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2日晚上18点，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在线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课堂，带来了《蒙古国后杭爱城和日门塔拉“三连城”的考古发掘与匈奴城址》的专题讲座（图1）。讲座由《北方民族考古》课程教师王晓琨副教授主持，课堂全体学生以及线上的近200名观众参与了讲座。

图1 讲座海报

　　陈老师的讲座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蒙古及蒙古国考古基本情况；二、日门塔拉“三连城”的考古发掘；三、匈奴城址的概况；四、探讨匈奴城址的性质。同时详细梳理了蒙古国“三连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并在讲座尾段对三连城的研究、传承、保护与展示做了积极的展望。

　　一、蒙古及蒙古国考古基本情况

　　蒙古高原自古以来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域，史书上记载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在蒙古国都得以窥见。近年来蒙古国的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考古发掘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是蒙古国考古的开端，最早是沙俄学者探险考察与盗掘式考古发掘，代表人物有雅德林采夫、拉德洛夫等等，重点是对诺颜乌拉匈奴墓葬进行发掘。第二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80年代：蒙古国本土考古力量的发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代表人物有普尔列、吉谢列夫等等。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蒙古国广泛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合作，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考古项目，取得了一些重大考古发现，逐渐建立起蒙古国考古学文化的框架和谱系。例如：查干阿贵、匈奴大型贵族墓地等等。第四阶段为21世纪初至今：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多学科合作研究和科技考古手段不断加强，进一步完善考古学文化序列，主要成就有建立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发展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在蒙古国发现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如：青铜时代的孟海尔汗文化墓葬和萨格赛类型墓葬（图2），青铜时代的赫列克苏尔文化遗存，最大的匈奴墓——高勒毛都二号墓，还在距今八十万年左右的查干阿贵洞发现了早期人类遗址……

图2 萨格赛类型的墓葬

　　中蒙合作考古发掘于2004年开始起步，内蒙自治区文物局在蒙古国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于2005年进行了广泛的考古发掘和调查。2005-2018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对蒙古国境内的15个省、市地区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合作发掘了各类型遗址累计达20余处。发表汉蒙双语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共4本，简报及学术论文共计20余篇。中蒙考古发掘合作具有宏观上的意义，可以丰富和完善我国整个北疆考古学文化谱系，了解蒙古国境内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同时也可以促进中蒙两国友谊和友好往来。

　　二、和日门塔拉“三连城”的考古发掘

　　和日门塔拉遗址位于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西30公里处的和日门塔拉草原。该遗址三面环山，南面4公里处为东西流淌的塔米尔河。遗址由东西相连的三座城址组成，因此也俗称“三连城”。20世纪50年，X普尔列、道尔吉苏荣等蒙古国老一辈考古学家曾对该城址进行调查，普尔列绘制了城址示意图。2001年，蒙古国国立大学的巴特赛罕对城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绘制了城址平面图。美国考古学家David E. Purcel对城址进行了测绘，将城址编号为塔米尔河2号遗址，三座城分别编号为A、B、C。2005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对此城进行了调查。2014-2019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由西向东将三座城址分别编号为Ⅰ、Ⅱ、Ⅲ号城址（图3）。

图3 三连城的平面布局

　　首先对西城城址进行了局部发掘，经勘测发现城址的居中部位是最大的建筑台基，周围分布四个小型的建筑台基。在解剖建筑台基边侧的时候，发现有明显的夯层、柱础还有白灰面。下图是考古发掘的具体平面图（图4），通过探沟剖面复原，发现IA原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大型土木建筑台基。台基用红土堆垒而成，基底东西长30.5米，南北宽19.8米，向上略有收，土台边缘高度为1.45-1.77米，中心顶部现存高度最高为3.1米。西城中心土台（IA）前的小土台（IB）的TG7内出土有木头，采用碳14测定，初步断定是在公元前21世纪，即匈奴时期。在清理建筑台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墓葬M1，该墓葬与居中的建筑台基是打破关系，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具有时代特点，其中出土了一个“凸”字形的项圈（图5）可以将墓葬的年代是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后陈老师团队对墓葬做了具体年代的测定，是处于公元335到535年之间。

图 4 西城中心建筑的平剖面图

图5 墓葬出土的弓形项圈

　　另外陈老师团队也对建筑台基的附属建筑做了局部解剖，发现中心台基与小型建筑台基之间有踏道相连接，在踏道的边缘分布很多小柱洞，柱洞大部分是贴着建筑台基的。在城址还中发现了少量但有时代特点的陶片，与周边地区发现的匈奴时期陶片形制相似。同时也对西城东墙和城门也进行了发掘，发现西城东门为单门道，门道宽5.8米，门道内有坚硬的踩踏面。门墩保存较好，向上略有收分。南门墩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8.65米，南北宽4.83米。高1.53米。

　　西城考古发掘之后，发掘重点转移到中城。中城中心建筑的IIA土台发掘前呈覆斗形，形制规则，顶面平整，东西两侧有踏道迹象。底边东西长43米，南北宽40米。顶边东西长32米，南北宽27米。土台高2.5米。发掘过程中将踏道清理，发现大部分柱洞都填有碎石块，残存有木屑，也发现了相应的遗物，如铜泡钉。IIA为红土堆筑，形制规整，堆积层次均匀。底边发现超大型柱洞，为半壁柱，间距3.5米。推测应有一周柱洞。因此，IIA可能为一座大型土木建筑的台基。从柱洞的分布的情况、踏道的走向，和其他附属遗迹来看，该大型的建筑台基构造和布局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未能发现更多具有较明确年代信息的遗物。

　　发掘团队在清理建筑台基的居中部分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遗迹现象：一具非常整齐的羊的头骨和肢骨（图7），头骨和肢骨不是凌乱的，而是有意地整齐摆放，这一重大发现是确定该建筑台基性质的重要依据。

图6 IIA的建筑形制

图7建筑台基中间部分清理的羊的头骨和肢骨

　　2017年全面揭露中城中心台基(IIA)与左前方小台基(IIB) 以及二者之间的红土连接道。发现IIA土台呈覆斗形，正南北方向，西侧有斜坡形踏道，东部有抱厦。土台顶部平整，距地表现高2.85米。台体由红土堆筑，周围发现36个直接约1米的大型圆形柱洞。覆斗形台面的斜坡面上也有一周大型柱洞。根据土台的形制结构推测台体及周围共有100个大柱洞。推测为间宽、面阔各九间的一座规模宏大、建筑考究的大型土木建筑基址（图6）。

　　关于三连城的形式和结构，相关建筑专家也进行了建筑形制上的复原（图8）。三连城与克鲁伦河上游的匈奴城址—特日勒金古城的布局和建筑结构基本相类似，而且三连城出土的陶片和匈奴时期其他墓地发现的陶片，装饰风格和纹样也是一致的（图9）。最后通过地层学、类型学和碳十四测年，确定了“三连城”的年代为匈奴时期，结束了考古学界对于城址年代的争论。陈老师团队把三连城整体做了测绘，发现和日木塔拉城址的布局非常注重对轴线对称，中心建筑位于轴心。每座城中心都有一座大台基和一座小台基，二者以踏道相连，形成了匈奴城址中最富特色的建筑组合，也成为匈奴城址断代的标志性建筑。（图10）

图8 城址的复原

图9 三连城出土陶器与匈奴墓葬出土陶器的对比

图10 三连城的中轴线

　　三连城布局独特，与中原同时期城址的布局结构有明显差别，显示出自身文化的强烈特质。在发掘中城中心建筑时，既没有发现取暖设施，也没有发现灰烬，生活遗物极少，排除了长期居住生活的可能性。城内其它区域也无生活、生产形成的文化层和相关遗迹现象，明显具有临时性、季节性使用的特点。其规划严谨，建筑考究，显示了该城址具有很高的规格。中心建筑的结构特殊，表现出浓厚的礼制性特点。同时，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羊的头骨和肢骨被完整地摆在建筑台面上，该遗迹现象进一步可以推断三连城与祭祀有直接关系。因此，最后推断和日木塔拉城址是具有特殊功用的礼制性城址。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有记载“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蹄林，课校人畜计”。从文献中记载可以看出，匈奴有单于庭、茏城、蹛林等行政、祭祀性场所。一些学者认为，单于庭、茏城、蹄林大致位于鄂尔浑河流域一带。和日门塔拉城址所反映出的礼制性和季节性特点，正好符合文献中定期用来举行礼仪、祭祀、会盟等活动的“龙祠”，或许就是“龙祠”类城址中的一种或者是其中的某一处。

　　三、匈奴城址的概况

　　20世纪20年代，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发现伊沃尔加匈奴古城。近十余年，蒙瑞(瑞士)、蒙俄、蒙韩等国际考古队分别发掘了宝日高勒河匈奴聚落遗址和克鲁伦河上游的特日勒金古城、瓜道布城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蒙古国匈奴城址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区域：塔米尔河下游与鄂尔浑河中游区域、土拉河下游区域和克鲁伦河上游区域。为了将和日门塔拉城址与周边匈奴遗存进行对比，中蒙联合考古队还对三个区域的匈奴时期城址与聚落进行了专项调查。

　　塔米尔河下游地区：

　　塔米尔河是蒙古国中部地区较大的河流之一。该区域匈奴遗存异常密集，共调查3座城址与3处大型墓葬群：哈拉赞高勒城址、和日门浑迪城址、查干朝鲁图城址、呼都格陶勒盖墓地、苏勒碧墓地、乌兰和硕墓地。

　　鄂尔浑河中游地区：

　　鄂尔浑河发源于杭爱山(燕然山)北麓，汉代称安侯河。该区域内目前仅发现道布德勒斯城址，城址位于鄂尔浑河西岸，东距河谷12.5公里，东南距乌力吉特苏木26.5公里,南距和日门塔拉城址约60公里。平面呈平行四边形。城内中心有1座覆斗形土台，西南另有3座低矮的小土台。地表未发现陶片等遗物。

　　土拉河下游流域：

　　土拉河发源于肯特山西南麓，汉代称“余吾水”。该区域城址均位于土拉河南岸、西岸，迈罕山南北两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迈罕乌拉城址群，该城址群规模形制与和日门塔拉城址相似，只是保存状况普遍不佳。

　　克鲁伦河上游流域：

　　克鲁伦河发源于肯特山南麓，汉代称为“弓卢水”。该区域城址分布集中，均坐落于克鲁伦河上游右岸，由北至南共发现5座。该区域内还发现多处金属冶铸与制陶遗，分别是：特日勒金四方城址、布日和因四方城址、忽热道布城址、温都尔道布城址、高瓦道布城址。

　　四、探讨匈奴城址的性质

　　匈奴城址的性质也是近几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匈奴的名称从史书可以看到相关记载，如：荤粥、鬼方、猃狁等等。龙城在不同史书也都有相应的记载，国内学者曾经指出龙城有两部分，一部分有漠北的龙城，一部分是漠南的龙城。目前学术上以漠北的龙城为主要的研究方向。燕然山的地理方位会决定匈奴的政治中心所在，永元元年燕然山铭的发现对判定漠北龙城的具体方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辽史》卷九三《肖图玉传》:“开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师阿里底杀其节度使，西奔窝鲁朵城，盖古所谓龙庭单于城也”。史料中的龙庭单于城实际上指的是匈奴时期的城址。

　　萨仁毕力格在最近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认为，漠北地区曾经存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匈奴政治中心，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共分布6座匈奴城址，其中呼热特道布城址面积最大，结构复杂，发现人工水池、云纹瓦当等显示高等级建筑特征的遗迹遗物，周围还分布有大小型墓地和手工业遗址，该城可能是匈奴在漠北地区最早建立的政治中心。鄂尔浑-塔米尔河谷分布有和日门塔拉城址、哈日嘎尼都尔沃勒金（出土“天子单于”文字瓦当）城址等大型聚落遗址，周围还分布有多处大型墓地，该地区应该是西汉中期以后的漠北匈奴政治中心。（图11），这是按照城址的规模、形制以及周围遗存的分布特征等情况判断的，是最新研究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

图 11 匈奴的政治格局

　　最后陈老师把近几年对匈奴城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做出来如下总结：一、通过对和日门塔拉遗址的发掘，对于认识该类型城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资料，也证实了匈奴有城。这与《史记》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有出入。二、通过考古调查，我们对蒙古国中东部地区的匈奴城址与聚落遗址的分布、数量、形制及功能等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城市结构布局具有统一性，以祭祀性建筑为主。三、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塔米尔河流域的三连城，是匈奴的“龙城”的核心区域，龙庭所在。

　　随后，与会师生共同观看陈老师团队在蒙古国考古实习纪实的短片，并与陈老师就三连城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冯鹏锦同学：“老师，您好，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南杨家营子墓地也存在以羊头与羊腿埋于一墓之中的情况，您认为这两个发现和三连城殉牲的情况是否存在联系？另一个问题，在祭祀遗址与墓葬中都出现的以牲畜的头和蹄作为殉牲，他们的意义是一致的吗？”

　　陈永志老师：“第一个问题，游牧民族以游牧作为重要的生活方式，以牲畜、羊或者牛作为拥有的财富的象征。历史是发展的，文化也是延续的。在蒙古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学调查过程中，也会发现现代人用羊头或者是用其他的动物的头颅进行祭祀的场景。无论什么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想法都是类似的，殉牲现象在文化上也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第二个问题，墓葬和祭祀都是要把珍贵的财产奉献给神灵或者值得尊重的对象。无论是祭祀还是埋葬，都会把牲畜头蹄作为表现财富的象征，因此它们的意义也是一致的。”

　　王灿同学（线上）：“老师，您好，在三连城中是否有居住类遗迹现象？”

　　陈永志老师：“目前我们调查和发掘匈奴时期的城址，还没有发现明显居住类的遗迹，但是在城外其他地区发现过一个匈奴时期的居住遗址，它是半地穴式的形制，配有取暖设施、铺有坚硬的石板。虽然三连城的功能主要是祭祀，但是匈奴并不是完全是按照四时迁徙的生活方式生活，其他学者在蒙古国也发现过匈奴的居住遗址，这个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索。”

　　王傲同学：“老师，您好，您在这个发掘过程中是否还发现其他的关于祭祀遗址的证据呢？”

　　陈永志老师：“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要进行深入研究的，我认为这个羊头可能只是单一的一种现象。经过对建筑台基的考古发掘，我们还找到了一些相应的踩踏面，踩踏面的厚度比较大。同时台基的平整程度也不是相对水平的。因此，我们推测还应有一些羊头摆放，推断是后期的人为活动破坏了相应的遗迹。”

　　在课堂最后的总结环节，王晓琨老师首先非常感谢陈永志老师的精彩讲座，同时更祝贺他们在蒙古国的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因此，需要我们国内的学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取得在国际学术高地上的发言权，发出中国考古的声音。早在十几年前，陈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抓住了蒙古国这个学术前沿阵地，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发掘探索，最终发现三连城这样重要的城址，这充分体现了陈老师和他的团队的高度学术自觉和敏锐的政治意识。另外，从三连城的发掘中，我们能看到规范的城市考古操作方法和实践，既有大范围的解剖，更有精细的发掘，非常值得人大考古学习和借鉴，相信同学们对北方民族考古的相关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本次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近期我们还会邀请相关的考古学者，继续走进《北方民族考古》课堂，继续对北方民族考古的热点问题继续进行讨论。（执笔：任晨琪）

（图文转自：“人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