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1日晚，“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窟寺考古系列讲座”第五讲在线上平台顺利进行。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韦正教授带来了题为《云冈石窟的营造次序与分期》的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老师主持。

　　韦老师的讲座考察了云冈不同洞窟开凿过程中的共时性，力图回归石窟营造的历史现场，推导营造的整体时空顺序，提出分期的补充意见。讲座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引言，韦老师详细论述了研究思路与结论。第二部分从第7、8窟的时空意义入手，对云冈二期其他洞窟的顺序进行再探讨。第三部分是归纳与小结。

　　一 引言

　　宿白先生在云冈石窟的年代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提出第二期石窟共有五组并且给出了部分洞窟的详细营造年代。

　　韦正老师在宿先生的理论指导下，对部分石窟现象进行思考与再讨论。首先，韦老师对云冈二期石窟的精确年代划分呈保守态度，认为结合空间整体考虑，洞窟年代的划定应更为宽泛。其次，使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云冈石窟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云冈开展类型学研究的条件并不充分，第二期洞窟数量少、不足以形成归纳。文献也易产生不同理解。再次，针对本讲重点关注的第7、8窟，韦老师认为其与昙曜五窟的先后、共存关系仍需讨论。

　　由此，韦老师希望暂时撇开类型学和文献，仅从石窟特征出发研究分期，尤其对以往讨论不多的石窟各区关系加以关注，从规模大小、特征有无等更客观因素入手，在宿先生成果的基础上对分期提出补充意见。

　　二 第7、8窟的时空意义与云冈二期洞窟的顺序问题

　　韦老师认为，第7、8窟与昙曜五窟不适合作对比。二者体量和形式的巨大差别可能源于开窟者的个人选择。同时也不可忽视7、8窟与昙曜五窟的诸多相似之处，如造像风格、装饰特点。即，第7、8窟与昙曜五窟关系十分密切。

图1：龙门石窟北魏洞窟的分布情况

　　从空间角度来看，7、8窟距离昙曜五窟较远，其斩山与所需的道路铺设等前期工程也较大。因此，开窟者的选址意图值得深究。韦老师将昙曜五窟与第7、8窟的关系归纳为“主窟+卫星窟”。与之相似的空间组合在北魏石窟中并非孤例，如云冈第5、6窟与第9、10窟、宾阳三洞与其他龙门北魏洞窟等。由此，北魏皇家洞窟的选址布局应具有某种特殊性。

　　根据上述分析，韦老师推测昙曜五窟和第7、8窟很有可能是云冈营造史上最早出现的七座洞窟。第7、8窟在昙曜五窟动工不久即开凿，很可能是昙曜及一批达官显贵为文成帝和冯皇后（也可能是为昙曜自己）所开之窟。之所以选择在昙曜五窟东部的另一区域开凿，其目的是避开昙曜五窟所在的“神圣区域”。

　　沿袭第7、8窟的分析思路，韦老师进一步考察了第3窟与第1、2窟的位置关系。

图2：云冈第3窟与第1、2窟的位置关系

　　第1、2窟与第3窟联系紧密：窟前具有相同的立体双塔结构，所处区域也较独立。第3窟由于体量极大，可被视为帝王窟，但在云冈二期未完工。宿白先生曾指出，大型石窟的突然停工往往和政治因素有关。据此，韦老师猜测第3窟的开凿可能与献文帝有关；主体未凿出即废止可与献文帝逊位身死相联系。进一步推论，“为帝王开窟”可能是北魏一朝的习俗。

　　综上所述，韦老师认为献文帝和孝文帝登基后可能都另开了大窟，即第3窟和第5、6窟，它们有自己的卫星窟，分别为第1、2窟和第9、10窟。此外，大概自孝文帝即位不久，民间经济力量就介入到云冈的石窟营造活动中来，其证据是第11窟中的“太和七年”题记。

　　三 结语——一种“推论”

　　以往云冈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样式论、考古类型学并结合对于文献的详细解读，由此得出单线式分期。韦老师认为，时间上新老交错、空间上多头并进的演化状态才更接近云冈营造的历史实际，单线式的发展模式不存在于实际营造过程中。

　　通过淡化以往年代学研究所重视的石窟具体特征，谨慎地使用文献资料，关注石窟营造在空间上的总体过程和分布状况，韦老师得出如下认知：

　　第一，关于阶段划分。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共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昙曜五窟诞生，不久在东部出现第7、8窟，相当于昙曜五窟的卫星窟。第二阶段第3窟诞生，同时或随后在东部出现相当于卫星窟的第1、2窟。第三阶段第11、12、13窟出现。第四阶段第5、6窟诞生，第9、10窟作为卫星窟出现在第7、8窟之西。

　　第二，关于对应关系。第7、8窟的主窟是昙曜五窟，对应的是包括文成帝在内的太祖以下五帝。第1、2窟对应的主窟是第3窟，对应的人物是献文帝夫妇或献文帝与冯太后。第9、10窟对应的主窟是第5、6窟，对应的人物是孝文帝与冯太后。（记录 | 施梦尧）

（图文转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