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同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和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于2021年10月17-20日在河南三门峡顺利召开。

　　按照大会的组织安排，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于10月18-19日在三门峡市国际文博城三楼鸿庆厅召开，为期一天半。此次会议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主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27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线下代表14人、线上代表13人，还包括2名来自澳门地区的学者，在线听众约50余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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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共分两大主题：都市与宫苑、墓葬与文化，先后有12名学者进行了专题报告，发言内容中既有基于最新考古发现探讨长安、洛阳、平城等大型都市的形制布局、建筑空间和交通往来，也有都市周围墓葬的最新考古发现以及对旧问题的新探索。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们纷纷就大会发言进行了积极并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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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都市与宫苑

　　会议伊始，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辞。（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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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发言的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孙吴文化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概念、方法论和目标论，一般多用于史前社会考古，历史时期尤其是秦汉以后的考古中一般极少使用。基于考古资料和文献的结合，他将孙吴文化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初起期（公元220~228年）、成熟期（公元229~251年）、延续期（公元251~264年）、盛衰期（公元265~280年）、影响期（公元280~307年）。在空间上，孙吴文化又可划分为：长江下游区、长江中游区、岭南区三个亚文化区。尽管传统历史文献中缺乏对孙吴文化内容的记录，但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城市布局、建筑用材、墓葬文化、陶瓷烧造、佛教艺术等诸多方面均反映出孙吴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化和影响。（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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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博物馆曹臣明研究员以“汉魏时期平城西部的两条重要通道遗迹”为题，从考古调查角度对汉魏时期平城西部分别经黄瓜堆和参合陂通往盛乐、云中地区的两条东西向通道进行了考论。他指出：平城西南穿越黄瓜堆的东西向通道，在秦汉至北魏初一直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其重要的节点包括：繁峙城、黄瓜堆日中城即新平城（小平城）、武周塞水口、武州等，北魏迁都平城后这条道路逐渐衰落萧条；而另外一条从平城经西北的凉城、参合陂到达云中、盛乐地区的通道，则至北魏建国前后还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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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古时期最为重要的国际性大都市，唐长安城除大明宫得到有效控制外，更为宏大的外郭城正面临着城市建设的不断侵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唐大明宫西内苑、东内苑遗址相关问题的探讨”，他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对唐长安城的东、西内苑的位置、时代、组成和功能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指出：唐大明宫的禁苑制度继承历代宫苑传统且有创新变革。西内苑位于大兴宫或太极宫北面的龙首高地之上，原为隋大兴苑或唐初太极宫的北苑，至唐高宗时始称“西内苑”，主要服务于大明宫。从地形、地势来看，西内苑可分南、北两部分，南边狭长，北边高亢。据最新考古发现，西内苑的水渠自东向西流，向南分流通过北宫墙流入东宫园林内，渠道与外郭城北壕沟合一。东内苑位于大明宫东侧和北侧，始建于唐高宗时期，其范围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证实。东、西内苑的主要功能均以防卫和娱乐为主，西内苑兼做连接太极宫和大明宫两宫之间通道，东内苑则与小儿坊相连。（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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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中古时期享誉世界的神都洛阳，其城市布局和规划理念法天象地并与山水相融，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规划史上具有着独特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以“隋唐洛阳城形制布局与建筑空间关系分析”为题，详细梳理了有关隋唐洛阳城平面布局、宫室建筑和里坊空间等最新考古发现，并依据考古工作开展所获都城尺度数据，从建筑尺度和比例关系的角度对宫城、皇城和里坊之间的模块比例关系进行了分析。他发现：隋唐洛阳城宫城和皇城组成的子城的面积正好是宫城大内的四倍，大内的面积正好是一个里坊面积的四倍，宫城和宫城内宫院之间的比例关系、宫院与宫殿建筑之间的比例关系、里坊内部空间分隔比例关系等均具有科学的规划设计，正如文献所记“凡所规划，皆出于恺（隋将作大匠宇文恺）”。（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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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文物研究所陈超副研究员就“运河通济渠与丝绸之路”发表讲演。隋炀帝所修大运河共有四条：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其中通济渠开凿于大业元年（605），可分为三段，西段自洛阳引谷水、洛水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利用黄河自然河流，东段自板渚引黄河水注入淮水。通济渠东段从河南浚仪经开封、陈留、商丘、安徽宿州、灵璧、泗县至江苏泗洪、盱眙，全长约650公里，仅泗县尚存47公里水道，余均淹没为陆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徽运河沿线调查发掘运河遗址几十处，出土了大量遗物，尤以瓷器为多。出土瓷器种类丰富，所属窑口包括隋代寿州窑、萧窑、唐代越窑、邢窑、宋金磁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等达二十余处之多。因三彩器相对较多，陈超重点选择了炉、钵、罐、壶、碗等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将年代分为三期。通济渠在时空上起到沟通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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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墓葬与文化

　　在此次大会上，提交与“墓葬与文化”主题相关的学者较多，其中涉及考古新发现的占比尤大。该主题先后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主持。（图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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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田立坤研究员以“汉魏晋辽东大姓”为题，从考古学角度对辽东大姓的组成、形成背景及对应物质文化遗存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记载，辽东大姓的事迹可追溯到东汉晚期。结合考古发现，他梳理出田氏、公孙氏、徐氏、李氏、张氏、孟氏、佟氏、韩氏等辽东大姓。相对辽西而言，辽东虽为边郡，但较少受到乌桓等部族侵扰，南部沿海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且与青齐地区海路畅通、商贸人文交流频繁。与辽东大姓相关的遗存主要有朝阳袁台子前燕壁画墓、辽阳汉魏晋壁画墓、营口和大连地区的花纹砖墓等。辽东大姓的形成依托于两汉以来政治和商贸的发展，但在内部不同地区亦存在着考古学文化的差异。（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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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云：生于苏杭、葬于北邙，在十三朝古都洛阳北面的邙山上集聚了众多皇家陵寝和家族墓葬，历经数十年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东汉和北魏时期的陵域范围已大致清晰，但曹魏和西晋时期帝陵地望却争讼不断。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俊杰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洛阳邙山曹魏西晋帝陵地望考”，他在详细梳理了文献记载和现有研究后，提出：魏晋帝陵选址应系利用台原和环抱的沟渎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葬地空间，其中首阳陵位于首阳山主峰东南的曹凹村东北一带；峻平、高原二陵位于河阴，地势高于崇阳、峻阳二陵；太阳陵位于崇阳、峻阳二陵一线以西，同一海拔高程的首阳山主峰西南的寨后村西北一带。从东汉至西晋帝陵制度的演进来看，东汉分南、北二兆域，墓向南北，以西为尊；曹魏时期亦分南、北二兆域，墓向东西，以东为尊；至西晋时期则转变为单一兆域，墓向南北，以北、东为尊，崇阳、峻阳、太阳三陵从帝陵制度层面展现了“晋制”的形成、成熟与延续。（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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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古时期墓葬中所包含的佛教因素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教授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李树云研究员均对北魏平城时期墓葬中的佛教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倪润安发言的题目是“佛风入墓：北魏平城墓葬佛教因素的演进”。北魏平城时期，佛教在皇权的直接控制和干预下，走出了一条与南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他将《魏书·释老志》所记佛教在平城的发展历程，与平城墓葬中佛教因素表现形式进行对读，提出：北魏平城墓葬中的佛教因素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其中第一阶段属平城时代早期，大约相当于道武帝至太武帝时期，墓葬中的佛教因素从无到有，主要表现在漆木棺和墓葬壁画方面，以忍冬纹为主；第二阶段为平城时代中期，约相当于文成帝至孝文帝早期，墓葬中的佛教因素最为兴盛，覆盖和影响了墓葬的各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忍冬纹、莲花纹和佛教人物三类；第三阶段是平城时代晚期，约相当于孝文帝中、晚期，这一时期佛教因素在墓葬内部呈现衰退趋势，但在墓葬建筑本体上有新的呈现。通览平城墓葬中佛教因素的发展历程，他结合对历史文献的考察，认为：佛教因素在墓葬中的长消反映出了北魏平城时期皇权与佛权之间的争夺与妥协。（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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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树云研究员则以“考古视野下的平城佛教——北魏平城墓葬中的佛教因素”为题，详细梳理了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背景、墓葬中的佛教图像、装饰有佛教因素纹样的器物以及僧人和佛教信士墓葬的发现情况。近年来，基于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发现了大批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具有显著佛教因素的遗物时有出土，这与平城时期佛教文化发达的时代背景相吻合；同时墓葬中道教和佛教因素并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佛、道相依的实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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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市渭城区东北部的区域，古代称“洪渎原”，分布着与汉唐长安城隔渭河相望的众多高等级墓葬，是陕西省地下文物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在上世纪50年代末、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和1999-2000年几次大规模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中，曾发现大量北周、隋、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2020年6月迄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洪渎原发掘了战国至明清古墓葬三千余座，其中隋唐墓葬达590余座。李明研究员以“咸阳洪渎原北朝隋唐家族墓园的新发现”为题，重点介绍了北周宇文韪墓、隋修北周梁㙜墓、隋杨盛暨妻李氏墓、唐张虔威家族墓、康善达墓、杨全节家族墓、王重瞻家族墓、东阳郡主墓等围沟墓的考古发现，并对北周至隋唐时期的围沟墓制度进行了初步总结。他指出：围沟墓流行于北周至唐中期，围沟兆域在这段时期内经历了单墓围沟——家族墓葬——单墓围沟的发展变化过程。围沟兆域具有等级标识性，一般兆域面积越大，墓主身份越高，带有围沟兆域的墓主身份普遍为中级以上官员。洪渎原隋唐围沟墓的集中发现，显示出围沟兆域和家族墓园在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完整认识北朝至隋唐家族墓园的发展序列和制度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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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魏以来，鼓吹即以壁画、陶俑等形式成为墓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墓葬中，骑马鼓吹俑作为墓主生前卤簿仪仗的写照，频现于高等级墓葬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研究员在“唐代骑马鼓吹俑考”中对该类陶俑的考古发现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考古类型学分析，他认为唐代骑马鼓吹俑经历了恢复发展期（唐初高祖和太宗年间）、急速发展期（太宗贞观晚年至高宗、武周时期）、高峰期（中宗、睿宗和玄宗时期）、简化衰落期（肃宗、代宗和德宗时期）四个阶段，陶俑风格从承袭北朝和隋向形成独立的唐风发展，并在盛唐时期出现了黄釉彩绘和三彩俑。从使用人群来看，初唐时期依照常礼，女性一般不能使用鼓吹仪仗；唐高宗以后，鼓吹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唐中宗景龙二年以后，五品以上女性丧葬时使用鼓吹渐成定制。（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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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阳田庄大墓发现于2011年，是河北地区罕见的唐五代时期大型墓葬。发掘者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春长研究员以“田庄大墓年代分析”为题，从钱币、瓦当、滴水、脊饰、斗拱、壁画、陶器、人面雕刻、玉臂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比对和分析。据此他认为：田庄大墓的建筑和文物饱含盛唐器韵和中唐气息，全然有别于宋初和五代风格，因而推测该墓的年代应为中唐时期（758-824年）。田庄大墓设有前、后两个主室，与河北正定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墓和五代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一致，规模近两倍于北京房山幽州节度使刘济墓，结合曲阳在唐代中后期至五代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他认为该墓的墓主人以安禄山和李宝臣概率为最大。（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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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最后，专委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学术总结，在此次会议上呈现了不少新的发现、新的研究，都极具新意，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图18）

图文：沈丽华

审稿：齐东方、朱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