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二里头考古队领队

　　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个向大家请教的机会。

　　引言

　　二里头遗址是徐旭生先生调查夏墟而发现的（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徐先生出发点是为了找夏墟，受当时整体认识的限制，二里头没被认为是夏墟，但是勘察发现二里头遗址范围较大，认为是商汤的都城可能性比较大，因此当年秋天发掘，到今年整整62年了。

徐旭生对“夏墟”的调查报告

　　一、天下之中：二里头文化的地理位置

　　二里头是在河南洛阳市中原地带，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处于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交接处，是东亚地区最早的王朝、广域王权的诞生地。夏商周三代，包括后来很多的朝代都是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建都的地方。自然地理条件不管是土地还是环境、交通条件，都是非常的优越。

二里头遗址所在位置

　　洛阳盆地是一个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小的盆地，河流交错纵横，物产比较丰富，是很多朝代建都的地方。刚才何老师讲的天下之中，西周确认这个地方为天下之中，他们认为夏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天下之中。西周的青铜器何尊第一次把中国指向洛阳盆地。洛阳共经历13个朝代，有6大都城遗址、1500年的建都历史。

　　二里头主体遗存的时代是公元前1800到1500多年，正好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转折时期。

　　二、煌煌大都:二里头都邑的辉煌成就

　　二里头考古有很多重要的成果，我们总结了十个之最，其中有一些慢慢的被新的材料所替代了。如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宫殿区、还有双轮车辙、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多进院落宫殿建筑群、国家级的祭祀场所和祭祀区、最早的官营作坊区、青铜器铸造作坊、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青铜礼器群、青铜兵器群等。这其中的多项，不仅是最早，也在同一时期是唯一的，只有二里头都邑才拥有。所有这些一起，我们知道它也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叶最大的聚落，是一个最早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

　　1.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双轮车辙

　　根据1972年的线索，从2001年开始逐步在中心区发现了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共四条道路，这四条道路宽度是10米到20米之间，纵横交错形成“井”字形的道路，把遗址分为9个部分，在南边的东西向道路上发现了两道双轮车车辙的痕迹，这个道路是从二里头第二期就有了。双轮车车辙仍然可能是最早的，虽然前几年报道说平粮台遗址也发现了双轮车车辙，但是从发表的照片看，两道车辙不平行，还不能确定是双轮车辙。二里头总共发现了三处双轮车车辙的痕迹，间距差不多是1米宽。

二里头发现的道路、车辙遗迹和洛阳皂角树发现的“車”（？）拓片

　　我们认为，中心区的主干道路系统是二里头都城最重要的发现。图中实线表示的道路是经过勘探、发掘基本上确定的。道路从第二期早段基本形成，形成之后一直延续使用到四期晚段。道路首先具有通行的功能，最重要的是规划功能，通过这些道路的系统把都城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中间有一个中轴带，从北向南依次是祭祀区、宫殿区、作坊区。中轴区域的东西两侧是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在中轴线东西两侧标注“贵族居住和埋葬区”的，都是经过勘探、发掘发现既有墓葬又有夯土建筑。东南角经过勘探确定有大片的夯土，而且保存非常好的夯土，因此判断也应为贵族居住和埋葬区。规划上的另一个特征是以宫殿区为核心的向心分布，重要的围绕功能区的分布，越近可能重要程度越高。

二里头道路遗迹平面图

　　从2019年开始发现除了宫殿区和作坊区外面有围墙之外，其他的区域也发现有围墙。宫殿区南北的两条东西向道路继续向东和向西延伸，路的两边都发现了跟宫城南墙、北墙成一条直线或者平行的墙垣，宽度也大致是2米。宫城的东西宽度是290多米，宫城南北的东西向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向西延伸的长度都超过了400米，超过了宫城的宽度。据此，我推测宫西路一边可能至少有一条南北向道路，如果是这样，那么二里头都城很有可能是以中心区的主干道路网络和两侧的围墙规划为多个网格的，宫城区仍然是在核心的位置。这样严谨的规划表明社会等级划分非常严格、层次非常分明，也表明统治制度井然有序，反映出二里头具有严格、规范的等级制度、礼制制度和统治制度，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最重要的标志。这样的规划，符合《管子》所载“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特点，跟后世说的九州图有一些相似。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具有“九州”观念，并且在都城进行了理想化的设计。

　　2.最早的宫城

　　宫殿区在道路系统围起的空间的中间，大型的夯土建筑都集中在这里。宫城的面积近11万平方米，在二、三期之交修建了2米宽的围墙。在宫城发掘了2万多平方米，主要集中在一号基址群和二号基址群。它们由多座夯土建筑组成，都具有中轴对称特征。一号基址群包括一号基址和它前面有共同中轴线的七号基址，以及宫城南墙、西墙和连接宫城西墙和一号基址的2号墙围城的空间。一号基址群共约1.5万平方米，一号基址本身将近1万平方米，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大中型宫殿建筑高度集中在这个区域，形制规整，结构复杂，排列有序，显示了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中国宫城、宫室建设很多的规制这个时候都有，比如说四合院式，土木建筑，坐北朝南，还有一门三道等等，在这个时候都具备了，多被后世继承、发展，由此奠定了后世宫城、宫室制度的基础。

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

　　3.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

　　宫殿区东北部发掘有两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三号基址被二里头文化晚期的二号基址所叠压，所以它的格局不太清楚，但大致可以看出来是多进院落。五号基址在它的西边，格局比较清楚，它们东西并列，中间有一个通道和排水暗渠相间隔。多进院落建筑是后世宫城建设的主流，目前二里头所见为最早的源头。

二里头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

　　五号基址是一个大夯土台基，面积超过2700平方米。它的台基是在整个大基坑上面一层层夯起来，夯土的质量非常好。至少是四进院落，每进院落都由连间排房和前面的院子组成。第一进被破坏了一些，至少是三间。第二进是两间，第三、四进都是五间。第二至四进院子里面发现有同一时期的贵族墓葬。三号基址、五号基址院子中都发现5座中型墓葬，这些墓葬打破基址的夯土和之上较早的使用时期路土，又被更晚的使用时期路土叠压，确证这些贵族墓葬都是在夯土建筑建成且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埋进去，然后这些夯土建筑又继续使用。

　　下图这个黑箱子所套取的墓葬，目前正在实验室清理，它的规格可能比出土绿松石龙的2002ⅤM3还要高。已经出了很多的绿松石器、玉器，有可能也有一个类似于龙的大型绿松石拼嵌类器物。清理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会发布结果。

　　这是首次在宫殿区发现贵族墓葬。根据我们的研究，二里头二、三期的时候都城布局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二期的时候，都城的布局相对开放，中心区只有道路围起来，宫殿区外面也没有围墙，大型的夯土建筑本身也没有围墙，它们是多进院落，在夯土建筑里面还埋墓葬。到了第三期开始，宫殿区外面出现围墙，大型夯土建筑一号基址、二号基址外面也出现了围墙，然后在夯土建筑里面也不再埋葬贵族墓葬。但是从陶器谱系来看，早晚一脉相承，二三期之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井”字形道路系统划分的布局、功能区也没有变化，建筑的朝向、墓葬的方向也没有变化，说明上、下层人群也都没有变化，那些变化应该是统治阶层内部规划观念、统治理念、礼制观念调整的表现。

首次在宫殿区发现贵族墓

　　4.中国最早的国家祭祀场——最高祭祀权

二里头重要功能区分布图

　　二里头都城还有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宫殿区北面有一个专门的祭祀区域，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发现了多座圆形的类似于“坛”一类的遗迹，还有跟它们同出的一些贵族墓葬。还有长方形半地下式的遗迹为，里面有多层踩踏活动面，里面也有比较多墓葬，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墠”一类的祭祀遗迹。

　　另外一个区域在宫殿区东北角，从二里头一期到四期有一个2200平方米的大坑，这个大坑应该是为了修建大型夯土建筑而取土形成，形成之后在里面进行了多种活动，包括居住和祭祀。里面发现了一个夯打得非常坚硬的小房子，东侧解剖沟发现了4具、北侧解剖沟发现了2具完整的猪骨，摆放比较整齐，都是幼猪。我们认为可能是跟祭祀有关，当然现在还说不清楚它到底祭祀什么对象。

　　祭祀遗存区在中轴区域甚至在宫殿区里面，应该是最高等级的祭祀权力的体现，说明祭祀权力被上层贵族垄断和控制，显示祭祀权力有重要的作用。

　　5.中国最早的官营作坊区

　　大型官营作坊区在宫殿区南边、“井”字形道路系统围成的空间里面，东、北、西三面都发现围墙，基本上跟宫城城墙平行或成一条直线。处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且外面有墙垣围护，显示出官营作坊区的重要地位。里面发现了2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和1000多平方米的铸铜作坊，使用年代都是从二里头文化二期一直到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很可能它的政权被推翻、都城被破坏之后仍然继续使用，甚至有可能进入二里岗文化早期。

　　发现了一系列跟铸铜有关的遗迹遗物，大型的青铜礼器应该都是在这个铸铜作坊铸造的。东北角发现了一个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里面发掘了一个绿松石料坑，里面发现了比较多的绿松石料。我们正在研究，照片中显现的大部分是原料，还有石核、毛坯、半成品、成品、工具以及废料，还有一件穿孔失败的废品，包括了加工绿松石嵌片和管、珠的过程。另外在宫殿区里面四号基址旁边也发现了一处比较大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出土较多绿松石料，因此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可能不止这一处。绿松石龙、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很可能都是在这些区域里面加工的。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玉器和绿松石器的大小、出土环境来看，绿松石器在二里头文化的地位非常高，在早期甚至超过了玉器。

2002ⅤM3出土绿松石龙形器和1984ⅥM11铜牌饰

　　6.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和青铜兵器

　　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唯一1件青铜鼎、2件铜盉、2件铜斝，6件铜铃、13件铜爵。这些青铜礼乐器出现在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面，是当时的核心礼器，构成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以青铜礼乐器为代表的青铜礼乐文明，在二里头时期形成了一套基本的组合、造型和使用制度。二里头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青铜礼容器、乐器和兵器方面，其他的小件东西比较少，差别很明显，主要用于代表等级和战争方面的，这是以二里头为核心的中原青铜礼乐文明的基本特征，都被后世的商文明所继承。

二里头出土青铜礼乐器

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兵器，奠定了后期青铜兵器基础

　　7、二里头的玉礼器群

　　二里头玉礼器主要是大形片状器，主要有玉柄形器、大玉刀、玉戈、玉牙璋、玉璧戚、玉钺、玉圭等，除玉柄形器外，其他玉器尺寸长、器体薄；像良渚、红山、后石家河文化那样的雕塑、神灵类玉器非常少，还没有发现璧、琮。近年发现玉蝉，还有后石家河文化的神面玉柄形器，但是总体数量比较少。二里头文化玉器多为兵器，可能表明比较注重军权和王权。这些玉礼器只见于中型的墓葬里面，目前只能说中型墓葬，因为最高等级的大型墓葬应该还没有发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

　　8、二里头的陶礼器群

　　二里头的陶质礼器，主要是酒器，也包括少量加工比较精致的食器，多数出自于贵族墓葬中，只有贵族墓葬中才能使用这些精致的陶器，也是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同样属于礼制的组成部分。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礼器

　　9、建筑和墓葬体现的等级分化

　　建筑方面也分成多个等级。目前发现的建筑，从面积约一万到四千平方米、结构复杂、功能重要的大夯土建筑，到几百平方米中小型的夯土建筑，到几十或十几、几平方米房址，居住方面体现出很明显的差别和等级制度。

　　墓葬方面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根据墓室面积、葬具和随葬品的情况，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参考1.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第264～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一等级面积2平方米以上，有青铜礼器、玉礼器、绿松石器、漆器等稀有珍贵的物品。第二等级开始逐步降低，最低等级只能够容下墓主的身体，有的随葬有陶器，有的没有陶器。也有一些被随意处死，随意丢弃的尸骨。从埋葬方面等级划分非常严格的，但是最高等级的墓葬应该还没有发现。我们从铸铜作坊里面发现了一些带有花纹的陶范，其中一件直径应该有30多厘米，且带有花纹，但是口径那么大、带有那些花纹的青铜器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我们认为最高等级的青铜器和墓葬还没有被发现。二里头青铜器制造作坊面积约2万平方米，生产能力应该也是比较大的。

四个等级的墓葬举例

带花纹的陶范1983ⅣH20：1

　　这些都显示出来二里头时期产生了严格的等级划分，有一套发达的礼制观念和统治制度，产生了王朝国家。刚才说的那些中国之最多数只见于二里头的遗址，在其他遗址基本上不见，这也显示出二里头处于当时社会的最高发展水平，是文明的核心。

　　三、巍巍华夏:二里头文化的统治网络

　　从二里头文化范围内聚落的面积大小和等级高低来看，至少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第四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第一等级是二里头300万平方米的都城。

　　第二等级是100万到60、70万平方米，有城墙、青铜礼器和玉质的礼器。

　　第三等级是20、30万平方米到10几万平方米。

　　第四等级是更次级的一些聚落，更多的是几万平方米到几千平方米的小型聚落。

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这些聚落大致上形成了众星捧月式的分布格局和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显示出来二里头文化有一个严格的控制网络、发达的统治制度，这是二里头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同一时期其他文化发展水平，都没有二里头这么高。周边的辉卫文化，岳石文化，顶多发现一些小型的城址。青铜礼器、夯土建筑、高级别的墓葬、高级别的礼器目前没有。二里头文化处于当时社会最先进的发展程度。

二里头周边文化分布范围

　　四、多元一体：二里头文化的横空出世

　　在二里头横空出世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境内各区域文明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共性。距今5300年到距今3800年前后，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以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石峁文化、陶寺文化为代表，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

良渚：前中国时代的玉帛大国

石家河城址平面图及出土玉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柄形器的扩散

　　这些地区在进入辉煌一段时间之后，先后沉寂衰弱下去了，后续也没有同样发达、同样先进的国家阶段的实体。二里头所在的中原地区因为处于中心的位置，所以各地各种势力参与竞争，中原社会进入逐鹿中原、万邦林立这样非常激烈的状态，各地的文化因素都融入到中原地区。距今3900年开始，中原地区社会动荡整合、分化加剧，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与大量外来文化的强烈相互作用下，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比如西边的铸铜技术、小麦、绵羊等物种，东边的礼制文化，北方草原的战斧和环首青铜刀，南边的后石家河的玉器等，率先发生了重大转变，催生了二里头文化，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二里头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政治统治架构也逐步在中原地区确立。

在二里头崛起前夜，新砦是集团整合的一个关键点

　　五、引领文明：二里头文化的传承辐射

　　二里头文化创造的文明成果，大部分都被后世所继承下去。

　　二里头城市规划方面的路网规划、择中立宫、显贵拱卫、居葬混杂等制度，严格规整的宫城、宫室制度、建筑规制等制度，在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代早期城址中继承关系明显；青铜礼容器的组合、形制及所体现礼制观念、礼仪制度，被商周王朝继承，奠定了后世商周高度发达，高度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的主要基础。甚至日用陶器方面，除少量陶器种类继承自下七垣文化之外，二里岗文化的大部分陶器继承自二里头文化。因此，从上层规划、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到下层的陶器文化，二里头文化都为商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

　　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向周围强势辐射文化影响力，在东北地区赤峰大甸子的遗址，可以见到二里头风格的陶爵和陶鬶（刘观民：《夏家店下层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在浙江、上海一带马桥文化中见到二里头文化的陶觚（邹衡：《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曹峻：《试论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在安徽地区见到二里头文化的铜铃和铜斝；在甘肃、四川三星堆见到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等等（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以上，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对中国广大区域都有直接的影响。

　　二里头文化牙璋也影响到了广大地区。在早期牙璋的基础上，二里头文化的牙璋有一些大的变化。第一，牙璋器体尺寸大型化，尺寸由之前长约30厘米增长到约50厘米；第二，牙璋扉牙形象龙形化，根据研究，牙璋扉牙可能表现的是张嘴的龙现象；第三，牙璋用途功能礼器化，二里头文化之前的牙璋大部分是出自祭祀或者城墙中。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多出现在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面，是代表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牙璋在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香港，以及三星堆和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么大的范围都受到二里头牙璋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制度的影响。（可参考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2.秦小丽：《中国初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牙璋及意义》，《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

　　以上种种实例，充分体现出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二里头式玉璋的扩散

　　综上可见，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是商文明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前身，并向四方强势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充分体现二里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与引领者，是黄河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主根和灵魂，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连绵不断的重要体现。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对应度极高，它们极有可能是夏都、夏朝的遗存，是研究中国早期王朝国家、夏朝考古的最重要对象。

　　谢谢大家！

（图文转自：“良渚博物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