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8日上午10:40-12:10，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张敏研究员应南京师范大学之邀在“区域文明探源的考古学解读”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上做了题为《鸟瞰太湖——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的主旨学术报告。此次学术报告是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78讲。讲座由我校裴安平教授主持，现场与会师生及线上数百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张老师指出：太湖流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因此，对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发生历程、发展方向、发展规律、发展规模作全局性的宏观研究是必要的。根据太湖流域早期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张老师将讲座内容分为“太湖流域与太湖流域古文化、马家浜时期的太湖东西、崧泽时期的太湖流域、良渚时期的太湖南北、文明化进程中的太湖流域”五个部分。

　　首先，张老师对太湖流域的地理位置和古文化概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太湖为为江苏境内第一大淡水湖，太湖流域东临大海、北滨长江、南濒钱塘、西止茅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张老师指出：太湖流域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太湖流域是我国最先进入古国时代的地区，其文明化进程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具有先进性、示范性。

　　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由于太湖流域河网纵横，四周的地理环境不尽相同，地理空间的差异导致太湖流域出现文明化进程的差异。

　　张老师强调，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出现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因此，动态地研究太湖流域国家起源的模式和文明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文化现象，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积极的意义。

　　接下来，张老师针对马家浜时期的太湖东西首先展开讲解。

　　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为太湖文明之源。

　　马家浜时期太湖流域的生业形态主要为稻作农业，斧、锛、刀、镰、耒、耜等生产工具的发现，有排灌系统的水稻田和大量的炭化稻谷反映了马家浜文化稻作农业的发达；马家浜时期的干阑式建筑和地面建筑反映了马家浜先民的聚落形态；木浆、木橹反映了马家浜先民的出行方式；纺轮、靴形器和炭化纺织物残片的发现反映了马家浜先民的“衣冠文化”；装饰品、艺术品和牙哨、骨笛的出土反映了马家浜先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原始艺术成为滋养太湖流域礼仪制度的土壤。

　　马家浜文化的文化遗物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生活用品常见陶釜、陶豆、陶盉、陶匜、陶鼎，装饰品常见玉玦、玉璜。

　　腰沿釜是马家浜文化最主要的陶质炊器，陶釜的形态又表现出太湖东西的差异。太湖东部流行平腰沿的圜底釜，太湖西部流行平腰沿的平底釜。因此，太湖东西的马家浜文化可分为“草鞋山类型”和“骆驼墩类型”。

马家浜时期的太湖流域示意图

“草鞋山类型”的圜底釜

“骆驼墩类型”的平底釜

　　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首开文明之先河。太湖北部的东山村M101为特大型墓葬，墓主为成年女性，随葬器物有陶鼎、陶豆、陶罐、陶盉、陶盆、陶钵和玉璜、玉玦、玉管等32件。根据随葬器物的数量与器类推测，墓主应为氏族的最高权力掌控者；东山村M97随葬陶鼓、陶罐、玉锛及斧形、锛形、刀形、钺形玉饰8件，为东山村墓地的大型墓葬；东山村M97的人骨朽烂不存，根据M101与M97随葬玉器的差异推测，墓主可能为男性。

东山村M101随葬的玉玦与玉璜

东山村M97(右侧陶器为陶鼓）

　　张老师指出：类似的陶鼓也见于临潼姜寨遗址，应为通神的法器，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文化，这表明相关的墓主可能为从事祭祀的巫师。东山村M101的发现表明马家浜时期最高权力的掌控者为女性，表明马家浜文化晚期尚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反映了马家浜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于男性；然东山村M97凸显了男性在母系氏族中的社会地位，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的前奏。

　　马家浜时期的太湖南部尚未发现随葬器物达10件以上的高等级墓葬，亦未发现随葬礼仪用器。尽管太湖东西的马家浜文化分为“草鞋山类型”与“骆驼墩类型”，然就文明化程度而言，马家浜时期的太湖南部明显落后于太湖北部。

　　墓葬的等级象征着聚落的等级。根据马家浜文化的墓葬等级推测，东山村M101既是太湖北部最高等级的墓葬，也是太湖流域最高等级的墓葬，因此东山村遗址为太湖流域最高等级聚落；东山村与许庄、彭祖墩、邱承墩、祁头山、圩墩、潘家塘等遗址构成东山村遗址群，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心遗址群凌驾于两个文化类型之上的社会结构。

　　稻作农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殖，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聚落等级的分化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人群贫富贵贱的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层，原始礼器与初期礼制的出现，无不表明马家浜文化已徘徊于文明社会的门槛。

　　马家浜文化初现了太湖流域的文明曙光，马家浜文化孕育了太湖流域的古国文明，东山村M97、M101的发现对于阐释马家浜晚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族群认同模式、礼仪制度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随后，张老师对崧泽时期的太湖流域进行了介绍。

　　距今5500年前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在历史变革的风云中，出现了凌驾于部落之上的政治实体——古国，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正处于历史变革的伟大时代。

　　崧泽文化以鼎、豆、壶为陶礼器的基本组合，崧泽时期出现大型房屋基址，出现大型墓葬和高祭台，墓葬出现分区和贫富分化，表明崧泽文化内部已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

　　随葬器物既是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直观反映，也是墓地等级的直观反映。随葬器物最多的顶级墓葬象征着墓地的等级，以顶级墓葬作为墓地的代表，以10件随葬器物为一个级差，太湖北部的崧泽墓地可分为五个等级，东山村M90随葬陶鼎、豆、壶、罐、鬶、盆、盘、大口尊和石钺、石凿、石锛、玉玦、玉坠、玉璜、玉镯等65件，为第一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

　　墓地等级象征着聚落等级，聚落的等级分化表明崧泽文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必然导致崧泽社会发生质的变化。

　　太湖北部最高等级的墓葬多随葬大口尊和钺。大口尊象征着祭祀权，钺象征着王权。既随葬大口尊又随葬钺的大型墓葬，表明墓主是祭祀与王权的掌控者，象征着“崧泽古国”是以王权为基础的一元统治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形态。

东山村M90出土的大口尊和石钺

　　东山村大型墓葬的年代距今5800年前后。东山村遗址群的出现，表明至迟在崧泽早期太湖北部已出现原生型的“崧泽古国”。

　　太湖南部也普遍发现崧泽墓地。根据太湖北部的分级标准，以顶级墓葬作为墓地等级的代表，太湖南部的崧泽墓地可分为四个等级，缺乏第一等级的墓地。

　　以顶级墓葬作为聚落等级的代表，太湖南部的聚落等级明显低于太湖北部，太湖南部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也落后于太湖北部。

　　崧泽时期的太湖流域出现聚落的群聚形态，并出现以高等级遗址为中心与周边不同等级的遗址构成遗址群。

　　张老师根据太湖流域遗址的分布，分为东山村遗址群、张陵山遗址群、南河浜遗址群、章家埭遗址群和吴家埠遗址群，遗址群的构成表明东山村遗址群的等级规模高于张陵山遗址群，张陵山遗址群高于南河浜遗址群，南河浜遗址群高于章家埭遗址群，章家埭遗址群略高于吴家埠遗址群。

　　聚落的群聚形态不仅反映了聚落组织的社会结构，而且反映了“崧泽古国”通过王权建立国家秩序，反映了“崧泽古国”在一元统治的政治体制下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社会组织。

　　接下来，张老师又简单介绍了“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

　　太湖北部西临宁镇丘陵，北望江淮平原。太湖流域周边有宁镇丘陵的北阴阳营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江淮中部的凌家滩文化。

　　距今5500年前后，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大量的崧泽文化因素，崧泽文化因素的大量外溢成为长江下游独特的文化景观。

　　距今5300年前后，“崧泽古国”打破了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的相对平衡。强大的国力和信仰的魔力成为“崧泽古国”西征北伐的动力，“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彻底摧毁了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昔日的璀璨，北阴阳营文化、龙虬庄文化、凌家滩文化的发展戛然而止。

崧泽时期长江下游考古学文化分布图

　　太湖流域周边诸考古学文化的突然消亡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崧泽古国”西征北伐在太湖流域产生的显著效应是崧泽文化华丽地蝶变为良渚文化，“崧泽古国”平稳地过渡为“良渚古国”。

　　距今5300年之后，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都成为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北阴阳营文化、龙虬庄文化、凌家滩文化再也没能兴亡继绝，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独领风骚。

　　在介绍崧泽文化与“崧泽古国”之后，张老师又介绍了良渚时期的太湖南北。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良渚文明是夏王朝建立之前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古国文明。宗教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成为社会权力的支柱，原始宗教与神巫政治在良渚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太湖北部的良渚文化遗存多为墓葬，墓葬形态、墓地等级是良渚社会形态的客观表述。随葬器物中，玉制礼器具有明确的象征性，玉琮、玉璧象征着墓主生前掌控着良渚社会的神权，玉钺象征着墓主生前掌控着良渚社会的王权，琮、璧、钺也因之成为良渚社会的文化符号。

　　玉制礼器数量、等级是墓葬等级的象征。以随葬玉琮、玉璧、神巫形玉佩的数量作为各墓地的顶级墓葬的代表，以随葬多节玉琮、单节玉琮、神巫形玉佩等玉制礼器作为划分墓葬等级的标准，将太湖北部的良渚墓地分为五个等级。

　　随葬器物是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随葬器物可管窥太湖南北的文化差异。

　　太湖南部反山墓地的随葬器物中玉璧多于玉琮，而太湖北部寺墩墓地的随葬器物中则玉琮多于玉璧。

太湖南北随葬器物的比较（左：寺墩M3，右：反山M23）

　　玉琮形态可分为单节、多节两大类，单节玉琮饰细密繁缛的兽面纹，多节玉琮饰简化兽面纹。太湖南部流行单节玉琮，太湖北部流行多节玉琮。单节玉琮与多节玉琮不仅存在着形态的差异，可能还存在着祭祀功能的差异，即不同形态的玉琮当有不同的功能，当有着不同的器名。

单节玉琮与多节玉琮的比较

　　单节玉琮上饰有繁缛兽面纹，太湖南北的兽面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兽面纹的差异标明太湖南北可能存在着崇拜神祇的差异，存在着祭祀对象的差异。

太湖南北玉琮上的繁缛兽面纹的比较（左：反山M12出土，右：寺墩M4出土）

　　太湖北部随葬的神巫形玉佩的器身镂空，下部为人形，戴高耸的尖冠。太湖南部仅海宁朱家兜M5出土1件。

太湖南北出土的神巫形玉佩（左：赵陵山M77出土，中：张陵山M5出土，右：朱家兜M5出土）

　　三叉形玉器、半圆形玉牌出土于太湖南部，太湖北部不见。

太湖南部的三叉形玉器与半圆形玉牌

　　流行于太湖北部的多节玉琮、神巫形玉佩对太湖南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流行于太湖南部的三叉形玉器、半圆形玉牌对太湖北部未产生任何影响。

　　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由良渚古城、反山王族陵寝、莫角山神庙宫殿、瑶山和汇观山祭坛墓地、卢村和子母墩祭坛、美人地贵族居住区、文家山和卞家山等中型聚落、塘山长堤和鲤鱼山——老虎岭水坝、茅山古稻田、中初鸣玉作坊构成了良渚遗址群，“良渚遗址群”反映了“良渚古国”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分区，体现出太湖南部的“良渚古国”的国家形态。

良渚遗址群示意图

　　寺墩墓地的年代为良渚文化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与反山墓地第一阶段的年代相当。反山是太湖南部等级最高的墓地，寺墩是太湖北部等级最高的墓地，寺墩墓地出土过大玉琮和大玉璧，寺墩墓地的面积大于反山。以寺墩遗址为中心，寺墩与周边的高城墩、青城墩、城海墩、箬帽顶、象墩、姬墩山等遗址同样反映了“良渚古国”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分区，体现出太湖北部的“良渚古国”的国家形态。

寺墩出土的大玉琮（射径17厘米）

大玉璧（直径30.3厘米）

寺墩遗址群分布图

　　张老师认为，“良渚遗址群”为太湖南部的政治中心，“寺墩遗址群”为太湖北部的政治中心。太湖南部“良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约34平方公里，根据寺墩与高城墩、青城墩遗址的地理位置推算，太湖北部“寺墩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大于“良渚遗址群”。

　　太湖北部除“寺墩遗址群”之外，还有以福泉山遗址为中心的“福泉山遗址群”。太湖北部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等级的遗址群，表明太湖北部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可能高于太湖南部。

　　“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是“良渚古国”并立的政治中心，太湖南北的“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构建了我国文明起源的“双子星模式”。

　　张老师指出，良渚时期的太湖流域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由以王权为主导的“崧泽古国”迈进了以神权主导的“良渚古国”，由崇尚暴力的王权国家转型为崇尚神灵的神权国家，由军事独裁制的“崧泽古国”转型为“原始民主制”的“良渚古国”。

　　最后，张老师对太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作出了整体梳理。

　　马家浜文化为东方文明的摇篮。马家浜时期的太湖流域存在着东、西两个互有向心作用的文化中心，其文化相互渗透并相互影响；距今6300～6000年前后，太湖北部出现大型聚落和特大型聚落，并出现了原始的宗教礼仪和最初的军事权力，诞生了文明的基因，初现了文明社会的曙光。太湖北部的东山村遗址为马家浜时期的中心遗址，太湖北部的氏族首领掌控着草鞋山类型和骆驼墩类型，太湖北部的文明化程度明显高于太湖南部。

　　距今6000～5700年前后的崧泽早期，太湖流域开启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东山村遗址群—→张陵山遗址群—→南河浜遗址群—→章家埭遗址群—→吴家埠遗址群成为“崧泽古国”金字塔形社会架构的真实写照。以东山村遗址群为代表的太湖北部率先进入了古国阶段，“崧泽古国”的出现将我国的古国时代提前至距今5800年，东山村墓地的发现奠定了太湖北部在“崧泽古国”的中心地位。“崧泽古国”处于部落社会向部族社会的转型时期，并形成太湖流域的民族共同体。距今5500～5300年前后，“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毁灭了太湖流域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太湖流域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毁灭铸就了“良渚古国”的辉煌。

　　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分庭伉礼，平分秋色，构成了分居太湖南北的两个政治中心。由于神权的张力，导致太湖南北出现神祇信仰的差异；由于王权的张力，导致太湖南北出现“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出现反山王陵区与寺墩王陵区。根据礼仪用器出现的差异性推测，“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可能分属同一民族共同体中的不同族群。

　　太湖流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轨迹和社会文明化的演进模式，反映了我国文明起源存在着多种模式。由强化“政治民族”的“崧泽古国”转型为强化“文化民族”的“良渚古国”，由王权统治的“崧泽古国”转型为神权统治的“良渚古国”，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独树一帜的“太湖模式”。

　　讲座结束后，裴安平教授就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他指出，张老师的研究给予了两点重要的启示：其一，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满天星斗”，群星灿烂；其二，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包括太湖地区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引领了第一波浪潮，我们有必要予以充分重视。在现场热烈的掌声中，学术报告最终圆满落下帷幕。（文：张新泽 韩茗 图：张敏 秦卓淼 方可心）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