和12名学生组成。1999年以来，团队先后赴中亚多国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首创了游牧聚落考古理论，打破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传统认知。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正式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当年12月，在陕西省政府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前夕，在乌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访乌期间，习近平主席专程接见了包括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内的中方考古队员。2021年2月25日，陕西省委办公厅作出《关于开展向“三秦楷模”路生梅张雷威同志和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学习的决定》。它指出，中亚考古队传承践行西北大学“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把科学精神、报国之志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取得了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为用中国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高校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